● 颜坤琰

聂绀弩（1903—1986），中国作家、古典文学学者，湖北京山人。他一生编过的报刊很多，但每种刊物参编的时间都较短，最长的不过一年，且都是副刊，所以，学者夏和顺戏称他为“短命副刊编辑”，更多的人赞誉他是“副刊圣手”。

1943 年秋冬的一天，聂绀弩离开广西桂林到了陪都重庆，在重庆短短4 年间，他相继担任《真报》《客观》《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他所编辑的这些副刊，充分体现出他办刊的个性和特色，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编辑《真报》副刊

1945 年五六月间，聂绀弩辞掉位于重庆江北董家溪的私立建川中学的教职，受《真报》邀请，为《真报》编辑副刊。

赵则诚在《颂绀弩》中回忆：

《真报》是几个朋友集资办起来的报纸型的周刊，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些，拉到的股本比较多些，就由我担任报社社长。《真报》，名为报，实际是周刊，向国民党政府登记时就叫《真报周刊》，不过，采取的却是大报的形式，印的报头也是学了《新华日报》的版式，“真报”二字尽量大，“周刊”二字则可劲地小。这样做，有我们的私心，想发展成日报。当然这只是幻想，因为国民党限制出版报刊，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和用心，路人皆知，但是，“幻想”有时也产生某种力量。

该副刊最初聘了一位熟悉英美文学的知名人士担任主编。后来有人推荐聂绀弩，赵则诚怕请不来，因为聂绀弩在文坛上名气大，资格老。同时有人说聂绀弩倔，好骂人，难相处。赵则诚说，好骂人，无所谓，你不惹他，他总不能骂人。难相处，也没什么，迁就迁就就是了。其实，赵则诚心里的想法是根本请不来。谁知过了几天．去请的人回来说，聂老都不计较，答应来！这消息令人喜出望外。第一次见面叙谈就在报社。《真报》初创时条件很差。报社以5 年为期，租了七星岗兴隆街一幢临街小楼，聂绀弩后来在文章里把它戏称为“通远楼”，因为这里邻近重庆名声响亮的通远门。楼身两层，二楼天棚上有所谓的阁楼，但站不起身来，只能爬上去睡觉，这就是职工宿舍，其简陋之状可想而知。

虽然许多人那时都已称聂绀弩为“聂老”，但他实际只40 岁出头。因为个子高，跟人讲话时身板就多少有点俯就，侧看则是躬着身子。他两眼炯炯有光，面色微黄而黑；一口湖北腔，他这异乡人的口音给多为外省流亡到重庆来的报社同人异样的亲切感。没几天，聂绀弩就搬到报社住，不过报社没让他住阁楼，而是住的一间正屋。朝夕相处，大家都把他当作兄长。聂绀弩外面事多，每天回来得晚，大家都叨念他，连当初说他难于相处的那位同人也宾服了。

《真报》每期稿子大都由内部几个人分工编写。外稿欢迎，但没有稿费。工作人员也是没有工资的，但管吃管住。

聂绀弩的任务就是主编副刊。因为太忙，报社又请来“七月派”青年诗人庄涌做他的助编。聂绀弩给副刊取名为《桥》，他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一本外文杂志上找来一幅漫画作刊头，画面上有一座桥，桥上桥下都有行人，画幅下面一行小字：“马可波罗就从这座桥上走过，至今还是老样子。”当时距马可波罗来华已有600 多年了。画面讽刺历代封建统治者，尤其直指国民党政府治绩差，社会没活力。内行人常讲：“办报纸要编辑有术。”聂绀弩这第一招就使《真报》的同人折服了。

由于聂绀弩名声在外，文艺界的友人众多，因此，招来不少重要稿件，如冯雪峰以“画室”为笔名的谈时局的长篇论文、臧克家的新诗、骆宾基的小说和杂文……当时重庆文化机构文化名人云集，单是日报就有十几家，国民党的官报且不论，除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副刊，大概很难在其他报纸的副刊上见到这么一连串的鼎鼎大名了。所以《真报》一出版，就令读者刮目相看。《真报》在陪都重庆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可以从其他杂志对《真报》的介绍中看出来：“第一期印了五千份，一出门就争购一空，外埠的四千份订户就不得不再版了。”（沙浪：《〈真报〉——全国唯一大型周刊》，载《读者》1945 年4 期）

抗战时期聂绀弩在桂林留影

副刊《 桥》 占了《真报》一个整版的版面，每期万余字。征稿、修改、编写、定版式等，即便是有庄涌当助手，聂绀弩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虽然说好请他来只编副刊，但聂绀弩到报社后什么都干，他自愿当外勤记者，做了大量采访工作，采访了不少知名人士，写出一篇篇内容丰富、扎实有力的长篇人物专访，如《陶行知访问记》《黄炎培访问记》等。

赵则诚在《颂绀弩》中回忆：

其时，绀弩文章的锋芒已登峰造极，他那些对敌人嬉笑怒骂的文字，岂止匕首而已。办报者既要敢言，尤其要能言，要看出问题来，讲出道理来，还要有文采，方才叫人读来喝采不止，印象深刻。我记得很清楚，报社内部的同志嗜读绀弩的文章，所谓“先睹为快”，就不说了。来自报纸排字房的赞扬声就太不寻常了。《真报》小本经营，谈不到自己印刷，是由《国民公报》社承印的，每周交稿时确定捡字拼版的日子，我们就有几个人去随时校对、画版样。我们曾几次看到、听到排字工人擎着绀弩的稿子边念、边捡字、边叫好的情景，每到此时，我们都忘了那是重庆的仲夏夜，内心像穿上合身的新装那样熨帖。我干报馆那时已经十年了，还不曾见过这样的事。大家回报社跟绀弩讲时，他只莞尔一笑。

《真报》是小报，但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影响，不但赢得读者的喜爱，也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注意，得到周恩来的赞赏。赵则诚在一份材料里这样写道：

《真报》谈不到是革命的，最多也只能是揭露了蒋管区的一点黑暗，反对了蒋帮打内战的罪恶行为。但就是这样，却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

聂绀弩传达周恩来指示说：“周副主席讲：《真报》的方向是对的，应该继续努力；这样的文章有作用，路子对，要力求进步。”

在另一份材料里，他写到当时的聂绀弩：

我清楚记得，他传达周恩来指示时是很郑重其事的，对周恩来的亲切尊重的情感，也能看出是很真挚的。再三叮嘱不要因为周恩来对《真报》有所肯定而骄傲起来，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周恩来的期望。

《桥》办了4 期，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双十协定》的签定似乎开启两党合作建国的新纪元，在这样的新情势下，《真报》继续讽刺蒋介石政权已经不适合，再加上经费局促，报社运转维艰，1946 年3 月，《真报》悄悄地谢幕。

编辑《客观》副刊

1945 年秋，国共《双十协定》签定后，著名评论家、报人储安平与在桂林主办过《力报》的老板张稚琴合作，创办一份时事政论性期刊《客观》，张稚琴出资任经理、发行人，储安平任主编。储安平想把刊物办成一份进步的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的刊物，因此，利用留英时期的关系，联合深受英国自由主义熏陶的知识分子朋友来办刊。储安平邀请留英学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等担任编辑；张稚琴找到《力报》旧部、左翼作家聂绀弩担任副刊编辑。

《客观》于1945 年11 月11 日创刊，这是一份八开的大型周刊，创刊号上，储安平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我们立场》一文，指出：

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可以看出，主编与编辑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各守一个摊，各负各的责。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华中华北传来内战爆发的消息，企盼和平建国的各阶层民众忧心如焚。聂绀弩也不希望国共内战，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让国家走上中兴之路。他将自己的新诗《命令你们停战》发表在《客观》创刊号上。聂绀弩在诗中将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重庆的左翼文人严厉批评聂绀弩，甚至还惊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批评聂绀弩，认为我们是革命的，即使蒋介石不打我们，而我们先打，我们也是正确的”（刘军：《聂绀弩的“反战诗”》，载《新文学史料》2018 年第3 期）。聂绀弩很快写了《感谢与寄慰》（载《客观》1945 年第4 期），诚恳地承认自己思想上“跌了一跤”，而且跌得非常惨重。

储安平对聂绀弩《命令你们停战》这首诗并不感兴趣，也无意批评，只是在《客观》第2 期的文章《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中感叹道：“悲哀得很……人民虽然反对内战，而舍呼吁之一途外竟无他路可循，呼吁始终是呼吁不是命令，今日中国人民还没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内战的人停止内战！”

1945 年11 月26 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以民生主义为中心，改善民众生活，推动经济建设，重视人才的演说。储安平随后写了题为《蒋主席的新演词》的文章，发表在《客观》第5 期上。文章评论蒋介石的演讲：“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篇象征我们的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必须步入另一个新时代的演说。”对蒋介石提出的充分训练技术人员、惩办贪污腐化之徒、承认私人的才干等，储安平在文章中都给予无条件的肯定。

储安平的文章见刊后，聂绀弩立即在第7 期《客观》上，以“绀弩”之名发表《伤风楼自语》一文，称“言论自由决不包含替宣讲圣谕”；随后又于12 月25 日写了一篇《韩青天》，该文于1946 年发表在《客观》第9 期，重提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审案、被阿谀奉承者称为“韩青天”的事，批评这是“阔人崇拜”心理。他说：“中国人的头脑系统，当以为无论什么知识，都是可以由一个人具备的。同时，封建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主义思想深中人心，形成一种阔人崇拜的心理，以为阔人就是具备一切知识的大知识者，以为阔人真是替人民伸冤的。”聂绀弩所说的“圣谕”，指的是蒋介石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上的演讲；“阔人崇拜”指的是储安平称赞蒋介石。聂绀弩这两篇杂文明显是针对储安平的。作家周健强说：“储安平发表了一篇吹捧蒋介石的文章，绀弩看不惯，就撰文骂储。”（周健强：《聂绀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945 年11 月14 日，《新民报晚刊》副刊主编吴祖光在副刊《西方夜谈》显著位置隆重推出《毛词·沁园春》，并配发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1月28 日，重庆《大公报》以《转载两首新词》为题，在显著版面转载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及柳亚子的和词，随即山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并发表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泾渭分明的评论文章。

《沁园春·雪》被蒋介石污蔑为“帝王思想”。他对陈布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知情者说》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一时间，陪都文坛掀起针锋相对的论辩。

12 月4 日，《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分别是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将毛柳的诗词唱和说成“奉和圣制”，将毛柳友谊说成是君臣关系。这两篇读者来信发表后，12 月29 日，聂绀弩发表一篇驳“帝王思想”的辩论文章《毛词解》（《客观》第8 期），说“毛词《沁园春》发表后，有人以为是封建残余，是帝王思想的表现。本月4 日《和平日报》副刊上董令狐先生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及杨依琴先生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可为代表”。聂文对董、杨两人对毛词的诋毁与曲解进行反驳，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述毛词的思想内涵和主题。他认为，毛词上半阕的头几句是“用雪、用白色、用寒冷来象征残暴的统治”，“而评论家反说作者欲与天公试比高，完全胡扯”；下半阕“翻成白话，不过说：强盗们，汉奸们，封建残余们！你们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吗？你们自己认为可以成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吗？你们错了！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些无知识、无思想的野蛮家伙……要在今天成为一个人物，必须理解的多一些，必须自己成为一个知识者乃至思想家，必须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试问这与封建余孽或帝王思想有一丝一毫的相同吗？不！刚刚相反，它是反封建的，反帝王的！”聂绀弩在《毛词解》中贬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后对此问题作了澄清，他说：“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毕桂发：《毛泽东如何评说历代帝王》，载《人民政协报》2015 年5 月23 日）“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毕桂发：《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解放军出版社，2002）可见，聂绀弩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本意。

储安平忧心聂绀弩把1945 年12 月29 日出版的第8 期副刊编成“毛词”专辑，无形中给《客观》打上“红色彩”，有违《客观》办刊之“客观”的初衷；同时也觉得聂绀弩与他打笔仗，作文人相轻之争，难以共事，遂生离意，在编完《客观》第12 期后，便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客观》。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载《观察》1947 年第1 卷第24 期）

《客观》自第13 期起，储安平主编的职务交由好友、原编辑、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吴世昌接任。原来出自主编储安平手笔的固定政论专栏“客观一周”上的文章，此后便由吴世昌来操刀；不过，储安平的大名仍列在“编辑人”之中，聂绀弩仍继续编辑副刊。

1946 年4 月，《客观》出版第18 期后因故停刊。

编辑《商务日报》副刊

聂绀弩赋闲没几天，在塔斯社重庆分社担任翻译工作的庄寿慈找上门来。几年前，聂绀弩与夏衍、秦似、孟超等在桂林创办《野草》杂志时，庄寿慈常有文章和译作在《野草》上发表。在桂林，庄寿慈与聂绀弩常有往来。庄寿慈介绍聂绀弩去《商务日报》编副刊《茶座》，聂绀弩爽快地答应了。

《商务日报》创刊于1914 年，是隶属于重庆总商会的一份民营报纸。抗战初期，军统特务曾掌控采编、经营大权，使它成了一张臭名远扬的反共报纸。后来，中共地下党员徐逸安、杨培新等进入报社，他们利用人事之间的矛盾，争取社长高允斌（重庆“三青团”负责人），把特务挤出去，终于使它转变成为一张与《新华日报》配合、专注于民族工商界人士工作的进步报纸。商务日报社坐落在曾家岩江边的半坡上，是一幢典型的竹木结构的一楼一底吊脚楼，下面是嘉陵江。房屋虽简陋，但传达室、编辑部、办公室、宿舍一应俱全。聂绀弩来报社那天，受到编辑部主任陈落及同人们的热烈欢迎。几十年后，陈落翻阅当年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聂绀弩今天搬来编辑部，付他一万元。”报社不仅住房像危楼，员工待遇也很差，吃的是掺杂有砂子、石粒、稗子的平价米，人称“八宝饭”；工资勉强能应付抽烟、看电影和乘公共汽车的开销。即使生活条件艰苦，报社同人照样日夜工作，而且干得很认真。他们唯一的享受就是在发完稿件之后，同聂绀弩一起坐茶馆聊天。住在编辑部的人，大部分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除了陈落、张白山、彭友今年龄在30 岁左右，其余如王石泉、帅士熙、帅雪樵、房子固等都是20 多岁的小青年。经常从采访部过来的梁柯平、夏宗禹还是初入新闻圈子的年轻记者。那时，聂绀弩已经40 多岁，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有传奇般的经历，他一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老大哥，成为大家亲密的朋友。陈落在《绀弩在重庆》中写道：

绀弩不是个滔滔不绝、善于言辞的人，即使坐在茶馆里，沉默寡言的时候也比较多。他抽着廉价的华福牌香烟，闭着眼睛，似乎在沉思什么，又似乎在倾听我们的高谈阔论。但是，当我们要他讲讲某一段经历或者文坛上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时，他总是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隐蔽事情的真相，不回避自己的缺点，使自己更像一个正人君子。他的坦率，甚至有点天真，常常使我们吃惊。他的不平常的经历，我们都是在茶馆里的闲谈中才了解的。记得起来的，他谈过在苏联的生活，不隐讳他对俄文一窍不通；1936 年护送丁玲到延安的传奇式经过；抗战初期在临汾、西安、延安的生活，以及一些作家感情上的纠葛，也有关于金华、桂林一段编辑生活，等等。他给我们的印象，不仅是一个从大革命浪潮中翻腾过来的战士，不仅是一个写散文和杂文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洞察中国社会、洞察各个阶层、各类人物的思想家，是一个饱经世故，从而认清社会变化规律，并为之奋斗的社会革命家。

聂绀弩在主持《茶座》时，一人编稿，还要写稿和组稿，连画版式、看大样，都一手操办。他托人请丰子恺先生画了《茶座》的刊头：一只茶杯，冒着热气，旁边烟灰缸上一两只烟头，半缕轻烟袅袅，寥寥几笔，生动地突出了“茶座”主旨，刊头字也写得遒劲有力。

聂绀弩还在《茶座》上刊载一些有现实意义的美术作品，方寸天地反映大千世界。他曾嘱采访部的夏宗禹，代他请丰子恺画一幅漫画《闻说邻家午饭香》，反映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知识分子同样濒于绝境。聂绀弩善于取舍题材，安排版面；他写的杂感、随笔，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犹如投枪、匕首，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弊政和腐败，并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他编辑撰写的那些短小精干、泼辣幽默的文章，使反动派痛痒难当。在他编《茶座》期间，不视事的社长高允斌曾给主事的编辑部主任陈落打来电话，指责某篇文章攻击政府，应该彻查。陈落知道社长不大看报，更不会看副刊文章，是上面压下来他才不得不来干涉的，遂敷衍应付过去。

聂绀弩不仅编发过郭沫若、陈白尘、冯雪峰、景宋、茅盾、秦牧等名家、大家作品，也发了不少无名作者的文章。聂绀弩编发东北大学学生高柏苍的文章竟有10 篇之多。几十年后高柏苍回忆道：

我早想去看望重庆《商务日报·茶座》主编、素不相识的聂绀弩先生，顺便取稿费。1946 年10 月14 日，我和女朋友金素兰一起去找到报社二楼。聂绀弩先生正合衣睡在办公桌上，可能是头天晚上打夜班刚睡醒，翻身起来下地，穿一件风衣，好魁梧呀！

我做了自我介绍，聂绀弩先生高兴地说：“哎呀呀，你是余有虞呀！”

我当时给《商务日报·茶座》写稿，用笔名“余有虞”。先生从头上到脚下，又从下到上，上上下下打量良久。“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当时上身穿一件1943 年6 月逃出伪满时，在锦州用配给的更生布做的“协和服”。经冬立夏，连连穿用，这时前大襟，已经破碎得一条一条的，领子飞边了，两个袖口也是一条条的了；裤子的两个膝盖和臀部补丁摞补丁了！

“哎呀呀，这怎么行啊？马歇尔要来重庆，正整顿市容，要把你整顿进去的。不行！不行！”先生说着给我拿来一件深灰色芝麻线呢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服，“换上！换上！”我迟疑一下，不好意思的脱下那件披一片挂一片的“协和服”，换上先生给我的芝麻线呢中山服。长一点儿，“长一点儿！”先生看了看，“也行吧！”

我们进屋时不注意屋里有谁，不知是原来就在屋里的呢，还是后来进来的，一位年轻同志爽朗地笑着说：“哎呀！你这裤子也不行啦。”说着，这位青年又给我找出一条青布裤子，我脱下补丁重补丁的裤子，换上青布裤子，坐下来谈了一会儿。都谈了些什么，记不清了，留在印象中的，只记得先生说：“现在写文章的人不多了，都走了。”

（高柏苍：《随东北大学复原沈阳》，载齐洪深编著《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

高柏苍不仅顺利取到稿费，还得到著名作家聂绀弩的亲切关怀，脱去了披一片挂一片的“协和服”以及补丁重补丁的裤子，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他和女友感动不已。

1946 年11 月，重庆《新民报》邀聂绀弩去编副刊，《新民报》经营有方，影响也大，编辑部主任陈落不好留他，就让他走了，但友情依旧。新民报社编辑部在两路口大田湾，距曾家岩不远，聂绀弩与商务日报社的老朋友时有往来，他们一起泡茶馆，谈天说地，议论时政，时间晚了，聂绀弩仍住在商务日报社的危楼上。

1947 年秋冬之际，聂绀弩上了重庆市警察局抓捕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黑名单，陈落为他募集到50 万元（旧币）路费，商务日报社经理部的蒋阆仙为防敌人耳目，以“叶春涛”的假名，为聂绀弩买到民生轮船公司去万县的船票，他才安全地离开了重庆。

编辑《新民报》副刊

聂绀弩给重庆《新民报》创办的副刊，名为“呼吸”。他在发刊词中表明《呼吸》宗旨，题目是《让我们呼吸吧》。

好像一个什么歌里有这样两句：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现在就借作“呼吸”的开场白，无须改动，只须在自由两字上加点桎梏似的引号，使它成为“自由”就行了，而这两个字本身的形象，就有点象桎梏，汪子美的漫画早就表现过，……

呼吸是重要的，在“自由”中呼吸是重要的，自由的呼吸更是重要的。让我们呼吸吧！让我们在“自由”中呼吸吧！让我们从“自由”呼吸到自由呼吸吧！

与此同时，他在《呼吸》的创刊号上发表萧蔓若的《在窒息中》一文，阐述这个刊名的含义，指出反动统治者的罪孽，激励人们一致奋起，争取自由呼吸的权利。萧文写道：

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只有靠自己去争取，而首先必须争取自由地呼吸的权利。自由呼吸的具体意义，就是人民的基本自由之一的言论自由。如果言论自由没有得到保障，一切都将成为空谈。

《呼吸》创刊后的第4 天（1946 年10 月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祭辰，聂绀弩将《呼吸》全版编为《鲁迅先生十周年祭特辑》，内容有唐弢的《鲁迅先生的梓印工作》、裴裴的《还是杂文年代》以及他本人对一本诬蔑鲁迅的书《鲁迅正传》的批判文章，此外，还刊登3 条鲁迅的语录，他把鲁迅的教言作为主编《呼吸》的指针和行动准则。可以说，聂绀弩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他不仅邀约许多知名作家写稿，也刊发一些籍籍无名作者的文章。他自己更是又编又写，粗略统计，半年左右，聂绀弩在《呼吸》上写了50 多篇文章，其中有不少是深受读者击节赞赏的篇什，如《论莲花化身》《论通天教主》《论申公豹》《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论乌鸦》《西饼论》《乡下人的风趣》《林冲杨志合论》《奇遇》《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论时局》等，这些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直击国民党政府及社会的痛点和要害。而这些出彩的篇章，大都是在简陋的大田湾报社编辑部一间约莫10 平方米的卧室兼办公室、书房的陋室中写的，有的还是力疾挥毫的急就章。

1946 年10 月，国民党政府为博取支持反对打内战的美国的欢心，要送一只大熊猫到华盛顿。在捕猎过程中，有几名猎户丧身，猎获的一只雌性熊猫也身受弹伤。用专机由成都经重庆飞运上海，正待从上海飞往美国时，受伤熊猫却不治而死。《新民报》曾为此刊发几则新闻：《熊猫小姐，今日来渝》《熊猫昏睡上海，急坏移交先生》《熊猫玉殒香消，有人惋惜不已》等。聂绀弩有感而发，作《吊熊猫》诗：

尤物人间何处寻？汶川四境柏森森。

可邻弱土藏殊色，竟有强邻慕好音。

万里和番天下计，一身报国女儿心。

专机未发香先泯，顿使洋奴泪满襟。

矛头直指卖国求荣的洋奴们。

1946 年12 月的一个夜晚，北平（今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激起全国学生和各界人士义愤。很快在全国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要求严惩美国兽兵、驱逐驻华美军，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主权，誓死捍卫中华民族尊严。重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昆明等十几个城市的数十万学生相继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聂绀弩积极投入这一爱国运动，发表了讽刺国民党当局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歉词》，讽刺美军不应再赖在我国的《您应该回去了！》，发表《沈崇的婚姻向题》，以仁者之心和革命战士的情怀，对沈崇的不幸受辱表示极大的同情；鼓励人民起来和造成这一灾难的现状做斗争。

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重庆警备司令部于1947 年2 月9 日宣布领导抗暴运动的“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为“不合法组织”，诬称其“近在本市迭次发生事端，妨碍治安，殊属不合”“已令宪警严予取缔解散，敢再有假借名义滋事，危害治安者，定予依法严办”。对此，聂绀弩巧妙曲折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用“编者”的名义，撰写《不刊稿示例》一文，在16 日出版的《呼吸》上发表，给“不刊稿”题名为《管理学生特效法》，内容全为迫害学生的阴谋毒计，有些就是国民党已经采用的伎俩；揭露那《管理学生特效法》者，乃是为希姆莱、头山满所赏识的得意门徒。

1947 年3 月上旬，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撤离重庆几天后，国民党的军队即大举进攻延安。此时，新民报社编辑部收到外地寄来的一篇文稿，内容是一个国民党的兵痞买菜时把价格压得极低，菜农不卖，要求多给几文，兵痞竟然破口大骂，并大打出手，还拿枪威胁菜农，菜农没法只好忍气吞声。这篇题为《无题》的杂文揭露了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欺凌百姓，聂绀弩不失时机地编发了这篇文稿，将标题改为更有针对性的《强权即枪杆，枪杆即公理！》，报纸面市后引起民众强烈愤慨。此文无异于打了穷兵黩武的国民党一记耳光，不久，一再叫嚷《新民报》是共产党“尾巴”，视《新民报》为眼中钉的国民党当局便下毒手。3 月17 日傍晚，重庆警备司令部派来大批官兵，将报社负责人死死缠住，说《强权即枪杆，枪杆即公理！》一文侮辱了“国军”，要该文编者和作者出来说清楚。国民党当局扬言《新民报》重庆社的编辑部已被“共产党操纵”，威胁报社必须撤换主编，强迫《新民报》在全国各报连续登载道歉启事3 个月，承认错误，向全国的国民党军道歉，恢复国民党军名誉。报社抵制他们的无理要求，向警备司令部头目一再交涉，并找有关人士说项，前来肆虐的国民党军才将他们胁迫《新民报》重庆社接受的条件改为在本报登载道歉启事半个月，在重庆其他几家报登道歉启事3 天。国民党当局又派出一个连的国民党军，轮番盘踞报社，寻衅滋事，骚扰破坏达一月之久，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陈铭德 邓季惺：《为自由呼吸而战的战士》，载《京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此时，被国民党当局公开点名为“共匪”的聂绀弩处境极为不利，已不便继续在重庆《新民报》工作。他为《新民报》创办的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副刊《呼吸》，在1947 年3 月21 日编辑出版了最后一期，便告停刊。新民报社编辑部同仁为他饯行，对他的离职深表惋惜。聂绀弩说：“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喜欢我在《新民报》编副刊的，说我是这样，是那样。其实我什么也不是。如果一定要说我是什么，那我不妨告诉他们：‘我聂绀弩将来就准备参加共产党的！’”闻者无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