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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影响研究

2023-09-03薛海平蔡湘琼

江苏教育研究 2023年13期
关键词:Tobit模型面板数据

薛海平 蔡湘琼

摘要: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随着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是否会下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数据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匹配,通过面板Tobit模型,探讨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间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教育财政投入与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挤出关系;第二,二者的挤出效应在城乡、不同质量学校、不同学段、不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为落实“双减”政策,降低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政府应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并且有针对性地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倾斜。

关键词: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面板数据;T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3)13-0008-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双减政策落实的过程监测和成效评价研究”(AHA22002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薛海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教育政策、校外教育;蔡湘琼,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校外教育。

前些年,校外培训市场在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下无序发展。一方面,在校内减负的背景下增加了学生的校外学业负担,引发基础教育领域学生过度竞争,家长教育焦虑日益加剧,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过度逐利,强化应试破坏了教育生态,严重违背了教育的公益属性。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的颁布[1],旨在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同时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双减”政策重申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其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是“双减”政策实施的关键,力求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以缓解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从而降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有何关系?如何实现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减少的双重目标?这些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数据,采用面板Tobit模型,探究教育財政投入会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产生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为“双减”政策推进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双减”政策落地落实。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8年数据,将学生的省份信息与《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中各个学段学生的生均公用经费匹配,得到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教育财政投入相关数据。控制变量来源如下:省级人均GDP数据来自201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省级高中普职比、省级本科录取率数据来自2010—2018年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CFPS2010—2018。因CFPS2020的家庭经济库尚未公开,故本研究选取CFPS2010—2018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过去12个月的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生均公用经费来衡量教育财政投入。本研究将学生的户口、性别、父母一方最高学历、父母一方最高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层级、人均家庭纯收入层级、学段、是否重点校、家庭所在区域、省级人均GDP、省级高中普职比以及省级本科录取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变量说明详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为典型的受限因变量,因此选取Tobit模型来探究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因研究选取的数据年份跨度较长,使用平衡面板数据导致数据损失较多,故本研究使用非平衡面板的Tobit回归。由于固定效应的Tobit模型无法找到个体异质性ui的充分统计量,计算出的固定效应估计量不一致,因此,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的Tobit模型。[2]325

本研究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yi*表示学生i的家庭校外培训支出;yi表示学生i在模型分析中的家庭校外培训支出;xi表示学生i所在省份的教育财政投入水平;zi表示的是控制变量,包括学生个体层面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学校层面变量以及省级层面变量;β表示各项系数,ui为误差项。

二、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呈现了本研究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考虑到因变量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自变量生均公用经费以及控制变量省级人均GDP取值差异较大,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都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同时,为避免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为0的家庭取对数后变为缺失值,对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加1后再取对数。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详见表2。

(二)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影响的Tobit模型分析

在进行面板数据Tobit回归之前,通过LR检验来选择最优模型。LR检验的P值小于0.01,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应使用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回归。[2]327

表3结果显示,生均公用经费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值,表示生均公用经费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挤出关系,即生均公用经费每增加1%,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会显著降低0.532%。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城市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女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显著高于男生;父母一方最高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层级为上层、中层的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高于父母一方最高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层级为下层的学生;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高于高中生,而低于初中生;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高于非重点校学生;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高于西部地区。父母一方最高学历、省级高中普职比均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省级人均GDP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没有显著影响。

由于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并不在当期立即显现,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本研究将滞后1—4期生均公用经费纳入回归模型,探讨其对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影响的变化趋势。由表4可知,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而滞后3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滞后4期LR检验的P值大于0.1,不能进行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回归,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说明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在当期表现为挤出效应,短期来看不存在显著影响,长期来看表现为挤入效应。

(三)教育财政投入对不同特征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表5结果显示,从城乡来看,农村的生均公用经费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生均公用经费每增加1%,农村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减少1.846%,表明教育财政投入对农村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城市的生均公用经费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并不会影响城市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

从是否重点校来看,学生为非重点校学生时,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增加教育财政投入会显著减少非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体表现为教育财政投入每增加1%,非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减少0.847%;重点校学生的生均公用经费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教育财政投入不会对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产生显著影响。

表6结果显示,从学生学段来看,小学和高中回归系数分别在1%、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小学的回归系数略大于高中,即生均公用经费每增加1%,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显著减少1.428%,高中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则减少1.144%,表明生均公用经费与小学生、高中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挤出关系,且对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挤出效果更明显;初中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生均公用经费每增加1%,初中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随之上升1.850%,二者呈显著的挤入关系。

从学生家庭所在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二者互为挤出关系,即西部地区的教育财政投入增加1%,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会降低4.945%;而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生均公用经费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其他衡量教育财政投入的指标来验证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表7结果表明生均教育事业费每增加1%,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就会减少2.37%,生均教育事业费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挤出关系,因此模型一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8结果表明生均教育事业费对城市、农村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非重点校学生、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同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较为稳健。

表9结果表明生均教育事业费对小学生、高中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初中生校外培训的影响则不显著;生均教育事业费对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不显著。结果较为稳健。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探究了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特征学生间影响的异质性,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教育财政投入与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訓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挤出关系。

由模型一结果可知,随着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降低,说明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挤出关系,二者的替代性特征凸显,这一结论与已有结论保持一致。[3][4]在当前“双减”政策的背景下,这一结论是对“双减”工作开展的有力支持。政府加大教育财政投入,能更好落实课后服务经费,推进多样化的课后服务活动开展,充分挖掘学校教育的潜力,全面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有效缓解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也就随之降低。

第二,教育财政投入对不同特征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从城乡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对农村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城市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无明显影响。因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居民经济条件也相对较差,当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投入时,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会有效缓解农村学生校外培训需求,从而降低农村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而城市地区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对校外培训的购买力水平更高,当政府加大教育财政投入时,城市家庭的校外培训行为更不容易受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影响。[5]

从学校质量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对非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重点校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无显著影响。重点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重点校本身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学成果等方面都远超非重点校的情况下[6],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增加与否,都较少影响重点校学生的校外培训行为,相应的对其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也就不显著。而非重点校的情况与农村学校相似,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教学质量也相对较差的情况下,非重点校学生的校外培训行为很容易受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影响,因此二者存在显著的挤出关系。

从学段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对小学生、高中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挤出效应,且对小学生的挤出效果更明显,而对中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则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以兴趣类为主[7],政府加大教育财政投入能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伴随多样化课后服务活动的开展,在校内满足小学生的兴趣类课程学习需求,就能降低学生校外培训需求,减少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而高中生参加校外培训主要以学科类为主,但由于高中生在校时间较长,学习主要发生在校内[8],这种情况下,如果教育财政投入增加,促使学校教育质量提升,会降低高中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对于初中的挤入效应,可能的解释路径是:我国高中阶段按照普职比大体相当实施“普职分流”政策,而大众对中职教育的认可度普遍不高,家长为了让孩子从中考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普通高中,更可能选择校外培训来增强孩子的升学竞争力。

从家庭所在地区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对西部地区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具有显著挤出效应,而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的情况与农村类似,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则与城市类似。西部地区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与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显然更容易受教育财政投入的影响,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减轻西部地区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充足,学校教育质量较高,同时校外培训购买能力也高于西部地区[9],因此教育财政投入对城市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不会产生挤出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第一,政府应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教育财政投入与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因此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投入,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有效减少学生校外培训需求,从而降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第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财政投资,尤其是面向薄弱地区、薄弱校。薄弱地区经济水平欠发达,薄弱校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在制定教育财政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学校的差异性,政府的教育经费应向薄弱地区、薄弱校倾斜,在降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的同时,也能提升薄弱地区、薄弱校的办学水平,缩小地区间、学校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构建优质均衡的教育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2021-07-24)[2023-03-20].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應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袁诚,张磊,曾颖.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家庭动态重复截面数据的一个估计[J].经济学动态,2013(3):33.

[4]YUAN C,ZHANG L.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nd private substitution in urba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5 (115):130.

[5]曹妍,杨娟.县级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影响随迁家庭教育负担?——基于CHIP和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1):83.

[6]王善迈.基础教育“重点校”政策分析[J].教育研究,2008(3):64.

[7]楚红丽.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家庭之背景特征及个人因素[J].教育学术月刊,2009(12):25.

[8]魏易,陆伟. 我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城乡差异[R]//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2019—2021).2022:432.

[9]陈平路,鲁小楠,侯俊会.政府教育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3,114(4):19.

责任编辑: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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