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泽源

提要：群体情感是特定团体在认知社会过程中获得的心灵体验,它对于群体的行为选择具有直接影响。1925年前后,湖南农民因灾祸连连而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中国共产党曾努力将灾民引向革命道路,但囿于军阀的残酷镇压,农运未能实现较大突破。北伐军入湘及革命政府的建立,为发展农运奠定了政治基础,加上中共卓有成效的情感动员,农运勃然兴起。其后,农民在激烈的乡村斗争中出现了群体性冲动,这使得农运不仅愈发变得难以控制,还侵犯了国民革命军的利益。地主士绅趁机在大城市、军队中大肆制造谣言,致使农运逐渐失去了军政双方的同情与佑护。马日事变后,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屠杀,严重缺乏军事实力的中共无法领导农民形成有效反击,导致恐惧情绪在农民中快速发酵、弥漫,并最终引发了湖南农运的轰然解体。在共同经历农运失败的教训后,中共越挫越勇,仍然把发动农民作为夺取政权的关键一环,国民党则转向镇压农民运动,并对革命的最终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革命时期,湖南地区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据统计,1926年4月,湖南农会会员尚不满4万人,翌年4月,竟猛增至逾500万人。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号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庞大农民组织,竟在马日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轰然瓦解。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政党实践的结果。(1)有学者认为,中共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动员机制,是农运勃兴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中共忽视军事运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及国民党背叛革命是湖南农运失败的重要因由。参见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范忠程:《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等等。农运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政党的作用,但无论是农运的勃兴,还是其迅速夭折,又都表明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稳固。现有成果虽充分说明了农运兴衰的因由,但对于兴衰变化之快的阐释却略显不足。回答这一问题,除要从国共两党的视角审视农民运动,更应将农民还原为历史的主体。事实上,作为群体的农民,既可以被引导,又容易失去控制,而心理情感恰是导致这种二重性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拟将情感作为理解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群体性行为的主要线索,进而为分析湖南农运兴衰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一、挣扎:大灾下的湖南农民

湖南是长江流域重要产米区,民间有“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进入20世纪,由于灾害频发、军阀混战,多数湖南农民非但未曾品尝丰收的喜悦,反而只能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1925年,湖南继上年大水之后又遇春荒夏旱,全省75县中50余县“青苗枯萎,米价腾贵,另有少数县乡被水雹之灾,灾民迭起‘闹荒’”(2)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大量本地及邻省灾民不断涌入湖南各城镇乞食,仅长沙一市“数月以来,几达四十万众”(3)《省长安辑岳临湘三县灾民电令》,长沙《大公报》1926年1月21日,第6版。。常德、临澧、津市、醴县等城镇先后涌聚饥民达10余万。(4)临澧县灾害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澧县灾害志(1729—2008)》,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面对灾情,赵恒锡主持下的湖南省政府及社会救助团体联手实施了多项救灾举措。如长沙出现大批灾民后,当地县府于长沙东站设立赈济处,灾民可在领取半升米、一合蚕豆后搭乘火车返回原籍。后因灾情加重,政府为避免灾民集聚省城扰乱社会秩序,遂令“由各机关联合派员,携带巨款,前往各该县赈救”,同时公布从1926年1月14日始“停止发给赈济米粮”(5)《限期停止发给荒民米粮》,长沙《大公报》1926年1月30日,第6版。。然而赈济行动迟缓,灾民继续如潮水般涌向长沙,沿途灾民得知省城即将停赈的消息后,日夜兼程奔赴赈济处。另有灾民由乞食转向抢食,出现了“将王氏一家所有什物器皿尽行夺取,一面放火将柴草引燃”(6)《荒民焚劫东南渡》,长沙《大公报》1926年1月20日,第7版。的报复性事件。为此,湖南省政府不得不一方面赶建收容所,另一方面“派队在下游各火车站,制止荒民登车”(7)《荒民改由水道来省》,长沙《大公报》1926年2月22日,第6版。。这些举措依然无法阻止灾民经水路赶往各大城镇。在个别地区,荒民还同军警爆发了激烈冲突,接连出现荒民遭枪杀的惨剧。

1926年1月末,湖南省议会严厉批评了政府在救灾上的迟钝表现:“本年湘灾奇重,政府漠然视之。如敝县零陵,颗粒无收,逃亡出省者三分之一,死亡无数。政府因未见逃来省垣,竟粉饰太平,坐不赈救,不知是何居心。”(8)《省议会讨论赈灾问题》,长沙《大公报》1926年1月27日,第6版。受赈地区的灾情亦未得到多少缓解。长沙《大公报》记者对岳阳地区的实地调查反映:“受赈的人不及十分之一,而每人又只得高粱九升,且又只赈老幼,譬如一家十口丁的,若有五口壮丁,那末受赈的只有五口,只可得高粱四斗五升,照十人分派,每人只有四升五合。在此久食草根菜叶的饥民,一旦骤吃高粱,食量必然大增,是此四升五合之数,不敷二日之食了。以二日之食,而使他们望了足足三个月,又是何等的惨痛呵!”(9)《灾黎残喘(续)》,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5日,副刊第2版。

导致灾民濒临绝境的原因不止天灾,还有人祸。尽管湖南省政府早在1926年初便严禁谷米出境,但商人依旧私囤粮食,转运外省;另有驻军勾结行商,以购买军米之名,短价强买米粮,致使谷米价格不断抬高。据长沙《大公报》记载,1926年1月5日的小河谷、上河米价格分别为5元和10元,此后价格一路高升,至4月1日已涨至6.2元和12.3元,而上年同期价格仅为3.12元和5.78元。受灾严重地区米价蹿升的速度更为惊人,“吾湘自客岁旱灾后,谷米价额,超过昔日数倍”。“贫民对之,大有神仙难过正二月之慨。”(10)《谷米市价大涨》,长沙《大公报》1926年2月24日,第7版。此外,在湖南境内穿行、留驻的客军更是肆意强捐暴掳。在永顺县,“正夏日炎炎久旱成灾之际,贺旅长敦武,盘踞城中。捐借遍二十余乡。提征十六七年,不惟民间之谷米财物殆尽。即救灾会由辰转运之赈米、蚕豆,扫数提归军食。灾民未得颗粒”(11)《永顺被军队蹂躏惨状》,长沙《大公报》1926年2月3日,第7版。。自3月始,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卖妻鬻子甚至烹食人子的惨象。

一直到4月初,旱灾仍不见消退迹象,农民因无法播种“莫不大起恐慌”(12)《四乡干旱之可危》,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0日,第7版。。眼见秋收无望的农民只能加入到乞食大军中。4月底,湖南灾情出现了转机:一方面数万石商米从上海运来;与此同时,湖南各地普降甘霖,旱灾开始得到缓解,而5月又是湖南地区的春收时节。面对大幅回落的米价,人们开始乐观表示:“若近日落大雨一次,仍可望再跌,似此则吾小民之一好消息矣。”(13)《米价稍松》,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7日,第7版。

然而,湖南地区在大旱之后又遭遇了大涝,“6、7月之交(五月下旬),湖南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湘、沅、资诸水及洞庭湖泛滥,长沙等30余县市概成泽国,田禾庐舍漂没,铁路邮电中断”(14)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第146页。。另据《长沙县志》记载:“6～7月,湘江中下游普降暴雨,7月3日,长沙最高水位达38.89米,倒塌房屋万间,尸首漂流,灾民四处逃荒。”(15)湖南省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9页。因降雨回到乡间重拾耕作的农民又被迫踏上辗转于城镇间的乞食之路。在灾民日多、乞食无处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被迫落草为寇。其实早在1926年初,湖南省便不断传出匪患的消息,而民众遭灾无以为食,恰是匪患猖獗的首要原因。在浏阳市,“土匪因岁歉而愈多,杀人越货之事,层见叠出,人民痛苦已至登峰造极地位”(16)《匪祸》,长沙《大公报》1926年2月12日,第7版。。随着灾情愈加严重,非但匪徒日众,其行为也日趋暴烈。在武冈东乡,“自入春以来,四乡土匪蜂起,惟多属饥民,鲜有枪械。尚无吊羊勒捐杀人放火情事”。“迨至二月间烽惊肆起,忽有匪众颜早生向甫成事二百余人,持枪百余枝,并有散兵由宝邑窜来,势甚猖獗。抄家劫舍,几无甯日。”(17)《武冈东乡之匪患》,长沙《大公报》1926年6月18日,第6版。在肆虐的匪患下,民众心理愈发紧张。“因防军调动,一般神经过敏者,即大起恐慌,以致谣言四起,杯弓市虎,自相猜疑。”(18)《县署出示辟谣》,长沙《大公报》1926年4月24日,第7版。军队久驻必然与民争食,其挣扎心境可见一斑。当农民因灾害而不再对劳动生产报以希望、深陷恐惧与不安之中,政府又无力缓解灾情时,社会的不稳定性与日俱增,这极可能为革命势力的宣传动员提供有利条件。

事实表明,灾情并不是导致革命兴起的唯一条件。早在1922年前后,中共已经在湖南地区从事农运工作。1923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衡山岳北地区的农会会员曾骤增至两三万人。(19)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共产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翌年,在中共的协助下,国民党对湖南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改组,开始关注农民工作。(20)《湘区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1925年底,国共两党均将湖南地区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民运动。是年10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此一时的农民运动,对于本党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关重要。在别一方面,本区职工运动在客观上已到了相当的限度,农民运动实为本区目前急切重要的工作”,并据此颁布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21)《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3年—1926年)》,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24页。。这次会议同时强调:“国民党省部应根据我们决议案,制成一种农民运动纲要,责成各级党部实行之。”(22)《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5年10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3年—1926年)》,第27页。一个月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果然据此颁布了内容几乎一致的《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并在开篇强调:“农民运动为本党第一重大工作。”(23)《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颁布〈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1925年1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两党当时在农运上的默契程度由此可知。此时湖南民众已深陷灾害之中,受到中共方面的高度注意:“华容今年旱魃为灾,赤地百里,饥民不知若干!因此,我们决议从事饥民运动。”(24)《团南华特支书记陈琳致团中央信——发展组织、宣传工作及饥民运动情形》(1925年8月2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236页。此后,尽管中共在农民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精力,直至1926年4月,湖南农会会员仍不满4万人。(25)《湖南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节录)》(1925年底—1926年5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22页。军阀镇压是湖南农运受阻的主要原因之一。陈独秀早在1923年底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26)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总第368页。岳北农运曾在短时间内发展到上万人,在引起县政府及赵恒锡的警觉后,立即遭到武力镇压。1926年湘潭县农民协会在回忆上年农运工作时亦心酸地谈到:“农民协会的组织,稍一公开,便实行武装解散,利用和大地主的联合战线,陷农民于十八层地狱之中。”(27)《湘潭县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战士》第18期(1926年9月12日),第8页。

二、振奋:国共合作与农运勃兴

上述情况直到1926年年中才出现转变。是年5月,湖南农会在一个月内发展会员超过2万人,“接受本党宣传者50万人”(28)《湖南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节录)》(1925年底—1926年5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22页。。这是此前未曾取得过的惊人成绩,省农协直呼:“全省农民运动,已入于新发展之时期矣。”(29)《湖南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节录)》(1925年底—1926年5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22页。农运的勃兴同国民革命军5月入湘且屡获胜利具有密切联系。“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30)《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节录)》(1926年9月20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3页。农运的兴起不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组织引导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基层工作主要是在中共领导下完成的。

如前文所述,1922年中共已经在湖南从事农运工作,而农运未兴除反动势力强大等客观原因外,同其动员手段单一亦有关联。1924年,中共湖南区委在总结农运工作时指出:“我们同志的知识多由书报得来,没有看清中国实际情形,而又色彩显露,致有些同志在社会全不能立脚。”这里的“色彩显露”主要指激烈的“政治争斗”。(31)《湘区报告》(1924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3页。通过深入的宣传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共逐渐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动员方法,其核心思想表现在鼓动工作要首先由群众的衣食住行、薪酬收入等切身利益入手,待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取得其一定信任后,再转向阶级斗争等政治行动。在具体动员过程中,中共又高度强调关注群众情感。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在指导学生暑假回乡开展农村运动时指出:“联络农民的感情——这是宣传农民最重要的条件。”(32)恽代英:《农村运动》(1924年6月2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90页。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宣传问题议决案》进一步强调:“群众中的鼓动,第一是要具体,根据于工农群众眼前的事实。因此共产主义者便应当不但指导和训练群众,而且要能考察群众的言论,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表现他们的心理。”(33)《宣传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页。

情感动员也被中共广泛运用于湖南农运,特别是对受灾农民的鼓动与组织中。1926年10月,湖南省农协在总结年初的农运工作时指出:“省党部农民部颇能领导农民切实奋斗,利用水旱天灾,向农民群众宣传组织。”(34)《湖南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节录)》(1925年底—1926年5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21页。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而言,没有东西比食物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湖南农运勃兴时,中共的工作重心也在平粜阻禁、减租减息等同民食相关的事项上。1925年10月,中共湖南区委提出宣传农民的14个实际问题中,有6条关涉粮食、土地政策,并突出强调:“本年因旱灾而发生之饥荒,已成为最大最普遍的农民问题。我们应借此在各地组织农民自救会,以从事‘筹账’、‘平粜’、‘平利(或低利)借贷’、‘政府供给种子’等运动。一面即借此组织农民。”(35)《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1925年10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3年—1926年)》,第27页。1925年冬曾在湘乡五区领导农民运动的万仁先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提及:“我们又挨户登记,造具农民清册,进行组织工作,同时清查各乡无益公会谷仓。随后由农会开仓出谷,分给贫苦农民,不分大小,每人五十斤。剩下的谷,留以解决来年春荒。因此,农民革命气氛大振。”(36)万仁先:《大革命时期湘乡五区农民协会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乡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43页。

发动农民同地主进行斗争并非易事。农民久受权势压迫,地主利益稍受损失,便会凭借其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以“退佃”“送官”相威胁。另有地主勾结团防等武装力量实行暴力反抗。1926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即今革命政府统治时候,尤复为恶不悛,如最近宁乡团防之杀伤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梅治成,湘潭朱亭、衡山一带之压迫民众运动,事实屡见不鲜。”(37)《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农民问题决议案》(1926年8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99页。农民对地主的恐惧感是根深蒂固的,而发动农民革命无疑要打破此种畏惧心理。为此,中共领导农民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颇具针对性的举措。如戴高帽游街是农协惩治土豪劣绅的惯用手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38)《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据当事人回忆,“戴高帽”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令土豪劣绅颜面扫地,一扫农民对地主的畏惧感。“为什么想出给戴高帽子这样一个主意呢?人们平日对这些豪绅,有怕他的,有向他求情的,有专门巴结他们的,都是一片恭维,这就叫做给他戴高帽子。但那是无形的‘高帽子’,现在将一顶纸扎的,有一二尺高的尖顶的实实在在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帽子上面还大书xx土豪或xx劣绅,被民众按着头,游街示众,这是对他最大的嘲讽,也是土劣们最怕的丢人现眼的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平日的威风就扫地以尽了。”(39)殷达:《“马日事变”前后醴陵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醴陵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醴陵文史》第2辑,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43页。

助长农民革命信心、抬高农民运动声势,还有赖于军队、政府等政治力量的支持。特别是饱受战乱之苦的湖南民众,内心极度渴望强大军政力量的佑护,这也使得他们的革命态度“大都因革命军的行为与表现而决定”(40)《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2页。。国民革命军5月入湘后连克强敌,7月占领长沙,10月已基本掌握两湖地区。湖南农民在农会的组织下,多次在战斗中予以革命军帮助,给革命将士留下了良好印象。蒋介石、唐生智等国民革命军高级统帅也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农民运动。1926年8月初,蒋介石领军入湘,当众发表赞美农运的讲演,受到沿途乡民的热烈欢迎。他在当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农民协会组织尤其发达,将来革命成功,还在湖南为最有成绩,而军人尚梦梦如前,可不惜哉。”(4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据当事人观察,本来对农运抱犹豫态度的中农,“当看到农民运动权力很大,看到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他们也就要求加入农会”(42)肖经禄:《大革命时期湘潭县农、工、青、妇运动情况简述》,中共湘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湘潭县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286页。。

在革命军攻占两湖地区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主要代表的革命政权随之建立。此时的国民政府高度肯定发展农民运动,在处理农协同地主士绅发生的激烈冲突时,明显支持前者。如1926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确定各县农民协会经费案》《实现农村补习教育计划案》《改组团防局以利革命进行案》等多个有利于农运发展的议案。11月召开的湖南省政府第二十七次省务会议还专门就组织农民自卫团案进行了讨论。虽然方案未立即获得通过,但大会议决“农民自卫团俟全省统一章程颁布后,再行按章组织”(43)《湖南省政府第二十七次省务会议记录》(1926年11月13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80页。。在此之前,相当一部分在北伐中获得武器和作战经验的农协会员已在私下里组建起武装力量。“各工农协会均组织有纠察队。”“纠察身着青色服装、佩戴红布臂章,系红领巾,手持梭镖或警棍等武器。枪支虽少,但雄威之势,莫可抵挡,一些官僚地主,土豪劣绅,视之畏惧,闻之心寒。”(44)杨经武:《马日事变经过情况之我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9辑,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6—17页。每逢召开会议、审判反革命等政治活动,农协总是令纠察队维持秩序,以示权力。整体上看,农民武装对于打击乡间反动势力、保卫农运成果、提振农民信心帮助甚大。

农民通过打击土豪劣绅的方式发泄了心中的不满情绪,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部分权益与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在感受喜悦的同时,农民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的重要性,这促使其争先恐后地加入农会。至1927年1月,湖南省已有50余县组建了农民协会,会员逾150万人。(45)罗难:《农民运动与反宣传》,《战士》第31期(1927年1月14日),第3页。尽管农运勃兴,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之势,但地主阶级决不会轻易让渡权力。他们一方面公然破坏农协,另一方面通过散布谣言、混入农会等方式暗中予以抵抗。这预示着乡间更为激烈的斗争即将到来。

夏天太阳最毒最烈的那段时间，学校正好放暑假了，我陪着父亲在后山的坡岭上挖土制砖。那时我八岁，我的童年与我们那儿其他孩子有着相同的味道。

三、冲动:乡村中的激烈斗争

勃兴的农运使部分地主异常惶恐,以至于“问几时平产,希望早些平好,免得受惊慌”(46)《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2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56页。。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地主继续联合团防、土匪等武装力量,同农协展开公开对抗。如“安化全县减息,地主停止放债,农民要求强迫地主借贷。地主引[勾]结土匪惨杀农民,死200余人”(47)《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2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58—459页。。类似事件并非个案,“各地土豪劣绅群起向农协进攻”(48)《湘区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第9页。。面对地主的暴力反抗,农协重点采取了公开处决土豪劣绅的方式予以反击。如公开枪毙湘潭地主晏蓉秋是当时响震湖南的大事件。晏蓉秋毕业于某法校,“好出入衙署,以逢迎知事包揽词讼为能事”;后又在湘潭担任县议员,兼任律师,“势力更膨胀,人敢怒而不敢言”。(49)《湘潭民众枪毙晏蓉秋之详情》,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23日,第7版。湘潭县在接到省政府关于各县惩办土豪劣绅的通电后,由县长下令将其逮捕。随后县长又在反奉示威运动中称其为“天字第一号劣绅”。民众遂要求捆缚晏蓉秋游街,游毕进一步提出实行枪决。县长提出向省里请示,却迟迟未得到答复。于是群众将“枪决晏蓉秋之标话贴遍城市,下午聚集数万人于县署,坚请即时处决,县长迫不得已,无法推诿,乃将晏交出”,绑至学坪,在万余民众的注视下公开将其枪决。(50)《湘潭民众枪毙晏蓉秋之详情》,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23日,第7版。另有部分口述史料指出逮捕晏蓉秋出自湘潭县总工会的要求,但多反映了县政府起初不同意处决晏蓉秋,后在民众强烈要求下,政府不得不向民众妥协的斗争过程。见龚业光:《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湘潭镇压劣绅晏容秋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潭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88—91页。消息传开后,顿时激发了农民的斗争气势,“一时打倒土豪劣绅之空气充满全县,当时在各堂所董事之士绅,无不纷纷避去……”(51)肖经禄:《大革命时期湘潭县农、工、青、妇运动情况简述》,《湘潭县党史资料》第2辑,第288页。“权威的原则一旦在公众心目中开始受到损害,就会迅速瓦解。”(52)[法]古塔斯夫·勒庞著,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不止在湘潭县,1926年底,长沙、湘阴、浏阳、衡阳、临湘、醴陵及常德等农运高涨的地区均出现了公开处决土豪劣绅的现象。中共中央直言:“湖南农运现在已从和平组织的发展进入于猛烈斗争的时期。”(53)《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节录)》(1926年12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页。

中共湖南区委也被乡间的斗争热潮所感染,对革命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即在12月中旬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被陈独秀严厉批评为“犯了‘左稚病’”。(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事实上,当时在长沙、武汉等大城市中已经出现批评湖南农民运动的舆论。这些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湖南地主士绅的散播。为避免成为直接斗争对象,大量地主从乡村逃离,“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5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页。。畏惧逃散的地主在城镇里大肆制造关于农协的负面消息,“说农民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农民惰性的表现,是提倡惰农主义,阻碍农业生产之发展”(56)罗难:《农民运动与反宣传》,《战士》第31期(1927年1月14日),第4页。,诸如此类。这些负面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共两党关于农民运动的看法。“民校党部在乡村中,赞助农运者约有半数以上,反对农运者,亦将近半数,此亦我们以前之失策。国民党省党部中,亦更右倾而反农运,称目前农运为‘惰农运动’之空气仍浓。”(57)《中共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2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59页。中共湖南区委方面也曾一度认为:“现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变成了一个贫农运动。这个运动如果不急谋救正的办法,在农村中要变成‘广东的三月二十日’,在农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的空气,使农民运动发生绝大的危险。”(58)《中共湖南区委通告——阻禁平粜问题》(1927年1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1页。

实践表明,在情绪激动的农民面前,略发出反对声音,就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耒阳第二农运指导团的总指导在对南乡农运进行调研时发现:“我出发到小水铺的时候,就宣传不准勒捐、不准勒借、不准罚款、不准自由抓人。我这种宣传一出,比时一般农友大起恐慌,土豪劣绅大肆活动。一般农友就大不满意于我,不是说我是土豪劣绅的儿子,便是说我是土豪劣绅;不是说我是反动派,便是说我是来摧残农民协会的。”(59)龙宣:《耒阳第二农运指导团下乡工作的报告》(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71页。几乎同一时间,国民党左派高层面对党内日渐浓厚的反农民运动倾向,亦“采取断然的手段,将他们完全打下来,从省党部以至各级党部”(60)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战士》第41期(1927年4月17日),第4页。。特别是一二月间,湖南地区军政最高领导人唐生智连续公开发表支持农运的演说。如2月11日,唐生智在长沙市党员大会上强调:“现在湖南民众,铲除土豪劣绅的工作,是非常激烈的。这完全是革命现象,是革命民众对封建阶级作战,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党、我们政府,必须站在民众的方面,切不可站在中立的地位”,且严厉批评了“不赞成民众争斗,说他们是扰乱秩序”的言论。(61)《唐总指挥敬告同志》,《湖南通俗日报》1927年2月15日,第4版。此时国共两党对农运的支持不仅提振了农民的斗争热情,也助长了农运“左”的倾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滥将“土豪劣绅的名词加人家头上,以为有钱便是土豪,穿长衣的便是劣绅,弄成‘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火斗争现象。(62)《宝庆县农民协会布告》(1927年2月15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70页。

农运“左”的倾向不仅表现为对待地主愈加过火,而且表现为在粮食、土地等政策上愈发不受政府及省农协的管控。湖南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降低粮价、保障民食,一直实行禁止谷米出口政策,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米禁处。直到1926年12月,湖南省政府为活跃金融、增加税收,决定于当月25日取消米禁。省农民协会也在1927年1月发出了不得阻禁谷米的通告,并要求:“各级农民协会把这个道理向一般乡村民众解说明白,要使大家都晓得这个道理,并且照着去做,是为至要。”(63)《省农会通告》,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5日,第6版。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农民同军米采购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遭致了军方的不满。如时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何键便斥责攸县阻运军米的群众为“地痞匪徒”,要求政府予以惩治。(64)《何师长请究阻运军谷痞匪》,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16日,第6版。1927年1月17日,省政府财政厅长又在湖南省党部、省政府及各团体联席会议上指出:“八军派人回湘采办军米,攸县、醴陵、衡山均纷纷阻运,省党部、省农协发出布告,禁止阻运,效力亦小。又益阳、南、华、醴、安等处最近发生捣毁杂税局、厘金局等事。杂税尤倡言取消,田赋议决开征,预计湘西除外,应有百余万收入亦以谷米阻禁,完纳者不过十分之一二。”(65)《湖南省党部、省政府及各团体联席会议议决案》(1927年1月17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215页。

尽管湖南党政军各机关及农民协会一再呼吁农民放开米禁,规定了严惩办法,但乡间阻止运米的现象仍十分严重,“甚至甲乡不许购至乙乡,虽经政府屡次命令,视若空文”(6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速记录(摘录)》(1927年6月2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1927年4月,农民同军米委员发生剧烈冲突,导致4名农民被杀,另有十余人受重伤。(67)《工农简报》,《湖南通俗日报》1927年4月23日,第3版。农民之所以极力反对放开米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粮食连年歉收,他们异常担心粮食外运后米价陡涨,再度出现上年春季饿殍遍地、卖妻鬻子的惨象。国民党方面也承认“有许多地方,已发生[饥]荒的现象”,且农民为了满足军米供应,“实行减膳政策,向来吃三餐的,现在只吃两餐”(6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节录)》(1927年5月12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1页。。这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民对粮食匮乏的忧虑。

除米禁政策外,农民的分田均产行为更是引起了湖南党政机关特别是国民革命军的不安与愤恨。1926年11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在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土地问题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并要求国共两党必须“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以“使农民到革命方面来”。(69)《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1页。1927年初,中共中央在收到上述决议后决定予以执行。(7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同期,湖南农民“已在量地、插标,要求分田”(7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80页。。至三四月间,湘潭、醴陵、长沙、浏阳等地,分田已经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

是年4月,中共五大进一步提出了没收土地的具体方案,并明确要求不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已有的土地。(72)《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94页。在此前后,在中共方面的积极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也成立了由国共两党共同组成的土地委员会,通过了“没收除小地主以外的一切土地”的决议,且得到了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但是由于军方反对,决议未能公布”。(73)《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孙武霞等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尽管国共两党均一再声明不得均分小地主的土地,农民却在实践中大大超出了这一限度。1927年4月召开的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指出:“湖南农民口号是平均地权,实在是平分佃权,此种平均地权专为对待富农的。如10家之内,5家是富农,即须将富农土地分给其他5家。湖南的农民现正在自己分配,自己开会分配。”(74)《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节录)》(1927年4月22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89页。除了小地主,农民的分田行为还侵害了革命军人的权益。5月,汪精卫在武汉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批评农运“往往对于革命军人家属及小地主皆有妨害”(7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节录)》(1927年5月20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5页。。特别是有关农运侵犯军人家属权益的消息随着地主士绅逃往长沙、武汉而迅速外溢,并在北伐军中广为传播。上述情况导致了军政两界对农运的不满,“特别是那些家庭受打击的军官,对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更是蠢蠢欲动”(76)刘子泉、周辅文:《腥风血雨遍长沙》,《长沙文史资料》第9辑,第3页。。这意味着农协同政府、军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只不过当时还无法确定,数百万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能否在冲突中占据上风。

四、恐慌:谣言肆虐下的武力镇压

湖南农运由盛转衰的亲历者在追忆这段过往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谈到当时漫布城乡的谣言。时任湖南省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的刘英曾回忆:“四、五月间,长沙城内流言四起,一会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搞错了,工人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是‘痞子运动’;一会儿又说,北伐军节节败退,被军阀打得落花流水了,国民革命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这些谣言,搞得人心慌乱,无所适从。”(77)《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尽管自1926年底,湖南农民在农会的组织下,向地主阶级特别是反对农运的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斗争,但反动势力并未肃清,不断对农协实施反击。通过散播谣言,迫使农运失去各方力量的同情,制造农协同政府、军队方面的冲突,恰是他们破坏农运的主要手段之一。1927年3月,夏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作湖南政治党务报告时,将“造谣”列为土豪劣绅打压农民的首要手段。(78)夏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湖南政治党务报告(节录)》(1927年3月12日),《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237—238页。

相关谣言的滋生,不单是反动势力主动宣介的结果,同时局的变化亦有密切关联。蒋介石在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工农运动的消息传至湖南后,迅速抬升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反革命分子趁机大肆活动,到处造谣生事,破坏革命”(80)屈邵琪:《“马变”前后的长沙工人纠察队》(1963年),《马日事变资料》,第127页。。这些谣言也着实改变了相当一部分国民革命军尤其是上层军官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即从赞美转向不满乃至憎恨。据李品仙回忆:“共产党这种残暴横行的消息传到军中,湖南的军人真是悲愤填膺,恨之入骨。”(81)《李品仙回忆录(摘录)》(1975年),《马日事变资料》,第359页。5月中旬,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的夏斗寅发动了进攻武汉的兵变,导致武汉与长沙间的交通被切断,一时间谣言弥漫整个长沙城。据湖南请愿代表团统计:17、18、19日,共有“一、武汉的国民政府垮台;二、汪主席坐飞艇逃走;三、鲍顾问枪毙了”等十五种谣言在长沙大肆传播。湖南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在无法解释、制止谣言的情势下,不得已“宣布全省戒严”。(82)《湖南请愿代表团关于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第一次报告纲要》(1927年6月),《马日事变资料》,第4页。这一举措并未阻断谣言的传播,反而加剧了长沙城内的紧张态势。这为反革命势力在长沙城中发动兵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如前文所述,何键因采购军米受阻、听信谗言等,早对农民运动心存不满。但出于忌惮武汉国民政府的工农政策及农会声势浩大,他又不敢轻易公开反对农民运动。1927年4月前后,国民革命军中已开始盛传农运侵犯军官利益的舆论。据黄克诚回忆:“尚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军队中就有许多关于‘农民运动过火,军人家属被游街,财产被没收’之类的流言。不仅国民党人这样说,我们党内也有人跟在后面应和,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横加指责。”(83)《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这为何键发动军队破坏农运提供了理由。在听闻部队官兵对农运的负面议论后,何键“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反动情绪,布置其心腹,在官佐间有意识地透露其反共衷曲,推波助澜,为其阴谋活动作舆论准备”(84)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摘录一)》(1963年),《马日事变资料》,第82页。。据当时在三十五军中任学生队队长的魏镇回忆,何键在4月下旬开始着手布置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的计划。他原本想拉拢时任湖南省政府军事厅长兼代主席张翼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及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团长兼长沙卫戍司令周荣光共同举事,但他们均因“摸不清唐生智的真实态度”而婉言拒绝。(85)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摘录一)》(1963年),《马日事变资料》,第89页。后何键不得已将许克祥领导下的独立第三十三团作为叛军主力。许克祥在动员部队时,也采取了制造谣言的方法,“说他部某排长在湘潭街上买东西,被纠察队抓去捆绑游街示众,最后被用乱棒打死”(86)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摘录一)》(1963年),《马日事变资料》,第92页。。

据许克祥本人回忆,5月21日晚,工农组织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竟毫无所知,迄至我军向他们进攻,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措手不及,我军破巢直入,他们大多数只能束手就擒”(87)许克祥:《马日铲共真相(摘录一)》(1950年),《马日事变资料》,第200页。。其间,工农纠察队虽进行过武力反抗,同许部发生激烈巷战,击毙许部40余人,但由于缺乏正规军事训练,工农纠察队很快败下阵来。“到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已把共匪所有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并交由当地警察负责看管。”(88)许克祥:《马日铲共真相(摘录一)》(1950年),《马日事变资料》,第201页。许克祥在一日内凭一团兵力便基本上瓦解了长沙市的工农组织。其他驻守在长沙城内及附近的国民革命军均对许部公然违反武汉国民政府支持工农政策的行为置若罔闻,足见当时工农运动已经失去了军方的拥护与同情。

马日事变后,许克祥于5月24日联合国民党右派成立了“救党委员会”,由张翼鹏任主席。至此,湖南省政府完全为国民党右派所把持。“救党委员会”甫经成立,立即以省政府名义发布了多条批评农民运动、支持许部军变的布告。如24日颁布的《湖南省政府布告》指出:“照得工农运动,原有常轨,自不良分子混入其中,把持机关,分布党羽,不徒仇视异己,即真正农工,亦复备受压迫,饮泣吞声。”“倘敢凭借团体鱼肉人民,一经查觉,轻则即予拿办,重则即行正法。”(89)许克祥:《湖南省政府布告》(1927年5月24日),《马日事变资料》,第39页。国民革命军省防军第一旅旅长熊震、湖南省警备旅长陈汉章等军方代表也相继发布支持军变、诋毁农运的专电。自此,有关农民运动的各类负面信息公然披上了“官方”的外衣。这势必进一步助长谣言的传播,使农协会员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反动势力除制造负面舆论,还拉开了血腥屠杀农协会员的大幕。马日事变后,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连夜回到乡间,遭关押的反动分子也被一概释放,并充当起搜捕革命分子的先锋。反动势力使用的杀戮手段极为残暴,据当事人回忆:“在桥头的一个塔上,经常挂着几个人头示众。”“我亲眼见过他押解农民,经常用铁丝穿着人们的肩膀上的横骨,血淋淋地牵着走。”(90)《“马变”后醴陵大屠杀片断回忆》(1964年),《马日事变资料》,第184页。挖眼、凌迟等残酷手段亦被频繁施加于农协骨干身上。部分地区还使用了“十家联保制”即如有一家查出一个是他们所认为的“暴徒分子”,十家同遭死罪的严酷方法来检查革命分子。(91)《湖南请愿代表团关于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第二次报告纲要》(1927年6月10日),《马日事变资料》,第13页。湘潭、永兴、永州等农运高涨的地区均出现了大屠杀,“统计在最近的两个星期以内湖南革命民众的被屠杀者,当在一万人以外”(92)《湖南请愿代表团关于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第一次报告纲要》(1927年6月),《马日事变资料》,第9页。。面对反动势力的残暴杀戮,个别意志薄弱的农会负责人退出了革命队伍,如岳州“把一切民众团体都自动解散了,遍贴打倒共产党之标语”(93)潘心源:《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摘录)》(1929年7月2日),《马日事变资料》,第601页。。

在杀戮面前,湖南农协也曾加以反抗。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发生在5月末的围攻长沙城事件。但由于组织混乱、各地农会联络不畅,实际参加扑城的农民人数远小于号称的十万农军。再者工农武装缺乏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经常一触即散。“湘潭没有开始与敌人接触便倒了台。醴陵的前线正在前进,而后面的负责同志无故退却,因此使农民发生恐慌,便无意识的向后溃散。”(94)潘心源:《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摘录)》(1929年7月2日),《马日事变资料》,第601页。扑城失败后,农军在退却过程中出现了“一部分农民怨恨负责人之不努力,到处发现拦路枪(梭标)杀负责人的现象,另一部分农民便恐惧异常,似有大祸之将临,因而哭泣者亦有”(95)潘心源:《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摘录)》(1929年7月2日),《马日事变资料》,第601页。。扑城失败的消息四散乡间后,大大消减了农协会员的凝聚力。在株洲,“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先是听说农军在易家湾打了败仗,接着听说长沙不打了,上级指示要撤退,再后来听说,反动派要来清乡,农会干部要疏散。就这样农会解散了,团防局办起来了,地主豪绅又神气起来了”(96)叶嵩高:《我当儿童团指导员前后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株洲文史》第12辑,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207页。。随着唐生智、汪精卫相继公开反共,站到反对农民运动的一面,湖南农运彻底失去了军队、政府双方的庇护,这使得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镇压与报复变得更加猖獗。至7月,中共湖南省委不得不承认:“自马夜事变而后,长沙及各县工农等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尽被解散捣毁,工、农会及党部之领袖被屠杀者五百人以上。至今全省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情形如上海、广州毫无二致。”“一切工农等被压迫民众几年来奋斗所获得的自由和经济解放,完全被唐生智剥削[夺]尽净。”(97)《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的计划》(1927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进入8月,中共开始走上了武装暴动的新革命道路,并将兴起过革命大潮的湖南视作暴动的中心地带之一。然而工农群众在暴动过程中很难被组织起来,秋收起义也以失败告终。中共中央曾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起义失败原因,在调查报告中,任弼时突出强调了农民未得到发动“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98)《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年9月27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84页。。而马日事变后血腥屠杀造成的心理恐惧正是湖南农民不易发动的重要因由。“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勇[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99)《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年9月27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84页。10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总结秋收暴动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00)《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4—105页。

结语

对于深处革命浪潮中的广大群众而言,他们认识政治力量的途径不仅包括理性,也包含喜悦、紧张或恐惧等各式各样的情感。特别是对于农民群体,情感更是其感知革命走向的必要途径。作为认知中介的情感自有其运作机制,且特点显著表现为放大性与感染性。这也是为何上百万湖南农民在利益驱动下能够迅速走向革命、在血腥镇压下又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相比于国民党,中共在大革命时期便已开始将情感作为发动群众的主要载体。然而要实现对农民情感的有效引导,不仅需要掌握娴熟的动员技艺,更要以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为保障。而这两点对于尚显稚嫩的中共而言均是不具备的。特别是对于后者,由于当时中共尚未建立起独立的军队,在国共分裂后,面对反动派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的屠刀,中共无法予以有效反击,致使悲观情绪在工农群众间快速发酵、弥漫。中共意识到群众因恐惧而无法发动,却不具备重新振奋群众心理的能力与环境,革命形势也就立时陷入了低潮。

在国共两党一同经历农运失控的教训后,前者因害怕农民起来之后难以驾驭而放弃了土地改革与农民动员,中共则越挫越勇。(101)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加之红军的创建、苏区的开辟,中共逐渐获得了引导群众情感、卫护民众心理的可控条件。经过多年实践,中共的情感动员技艺愈发娴熟。尤其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民族心境下,情感动员成为了中共发动群众、实现崛起的主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