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良

提要：五四运动后,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开始进入中共党组织。在1920年代,对于这个新兴的革命政党而言,如何提升各地成员的纪律性与战斗力成为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开始着手制定党、团内部的训练规范。具体而言,中共在建立之初时,明确规定将各级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同时规定将“小组”作为日常教育和规训党、团员的核心场所。然而,在地方实践过程中,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共对于党、团员的教育训练工作不断遭受冲击和挑战。以广东为例,国共合作开始后,区委领导忽视训练任务;支部书记指导能力不足;一般党、团员抵触训练工作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党内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中共及时对已有训练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别提出增设“训练班”“支部书记联席会”“支部批评会”等,这体现出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务实性、灵活性的特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内部的政治训练来强化党、团员的革命认同,重塑后者的思想认知与行为方式,以此达到整合革命力量,强化组织纪律等目标。正如学者所言,中共建立之初时,便致力于将党打造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1)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第34页。在这一组织目标之下,“党内训练”工作开始受到早期中共领导层的重视。

目前学界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部训练”与“训练班、党、团校训练”两个部分。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内干部训练的历史演进、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历史贡献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干部训练提升了中共的凝聚力,有力地推进了党的组织力量地不断完善与发展。(2)相关研究有陈桂生:《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小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吴林根:《中国干部教育九十年》,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Jane L.Price:Cadres, Commanders, and Commissars-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1920—45,Westview Press,1976;Charlotte p. Lee:Training the Party-Party Adaptation and Elite Training in Reform-er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赵志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杨飞鹏:《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1937—1949)》,山西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李波:《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述略》,《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2期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发现,中共早期“训练班、党、团校”的建立是中共党内训练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的关键措施,对党内训练机构的研究是理解中共集中训练的关键。(3)参见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张春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建设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陆成涓:《我国早期党校教育》,《理论学刊》1991年第1期;谢武军:《20世纪20年代中共中央举办的党校与训练班》,《理论视野》2016年第1期;张仰亮:《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等。在此基础上,近些年一些学者对于中共党内训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梳理。其中,孙会修对早期留苏党、团员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颇具代表性。(4)孙会修:《“发表力”的养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总的看来,上述成果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学界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的提出与形成过程似乎缺少关注,特别是对中共党内训练在早期的地方实践过程中,缺乏具体生动的个案研究(5)正如黄道炫所言:“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共革命力量的强大,其执行力、贯彻力、控制力常常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一点如何做到,具体的、细微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参见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6页。。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中共党内训练在早期地方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复杂性、冲突性予以呈现。本文以“广东党、团组织内部的训练工作”为例,将国共合作前后粤省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早期广东党、团员的“非理性行为”,纳入中共党内训练方式形成的逻辑关系之中,在训练与“人”、训练与“环境”的动态关系中重新看待和理解中共早期党内训练的演进历程。

一、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提出与设计构想

五四运动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过程,实际上与所在地区的社群关系,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网络息息相关。党、团(6)早期党、团界限十分模糊,很多地方更是先有团组织,后有党组织。与此同时,早期党、团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常有党员兼任团员的现象。正如石川祯浩所言:早期党和团的组织范围以及名称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在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参见:[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此外,黄金凤甚至认为:“早期党、团不分,党对外经常以团的名义进行活动。”见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3页。本文在对党内训练制度进行论述时,同样存在党、团边界模糊的现象。组织的创建与发展,特别依赖各地成员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7)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因此,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的维系与发展进程,十分倚重各个成员间的私人情谊而非制度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早期中共地方组织十分脆弱。(8)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94期,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27页。

因此,对于早期中共领袖而言,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能够提升成员纪律性、服从性的内部规训体系尤为急迫。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原文如此:引者注)。”(9)《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对此,在重庆领导早期党、团工作的杨闇公也曾在日记中反复强调:“对于团员要有训练,和有严格的纪律,才不会自行崩溃。”(10)《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159页。由此可见,中共各级领导在早期均对内部训练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此背景之下,党、团内部训练工作的基本框架也开始在中共党、团中央进行商议与讨论。1922年5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11)需要说明的是,在国民党1927年“清共”之前,青年团的名称经历了一次变化。1922年5月,来自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然而,在1925年1月的团“三大”会议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本文为行文方便起见,除具体所指外,一律称其为“青年团”或“团”。“一大”会议上,中共党、团领袖开始提出关于内部训练的一些基本设想。对于训练方式,大会主要列举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

团“一大”明确规定:“应以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每月所召集的大会当作最重要的训练机会。”(12)《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二号五月廿七日:关于地方改组问题》,《先驱》第12期(1922年10月15日),第3页。对此,共产党人称:“我们要晓得全国(大会——引者注)、地方大会,都是一个极好的训练机会,并且即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1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二十八号(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先驱》第16期(1923年2月1日),第2—3页。因此,通过召开各级“代表大会”来训练党、团员便成为中共早期内部训练最为倚重的一种训练方式。张太雷向各地组织更进一步地解释称:“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来训练的意思。”(14)《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此后不久,各地党、团组织便将每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训练和提高成员的难得机会。比如,1924年团南昌地委便向中央一再要求:“能否允许该地吉安支部派人出席‘团二大’以资训练”(15)《团南昌地委致代英信——关于组织工作情况》(192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46页。。

(二)以小组、支部作为训练党、团员的核心场所

对于定期召开代表大会训练党、团员的方案,青年团首任书记施存统对此存有异议,他认为:“由各地党、团小组的负责人来定期训练成员远比‘开一个空空洞洞的大会效力一定要大,因为这是基本的训练。’”同时,他进一步阐释到:

第一步自然要由地方全体团员选举几个地方委员(要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原文如此:引者注)来组成负责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二步自然要由地方委员会派定各组负责的组长及负责的干事会来努力训练各组组长及各干事员,然后第三步由各组组长来努力训练各该组所属的团员。(16)存统:《本团的问题(续20期)》,《先驱》第21期(1923年6月20日),第1—3页。

施存统对于内部训练的提议寄希望于将中共早期的训练职能嵌入到已有的组织框架之中,通过党、团组织的基本形态——“小组”来担负定期训练成员的职能,以此提高内部训练的频率和效率。施的提议很快得到四川青年团书记王右木的赞同。王称,“若无‘组’的办法与训练,仅赴过几次地方代表大会,不见得可胜训练团员之任,不见得可胜主管青年团事务之任。”(17)《王右木给施存统的六封信(二)》(1923年夏),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06页。

实际上,施存统的提议旨在将中共训练任务下沉至各地方党、团内部进行解决。对此,施存统强调:“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训练同志一事,须负极重大的责任。”(18)存统:《本团的问题(续十六期)》,《先驱》第17期(1923年5月10日),第1—3页。很快,施的提议在党的“二大”予以确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要求各地组织:“将‘小组’做为本党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已经入党的,必须要依赖各小组的开会互相训练,以使每个人都成为最会做各种运动与宣传的人才。”(19)《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4页;代英:《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中国青年》第3卷第54期(1924年11月22日),第63—66页。

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青年团“二大”更是赋予了“小组”更多的训练职能。例如,对于工人支部,大会要求:“固定工作至少有,简单的政治报告、工人问题与青年工人运动之讨论、书报分散、演讲革命事迹的集会、旅行、唱革命歌、分散本团或本支部的机关刊物。”(2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少年国际“关于工厂支部运动决议案”》(1923年8月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内部发行,1981年版,第385、386页。大会结束后,香港青年团便向其团员解释称:“本团组织,支部实占重要之地位,而支部之训练,自然更要注意。”(21)《团香港地委通告(第十四号)——改选地委委员长、支部训练、劳动运动和停办夜学情况》(1923年12月1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内部发行,1982年版,第259页。1925年1月,中共中央在“四大”会议中,更为明确地规定称:“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22)《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7页。至此,“大会训练”与“支部训练”开始成为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个人谈话训练

在中共党、团组织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由于外部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自身组织力量的薄弱,各地党、团成员经常无法按照要求参加代表大会与支部会议。因此,中共早期第三种训练方式——个人谈话训练开始出现。相较于前两种训练方式,个人谈话更加灵活,富有弹性,因此更受地方干部的喜爱。1923年5月,对于广东党、团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主要负责人阮啸仙称:“自接任到现在,天天都是奔走,不是组织小组,就是向个人谈话,以图根本上的改造和训练。”(23)《啸仙致存统信——关于团的调查统计表和新学生社成立事》(1923年6月1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77页。实际上,个人谈话更具随意性与生活化的特点,这不仅降低了普通党、团员对于训练工作过于“教条”的担忧,同时,个人间的亲密交谈也能够增进彼此间的革命情谊。

在中共早期党内训练的具体实践过程之中,各级组织为了达到训练效果的最大化,常常在执行过程中,将大会训练、支部训练以及个人谈话训练三者相互结合,取长补短,综合利用。对此,广东区委总结称:“对于我们确定的政策,不特在大会上与支部会议间充量向同志解释,即在个人谈话间都明白加以指证。”(24)《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378页。

仍须承认的是,上述三种训练方式的提出均建筑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整个组织中的“人”是完全理性的。具体而言,便是要求地方干部能够认真执行训练任务,一般党、团员能够接受训练安排等,而这在中共早期的组织运转与革命实践之中几乎无法实现。对此,黄道炫称:“组织力并不就是依靠组织架构的设计即可实现。组织要运转,还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影响。”(25)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7页。由此可见,对于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早期实践过程,应将组织框架背后的“人”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将党内训练与“人”在互动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冲突性予以呈现。

二、广东党、团组织内部训练的具体实践

众所周知,早期中共党、团内部的地区差异,同一地区不同成员的社会地位、职业习惯、受教育水平、参加革命的动机等因素均对训练方式的有效实施带来冲击。1922年下半年,在党内训练提出和逐步实施的一年多时间内,各地琐碎性、复杂性的问题不断涌现。1923年下旬,在相继召开的党的“三大”及青年团“二大”会议上,各地代表们集中表达了对训练工作的批评和不满。在团“二大”会议上,代表们认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团员对于纪律组织教育等,实在都不注意,以致于互相推诿,只有空谈而不切实际。”(2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1923年8月25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357页。在党的“三大”,亦有党员代表发言称:“去年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每月的教育工作被完全忽视了。”(27)《某同志在广州写给李汉俊的信——党的“三大”的召开,要求他参加工作》,《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10页。对此,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中,总结承认到:“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28)《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1页。

训练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或许与中共地方领导的认识有关。对于党内训练是否应该严格执行,四川团组织曾直言不讳地称:“中央严格章程,太与四川不合,四川青年重自由,且四川情形与外省多不同,处此四川情形,只宜以妥协调和出之,不应拘守章程也。”(29)《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成都团的活动情况和沿革组织纪律的意见》(1923年5月1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第87页。由此可见,党内训练的顶层设计与具体的地方实践之间似乎存有张力。在对中共河北组织的长时段研究中,陈耀煌也认为:“在地方一级,省委推行的政策传到市委及下级的支部时,亦被大打折扣,地方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与纪律,常熟视无睹。”(30)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94期,第149页。

因此,应该具体、生动地将中共早期党内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遭遇的复杂性予以呈现。以“广东党、团组织”为例,1924年在广东内、外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之下,省内各级中共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空间不断被挤压。

由于1924年1月国共合作在广东的全面推进,中共粤区党、团组织发展迅猛。以广东青年团为例,从1923年5月至1926年“三二零事件”为止,在接近三年的时间内,粤省青年团规模扩张迅速。“表1”详细列举了1924年至1926年3月广东青年团人数、地方团及特别支部的增长情况。

表1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情况(1924—1926.3)

由上表可知,粤区青年团组织规模的不断增长,与省内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然而,随着广东党、团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共组织内部的训练工作不断遭受挤压与冲击,究其原因,则可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东区委无暇兼顾内部训练

1924年1月,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国共两党相继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然而,对于省内各级党、团组织的训练工作,则因中共粤区干部忙于国民党事务而被忽视。1924年9月,中央驻粤特派员卜世畸称:“广州青年团,据云三月(以)来,完全停止工作,阮(啸仙)、刘(尔崧)诸兄均忙于农、工团进行事宜,无暇顾及S.Y.(指青年团——引者注)……团体的组织与教育,十分放「涣」散。”(31)《卜世畸给中夏等的信——关于国民党中央国际联络委员会问题和广州团组织等情况》(1924年9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482页。10月,国共两党在广州掀起的农民运动愈演愈烈,广东区委则“多有参加此运动者,因此有一、二次以人数不足,区委不能正式开会,只谈话而已。”(32)《团粤区委报告(第四号)——关于各地组织和活动情况》(1924年10月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484页。对此,在粤区担任农运工作的梁复然承认:“这时,我们的工作以发展国民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为主,对共产党员的发展反而放松了。”(33)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1962年3月—1964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6页。在区委领导中,曾任粤区书记的赖玉润多年后对当时繁重的工作记忆犹新,回忆称:“当时许多重要党、团员身兼几种工作,晚间先参加各负责单位的工作汇报或群众性的会议,十时以后才回来开党和团的内部工作会议,经常要延长至午夜以后。”(34)赖先声(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回忆1922—1927年的斗争》,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108页。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广东党、团组织在积极配合国民党工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自身训练工作的重视,这直接导致粤区各下级党、团组织的混乱。1923年12月,粤区区委对香山支部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该支部仅有同志六人,非常涣散,区委曾三令五申促其报告而未见其回复。”(35)《团粤区委报告(第九号——各直属支部和广州、香港地委的组织与工作情形)》(1923年12月10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246页。广东香港地委亦发现,在其所属支部中“团员中间有涣散而少到会的。”(36)《团香港地委通告(第十五号)——开团员大会》(1923年12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261页。对此,粤区领导阮啸仙总结认为:“各区委及地委不仅按时参加支部会议发生困难,即各支部完全按期开会,也有做不到的。”(37)《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375页。在这种涣散状况之下,支部训练、大会训练更是无从谈起。

(二)支部训练困难重重

事实上,就支部训练而言,一方面,训练工作面临党、团员居住地、语言、职业及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协调困难。另一方面,支部书记能力与学识的不足也是造成支部训练难有成效的原因之一。粤省各级党、团组织常常因为支部书记的能力与态度问题而无法进行训练。例如,广州沙面支部便因“支部书记恋爱的关系而不努力于团体工作,以致该支部训练工作无做。”又如,广州“法科支部书记对于组织工作,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对于教育训练工作甚少做。”(38)《团广州地委各支部工作成绩比较表(十二月份)》(1925年12月30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二),第372、373页。由此可见,支部书记对于训练任务的敷衍了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团内部的训练成效。

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支部训练中,训练本身的权威性也遭受质疑和挑战。一般党、团员往往对党内训练的“约束性”“强制性”感到不屑。其中,一些学生同志甚至借口称:“朝夕相见所议所作均团体事,无开会必要。”(39)《张霁帆给团中央的信——关于四川团的工作和各阶层状况》(1924年),《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第173页。对此,施存统一再告诫各地成员:“千万不要自视太高,看不起地方执行委员,以为学问或能力不如已,不配训练或指导我。”(40)存统:《本团的问题(续十六期)》,《先驱》第17期(1923年5月10日),第1—3页。对于一般党、团员的受训态度,粤区领导人更是苦口劝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呵!我们干革命事业,不是象小孩子弄把戏,随便玩玩就算。”(41)《团广州地委通告(第九号)——为开除团员王绍祐、岑麟祥、马锵事》(1923年1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年)》,第197页。然而,这样的告诫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党、团员的服从意识,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一般革命者与内部训练之间很难形成良性、有效的互动关系则是地方训练步履艰难的关键所在。

与此相反的是,如若站在普通党、团员的角度来看,训练方式过于枯燥和无聊或是他们不愿积极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对此,一些地方革命组织称:“过去的训练方式,很不确定,并且多半都是理论方面学院式的研究,因此,开会时很觉枯燥,同志甚不感兴趣。”(42)《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336、337页。针对这样的训练方式,一些团员似有苦衷地表示:“同志们都觉得团体生活太单调了,太呆板了!天天开会,讲过来复过去,或者参加些党的、政治的、工会的工作,终感觉不到什么兴趣。”(43)《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第405页。

总的看来,在中共早期党、团训练的地方实践过程之中,形形色色的问题开始出现。1925年1月,广东区委在回顾和总结过去一年多的组织工作时,无不遗憾地承认:“本团对于内部组织、训练与教育三方面,仍未得到一个确切的实施方法,所以形成一个这样的幼稚的组织。”(44)《团粤区关于内部组织、训练与教育提案》(1925年1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第58、59页。与此同时,训练工作在全省革命实践中不断暴露出的问题也开始通过各级组织的汇报文件上呈至区委及中央委员手中。对于训练工作出现的问题,党、团领导者开始着手考虑对已有训练方式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完善。1925年1月,青年团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将“训练问题”作为本次大会讨论的重点。

三、青年团“三大”对训练方式的改进与完善

推动青年团中央在“三大”会议上如此重视内部教育训练工作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共产国际的影响。1924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为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首次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大会认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只有随着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真正变成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才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变成为贯穿着列宁主义思想的、统一的、世界性布尔什维克党。”(45)[匈]贝拉·库恩主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页。

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大”会议上,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加强团的建设”的指示成为了这次大会商讨的一项重要议题。此后不久,团“三大”会议便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命新从苏俄回国的任弼时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之要职”,并要求其“以苏俄的组织及训练方法对团员进行训练。”(46)黄金凤:《为布尔什维克而奋斗——早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形态研究》,《西部学刊》2016年第4期,第9页。

其二,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在内部训练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是推动本次大会积极完善教育训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的青年团“三大”会议上,各地代表们首先对过去一年训练工作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

团员缺少集体化的团结精神,不能遵守团体的纪律,个性不喜容受团体的批评,以致团体组织和纪律涣散;各级机关不能切实执行章程决议案及上级机关的命令和通告,不善于利用临时的机会去训练同志;上级机关对于下层的组织缺少教育与训练的帮助、指导及成绩的考查,没有注意培养教育及训练的人材。下级机关亦少报告教育及训练的情形……支部、小组、地方均不能按时开会,开会时又少注意本地实际问题的讨论、解决和执行及主义上系统的研究。(47)《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第65页。

在对训练工作面临的问题进行总结后,大会就如何修订和完善已有训练方式进行了商议。根据会后所颁布的“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来看,这次大会对原有训练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要求各地成立“组织训练委员会,由委员会分配演讲员到各支部去巡回讲演。”(48)《团内的教育工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通告》(日期不详),《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第112页。具体为:

(一)成立“组织训练委员会”

团“三大”会议要求成立“组织训练委员会”,旨在保证各级党、团组织对于训练工作有专职人员进行负责和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训练工作尽可能不受其他工作的干扰。团“三大”结束后,临时负责领导全省工作的广州地委很快发文响应,称:“组织健全的教育训练委员会,以便专力主持教育训练的进行计划。”(49)《团广州地委特别报告(第六号)——关于郭寿华的错误、团员训练班、海丰成立地方团等问题》(1925年8月2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第338页。教育训练委员会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粤省训练职能的有效执行,加强了上下级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也更为有效地保证了训练任务的专业化与独立性。

(二)增设“训练班”

在团“三大”的决议案中,除了增设“组织训练委员会”外,另外一项重要的组织创新便是寻求在原有组织结构之外,增设新的“外化”机制,以弥补原有组织框架的不足。在这些“外化”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开设“训练班”。决议案要求“地方委员会应按实际需要,随时设立讲习班。”(50)《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第67页。该决议公布不久后,广州青年团便开始要求各下级组织“开办训练班去训练新同志。”(51)《团广州地委一月份的工作计划——关于组织、宣传、学生和经济斗争委员会的工作》(1925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内部发行,1982年版,第25页。1925年7月8日,广州第一期训练班开始开班授课,授课教师为罗亦农、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等,授课内容包括:(1)C.P.(指中共——引者注)与C.Y.(指共产主义青年团——引者注)(2)少年国际(3)第三国际(4)怎样做学生运动和学生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上的意义(5)怎样做青年工农运动(6)内部组织与纪律问题等。(52)《团广州地委特别报告(第六号)——关于郭寿华的错误、团员训练班、海丰成立地方团等问题》(1925年8月2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第338页。

此后,随着训练班的深入实践,广州地委也常常根据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对训练班进行灵活调整。1925年11月,广州地委决定开设两种形式的训练班,“A班训练支部书记及组长等中坚分子,期限两星期;B班训练新加入的同志。”(53)《团广州地委关于十一月份宣传工作状况的报告》(1925年11月26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二),第221页。同时,在此过程之中,广东花县则根据区委特派员刘锦汉的要求,将所需训练的同志分为甲、乙、丙三班,每班集中上课两天,每日上课六时,所需食宿均由地委供给。(54)《团花县地委报告(第十四号)——举办团员训练班情况及今后训练计划》(1925年12月28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二),第358页。实际上,将地方党、团员集中起来,以训练班的形式进行训练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早期较为稀缺的师资力量,同时,训练班也更加具有针对性、系统化的优势。针对这一点,广东区委一再呼吁称:“区委召集各县能干的同志来省组织训练班,养成支部书记人材。”(55)《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0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303页。可以说,在团“三大”后,训练班的设立对各地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三)增设“支部书记联席会”

在决议案中,除了增设“组织训练委员会”与“训练班”外,还根据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党、团中央对原有训练方式进行了完善。其中,提升支部书记的理论素养与工作能力,确保后者在支部训练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完善已有训练工作的主要着眼点。具体来说,团“三大”决定增设“支部书记联席会”,由上级地委派员定期召开,借此训练支部书记。决议规定:“上级机关须随时注意考查下级机关教育和训练工作的成绩,按实际情形,多加指导。宜多召集负重要责任者的联席会议,交换经验和意见,商定进行方针,各地方也应互相交换教育及训练的经验和意见。”(56)《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第66页。

根据该项决议要求,粤区党、团很快将“支部书记联席会”纳入到内部训练的整体框架之中。1925年4月,团广州地委称:“两月来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开过两次,……开会时由地委及各支部报告团务工作后,加以批评,将此批评结论决定后,即讨论补救其缺点方法。”(57)《团广州地委组织部报告(第一号)——地委、特项委员会和各地的组织变化和活动情况》(1925年4月2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第172页。汕头地委亦根据实际状况对支部书记联席会提出具体讨论内容,其中包括:“(1)报告上级机关决议案及教务处决议案;(2)各部支校报告;(3)讨论及批评;(4)解释守纪律,按时到会及按时交费等普通的问题。”(58)《团汕头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常字第一号)——地委改组、团员大会和地委会议决议案》(1926年3月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188页。

支部书记联席会的设立富有针对性,这反映出在团“三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希望通过“支部书记联席会”来加强和提升基层干部的领导能力。

(四)增设“批评会”

此外,“决议案”还对支部训练提出了增设“批评会”的要求。决议规定:“支部、小组的团员须注意言论和行动的互相批评及纠正,每月至少开互相批评会一次。”(59)《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7)》,第66页。实际上,团员之间的相互批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支部书记的工作负担。同时,以较为平等的相互批评代替过去带有等级意味的说教,大大降低了一般党、团员对于训练工作的抵触与反感。在批评会上,党、团员甚至能够对其所在组织的委员们进行批评,内容包括:“(1)计划适当否?(2)工作努力否?(3)委员称职否?”(60)《团徐州地委一月半来工作情况报告》(1926年1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江苏各地委、特支、独支(1923—1926年)》,第240页。

对于批评会的建立,广东青年团要求各地支部“每月至尾一星期举行批评会议一次。”(61)《团广州地委特别报告(第六号)——关于郭寿华的错误、团员训练班、海丰成立地方团等问题》(1925年8月2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第339页。对于批评会的执行情况,广州地委汇报称:

互相批评情形:各支部会议时,各同志皆有报告其个人工作之经过,根据报告皆一一提出批评,在批评中来观察各同志之态度。大多数都能接纳团体的批评,被批评的同志亦发表其个人的意见,是承认与否认或解释其被人批评的事实。(62)《团广州地委组织部报告(第一号)——地委、特项委员会和各地的组织变化和活动情况》(1925年4月2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一),第176页。

总结而言,团“三大”会议对于中共党、团内部训练走向系统化、体系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大会针对内部训练所提出的种种措施,基本成为日后不同时期中共开展党内训练的主要方式。对此,恽代英曾公开发文强调:“(团三大——引者注)决议要更严格的整顿他们的组织与纪律,亦特别规定各级机关对于团员教育训练的注意事项。”(63)FM(代英):《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第3卷第63/64期(1925年1月31日),第220—225页。

四、党、团内部训练在广东革命实践中的灵活调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共在组织建设与意识形态领域十分强调内部训练的重要作用。然而,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中达到苏俄式的“严密组织”,也绝非召开一两次会议,颁发几项决议就能够轻松实现。自五四运动以来,参与中共革命的知识青年自身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漫化特征几乎成为中共早期训练工作难有成效的关键因素。对此,张国焘曾总结认为:“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6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因此,在团“三大”后逐级展开的训练工作同样受到地方党、团员浪漫化倾向的影响而导致训练工作无法收获预期效果。例如,对于“组织教育委员会”,南京青年团遗憾地称:“组织部本身,因负责人不固定,作事往往不能有系统,原组织委员林剑城浪漫成性,且胆怯异常,空挂组织委员之名,实则空坐家中,所有职务概推在书记一人身上。”(65)《团南京地委组织部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25年12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江苏各地委、特支、独支(1923—1926年)》,第95、96页。

对于“支部书记联席会”与“支部训练”等工作,也常常因为主要负责人的散漫行为而无法达到成效。譬如,在广东花县,某地支部书记便常因“好打牌”而忘记自身工作,以至于不能召集支部会议。(66)《团花县地委关于召开团员大会情况报告》(1926年1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56页。在支部书记联席会中,各支部书记常常出现迟到会、不到会的现象。例如,汕头团组织汇报称:“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二次,成绩都不好:(1)书记迟到与不到;(2)少发言,会场空气不紧张。”(67)《团汕头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常字第一号)——地委改组、团员大会和地委会议决议案》(1926年3月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188页。在海陆丰,其地委报告称:“本月开支部书记、组长联席会议两次。关于讨论各项问题,各书记、组长很鲜发表意见,每月批评会议没有举行。”(68)《团汕头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团的组织、团员的教育、党团关系等情况》(1925年9月6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二),第17页。

由此可见,在早期革命阶段,如若没有负责任的干部队伍去积极执行和贯彻,那么无论多么完善的训练方式均无法达成预期效果。对此,广东区委一再向中央解释“共同的根本缺点,即是难得一真正能主持工作的同学,因此工作范围虽大,仍然不能有很好的发展和进步。”(69)《团粤区委组字报告(第二号)——组织部工作及各地团组织近况》(1925年11月20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二),第192页。

即便如此,粤区党、团组织对于训练该地成员,提升革命组织力与纪律性的决心仍然没有动摇。1926年1月,随着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的军事胜利,广东基本完成了统一。针对这一形势变化,中共粤区随即决定将粤省青年团改为“半公开”进行活动。

为了更好的适应公开活动,团广东区委决定在公开活动前,集中进行“三个月的训练期”。对于这一决定,区委解释称:“承认半公开是必要的原则,而主观的条件现尚薄弱,所以规定以三个月为训练中坚分子,以巩固团的时期,至三个月后,再讨论半公开的形式。”(70)《团粤区委致团中央信——关于团组织的半公开和新学生社问题》(1926年2月1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167页。对于三个月的训练计划,区委称:

三个月的训练计划大概分为:(1)半个月间训练区委负责同志。每日由党中有理论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上课。(2)挑选四十个比较明白的而且参加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及各支部书记、干事、部委委员等组织一间二个半月的团校,由党与团中负责任的同志每隔一天去上课,理论上的报告占十分之四,实际工作的报告占十分之六。这个训练计划有两个重大的占「作」用,即:(1)训练负责同志及一般中坚分子,准备半公开的组织。(2)挑选一般比较明白的分子,准备训练结束后派出去各种运动工作的人材。(71)《团广东区委关于九个月来工作的总报告》(1926年6月30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二),第296页。

在三个月的集中训练期,广东各级党、团组织常常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决定采用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内部训练。汕头团组织认为,在三个月的训练期中,最为紧要的工作是“a.开设特别训练班;b.注重个人谈话;c.多指支部中较进步的同志,参加支书联席会议,使地委同志负责。特别要开批评会,每月一次。”(72)《团汕头地委给团粤区委的报告(第一号)——地委改组和组织教育情况》(1926年1月30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112页。香港地委则更侧重支部书记联席会,辅以支部或小组的训练以及开设训练班等。”(73)《团香港特委关于教育宣传工作状况的报告》(1926年1月1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一),第69页。

直至同年7月北伐开始,粤省党、团组织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之内,针对内部训练所付出的努力与尝试从未中断,“三个月的集中训练”更是反映出在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下,中共地方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地整合与调整训练重心,不被已有的决议框架所束缚。这表现了地方组织在内部训练的执行层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自主性特点。

总而言之,广东党、团组织在早期阶段对于训练方式的积极实践为中共此后不同时期的内部训练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大革命失败后,诸如党、团校、训练班、批评会等训练形式开始以更加成熟的形态予以确立。仅就“训练班”一项,便有学者发现,“在苏维埃时期,中共即开办训练班训练干部;抗战时期,中共实施轮训制度,规定区以上的各级组织都要建立训练班,所有党员、干部均需轮流接受培训,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74)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34页。

结语

“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研究制度变迁只有见到人,才能发现看似死板的制度条文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进而才能对制度变迁进行更加细致的动态性考察与分析。”(75)朱英:《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94页。事实上,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制度史研究领域,“活”的制度史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青睐,学者们不仅将“人”带回制度研究的分析视野之中,还将“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所引发的社会反应纳入“制度建构”的因果链条之中,强调制度执行、实践及其反馈过程对制度的“逆”向建构价值。

事实上,“活”的制度史研究对本文的理论构建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中共在建立之初时,便明确提出了将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同时规定将支部训练、个人谈话训练作为日常规训党、团员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之下,广东地方党、团组织围绕训练执行而不断发生的冲突与矛盾似乎难以避免。具体来说,首先是粤省区委领导们由于开展国共合作的关系而忽视了中共党、团内部的训练任务。其次,在粤省各地方党、团组织之中,支部书记学识不足,革命态度不够坚定,进而出现懒惰、懈怠等消极对待工作的现象。最后,对于一般党、团员而言,训练工作照本宣科、机械无聊的形式也常常使其难以忍受,进而出现抵触、敷衍等行为。由此可见,对于中共早期内部训练工作的考察,一定要将地方党、团员的“非理性行为”纳入分析与思考的逻辑链条之中,将“人”的主观感受与行为思考带回中共早期地方组织的实际运转之中,以此理解中共革命与地方情境的纠葛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1925年1月所召开的青年团“三大”对中共党、团内部训练方式走向成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中,为了消解和降低地方党、团员“非理性行为”对训练实施所带来的冲击,中共党、团中央及时有效地提出增设:支部书记联席会、训练班、批评会等,借此规避和解决内部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这反映出中共早期对于提高自身组织力与纪律性的不懈追求。

中共内部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正是在形势的复杂变化中不断尝试、优化与调整,以此达到训练工作与不同层级成员间的相互契合。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中共早期对于训练工作的持续重视与不断革新,才能够使党、团员在面对复杂艰苦的革命任务时,不畏辛劳、勤于奔波。可以说,中共在早期内部训练工作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之中,不断表现出的及时性、务实性、灵活性特点,使其在与国民党的组织竞逐中,始终占据主动和优势(76)正如蒋介石在1939年3月2日的日记中所言:“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转引自张太原:《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