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友良

提要：“苏维埃”是1919年在中国出现的词语,其后在知识界流行,为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展开与话语形成打下一定的基础。中共将苏维埃革命概念运用于中国革命,始于广州起义,其内涵认知与话语表达到1928年夏中共六大时基本成型并继续丰富,成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革命的政治模式和阶段表征。苏维埃革命概念表达了当年革命面临的危机尤其是中共挽救危机的思考奋争,涵盖了政治制度、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等内涵,真实展现了当年革命的发展空间、实际可能、现实条件和特点性格。作为特定的话语体系,苏维埃革命概念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它在革命实践中所传播和化约的许多核心词汇、精神价值,融入20世纪中国革命逶迤前进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宏大话语中,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面相、生动内容和深刻本质。

那是一个远去的时代,一个由激愤、青春、热血、真诚和信仰融汇成行进交响曲的革命时代。那个时代的冠名,有的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的称苏维埃革命(运动)时期,有的称第二次囯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

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苏维埃革命是一个承上启下、建基立业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内涵复杂丰富的关键词汇。苏维埃革命、苏维埃运动、苏维埃革命运动,作为1927—1937年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称谓,当年曾经十分流行,后被土地革命、十年内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称谓所取代,而渐渐成为比较生疏的概念。主要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规范的推进,它们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普遍的从‘土地革命’到‘苏维埃革命’的用词变化,是上个世纪末开始的”(1)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如何“打土豪”》,新浪网: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1-23/1849115786。。有关研究院所和刊物曾数次举办主题研讨会,(2)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2011年9月在南昌举办“中国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苏区研究》编辑部2016年4月在井冈山举办“中共历史进程中的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历史系、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苏区研究》编辑部2018年6月在厦门举办“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等等。杨奎松、黄道炫、于化民、余伯流、凌步机、曾成贵、耿显家、何友良等学者,在其相关成果中都恢复使用了苏维埃革命的概念。有的恢复使用或解释了苏维埃的词语与涵义;有的论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关系;有的(大量)论述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过程、起伏、功过与地位,对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也有的从革命话语角度考察了“苏维埃”在中国传播的轨迹及其局限性。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逐渐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和使用。(3)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对苏维埃革命的来由、内容与模式等进行了阐述,其后又与黄道炫在多次学术访谈、讲座中使用和阐述苏维埃革命,何友良在《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也使用了该词语。更多成果见舒龙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苏区研究》2020年第3期;刘小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份英文刊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曾成贵:《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耿显家:《“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轨迹考察——基于革命话语角度的分析》,《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蒋伯英:《苏维埃革命的光荣典范——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看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井冈山“中共历史进程中的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2016年;游海华:《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应对》,《史林》2018年第4期;庞振宇:《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演变》,《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何友良:《苏维埃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等等。此外,西方学者和港台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此也有较多论述。特别是北京大学2021年5月举行的“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学术研讨会,对概念研究和苏维埃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会上,黄道炫指出,概念史研究应当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分析,关注概念的落地与概念意涵的演变;应星认为概念是理解中国革命的要害所在,“苏维埃”概念的落地过程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蒋凌楠研究了苏维埃概念早期传入中国的历程,认为因中苏国情不同、阐发群体不同而导致了新理解的产生;孟庆延关注政党如何引入、修改、实践诸多概念,以及这一过程展现出怎样的模式和惯例,认为概念史研究除了应澄清语义和提示层次,还应呈现概念实现过程背后政治文化的逻辑。(4)《北大文研论坛: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2021年5月25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51927。这些研究都让人深受启发。

比较而言,学术界对苏维埃革命实践活动的历史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对这一概念的必要解读则尚不完全,尚有研究空间。它是怎么、何时在中国出现的,其使用是否有历史文献和中共权威性认定的依据,中共在移植过程中赋予它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内涵,中共及其领导人是如何使用、阐释这一概念的,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与使用是否也存在着回归“历史现场”的问题,它与土地革命、十年内战甚或苏维埃运动等相关词语的关系如何,能否也成为党史、革命史上一个历史阶段的表征,以及这一当年流行通用的概念为什么被弃用,这一概念的传播有何历史价值,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理解与认识这场影响中国革命和中共历史重大起伏进退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明了近代历史从哪里来和如何演进的问题。本文并非纯正的概念史之作,(5)关于概念史的定义与思考,详见孙江:《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读书》2020年第1期)、方维规:《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李里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史林》2021年第1期)等论文。也不是整体的苏维埃革命史研究,仅就中国苏维埃革命这一概念的出现、阐释及其流变进行梳理,目的在于说明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概念兴替的合理性、逻辑性、表达形式的特殊性及其历史价值,进而更加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生长行程、战略演化、革命实践及其政治文化,在更长更广的时空中认识中国革命。

一、俄国革命、苏维埃概念的传入

1917年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最初是以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劳农政府、苏维埃等词语传入中国的。这些词语的传播,大体伴随着三次事件信息的传入中国而形成呼应浪潮:一是十月革命的发生,二是共产国际的成立,三是苏俄对华宣言的公布。与此相对应,大体形成传播的三种层次:中国报刊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报道与时事评论,其来源主要取自俄国、欧美和日本;中国知识界人士的俄国实地考察、研究著述与翻译出版的有关书籍;俄国政府及其后共产国际的革命推广策略与派遣来华人士的组织推送。以京沪为中心,由此形成相当热烈的传播俄国苏维埃革命影像的现象。

中国报刊和知识界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两种互为联系的明显思路:其一,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等相比较,由之引申出同样需要促成社会大变动的中国革命。中国报刊和知识界首先不约而同地使用俄国革命的概念。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仅一星期,李大钊即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将之称为“俄国革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又连续发文,将其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同为影响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法兰西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俄罗斯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6)《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7)《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56页。陈独秀同样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8)《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1页。。傅斯年则将法国革命称为政治革命,将俄国革命称为社会革命,认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文明史上进化之先锋,并预言从此“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9)《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1918年11月12日),《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类似言论在当时《东方杂志》等报刊上频频出现,大抵认为社会革命是世界的自然趋势。

其二,对苏维埃一词由意译转为音译,将其认定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不同的政权模式和政府名称。中国报刊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多用军工代表会、兵士工人代表会、兵工委员会、劳兵会、劳农政府、人民委员会等指称俄国政府,其中又以劳农政府一词的使用为多。(10)详见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苏维埃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报刊上应该是1919年11月。人们对苏维埃词语的传入做了很多考察,多认同张君劢1918年音译、1922年以后广为流行的说法。(11)学者高放最早指出,中文“苏维埃”一词,“据我考证是当年北大教授、后来担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的张君劢于1918年音译的,1922年以后广为流行”(《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第7页)。此后该提法为不少文章所引用。仔细考核,说张君劢最早译用固然不错,但时间则有不然。实际是,1918年12月28日,张君劢随梁启超离沪赴欧,1919年在游瑞士途中得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遂将其译成中文,并于9月将译稿寄回给上海《解放与改造》创办人张东荪,张东荪遂将其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一卷第六号上。(12)郑大华:《张君劢传》,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4、66页。张君劢1936年11月在瑞金的演讲中,公开披露了他1919年购买并音译苏维埃宪法的情况,称“苏维埃三字,我是第一个译用的人”。因此,1919年11月,是目前所见苏维埃词语在中国出现的最早时间。

说1922年后苏维埃一词才在中国广为流行也不准确。就在张君劢译稿刊出不久,从其他渠道传入的苏维埃词语及其政府组成与职能介绍等内容也相继出现在其他中国报刊上,且大多为中国人士在俄国的实地考察。最著名者,如1920年2月10日《东方杂志》刊登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介绍其1918年夏在俄国考察村、州、省、城市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施政、民众观感以及多次现场参观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等情况,内容相当详细丰富,是目前所见中国报刊第一次较系统介绍苏维埃的实景,文末还引用一美国观察者所言称“近代之俄国政府无一能有实力如今之苏维埃者”(13)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东方杂志》第17卷第3号(1920年2月10日),第32—38页。。又如1920年6月1日《少年世界》一卷六期刊登赵叔愚翻译美国人Wilfred R·Humbhriesr的文章《新俄罗斯建设的初步》,“原原本本”地介绍俄国苏维埃政治、经济建设的情况,称其为“那簇新的共和国之政治的和经济的组织及发展”,说在俄国“到处都扯起苏维埃的大旗来。如果一个人从墨斯科走到彼得革勒,一路那几千里之内,无论是大小城镇总有一个苏维埃”。再如北京大学新知书社于1921年8月翻译出版日本山川均所著《苏维埃研究》,列为新文化运动丛书之一,系统介绍劳农俄国之苏维埃组织、选举方法、权力构架与运行以及苏维埃制度之特质与实践等,十分详细。

从当时报刊所载情况看,京沪等大城市和中国报刊对俄国革命、苏维埃相当关注,如时论者言“谓一年以来俄国思想弥漫吾言论界可焉”(14)《张君劢致张东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译稿附函》(1919年9月10日),《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15日),第40页。。这种情况与当时欧美日等国大体相同。特别是,人们对苏维埃不仅有了词语的了解——其文义为议会,是一种代表制的机关,而且有了性质的认识——在1920年,即已明确知道列宁“创造了一种新式的国家——苏维埃——给劳动阶级以参预新社会的自由建设之机会”(15)侣琴译:《建设中的苏维埃》,《解放与改造》第2卷6号(1920年3月15日),第24页。,“苏维埃则为一种政府之形式”(16)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东方杂志》第17卷第3号(1920年2月10日),第38页。,“苏维埃是一种政治制度”(17)张慰慈译:《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83页。。这就说明,至少在上海、北京的知识界和国内主要报刊上,苏维埃在1920年前后已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词语,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生疏难懂。还须说明的是,苏维埃在中国受到热烈的介绍、传播乃至肯定,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模式和制度契合了先进中国人对近代以来中西制度的比较、中国制度兴革利弊的总结和寻找救囯建囯兴国道路的深度要求。

在中国知识界和报刊热烈译介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信息的同时,俄国共产党和在其组织、主导下的共产囯际也逐步加大推介苏维埃和协助组建中共组织。1919年3月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宣言》,都宣示了“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共和国”的词语和主张,指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最重要的任务”(18)《共产国际宣言》(1919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于1919年7月25日发出,内中使用了“苏维埃俄国”“苏维埃红军”“苏维埃政府”等词语,1920年4月间由中国报刊公开发表,据说这一宣言“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19)《上海〈民国日报〉评论(节录)》(1920年4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89页。。特别是,共产国际“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出版莫斯科出版的主要书籍的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上”,如在上海出版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等许多小册子和书籍。(20)《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据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公函第256号载,俄国列宁政府的各种印刷物“传播于我国者,已达八十三种之多”,政府要求各地查禁严防。(21)《国务院公函第二百五十六号》,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第182页。

如此双管齐下,苏维埃终于成为流行的政治概念与政治制度,并在建党时被中共接受,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尽管这时以至国民革命失败,苏维埃还仅仅是俄国的政权模式与政治概念,并未成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共因致力于工农运动和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国民革命,也很少使用苏维埃的词语;但苏维埃与苏维埃革命毕竟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苏维埃词语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流行,为其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展开与话语形成建立了明显的历史联系,打下了一定的思想与话语基础。

二、苏维埃革命话语的提出与成型

中共将确切的苏维埃革命概念运用于中国革命,是在广州起义后。在1927年12月14日为广州起义告民众书中,中共列出“苏维埃的革命万岁!”的口号。(22)《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1927年12月14日),《布尔塞维克》第9期·广州暴动特刊(1927年12月15日),第249页。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在复述共产国际和列宁有关指示时也使用过苏维埃革命的词语,如192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中,复述列宁和国际决议案中“苏维埃革命已在俄国胜利”的话,等等,但这时还不是用来指称中国苏维埃革命。这应当是中共第一次使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概念,虽然中间加了个“的”字。紧接着,在当月和次年1月的多个文献中,中共多次使用并界定苏维埃革命的词语和含义,形成一个话语高潮,仅举数例:

12月25日,中共指出:“苏维埃政权的旗帜已经由广州工农兵高擎起来,中国的苏维埃的革命已经超过了准备的时代而达到实现的时代了。”(23)《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年12月25日),《布尔塞维克》第11期(1927年12月26日),第310页。

1928年1月3日,中共指出:“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最近将来的任务,而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成为实际的事实了。继续发展这一已经开始的事业,并加以领导——应当是现在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务。”(24)《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25、29页。

1月12日,中央通告宣布:“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25)《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1928年1月1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3页。广州起义也因此被中共看作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起点和标志。中共重申:广州起义“已经显然的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的革命)”。“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纪元。”中共还进一步指出,要扩大苏维埃革命胜利于全国,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为革命的中心区域,“负起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的历史使命”,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现时环境“除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以使中国脱离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及新旧军阀的混战局面”。(26)《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69、76、77、80、69页。

中共在最初使用苏维埃革命概念时,至少明确表达了四层含义:一是,中共始终认定苏维埃为政权形式,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适用的政权形式”(27)《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年12月25日),《布尔塞维克》第11期(1927年12月26日),第307页。。二是,将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革命相联系,认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就是苏维埃革命,通过苏维埃革命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中国。三是,明确将广州起义认定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起点,并将苏维埃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纪元,苏维埃革命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进程、新篇章。四是,认为苏维埃革命是解放工农民众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出路,是中共正确而必要的决策。可见,中共开始借用苏俄模式来规划和领导中国革命,苏维埃革命被视为不同于国民革命的带有转折意义的新行程。而这时之所以将广州起义而不是南昌起义认作苏维埃革命的起点,显然还只是囿于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标准。这一问题要到中共六大乃至更后认识与划定革命阶段时才完全解决。

中共此时高举起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原因何在?揆诸史实,主要有二:就外因论,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支持。早在列宁时代,共产国际和列宁就明确做出了在世界和东方各国推广苏维埃革命的战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进一步执行这一战略,1927年8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国“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2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9月20日,苏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建立苏维埃”指示,并赋予“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的地区的权力”(2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文件(摘录)》(1927年10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18页。。27日,斯大林进一步明确,“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30)《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27年9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93页。10月间,他还曾问询中共执行情况,并在11月直接支持了广州起义。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战略与支持,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兴起。苏联学者指出:“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刊中为了界定中国的革命过程开始使用‘苏维埃革命’这个术语。”(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前言”第20页。就内因论,中共本已具有接受苏维埃革命与制度模式的思想基础。国民革命失败后,为应对国民党镇压的极端艰难环境,中共独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并先后以左派国民党旗帜下的革命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政权归农民协会),作为革命必备的制度模式或者说政治机制来进行主导和配置。只是,中共这一应对之策很快失败。由于一时不能找到适合于独立领导革命的政治模式,又面临应对生存危机等现实压力,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才最终转向苏维埃革命战略。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初步确定“现在的任务[是]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32)《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08页。,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正式确定“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33)《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21、627页。苏维埃至此正式成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基本制度和政权模式。因此,中共解释说,经过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中国“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34)《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29页。。实行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危急时刻为解决生存和出路而作出的政治选择,更是中共为挽救和推进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转变。

苏维埃革命的话语与认知,到1928年夏中共六大时基本成型。一是,中共六大重申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理论上认可了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的说法,指出中国革命经过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左派国民党即武汉时期后进入了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35)《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385页。同时,中共也表达了南昌暴动、八七会议、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是新阶段起点的意思,认为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从此革命也就转入第三阶段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得到了新的阶级结合”,使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八七会议是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开始。(36)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8年6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7日)、《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分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257、320—324、383页。这个表述较好地从苏维埃革命的起点上解决了南昌暴动、八七会议、秋收暴动与广州暴动的关系问题,为建立从南昌暴动到抗战爆发为十年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划分奠定了认识基础。二是,中共六大完成了苏维埃革命性质的转换。苏维埃的本来性质和意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与社会模式,中共以往也是从长远目标、思想理念来看待苏维埃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苏维埃革命,事实上存在着与中国实际相矛盾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在确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苏维埃的革命”,这个阶段的革命性质,与国民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区别,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革命的斗争形式,则完全变动到一个新的即“苏维埃革命之争斗的形式”。(37)《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8年6月20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页。这一认定跳出了苏俄模式的性质内核,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性质转换和创新,从而界定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与斗争形式。三是,中共六大制定了苏维埃革命的根本任务与目前政纲,三项根本任务为实行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此构成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基本战略;目前政纲即十大纲领;同时,还明确了革命的动力和对象等。(38)参见《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1928年9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536—542页。将农民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和制定动员群众、争取群众的策略,也是中共对苏俄模式的重大创新。因此,当时参与主持会议的瞿秋白认为:“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39)《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日—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707页。苏维埃革命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模式和阶段表征,苏维埃革命的话语体系也由此基本形成。

其后,苏维埃革命的概念和内涵得到全党的认同和使用。伴随着南方多地“扯起红旗建立苏维埃”(40)《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节录)——1929年8月以后的赣西南》(1930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120页。,“苏维埃已普遍的成为中国工农兵贫民猛烈斗争的旗帜”(41)《发刊词》,《苏维埃(五日刊)》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1页。该刊为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创办的机关报。的历史行程,中共继续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其进行阐述,形成愈加丰富的文本呈现和言说表达:

侧重于政治角度的阐述或可称政治性表达: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表达中共关于苏维埃革命性质、途径、目标、前途及其各方面关系的理论思考和策略诠释,进一步体现出中共对苏维埃革命话语的系统性认识与综合性阐述。这方面内容较多,仅举数例:如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革命的政党,是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领袖和先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42)《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1930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234页。“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43)《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277页。因此,中共强调,“在日益开展着的苏维埃革命和革命战争前面,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44)《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1933年5月2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43页。,并将“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45)《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五一节征收党员运动告苏区民众书》,《红色中华》1933年4月17日,第1版;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征收党员五分钟报告大纲》(1933年4月17日)等也有相同表述。等作为革命展开的重要政治口号。在苏维埃革命的定义上,中共也有所扩展,如认定“苏维埃革命是真正民众自己的政权的建立,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46)《中央宣传部关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33年8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51页。,“苏维埃革命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民众革命,有着强固与不可克服的力量”(47)《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281页。,强调“苏维埃革命已成为全国工农劳苦群众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唯一旗帜”(48)《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通告——为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1932年11月18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0页。,“苏维埃革命道路”是“中国的以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的唯一道路”(49)《广州暴动五周年宣传大纲》(1932年11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459页。,等等。中共将苏维埃革命话语与世界反帝斗争紧密联系,还显示出广阔的世界视野,认为“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世界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以及世界的革命历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中共强调,帝国主义列强运用一切走狗“来镇压那争取中国解放的工农苏维埃革命”,因此,反帝和建立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是革命的基本任务,要公布这一大政方针于全国和全世界,(50)《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464、472页。“中国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坚决反帝的斗争中才能生长起来,才能巩固起来”(51)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1930年8月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359页。。一般地说,苏维埃革命话语具有强烈的政党、国家、国际、阶级和民众意识,覆盖面甚广,但其间也不时表露出脱离实际的激越语言。

侧重于政策角度的阐述或可称政策性表达:主要从达成苏维埃革命某一方面任务或目的,具体阐述和解释制定的方略、措施。它虽从属于政治范畴,但因其政策性规定和策略属性而更为具体、细化。例如,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确定其任务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52)《苏维埃的文化革命》(1931年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227页。。开办苏维埃大学等学校,目的是“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53)《在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34年4月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59页。。直到1936年冬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以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为任务,并被毛泽东誉为“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54)《毛主席讲演略词》,《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第1版。。临时中央政府还特别发布启事,“以现金聘请”国统区的“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苏区工作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55)《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1933年),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中共还将苏维埃革命话语运用到对国统区民众的宣传动员政策上,要求各级党部和工会把苏维埃革命的全部纲领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把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土地法、优待红军条例变成动员白区工农士兵的武器,“组织保护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委员会”(56)《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五次“围剿”告全中国工人农民兵士雇员穷困的职业者学生城市贫民青年书》(1933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09页。,认为没有民众和“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57)《中共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1934年4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65页。。历来认为,苏维埃革命代表性不广,没有吸收资产阶级参与。这是事实,有想求而不可得的客观原因。但在苏维埃革命话语与实践中,也有所努力以图改变。中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流血的艰苦斗争中,“虽然他的政策是坚决的独立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循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发展,但决不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58)《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1928年8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519页。。苏区施政过程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后期改变富农政策,也是根据“长期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经验”(59)《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02页。、发现消灭富农的倾向招致不利影响而决定的。政策是革命模式的实践路径,苏维埃革命实际上也是通过具体政策来推行与体现的。因此,在苏维埃革命话语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都有相应的关联与展示。

侧重于纪念角度的阐述或可称纪念性表达:从欢庆、纪念角度增强记忆,更多地体现苏维埃革命的文化意义。在十月革命、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等纪念日和五一等节日公布相关文献及建设相关的纪念设施来阐述革命的性质、前途、地位与意义,并与当下的实际工作任务相结合,是苏维埃革命话语表达的重要内容与特点。其中,最典型的是在纪念活动中,大多会复述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和词语。如在部署纪念广州、宁都暴动活动时,总政治部论述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公开叛变后施行极凶暴猛烈白色恐怖政策,摧残革命组织,屠杀工农群众,中国各地都染赤了革命群众的鲜血,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苏维埃革命的口号,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动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60)《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通令——为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的纪念》(1931年12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8页。;纪念南昌暴动时,中央指出“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61)《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1)》,第2304页。,并论及南昌、秋收和广州暴动开始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的历史,(62)《八一纪念宣传大纲》,《红色中华》1933年7月17日,第2版。反复强调其开创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63)《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1930年10月2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第628页。相同的表述在地方党部也有反映。如中共江西省委指出:万安暴动及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的革命的局面”[《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1928年1月到3月),《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35页]。类似纪念言语太多,不多引述。。在词语使用方面,如著名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在毛泽东、朱德、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凯丰、邓发等9位领导人的题词中,有7位使用了“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斗争”“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创造苏维埃的新中国”“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苏维埃领土”“苏维埃的旗帜”等词语。特别是,有关文献在表达这些话语时,都紧密结合当前的工作任务进行阐述和部署,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空泛,实际上却被落实到具体活动和内容中,如召开纪念大会,举行军人大会、晚会、同乐会、列宁室会议、运动会,出版墙报,开展宣传鼓动、劳动竞赛、工作突击、组织发展、战争动员等等。这种表达,赋予苏维埃革命话语以强烈的、大众的和隆重的仪式感,使其在群众性节日欢庆和纪念活动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节日和纪念设施是苏维埃革命话语中的两大纪念性符号,通过节日、纪念设施的开展和设置,中共经常性地阐述和强调着苏维埃革命某一时段、某一节点、某一人物的历史,论述意义、经验和教训,呈现出对苏维埃革命话语的重复记忆和申述强调,由此唤起人们的记忆,阐发革命的神圣,发掘蕴藏的意义,从而转化为苏维埃革命的精神象征与思想力量。

侧重于期望角度的阐述或可称期望性表达:从未来、前景角度阐述苏维埃革命的目的和期望。在论述前途、信心、信念乃至形势判断时,与苏维埃革命相联系,强调事物的因果关系和良好预期,是苏维埃革命话语表达的又一特点。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宣告中,中共号召工农民众在其领导下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去争取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64)《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1931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在施政报告中,中共也表示中央政府要抓住政治事件和形势发展变化,“去发展革命战争,开展苏维埃革命新的胜利”(6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红色中华》1932年11月7日,第4版。,重申“苏维埃革命运动创造了新的中国——真正工农民众自己的中国”(66)《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33年8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44页。,革命是为了劳动人民和国家的解放,“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的唯一的道路”(67)《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1934年2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89、192页。。因此必须使全国各种群众,“深刻的了解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和现在苏维埃区域的状况”,共同起来奋斗。(68)《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33年8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46页。特别是中共号召红军指战员奋勇作战,“以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6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八一反帝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红色中华》1933年7月14日,第1版。,乃至“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70)《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贺电》(1933年3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552页。在形势评判上,中共认为苏维埃革命的生长与成功是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川陕苏区的创建“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都倾向着苏维埃革命”(7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1933年10月24日),《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第1版。;湘鄂川黔苏区的开辟,“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新的胜利局面”(72)《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1935年1月6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遵义会议决议还特别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73)《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2月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6页。红军的北上和会合,“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74)《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445页。。在行动预估上富于期望,如中共中央期望第五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将“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75)《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年1月1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7页。;东三省失陷后,中共中央指出,满洲的命运“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满洲党组织要运用南方苏维埃革命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76)《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3页。等等。如果说纪念性表达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言说,那么,期望性表达则主要是一种信念意义上的阐述。它以信仰、信念为基础,表达对苏维埃革命前景的期望与追求,反映出革命的自信心与坚定性。

侧重于经验角度的阐述或可称经验性表达:从对苏维埃革命历史及其经验、教训的回顾总结,阐述在革命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性感受、记忆和认知。在全苏大会、中央全会和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上,苏维埃革命的话语都有集中的表达。这类表达,不少显现出经验性总结的特点。如项英总结一苏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指出其内容之一是为了说明苏维埃的政纲和“苏维埃革命的性质”(77)《项英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7期(1934年2月3日),第3版。。召开二苏大会,中共中央首先指出“应该仔细的总结二年来苏维埃革命的丰富经验”,目的在于“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以及全中国的胜利”(78)《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给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的指示》(1934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70页。。《红色中华》在二苏大会召开时刊发社论《迎接中国苏维埃胜利的大革命》,也指出召开大会是“为着总结两年来苏维埃革命的丰富的经验”,“清楚的分析两年来苏维埃所得的伟大成绩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79)《迎接中国苏维埃胜利的大革命》,《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1期(1934年1月22日),第1版。相关文献中更是屡屡出现关于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性言论。如认为由于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使“苏维埃革命运动受到部分的挫折”(80)《中共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1935年3月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129页。,没有能够将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苏维埃运动没能得着决定意义的胜利。(8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内容摘要给任弼时的电报》(1935年12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74页。又如肯定“在苏维埃运动中,红军的创造者领导者树立了好的作风”,强调对“这种精神与作风,党须要保留与发展”。(82)《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7年6月1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29—330页。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对苏维埃革命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显然,这类表达更多地体现出经验累积、实践检验和省思矫正的科学认识意义,并且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更加充分。

苏维埃革命话语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制度性、策略性与阶段性交融的重要体现。它在观念和话语形态上,为这一段历史进程提供了理论阐述、制度框架和实践指导。

三、十年革命期间中共领导人的认知与使用

苏维埃革命作为当时革命实践的阶段表征和话语符号,是否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当时的接受与认知,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尽管由于各人认识与阐述问题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他们所表述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在分析革命政策策略、划分革命阶段名称、总结革命经验成果和准备革命战略转变等大的方面,中共领导人在十年苏维埃革命期间,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他们对苏维埃革命概念的认识。领导人的个人认识,是苏维埃革命概念表达的另一个侧面、另一种形式。仅以部分主要领导人为例:

瞿秋白是在他所说的中国革命进入“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接受和决策实行苏维埃革命并致力于进行理论阐释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前后,他认为“事实上中国革命已经走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革命的新阶段正在于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83)瞿秋白:《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第1期(1927年10月24日),第24、29页。广州暴动后,他进一步进行理论阐释,认为中国革命进到了比国民革命更高的阶段,即“工农群众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苏维埃革命就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84)《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1928年1月10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220页。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大上也多次有过此类表述。他有关著述甚多,曾写下《苏维埃的中国万岁》、《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28)、《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苏维埃的文化革命》、《苏维埃是什么?红军是什么?》(1931)等多篇文章,阐述苏维埃革命的过程、动力、对象、政策与意义。他对苏维埃革命的话语表达富有代表性,并对其怀有坚定的信念(85)如他在纪念辛亥革命一文中指出:“苏维埃的革命,不但能够真正彻底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而且他的胜利,还要开辟中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见《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1930年9月30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3页。,最终也是在这场革命中英勇献身。

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和决策者周恩来,偏重于从革命的转折及其普遍意义上进行阐述。他在中共六大上既认为广州暴动“将中国革命推进到新阶段之口——苏维埃政权”,也指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开创土地革命、整合阶级力量和八七会议“走向布尔塞维克的第一步”的起始意义,(86)周恩来:《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320—324页。后来更是进一步明确指出:“经过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一直掀起了苏维埃革命的红旗,创造了各地的苏区和红军。”中共“创造了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并为他苦斗十年”。(87)周恩来:《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45页。他强调在革命的整体格局和基本目标下认识与部署实际工作,指出在“发展的阶段到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的苏维埃运动”的形势下,建立全国苏区的整个联系和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的集中指导,集中和加强红军使其能够担任大规模国内战争的任务,以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是党的中心任务和军事工作(红军问题)的政治基础。(88)《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他在苏维埃革命结束前夕总结中共历史时,对这场革命作有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共在为苏维埃奋斗的十年中,不仅将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的政党,并且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创造了苏区,创造了打垮敌人多次“围剿”的铁的红军,涌现了天才的政治军事领袖和能干的领导干部,“苏维埃革命将中国党带进了深入农村的教育,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个基础将是不可动摇的”。他还特别强调:“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共产党唯一正确的道路,是组织工农贫民建立苏维埃政权。”(89)周恩来:《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50—351、352页。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早提议创建苏维埃政权,(90)毛泽东1927年8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见《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是苏维埃革命最重要的中共领导人,因此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更具代表性。毛泽东对中央实行苏维埃革命的战略是支持并执行的。在1927年8月立即建立苏维埃的提议未被中央接受后,他即转入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在井冈山,一方面,由于交通断绝,“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中国革命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也是直到1928年4月朱德等由湖南带来消息,“边界党才受到它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参考报纸信息来了解时局和进行行动,如从报纸上得知广州暴动的消息,因而照着广告报道来做,成立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政权。在信中,毛泽东报告了成立苏维埃政权,“现在民众普遍知道了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但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组织少极了,原因是“太缺乏对于苏维埃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等情况,以及正在依据中央的大纲制定详细的各级苏维埃组织法和纠正以前的错误。(91)《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卷四,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17、533页。毛泽东也灵活多样地使用了苏维埃、苏维埃武装割据、苏维埃政治制度、工农武装割据、赤色政权、红色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等词语,特别是详细阐述了苏维埃政权(红色政权)产生与存在的五个条件,指出在白色势力包围下能够生长出苏维埃政权并继续存在,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征,(92)《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以及必须具备武装割据观念、深入土地革命和应特别注重军事运动等。毛泽东这些并延至1930年春的相关思考和认知——他在致中央信中自谦为“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初步形成为在中共苏维埃革命背景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城市中心道路的苏俄苏维埃革命模式,实现了向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转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革命中最为重大的创造。其后,毛泽东在词语使用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更多地从制度和政务角度使用苏维埃革命这类词语,而且更为宽泛。典型者如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即使用了苏维埃、苏维埃运动、苏维埃革命、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苏维埃领土、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根据地、苏维埃道路、苏维埃中国等众多概念,其中又以苏维埃、苏维埃运动提得最多,苏维埃运动提了11次,苏维埃更是提了几十次,而只是在谈及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时使用苏维埃革命。(93)如肯定“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由此也可看出,苏维埃、苏维埃革命的概念或词汇包涵至广,说明这些词语在含义上、实质上就是同一个意思(这也常见于中共中央文献和领导人的话语中)。在苏维埃革命后期,毛泽东也多从政略转变角度阐述中共实行和放弃苏维埃革命的必要性。(94)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有具体论述。如1937年3月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从1927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列谈话》,《新中华报》1937年3月16日)。同年4月12日西北青救会开幕讲话中,他分析两个时期策略与口号的关系及变化,指出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为苏维埃奋斗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工农的出路只有与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斗争,再没有别的办法。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日本的进攻灭亡中国的手段,不仅危害及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危害及资产阶级,大家均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西北青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新中华报》1937年4月13日)。因此,毛泽东强调,“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页]。他对革命阶段名称的认知将在后文再述。

秦邦宪和张闻天是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前后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对苏维埃革命话语的阐述因为其自身条件也有其特点。如秦邦宪,他认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是企图“将苏维埃革命沉没于血海之中”(95)秦邦宪:《关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总结的报告》(1934年2月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08页。,强调了所谓殖民地化与苏维埃革命两条道路决战之类的“左”倾观点。但他也认为,党要依据苏维埃、红军发展和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广泛的运用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使之“成为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有力支流”(96)秦邦宪:《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1933年7月2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370页。;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在革命烈火与浴血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和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苏维埃革命最终胜利的力量泉源和组织保证。(97)秦邦宪:《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1935年6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197页。又如张闻天,认为教育和锻炼工人群众,“使他们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是党在苏区发展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而土地革命后,中农将在苏区内占最大多数,“如若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苏维埃革命是没法胜利的”。(98)《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1933年5月26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363页。张闻天特别阐述形势变化与革命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苏维埃革命的唯一坚强的领导者”,党依照具体环境采取进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方式,目的是争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或退却,来断定整个苏维埃革命的前途和命运。(99)《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520—522页。他指出不能因为今天战略和政策的改变而否认过去十年的苏维埃革命,认为继承并发扬民族革命传统、发动广大群众推进革命运动、创造中国革命的核心苏维埃与红军、保存锻炼了领导干部与领导机关,是十年来苏维埃革命的伟大收获与成绩,没有过去,就不能有今天。(100)张闻天:《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1937年5月2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5页。他特别指出,忽视革命军队的作用和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是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我党的弱点,而重视这点,则是苏维埃革命时代我党的强点。我们应该发挥这个强点”(101)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1938年10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78页。。

陈云、刘少奇等领导人在论述革命阶段、目标任务和形势政策等时,也都在苏维埃革命的话语体系内各有表达。如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说,中国红军战士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并表示“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102)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368、377页。刘少奇在谈及十年历史时,指出“我们组织了领导了伟大的苏维埃运动,在广大区域内,没收分配土地,创立了强有力的红军。这个运动在去年以前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力量还是强大的存在着”(103)《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1937年3月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70页。。王稼祥在论述红军政治工作时,指出要让战士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其中一项即“了解苏维埃革命”(104)王稼祥:《为着巩固红军,必须改善政治工作》(1934年2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15页。。凯丰在阐述苏区教育政策时,认为重要问题“是苏维埃革命与文化教育事业关系的问题”,要引导工农群众走上建设的道路,为建设“文化的”“文明的”苏维埃国家而斗争。(105)《苏维埃的教育政策》(1933年10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4、1126页。

毫无疑问,中共领导人对苏维埃革命概念的认知、使用和感受可称丰富,难以一一尽述,这里并不足以完整地展示,仅仅是片断或举例而已。但仅此也可看出,中共领导人都将苏维埃革命的概念引入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中,事实上显示出他们当时对这一概念的接受、认可与解释,进而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环境中形成一种力图推进中国革命的世界视角、革命话语与实践路径。可以说,苏维埃革命概念的接受、使用与解释,与这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奋斗经历完全一致。苏维埃革命不仅在革命话语体系中成为基本的环节与要素,而且在个人的革命经历中成为不可磨灭的体验、记忆与经验,打下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从后来大量出版的个人革命回忆录中便可体味。

四、苏维埃革命结束后的话语变化

1937年夏,中共完成自1935年以来适应民族救亡要求的政略转变,取消苏维埃制度,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期十年的苏维埃革命至此终止。作为实体的苏维埃革命终止后,其话语形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由十年苏维埃革命时期对这一革命历史和概念的广泛阐述、解释,转变缩小到对十年革命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反思,以及在总结、认识党的历史时主要作为阶段名称的使用。具体看,这个变化大体沿着三个方向延伸:

一是着重于阐发这段历史的功过得失,而在阐发中仍然使用苏维埃革命的概念,特别是继续出现苏维埃革命、苏维埃运动、苏维埃词语混用或并用的现象。这种现象,1937年前在中共中央文献中已经比比皆是,仅各举一例:混用者如“苏维埃革命有强固与不可消灭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免的受到惨败”(106)《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信》(1933年8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80页。;并用者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107)《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277页。。

抗战开始后,出于回顾、叙述和总结检讨过往历史的需要,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主要的变化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许多场合、许多工作中回顾和肯定过去十年间的成绩和作风,指出和批评错误与缺点。毛泽东等苏维埃革命的亲历者们对那场革命的实际贡献与历史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肯定“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108)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48页。。毛泽东指出,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109)《〈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110)《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毛泽东的概括道出了苏维埃革命在中共建政、执政历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对其间的错误,毛泽东也有严厉的批评,强调“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111)《〈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2页。,全党“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112)《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28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苏维埃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成为中共不断前进过程中的重要话语和经验警鉴。而在概念使用上,文献中多次提及苏维埃时代、苏维埃时期、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民主制度、苏维埃革命、十年苏维埃运动等词语,并以使用“苏维埃运动”“苏维埃”更为普遍。有的领导人也曾从不同角度使用这些词语,如王稼祥在论述毛泽东的贡献时,指出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即手创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确定了苏维埃的各个政策与红军的战略战术及红军军政工作办法,又抗击了李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113)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1943年7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438页。。林伯渠也赞扬“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同志亲自作农村调查,成为我们向群众学习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114)林伯渠:《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改》(1947年11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第490页。。关于中共在1937年后对苏维埃革命等词语的使用及其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评价,学者黄道炫的《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115)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苏区研究》2020年第3期,第5—16页。一文作有充分的展现,此不赘述。

这里也涉及苏维埃、苏维埃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几个概念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苏维埃是一个根源性的词汇,后两者及前面提到的其他以苏维埃为前置的词汇,都是它的派生词、衍化词,都以苏维埃(政权、制度)为其根基。就后两者而言,一般地说,运动与革命是两个概念,有词义、规模与性质等的差别:前者一般指有组织、有目的的且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后者一般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活动,更具有制度鼎革、政权更替的性质。但在中国引入并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并未严格区分其定义的差别,而习惯于混同其含义,因此混用的情况相当普遍。如作为中共理论家的陈伯达当时也没有做严格的区别,而将“苏维埃革命运动”并用。(116)陈伯达:《农民问题》,南海出版社1949年版,第32页。以此观之,当年中共使用苏维埃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所表达的词义其实是一样的,虽然严格地讲用苏维埃革命更为准确。

二是开始作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阶段名称。抗战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期间,为着总结、阐释党的历史的需要,中共开始重视建构党史、革命史解释体系,提出和形成党史分期理论,对革命阶段名称的多元认知随之出现,并由领导人展扩至学者。“苏维埃时代”“苏维埃革命”“苏维埃运动”“苏维埃时期”等成为通用的阶段名称。如任弼时在论述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时说:“目前抗日战争的任务与动力,同苏维埃革命时代有了一些基本上的改变。”(117)《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有的党史报告则将“苏维埃革命中的党”作为党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论述。(118)《中国共产党十七年来英勇奋斗史略报告大纲》,《战线》1938年第7期,第43页。邓小平1948年时还使用了“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十年苏维埃时期”、“苏维埃后期”等提法。(119)《邓小平答复毛泽东征询新解放区土改问题的报告》(1948年1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39页;《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102页。特别是一些党史、革命史著作或讲义,明确将苏维埃运动作为这十年历史的阶段名称,与五四运动、大革命、抗日战争等作为历史阶段、章节体系来建构理论或学术体系,如《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第六章为“伟大壮烈的十年苏维埃运动”(第七章为“伟大的抗日战争”)(12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编:《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内部发行,1949年版。;方且编《中国共产党史纲》,第四章为“十年苏维埃运动”(121)方且编:《中国共产党史纲》,上海编译社1949年版。;《中国革命运动简史》第十二课为“苏维埃运动”,论述“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十年中国苏维埃运动”并将其分为4个时期,从所附讨论题“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苏维埃运动和今天的抗战关系如何?”来看,这是一本革命史教材(122)《中国革命运动简史》,辽东建国书社1946年版。;陶官云编《中国近百年史话》也是教材,其中第十讲为“中国苏维埃运动”(123)陶官云编:《中国近百年史话》,大连大众书店1948年版。;黄祖英、沈长洪、陈怀白编《近百年史话》,则为初中教材,第四章为“十年苏维埃运动”(124)黄祖英、沈长洪、陈怀白编:《近百年史话》,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版。;有的作者的个人著作,如薛暮桥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将苏维埃运动列为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几个时期之一,并指出“十年苏维埃运动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125)薛暮桥:《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光华书店1947年东北版,第56页。,等等。这些情况至少说明,在1940年代,苏维埃革命(运动)概念的使用仍然相当普遍。

三是逐渐淡化苏维埃革命的话语表达,以“土地革命”“十年内战”“内战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等概念为替代,在革命阶段称谓上呈现多元共存现象。

毛泽东是对党史阶段划分思考最多且最早的领导人,也是最早开始放弃使用苏维埃革命阶段概念的领导人。早在1936年秋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历史时,他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北伐战争阶段与苏维埃战争阶段”(126)《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秋),《毛泽东选集》卷四,第597页。1950年代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其改为“土地革命战争”。。这应是他第一次使用“苏维埃战争阶段”的概念。很快,他将苏维埃革命阶段称之为“十年内战时期”。有回忆说,毛泽东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党史分为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三个阶段,“1938年抗大就已普遍讲授了”(127)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67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式将党的十八年历史分为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有“十年内战的阶段”“十年内战时期”“十年内战”等提法,但也留有“就使得我们党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苏维埃斗争”的论述。(128)《〈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版,第908页。1950年代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十年内战”改为“土地革命战争”,“十年苏维埃斗争”改为“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在同年写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他提及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时,则使用了“土地革命”的提法。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中,他则多次使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提法。(129)《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1942年在写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特别慎重地提出了党史分期的问题,认为党的历史可以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三个阶段,同时指出:“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当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130)《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这些说明,毛泽东对党史分期及阶段名称的态度是谨慎的、认真的和科学的,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或不容别人讨论。但也可以看出,虽然尚无定论,毛泽东已经表达了弃用苏维埃革命概念的意向。

使用土地革命概念分期的权威文献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定稿中,将中共24年的历史分为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并且着重对10年土地革命时期进行总结。但就在决议通过的次日和第四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工作方针和口头政治报告时,乃至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仍然多次使用内战时期、十年内战、十年国内战争等概念。即在194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指称1927—1937年革命阶段时,基本上是十年内战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并用,而以使用十年内战概念为多,同时,明确表示不用“苏维埃”这个外来语。(131)《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这个讲话说明,毛泽东对苏维埃的性质是认同的,但明确表示要弃用苏维埃这一外来词语。

这样,在有关文献和史书中,苏维埃革命的概念和阶段称谓一度渐渐隐退。典型者,如陈伯达1943年写作并于1945年出版的《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虽然也用了“苏维埃革命时代”的词语,但主导性概念是“十年内战时期”“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叶蠖生所著、由广西人民革命大学1947年印行的《十年土地革命运动》,使用的则是土地革命概念。显然,十年内战和土地革命的概念在学者中也得到相应的表达。

苏维埃革命概念与话语在1940年代及其后的变化,是时代的、政治的、思想的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曾经通用的苏维埃革命概念为什么被弃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历史运动的主题和当前目标发生了转变,即由过去的国共内战、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转变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土地革命政策,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此,因历史运动本体所产生的概念、政策和话语,也就失去了继续阐发的基础和必要。苏维埃革命概念及其话语表达,由是当然地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退居到仅仅作为历史经验、历史名词的位置。其二,延安整风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评。其间,中共固然没有否定十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成绩和影响,毛泽东等苏维埃革命的亲历者们对那场革命的实际贡献与历史意义,始终给予高度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但在总结反思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革命实践中,对苏维埃革命的概念和话语可能也有所忌讳,进而在概念使用上出现了新的认知。其三,当时话语体系的变化和对中共历史总结、反思和书写的重视,影响巨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32)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1页。。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进行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并“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133)《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和主题话语下,研究中共党史、构建中共党史解释体系以及1940年代实际运动的现实考量,可能是促成在党史阶段称谓上新提法出现和苏维埃革命概念隐退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苏维埃革命概念和话语的变化,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现实需求。

到1950年代,苏维埃一类词语基本消失,如1951年6月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已经完全不用苏维埃、苏区词语,而用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中央区、江西根据地、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来取代,并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为那一阶段的名称。此后的党史、革命史、现代史著作,都以“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念来指称那个革命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苏区史研究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备受重视、持续深入、成果丰硕。到1990年代后期,出于对历史原貌和学术规范的尊重,“学界逐渐回归当年中共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定义即苏维埃革命”(134)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页。,苏维埃革命等概念及其话语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重新出现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2011年11月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总结概括了苏区精神。苏区精神的概念与概括,进一步丰富了苏维埃革命话语的内涵与表达,也有力地促进了苏维埃革命史的研究。

五、苏维埃革命概念传播的历史价值

苏维埃革命概念及其表达与传播,不仅仅局限在概念和表达的形而上层面,也深刻地影响到实际运动的程度与走向,因而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这是在理解该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的同时也应有所关注的问题。这一历史价值,至少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其一,提供了对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的理论解释与行动说明。在极端残酷的生死斗争而群众反应冷冷清清的环境中,向社会、民众乃至国内外说明中共的政治主张,阐释苏维埃革命的因缘源流,为这个阶段的革命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特定的历史概念反映历史运动的本质与面貌。苏维埃革命的概念及其话语,表达了当年革命面临的危机尤其是中共挽救危机的奋争,涵盖这段历史的政治制度、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更替等基本内涵,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涉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人民政权建设)三大任务,反映出中共通过革命改变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目标与实践。一份地方组织1931年7月转发的宣传鼓动口号即可见一斑。这份标语口号共有帝国主义与苏联、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红军、国民党共产党的对比、白军与红军的对比、苏维埃、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商人、妇女、反军阀战争等15大类150条,涵括了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基本主张和政策。(135)《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宣传部致各级党部的信——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31年7月19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113页。有学者指出,“革命”“运动”等行动性概念为政治实践提供直接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136)李里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史林》2021年第1期,第22页。苏维埃革命的概念与实践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一般地说,苏维埃革命的实践由其概念所构架与指导,苏维埃革命的概念为其实践的推行与展开提供全方位的理论解说与行动规定,阐释和引导着革命的具体实践,体现出当年革命的时代内容、阶段特征和历史烙印。

更有根本意义的是,关于共产党和革命的理论解说和行动规定,在苏维埃革命概念传播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接受与认同。许多文献证明,当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的张贴。‘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陡然提高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137)《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69、84页。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对群众认可苏维埃政府感到欣然:“现在民众普遍知道了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宁冈民众简称为‘埃政府’的(客籍土话我们称埃,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别的地方简称为‘苏政府’。”(138)《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卷四,第533页。因此,“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139)邓乾元:《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报告》(1929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这说明,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起与传播,在动员人民群众尤其是向群众解释共产党的主张、帮助群众认识与了解共产党、认识为什么和怎么样革命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二,阐释宣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的基本制度,说明了中共领导地位、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与人民关系的制度基础和基本方向,影响了中共的革命、建设和执政的内容与进程。

苏维埃革命概念是围绕着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和建设新国家的核心展开和传播的。在其推行实践中,中共开启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式与实践,创建了中共执政制度和领导方式,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由其决定的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党指挥枪的制度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争体系,构成中共在苏维埃革命中制度创建的主要内容和革命运行的主要形式。中共初步创立了治党治国治军和安民的方法技艺,确定了党与政权、党与军队、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初步形成了新型的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这些制度、形态、方式和方法,当时得到广泛阐释宣传,其后得到持续坚持和发展,影响巨大:在根本政治制度方面,如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其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和雏型,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清晰。(140)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六大研究中专门指出:“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毛泽东同志把苏维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思考确立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时,也几次谈到苏维埃制度的问题:1948年9月,他谈到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即过去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6页。]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在基本准则和方式方法方面,如人民当家作主思想、工农联盟理念、社会公正平等意识、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保护儿童原则等等,这些中共当年领导苏区政治和社会生活,处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项重大事务及其关系的原则与方法,也在其后不断得到补充、丰富和完善,得以继承和流传,依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长久的影响。

其三,在近代中国新观念涌现与流行的基础上,传播了新的一波思想观念。新观念的流布与推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实质,为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形成注入了新内容。

苏维埃革命概念的传播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思想新观念向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的传播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受。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涉及广泛,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个人、革命、政党、国家、国际和日常知识等各个方面。国共双方文献中有不少记录新观念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和获取的生动事例,如苏区“一般妇女讲话非常漂亮,如‘找对象’、‘参加生产’、‘无产阶级’、‘土豪劣绅’、‘资本家’、‘不接受’等名词在谈话中时常流露。十一岁的女子都知‘封建’两字是骂人的表示”(141)《庄东晓致中央妇委的信——关于湘鄂西妇运工作情况》(1931年5月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年—1934年)》,第13页。;《申报》记者在湘赣苏区莲花县与曾经加入儿童团的孩童交谈,“彼等所答极流利,尤其对‘五一’‘五九’‘九一八’‘一二八’等纪念日之意义,无不对答如流。谈时若引用公历几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类名词,其纯熟更有如数家珍”(142)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1934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内部发行,1968年版,第53—54页。。《益世报》刊载鄂豫皖苏区黄安县农民革命前后“知识与观念之变更”,也很典型: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此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农民所知新名词不少,“就观念言,农民亦不同于昔日”。(143)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第3张第11版。新思想新观念是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民众过去的传统经验、固有认识完全不同。当它们与民众融为一体时,民众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旦农民进入了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他们经常看到的将是个人、阶级或群体方面的目标,而不是家庭或村庄的目标。”(144)[美]约尔·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他们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和范围思考往昔的窘困、现实的生活和未来的目标,对人生基本问题产生新认识新判断。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带来知识与行为能力的变化,促使他们从过去的胆怯怕事、逆来顺受、男尊女卑等,转变为大胆坚定、敢想敢干、富有创造等,成为社会改造和建设的主体力量。方志敏发现,这些群众一旦参与苏维埃政治,进步极快,不要很久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处理各种政治和斗争问题,而且处理得“有条有理”,比那些贪污腐化、敷衍塞责的国民党执政者“要高明几百倍”。(145)《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中,一般认为观念在社会进步和历史运动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往往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先导。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建基在新思想新观念之上。苏维埃革命概念传播中带来的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的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奠定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根基和基本形态。

其四,在苏维埃革命结束后,其概念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认识的经验形态,成为革命实践的历史回望、前进借鉴与阶段符号,影响了中共对历史的认识与总结,促成了中共的理论创造和飞跃。

苏维埃革命结束后,其概念与话语并未停歇不用,而是结合新的实践活动,转入反省、回望和总结。这种回望和总结,是在经验层面上进行的,它转化产生出两种经验性成果:一是形成了对十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评价,既对其间产生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党和人民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制度建设等重大成果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作风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也对其间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经验教训成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二是催化了中共在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与结合中国实际实现创新问题上的进一步思考,事实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点和教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如有学者所言,新民主主义理论与苏维埃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

毫无疑问,苏维埃革命及其概念不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模式与话语,因此也有不少非议。历史主义地看,对此问题要作多层次的分析。首先,要尊重客观的历史存在和实际的历史进程,要在当时的历史时空和环境条件下去认识理解中国苏维埃革命。说到底,它也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段实践探索、一个客观过程。其次,要从革命的时代与国际意义上去认识理解苏维埃革命的外来性问题。近代意义的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事物。进入近代后,革命在多个国家发生,有关革命的观念、制度、话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其国际性联系的空间不断扩展。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经验成果广为流传,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更为根本,因此不能因为苏维埃革命具有外来性,不是中国话语,而否定吸收和借用外来经验的合理性,否定革命的世界性联系。瞿秋白强调,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的理论,“是从全世界一切国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经验的总和之中生长出来的”(146)《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1933年3月14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580页。。刘少奇认为,“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147)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698页。。这正是中共领导革命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深刻原因。再次,要认真辨析苏维埃革命中借用与创造的问题。一方面,苏维埃革命概念的背后是一套政治社会制度,其逻辑背景和结构是苏俄苏维埃革命模式,属于外国的模式和话语,当时的借用,具有危急中寻求革命出路的合理性和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中国农村革命的时空条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它们实际上也发生着与苏联不同的意蕴变化,虽然名称相同,但并不完全是苏联的原型,而是具有了很大的甚至根本的改变,如革命道路、革命性质、武装斗争等等。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显示出既有当时对苏维埃模式和概念的接受,更有自身应对中国实际产生的创新改造,进而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环境中形成一种力图适合中国情况的世界视角、革命话语与实践路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取纳外来经验、应对时势挑战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最后,也要正确认识革命中的不适和错误问题。所谓正确,就是要如实指出苏维埃革命理论、实践和概念表达中有与中国实际不相一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化的要求,这是当时中共党内产生“左”倾错误的深刻根源,对其中的不适合中国实际的成分尤其是错误,应当予以总结和否定。同时,也不因其存在不适和错误而全盘否定整个运动及其概念,或者影响对其历史功绩的认定与传扬。

余论

苏维埃革命概念及其话语表达,源于实际运动的客观过程。“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148)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显然,这是苏维埃革命概念及其话语表达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其概念与表达的理性基础。

从话语特质上说,苏维埃革命话语是一套宏大的语言,从不同角度阐述着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转化,诠释着革命的纲领、制度、目标、任务和政策策略。它以严肃、抽象和激越为主要特点,确实存在不少脱离中国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过“左”的言辞,但其间也有活泼的表达形态。如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的报告,据当时记载,“毛主席用着最通俗的语句和最质朴的词藻,中间参[掺]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和诙谐的解释”,代表们不时被诙谐的词语所打动而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149)《分组讨论苏维埃工作报告的经过》,《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4期(1934年1月28日),第3版。这类情形,更适合苏维埃革命话语的传播,在苏区的纪念活动、报刊宣传、戏剧表演、俱乐部活动和学校教育中也多有表现。

苏维埃革命概念作为阶段称谓,有一个起伏和与其他概念并用的过程。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创建是十年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内容或主要焦点。因此,从一般性概念上说,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革命,用来指称十年斗争都是适用的,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在三个概念各自的侧重点上。土地革命,侧重点是在这段革命历史的主要社会内容方面;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侧重点是在武装斗争或战争内容方面;而苏维埃革命,侧重点是在政权创建和政治制度方面。特殊地看,土地革命是十年斗争的中心,是较苏维埃革命出现更早的概念,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显著的特点和优点,而苏维埃革命是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基础。它们相互依托,从而和革命道路理论、人民政权建设一起,使中国苏维埃革命彰显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鲜明特色,而与苏联模式构成原则性区别。显然,这几种概念、提法是能够相通共存的。概念或阶段名称,说到底也只是意在反映这段历史的内容与特征。

研究苏维埃革命概念及其话语表达,是为了从一个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真实再现当年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革命的发展空间、实际内容、性格特点与原初形态。现代中国革命有着自己新的路径选择与政治构想,包含着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崭新的国家、社会、人民与行为观念。苏维埃革命是其中一个阶段的体现,它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革命实践中,全面展现了党的革命的原则、目标和宗旨。期间固然存在“左”的错误问题,但它领导中国革命的坚毅努力,它在革命实践中所表达和化约的许多核心观念,已经融进20世纪中国革命逶迤前进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宏大话语之中。其间,深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使命、创造和活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前途的认识、探索与奋斗,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面相、生动内容和深刻本质。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苏维埃革命的语境和实践中,才能得到更完整全面的诠释和理解。真实的历史,长存在当时的观念、行为和言说之中。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黄道炫教授等的热心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