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

提要：遵义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形成初步结论,扩大会议就新根据地选址进行讨论,并“完成了自己的决议”。邓小平出席了扩大会议,却未能留下相应记录。为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书记处统一起草传达提纲。为赢得共产国际的认可,陈云认真起草《(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专题汇报提纲。陈云之所以称洛甫“负总的责任”,是因为《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无权更换领导人。陈云的汇报赢得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集体调整的认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正因为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学术界才会一直聚焦遵义会议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为代表的力作。在学习决议的过程中,笔者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个问题反复推敲,本文就自己思考所得和同行诸贤进行交流。

一、遵义会议应该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要深入研究遵义会议,首先需要弄清会议召开的时间。《调查报告》依据1935年1月7日23时电报中“总司令部决九时移至遵义城”和朱德8日电报中“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得出“在此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并提供了有力证据。其一,“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其二,“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其三,伍云甫日记:“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其四,15—17日军委和与会军团领导人无电报联系。(2)《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126页。因为证据过硬,考证结果迅速为学术界所接受。

吕黎平对《调查报告》提出异议:“强渡乌江后,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同志就决定率领总司令部随该师跟进,没有同军委纵队一道行军。军委电报中说的‘总司令部决9时移至遵义城’而‘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正好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1月9日前不可能开会的结论是建立在毛泽东等随军委纵队行动的假设上的,与事实不符。”(3)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李聚奎为吕黎平提供了佐证:“由黎平向剑河前进的路上。有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4)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0页。更有力的证据是,猴场会议明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5)《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由此看来,《调查报告》关于9日前政治局成员不可能集中开会的主要依据并不成立。

吕黎平进一步质疑:“他(周恩来)不大可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报,要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一般都应以博古的名义或中央的名义发报。”(6)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08—109页。可李卓然坚持:“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我迅速赶到遵义城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7)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1099页。如果说李卓然可能受到《调查报告》影响的话,凯丰1954年6月25日信件则无可挑剔:“周副主席电知我、蔡树藩、罗炳辉,15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须14日赶到……开了三天会……”(8)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年6月25日),王云丽编:《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白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凯丰信件远早于《调查报告》,且《调查报告》发表时凯丰早已过世,不可能受到调查报告的影响。凯丰信件弥足珍贵,一来说明确实是周恩来通知开会,二来说明开会的时间是15日至17日。不过,《调查报告》未能收集到这一有力证据。尽管如此,吕黎平还是难以推翻《调查报告》关于会议召开日期是15—17日的结论。

不过,《调查报告》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一,《调查报告》最初写道:“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9)《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遵义会议文献》,第126页。接着进行如下推测:“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6),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大概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张闻天做事十分细心。正式发表时改为:“当时戎马倥偬,事后刻印文件时抄错日期而没有引起注意是可能的(17和八的旧体字形相近)。”(11)《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遵义会议文献》,第126页。据总部机要员回忆,“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机要科组织刻印的。”(12)《访问李质忠同志记录》(1984年11月12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过扎西暨扎西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2006年版,第109页。机要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细心,机要员更不可能将位于文件开头的日期抄错。至于因“17和八的旧体字形相似”就将“17”写成“八”,“正确”的写法岂不成了“一月17日”?其二,毛泽东亲笔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13)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1962年5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1935年1月9日,毛泽东的“差错”该如何解释?同样,如果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7—9日召开,除无法解释会议中途“通过”决议外,伍云甫日记中的“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又该如何解释?由此可见,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经过仔细比对,笔者在陈云手稿中找到了重要线索。手稿原本写道:“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14)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6),第1页。在收入《遵义会议文献》,被修改为:“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15)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34—35页。陈云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怎么可能不知道“作出决议”比“完成决议”规范?再说,周恩来强调:“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16)周恩来:《党的历史的教训》(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第67页。可陈云手稿却这样记录会议进程:“(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17)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6),第1页。杨尚昆写道:“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18)《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在军事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首先讨论根据地选址而不是总结经验教训?合理的解释是,此前已经对经验教训进行过相当充分的讨论并已达成基本共识。陈云手稿中“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应该是指在前一次会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决议。

7—9日中革军委与各军团主官还有电报往来。这足以证明当时不可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却不能排除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可能。按照正常流程,也应该是先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开扩大会议。杨尚昆曾经“提议在遵义会议前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19)《答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1983年7月13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博古侄儿秦福铨写道:“第一天参加开会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第二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20)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吕黎平写道:“1月15日又召集各军团首长再次开会,研究讨论过长江的具体行动路线。”(21)吕黎平:《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06页。虽然说法不同,但都强调举行过两次不同性质会议。

基于上述,笔者推断: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7日进入遵义,并在当晚至8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初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并基本形成共识。这应该是将遵义会议决议时间标注为1月8日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说“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15—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一天在8日政治局会议初步“决议”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决议”。这应该是遵义会议决议形成的时间有1月8日和1月17日两种说法的由来。由此断定,遵义会议实际上包括7—8日政治局会议和15—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陈云手稿列举的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并不完整

陈云手稿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2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以此为依据,《调查报告》没有将董振堂列入与会者名单。

费侃如坚持董振堂曾经与会,主要依据是1972年11月采访李卓然的记录。李卓然告诉来访者:“会上……我们军团是董振堂发的言。”(23)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费侃如提供的另一个依据是杨尚昆1957年3月的谈话:“董振堂从头到尾没有参加,临到会将结束时才到一下。”(24)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第85页。这段记录存在误笔,应该是“没有从头到尾参加,只是临到会将结束时才到一下”。值得注意的是,陈云这样说:“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参加了会议,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董振堂、李卓然我接触的时间短,印象就少些。”(25)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年8月23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62页。可见,陈云也认为董振堂参加了会议。依据陈云、杨尚昆的回忆,结合李卓然早期回忆,基本可以断定董振堂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只不过时间很短。费侃如认为,陈云手稿没有提及董振堂与会,应该与共产国际1936年12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有关。(26)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第86页。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陈云手稿形成于1935年10月前后,不可能受到后来指示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印象不深,也许考虑原本是国民党将领的董振堂容易引起异议,陈云才没有将他列入出席人员名单(手稿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陈云手稿没有提及罗炳辉、蔡树藩与会。后来,陈云还特地提及:“九军团是罗炳辉,记得没有参加。”(27)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年8月23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62页。凯丰在1954年6月25日信中写道:“周副主席电知我、蔡树藩、罗炳辉,15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须14日赶到。当时,我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后卫任务,在军情瞬息万变紧急情况下,为确保遵义主力安全计,树藩、炳辉留下,着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28)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年6月25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89页。这又印证了陈云在手稿中的说法。由此看来,罗炳辉、蔡树藩参加遵义会议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可是,彭寿生写道:“上级命令红九军团就地休整,紧急通知罗军团长和蔡政委到遵义城开会。”(29)彭寿生:《湄潭整训》,彭寿生等:《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赵镕日记写道:“等候罗军团长、蔡树藩政委从遵义开会回来。”(30)中共宾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赵镕文集》,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按照这些资料,罗炳辉、蔡树藩应该出席了会议。仔细推敲,彭寿生、赵镕只是知情者,而凯丰是当事人。赵镕日记的内容大多是“听说”,彭寿生的叙述是几十年后的回忆。相对而言,凯丰的说法比较可靠。

杨尚昆强调:“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31)费侃如:《邓小平与遵义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小平同志在遵义》,内部发行,1998年版,第13页。李一氓强调:“打进遵义城,我和邓小平同志住在一个屋……小平同志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是会议记录。”(32)周国珍:《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老碓窝井九号》,《小平同志在遵义》,第47页。在列举了参加者名单后,陈云强调:“我估计此外没有其他人参加了。那时开会好像没有人记录,中央开会是不搞记录的。”(33)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年8月23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62页。鉴于陈云的身份,他的说法值得高度重视。邓小平究竟有没有与会?有些细节倒可以说明问题。1958年11月3日,“走进开会房间,邓小平同志……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34)肖明:《邓小平同志在遵义》,《小平同志在遵义》,第209—210页。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站在会议室里对李富春说:‘开会的这间屋子,当时好像没有这么大,人坐得满满的。’李富春没有回答,似在斟酌。”在场的田兴咏这样说明:“遵义会议会议室在1964年大维修时,会议室稍有扩大。”(35)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2014年版,第34—35页。如果不是对会场相当熟悉,不可能察觉到“会议室稍有扩大”。由此断定,邓小平曾经参加遵义会议确凿无疑。

要弄清邓小平没有出现在与会者名单中的原因,首先需要弄清楚邓小平的任职情况。邓蓉写道:“1935年1月初,父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后,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36)邓蓉:《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9页。邓朴方强调:“邓颖超大姐出面证实,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她将中央秘书长一职交与小平同志。”(37)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第196页。可是,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中央秘书长”一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写道:“秘书处(1931.2—) 秘书长余泽鸿(1931.2—)。”(3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写道:“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 邓湘君 秘书 刘少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李维汉(罗迈) 秘书长 邓颖超(女)”。(39)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邓颖超是中组部秘书长,邓小平显然不可能从她手中接任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写道:“秘书处(1935.1—12)秘书长(邓小平(1935.1—)。”(4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第87页。由此断定,邓小平担任的“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与现在的中央秘书长有很大区别。陈云向共产国际介绍的与会者都是政治局成员和军团首长以上级别的军队领导人。正因为如此,陈云没有将邓小平列入与会者名单。邓榕写道:“我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父亲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我:‘跟到走!’……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有摘,后来又没有任军事要职。”(41)邓蓉:《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第349页。由此看来,李一氓所说“小平同志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比较可靠。

出席遵义会议而没有列入与会者名单的不止邓小平一人。其中,李德、伍修权早已得到公认。伍修权属于工作人员,没有列入应属正常。没有提及作为批判对象的李德,应该是为了避免共产国际“难堪”。凯丰在1954年6月25日的信件中写道:“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我是九军团中央代表,自勇同志是九军团党委委员。14日傍晚,我和自勇同志到达遵义城。”凯丰特地强调:“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自勇同志批评我在遵义会上没有拥护主席,是批得对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忆之犹昨。”(42)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年6月25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89页。尹自勇是九军团党委委员(存疑,因为这一时期红军已经取消了党委制),但没有达到军团首长的级别,因而也没有将他列入与会者名单。参加会议的还有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刘少文。刘少文1954年《自传》写道:“在遵义会议时曾担任秘书工作……”(43)刘少文:《自传》(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编:《刘少文纪念文集》,内部发行,2008年版,第317页。1968年《自传》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参加作记录……”(44)刘少文:《自传》(1968年7月),《刘少文纪念文集》,第317页。1968年《交代材料》写道:“我同杨(尚昆)历史上是不认识的,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才第一次见到他。”(45)刘少文:《交代材料》(1968年7月),《刘少文纪念文集》,第317—318页。当时处在“文革”高潮时期,任何人都不敢在“交代材料”中造假。刘少文是会议一般工作人员,没有列入与会者名单十分正常。

三、遵义会议精神从多渠道传播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统一组织传达

因为政治局跟随中央红军行动,遵义会议重点讨论的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直接影响的也是中央红军的前途、命运,遵义会议精神传达自然以中央红军为重点。遵义会议精神在中央红军的传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5年1月,与会者分头传达会议精神

李一氓强调:“小平同志每天回来和我吹风,‘邻居’还经常来打听。”(46)周国珍:《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老碓窝井九号》,《小平同志在遵义》,第47页。这表明大家对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有强烈期待,也意味着会议尚未结束有关信息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会议结束后,返回驻地的与会者大多第一时间进行会议精神的传达。

聂荣臻写道:“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47)《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此说得到杨成武的印证:“我们接到了军团拍来的电报,称: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尽管这还不是正式传达,电文也非常简要,但它立即在全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48)《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据李聚奎介绍,1月29日一渡赤水,“毛泽东同志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49)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1154页。由此看来,一军团此前“打招呼”的范围比较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陈昌奉这样写道:“我们到了桐梓(1月20日)后……一军团在军团部驻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讲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和今后的任务,他着重指出:这次会议是解决红军领导和指挥权的大问题,批判退却逃跑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选出军委新的领导。”(50)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在黔北》,罗永赋、费侃如主编:《四渡赤水战役亲历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刚结束,一军团已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会议精神传达,而毛泽东则是最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政治局常委。

关于三军团的传达情况,彭德怀写道:“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5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按照这样的说法,三军团这一时期似乎没有组织会议精神的传达。彭德怀的记忆可能存在差错。《杨尚昆回忆录》写道:“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指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52)《杨尚昆回忆录》,第119—120页。由此可见,彭德怀和杨尚昆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感到欢欣鼓舞。既然如此,他们不可能不组织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可惜,《杨尚昆回忆录》过于简略,未能留下相应史料。

关于五军团传达情况,谢良写道:“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军团长兴奋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是来报告好消息的!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毛主席又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了!’”“上午,全团的排以上干部集合在江边村子的一所院落里……刘少奇同志见大家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才开始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53)谢良:《遵义光芒》,《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200—202页。“大家回去后,立刻把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向战士们作了传达……每个单位都宰了猪,买了酒,像过新年似的热烈庆祝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54)谢良:《遵义光芒》,《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204页。可惜,只有37团留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史料,五军团其他部队的传达情况仍然有待查考。

关于九军团的传达情况,凯丰1954年6月25日的信件中写道:“会一开完,我和自勇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传达会议决议。”(55)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年6月25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89页。彭寿生写道:“会议一结束,罗军团长和蔡政委就回到湄潭,连夜……传达遵义会议精神。”(56)彭寿生:《湄潭整训》,《红九军团在长征中》,第12页。赵镕1月20日日记写道:“政治部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57)《赵镕文集》,第167页。尽管在传达人上说法不同,但都强调九军立即组织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值得注意的是,赵镕1月18日日记写道:“军委又通报: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根本原因,一不是敌人力量过大,二不是苏区各级政权支援不力,而是军事上有了单纯防御路线……”“宣传部王透部长与我密谈称……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斗争很激烈。”(58)《赵镕文集》,第166页。正式决议尚未通过,军委怎么可能急于通报?再说与会者正在赶回的路上,军委有必要抢先通报吗?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由作者在整理日记时补充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这样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政策,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遵义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常委)。”(59)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359—360页。张国焘特地强调:“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我们旋又得到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60)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360页。由此看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张国焘通报了会议精神。鉴于张国焘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央及时向他通报遵义会议的有关精神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与会者都积极传达会议精神。李维汉写道:“开会回来后,我问他(凯丰)会议情况,他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听了传达才知道。”(6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页。由此看来,凯丰对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兴致不会太高。无独有偶,李聚奎写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随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积极地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62)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1155页。

第二阶段:1935年2月10日开始,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正式通过。《刘英自述》写道:“传达会议是在2月10日开的……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当然首先要求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63)《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0页。据伍云甫日记记载,张闻天这样传达:“五次‘围剿’尚未粉碎。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在中区未粉碎敌人‘围剿’原因:不是党的总路线不正确(红军扩大十万以上,物质及经济方面都得到伟大成绩,未发生困难),而是党在军事方面所犯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伍云甫明确将“洛甫报告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6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07页。作为标题。显然意味着现行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严重的任务”(65)《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文献》,第25页。作为组成部分的遵义会议决议文本尚未形成。

张闻天报告会后,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当天就做出“决议案”:“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的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够□□□□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66)《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1935年2月10日),《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43—44页。从《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的叙事方式看,张闻天介绍遵义会议精神,主要是为动员红军官兵完成“目前任务”服务的。奇怪的是,在听完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的报告后,军委纵队的表态不是“坚决贯彻”,而是“完全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钧日记留下这样记录:“晚,看完《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草案》。”(6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决议草案》就在手边,陈伯钧绝不会把如此重要的中央决议的标题弄错。这说明在现行《遵义会议决议》问世前,曾经有过《决议草案》。从陈云手稿中的“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68)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来看,陈伯钧看到的《决议草案》应该是供支部讨论的文本,也就是2月8日获得“通过”的文本。正因为张闻天“传达”的是供讨论的《决议草案》,《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才会表示“完全同意”而不是“学习贯彻”。陈云手稿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6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43页。现存中央档案馆最早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有清晰的“2月16日印”字样。(70)殷子贤、史纪辛:《〈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时间考证》,《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由此推断,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布决议”应该在2月16日以后。

在2月18日日记中,彭绍辉写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议)。毛主席指出,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完全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过去许多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71)《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第335页。彭绍辉是三军团教导营营长,他的这份日记是有关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珍贵记录,也是决议文本印行后中央红军传达会议精神的最早记录。熊奎写道:“扎西缩编后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是毛主席给我们三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的。大意是:遵义会议开了几天,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发明者是李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正规战,短促突击。反对游击战争。……遵义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表现最好的是周恩来同志,最不好的是博古不承认错误。遵义会议的关键是把博古、李德撤下来了。还讲了要在云贵川边境创造新的根据地。”(72)熊奎:《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回忆》,《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4),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6—1467页。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三军团传达力度明显加大。

第三阶段:1935年2月28日开始,依据《决议大纲》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收入了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日期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73)《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中共党史资料》(6),第58页。。笔者还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以书记处名义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开头便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如下……”文中还有“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和“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74)《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1935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内部发行,1979年版,第161—162页。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标准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决议大纲》与《总结》几乎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特地对《决议大纲》注释:“它简要地概括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这是党中央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由书记处拟定颁发的。”(75)《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64页。由党的最高领导人起草并以书记处名义下发,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76)《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文献》,第25页。而《决议大纲》却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77)《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中共党史资料》(6),第58页。由此断定,《决议大纲》应该成文于2月28日。因为中央红军2月26日取得娄山关大捷,28日晨又取得遵义大捷,确实堪称“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

聂荣臻写道:“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78)《聂荣臻回忆录》,第249页。聂荣臻指的是3月4日在遵义天主堂的大规模传达。关于传达情况,宋任穷写道:“我军再次攻克遵义后……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同志们听了传达以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绪。”(79)《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与宋任穷的说法不同,杨成武强调:“中央军委在天主堂的经堂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正式传达党中央第一次进入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主要由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执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造成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长征初期,又继续犯错误,让红军被敌人追着打,如同叫花子一样,边打边走……”(80)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第139页。王平水写道:“毛主席首先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对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的错误领导。……毛主席并没有直接点出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那几个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他们是谁。”(81)王平水:《毛主席给我们传达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1110页。陈伯钧参加了这次会议,可惜当天的日记过于简略:“上午9时,去天主堂参加总政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由中央代表毛主席报告。内容:第一,这次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第二,目前的紧急任务;第三,一般形势。”(82)《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1),第92页。陈伯钧日记弥足珍贵,一来说明在天主堂作报告的人确实是毛泽东,二来说明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就“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毫无疑问,毛泽东一定会结合战略战术的改变进行解读,其中一定会包含遵义会议的内容。在“目前的紧急任务”和“一般形势”两个部分,毛泽东一定会重点结合遵义会议的精神进行讲解。也许因为已经阅读过遵义会议决议草案,所以陈伯钧没有将毛泽东传达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加以记录。

3月4日的会议精神传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杨成武写道:“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到部队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当时天下大雨,部队冒雨集合在大坪上,一个同志给聂政委打着雨伞。”(83)《杨成武回忆录》,第122—123页。《聂荣臻回忆录》的记载比较详细:“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84)《聂荣臻回忆录》,第249页。耿飚写道:“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营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遵义会议决议,每人发一张《告红军指战员书》。”(85)《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赵镕3月17日日记写道:“军团政治部通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由黄火清主任作报告,主要传达中共中央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人们盼望已久的大事,终于听到详细传达了。”(86)《赵镕文集》,第191—192页。值得注意的是,方强留下了一份特殊史料:“邓发把我和谢翰文等被关押的同志召集一起,郑重地向我们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我把遵义会议决议文献郑重地装进皮包里。”(87)方强:《红军战士话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128页。虽未说明具体时间,但也可以肯定是在3月以后。值得注意的是,何长工写道:“在礼州,张闻天同志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88)何长工:《长征中的红九军团》,《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187页。九军团占领礼州的时间是5月18日,离开礼州时间是5月23日。(89)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罗炳辉年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23页。可见,直到五月下旬,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仍在深入进行。

萧克写道:“(中革军委)于2月1日来电……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军委的提法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撤退前,贺龙、关相应要我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90)《萧克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关于遵义会议精神在四方面军的传达,徐向前语焉不详:“遵义会议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9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224页。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文献》收录了一份2月28日《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内容与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大纲》完全一致。可见,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在2月底已经通过电报传达到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与中央红军相比,兄弟部队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相对较晚。

如前所述,陈云在手稿中提及自己和毛泽东、张闻天“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可惜,迄今未见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相应记录。遵义会议后不久,潘汉年、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队伍,取道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两人有没有在上海、莫斯科进行有组织地传达有待查考,但肯定会将遵义会议精神带到上海,也带到莫斯科。当然,他们只能靠记忆传达遵义会议有关精神。

四、陈云手稿是向共产国际专题汇报提纲而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李德写道:“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泽东所疑惧的。为了使新近取得的权位在国际上也能够得到巩固,会议结束后,毛就立即派陈云去莫斯科。”(92)[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实际情况是,《共产国际章程》第29条规定:“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应经常地向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93)《共产国际章程》(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匈]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9页。第30条更是明文规定:“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或成批委员放弃职权,应被认为是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党内任何领导职位都不是属于被委托担任这种职位的人,而是属于整个共产国际。各支部经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改选前卸除委任。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未经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径自批准辞职,应属无效。”(94)《共产国际章程》(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第79—80页。

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作为其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自主调整党的最高领导人属于“严重越权”的行为。《共产国际章程》还严肃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将违反共产国际纲领和章程,或违反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整个支部、部分成员和个别成员开除出共产国际。”(95)《共产国际章程》(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第77页。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完全可能推翻遵义会议决议。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先后派出潘汉年和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情况,并力争得到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认可。

陈云和潘汉年谁先到达莫斯科,目前存在争议。作为政治局常委和遵义会议亲历者、传达者,陈云当然是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的最佳人选。1935年10月,共产国际安排陈云、潘汉年一道就“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状况”(9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第8(A)号记录》(193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进行汇报。《党的文献》2001年7月刊登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就是陈云汇报的记录稿。《报告》有关遵义会议的内容不多,但措辞很有分量:“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政委。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97)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共产国际负责人对陈云报告十分满意,并提议整理后在《共产国际》公开发表。

经过一段时间整理,《英勇的西征》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1936年1—2期合刊上刊发。值得注意的是,《英勇的西征》给予遵义会议更高的评价:“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8)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第108页。这是《报告》中原本没有的。陈云在《报告》中强调“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99)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第59页。,将毛泽东定位为“军事领导人”。《英勇的西征》特意修改为:“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军……”(100)陈云:《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第123—124页。一目了然,已经将毛泽东明确定位为“党的领袖”。这样大的修改,如此高度的评价,如果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参加审稿的王明不可能让稿件通过,《共产国际》杂志也不可能将整理稿发表。毫无疑问,在《英勇的西征》刊发前,陈云已经向共产国际就遵义会议进行专门报告,并且得到高度认可。

陈云是如何进行遵义会议专题汇报的?1982年初,中央档案馆请陈云辨认一份手稿,标题是《(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仔细鉴别,陈云表态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101)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4—5页。由于手稿是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发现的,中央档案馆这样推测: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为防备蒋介石的进攻,曾把一些历史档案送到苏联保管,手稿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被放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里。(102)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5页。于是,手稿就被认定为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在收入《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和手稿一起刊发时,题目更改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且删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这句标准的传达话语。

李一氓发出如下疑问:“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只有一个决议案保存下来了,所谓博古的正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李德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发言,都没有能够在档案机构发现。”(103)《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131页。转移到苏联的档案必经精挑细选,如果陈云手稿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既然已经完成了传达,还有必要送到莫斯科去珍藏吗?博古的正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岂不是更值得送到莫斯科保存?如果这些文献是在莫斯科遗失的,“传达提纲”为什么能够保留下来?如前所述,张闻天已经以书记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传达大纲,这份大纲还通过电报发送给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既然有了书记处统一的传达大纲,陈云还会重新搞一个“传达大纲”吗?一来没有必要,二来严重违反组织原则。一向律己甚严的陈云会这样做吗?再说,手稿中的“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10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3页。,显然是决议传达后的反响,怎么可能出现在“传达大纲”里?合理的解释是,手稿并不是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而是陈云就是在莫斯科写成的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提纲。

经过比对,笔者发现陈云手稿(汇报稿)与遵义会议决议存在明显差异。决议强调“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105)《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手稿则强调“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106)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36页。,显然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存在一定的错误。决议重点在总结教训,手稿重点论证的是对中央主要领导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手稿特别强调:“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107)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遵义会议决议中所没有的内容。陈云突出强调“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显然是论证他们走上更高岗位的合理性。遵义会议决议写道:“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108)《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文献》,第26页。这显然是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手稿则强调:“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10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显然是告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一个值得信任的集体。只要认真推敲,我们不难发现:陈云手稿分析博古、李德错误,强调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主张的正确,介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巨大变化,正是为了论证对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调整的遵义会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为了能够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很注意策略。陈云手稿写道:“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110)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实际情况如何?请看赵镕日记:“军团政治部通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主要传达中共中央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黄主任说……博古和华夫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华夫同志的突围行动,不是坚决的战斗,而是一种惶恐及搬家式的行动……博古、华夫同志要负最大责任……华夫同志仍然采取所谓的‘掩护通过、避免消耗、寻求机会’……华夫同志是有严重责任的……”(111)《赵镕文集》,第191—193页。由此可见,在排以上干部会上曾经多次点了李德和博古的名字(这也可以证明陈云手稿是汇报提纲而不是传达提纲,否则就出现了在“排以上”干部会上公开强调“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的怪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星报》刊发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这一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及××同志……”(112)《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1935年2月10日),《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43页。《红星报》面向全体官兵,这足以证明已经公开点博古的名,哪里是“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毫无疑问,手稿的说法明显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合理的解释是:陈云这样汇报是为了显示对共产国际任命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尊重”,出发点自然是“尊重”共产国际的“权威”。

长期以来,学术界已经形成了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负总责”的“共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为革命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连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总书记”的名分都那么吝啬吗?其实,所谓“共识”就是源自手稿的“负总的责任”(113)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3页。。也正因为出自手稿,所以“负总责”之说“不容置疑”。可是,1972年6月,周恩来这样谈及洛甫任职情况:“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114)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1997年3月,杨尚昆这样告诉刘英:“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115)程中原:《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第25页。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博古写道:“恩来、王明到我家谈:周、王均决定离沪,周去中区,王去苏联,中央组织要调整,要我到中央工作。当时我曾提出组织上合不合?他们回答,已与毛子谈好,再打电去国际要求批准即可。……后来有一次酒店四人会议,周、王、卢福坦及我。这次主要解释没有总书记问题,中央一切都集体解决,分工时一人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周、王指定由我担任。”由此看来,博古接任最高领导人职务时确实不称“总书记”。在谈及卸任最高领导人职务时,博古又这样写道:“在会议之后经过数度谈话,才在扎西附近同意组织上的变更。但交出书记责任之后,在回师遵义的途中又生长了在军队中无事可干的思想,因而有向毛主席请求离开队伍之举。”(116)博古:《博古同志的反省》,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藏,全宗489,目225,案卷2847。博古写作态度极为诚恳,丝毫没有敷衍的迹象。由此看来,博古获得共产国际批准的职务应该是“书记”。既然如此,洛甫接任的就应该是“书记”。

笔者认为,所谓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实际上是陈云(或者说是中央领导集体)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采取的一种委婉说法。按照《共产国际章程》有关规定,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无权更换主要领导人。向共产国际直接汇报已经决定张闻天为“书记”或“总书记”,显然无视共产国际的“权威”,属于严重的“越权”行为,很容易引发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抵触情绪。正因为如此,陈云手稿才会称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以示中共中央在等待共产国际的批复。联系到《英勇的西征》突出强调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而没有提及张闻天,不难看出这个“负总的责任”还包含着对共产国际能够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强烈期待。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动情地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17)《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页。由此可见,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依然具有决定性影响。遵义会议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仅在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自主调整了中央领导集体,还在于共产国际破天荒地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重大调整。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逐渐予以接纳、肯定与支持,并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最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笔者认为,遵义会议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能够得以圆满解决,陈云在莫斯科的精心汇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首先就中央红军的“西征”进行汇报,赢得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同。从《英勇的西征》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有了《报告》的成功铺垫,陈云就遵义会议进行的专题汇报才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余论

《调查报告》把“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118)《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遵义会议文献》,第131页。纳入了遵义会议的考察范围,因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19)《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遵义会议文献》,第135—136页。此举促进了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认识的深化。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序列,这为他提供了施展雄才大略的平台。可是,土城之战以及整个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饱受争议。李德写道:“洛甫和林彪……以最激烈的批评者身份出现了……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120)[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2页。“以前和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洛甫,有一天和我结伴行军,在开始谈到(如他所说)灾难性的军事形势时,他说……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军事领导来取代现在的‘三人小组’。”(121)[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2—143页。李德的说法难免夸大其词,但绝非空穴来风。聂荣臻写道:“林彪一直埋怨……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122)《聂荣臻回忆录》,第258—259页。杨尚昆写道:“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更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123)《杨尚昆回忆录》,第135页。这说明毛泽东的战略指挥能力尚未被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充分认识。1935年5月,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全军覆没的危机终于得以解除。博古由衷地感慨:“毛泽东是对的。”(124)康小平:《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博古警卫员的追记》,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对遵义会议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毛泽东对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严肃批评。杨尚昆动情地写道:“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125)《杨尚昆回忆录》,第135页。会理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得到了包括博古在内的全体同志的一致拥护。

历史性转折不可能瞬间开启,遵义会议召开本身就是历史转折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历史性转折不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瞬间完成,历史性转折在遵义会议后仍在进行。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是遵义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期,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到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成果的落实、巩固期。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才能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