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林勇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杭州 310000）

相对于躯体的损伤，心理的疤痕对人的影响来说无疑是长远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无意义的”，二战时期战争的残酷、昏暗的现实使得人们对于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哲学抱以叩问，而战后，心灵家园一时难以重建，新的生活观念则亟待找寻。迷茫、彷徨、无助加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阂，在现实与精神的挤压下，人类的处境并不美好，人格就这样逐渐被销蚀，自我也被悄无声息地剥夺，世界渐渐显示出“荒诞”的色彩。

“荒诞派”戏剧由英国戏剧理论学家马丁•艾斯林首次提出，受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诞生于二战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于六十年代盛行于欧洲并统治西方剧坛长达二十年之久。罗马尼亚先锋剧作家欧仁•尤涅斯库以“反戏剧”作为其主要的创作理论，是“荒诞派”戏剧创作的代表人物，在其创作生涯中，大量“荒诞派”的经典作品不断涌现，而《秃头歌女》作为尤涅斯库的处女作更是被视为荒诞派诞生的标志性作品。

《秃头歌女》主要讲述英国伦敦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史密斯夫妇邀请马丁夫妇来家做客的故事。全剧可谓“支离破碎”，既没有典型的人物与情节的设置，也没有明晰的事件脉络，两对夫妇的对话内容令人感到摸不着头脑，而其间加入的消防队长与女佣玛丽，更是徒增怪异性。对荒诞派戏剧及《秃头歌女》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用荒诞的形式和荒诞的内容来表现荒诞的现实世界。[1]即便尤涅斯库用《秃头歌女》开启了其“反戏剧”的艺术创作，笔者始终认为，“反戏剧”无非是形式化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反戏剧”背后的东西。换言之，虽然《秃头歌女》在形式和内容组分上具有一定的荒诞性，但其实质内容仍然是反映现实世界的，而所谓现实世界的“荒诞”，恰恰就是现实世界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尤涅斯库用模仿的手法，通过《秃头歌女》映照了现实中的人际与生活，从“无意义”的戏剧冲突中，传达出“意义”的内核。故本文将从《秃头歌女》的荒诞无意义内容出发，探讨《秃头歌女》所给予的思考。

一、《秃头歌女》对现实生活的拆解

尤涅斯库曾经翻阅当时流行的英语课本时，惊奇地发现其中的许多语句诸如“天花板在上，地板在下”等是人尽皆知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是“废话”，《秃头歌女》的灵感便在这些无意义的语句中诞生。王小波曾言“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而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虽然在观众眼中，尤涅斯库意欲营造一个荒诞不经的场域，但其灵感来源依旧是现实生活，与其说他构建了一个新的荒诞空间，不如说是将现实生活拆解后再重新拼接，本质上并未脱离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的影子首先存在于《秃头歌女》的场景中。

“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内室，几张英国安乐椅。英国之夜。英国人史密斯先生靠在他的安乐椅上，穿着英国，抽着他的英国烟斗，在英国壁炉旁边，读着一份英国报纸。他戴着一副英国眼镜，一嘴花白的英国小胡子。史密斯夫人是个英国女人，正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张英国安乐椅里，在缝补英国袜子……”[2]

开篇布景中所出现的“安乐椅”“烟斗”“报纸”“眼镜”等物件，都是生活中的可见之物，而像是“壁炉”虽然现代城市保留较少，但一旦谈及，人们的脑海中也必定会有相对完整的形象，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英国”字样的反复出现则成了打破现实性的生硬提示，使得剧作与现实生活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为荒诞的色彩奠定了基调。此外，英国挂钟作为贯穿全剧的物象，那毫无规律的敲击声无疑成了现实与戏剧的交界点，给人以一种虚幻的色彩。

现实性因素还存在于人物的活动与对话之中。就活动层面而言，史密斯夫人缝补袜子、史密斯先生读报，史密斯夫妇又请马丁夫妇来家中做客，这些人物的行为活动并非不可理解。而玛丽与消防队长的加入，看似意料之外，却又合乎情理，像极了生活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交织。

而就对话的角度而言，在荒诞派戏剧中，语言交际功能的丧失是十分严重的，人物之间的语言交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范式，甚至成了剧中人交流的屏障。[3]从史密斯夫人的自言自语、史密斯夫妇的对话、史密斯夫妇与女仆玛丽的对话到马丁夫妇的对话，再到四人对话以及四人与消防队长的交流，足以见得语言性内容占据了《秃头歌女》的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认为是语言造就了《秃头歌女》的荒诞。暂且不必将人物的言语内容进行串联，倘若逐句看待，不难发现其内容的生活寻常化。史密斯夫妇谈论吃喝、杂货店，说医生与治人，说那些听闻的“荒唐事”；马丁夫妇在交谈中相认，随后与史密斯夫妇讲述那些不寻常的事情；消防队长向四人讲述毫无逻辑的“笑话”……言语内容仿佛毫无意义，但其内容如“我们喝了汤，吃了鱼”“我们一整天一点东西也没吃，等了你们四个小时”却又与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听闻的对话极其相似。

尤涅斯库刻意将生活化因素拆解并重新排列组合，让语言贯穿其间，使得熟悉的生活样式改换了模样，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疏离感”是造成《秃头歌女》荒诞的原因，也是尤涅斯库打破常规的“反戏剧”理念的体现。

二、人物的隐喻

《秃头歌女》的出场人物只涉及两对夫妇、消防队长和女仆玛丽，既没有所谓的次要角色，也没有背景式的人物群像，从人物设置上看是相对简单的。恰恰也正是因为人物设置简单明确，“反戏剧”的操作更加容易，思想性的内容得以传递出来。有学者认为，尤奈斯库正是想通过这种“反戏剧”的荒诞性创作手法和独特的荒诞性情节来更深层次地展现独特鲜明的人物形象，以此来映射冷漠社会中的人物所经历的荒诞性人生。[4]但笔者认为，尤涅斯库用其创作思想为剧中的人物赋予了象征性意味，是通过人物的行动隐喻了社会矛盾，而绝非简单的人生揭示。

1.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

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需要通过交际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在此过程中，人与人的联结不可避免。而战争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战后如何处理人际矛盾、实现人与人关系的重塑是当时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戏剧的开篇，史密斯夫妇登场的时候，史密斯夫人喋喋不休地唠叨着“猪油煎土豆的味道”“鱼吃了多少”“汤的咸淡”等话题，但是史密斯先生对此却是“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史密斯夫人想与史密斯先生建立交流，但史密斯先生不用言语而是用肢体表象进行了“回绝”；而当两人终于搭上了话，观众认为交流出现可能性进展的时候，实则“貌合神离”，比如二人谈论“勃比•华特森之死”，直至对话趋于尾声才发现二人谈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尤涅斯库借史密斯夫妇的对话，利用史密斯夫人的喃喃自语、史密斯先生的敷衍以及那自相矛盾、荒唐可笑的言语，表现了人与人关系的隔阂。

第七场的四人明明对面而坐，却无法进行有交集的对话，而是“嗯嗯啊啊”，或咳嗽或打喷嚏，用“感冒”作为借口，以“犹豫迟疑”和“静场”作尴尬状的舞台呈现，这更加表征着冷漠社会下人际交往之间的隔绝与背离，更寓意着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人物语言、精神的禁锢，人与人之间的漠视与毫无灵魂交流的主题精神也随之显现。[5]

2.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妥协

关注剧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最明显的阶级对立莫过于作为中产阶级的史密斯夫妇和下层阶级的女仆玛丽。玛丽在第二场开头讲述自己出门和男人上电影院、喝酒等活动，史密斯夫妇对其并没有明显的情绪变化，而当玛丽说马丁夫妇早已到达的时候，史密斯夫妇立刻勃然大怒，对玛丽进行责怪，认为是玛丽的出门导致未能与马丁夫妇及时会面。面对史密斯夫妇的责怪，女仆玛丽先是大笑，进而即刻转为大哭，私认为这是表面情绪和内心情绪的复杂交织。玛丽表面用“大笑”对待责骂，内心则用“大哭”表现委屈，而两种情绪的同时出现，则是用荒谬的手法揭示了阶级的对立：玛丽作为女仆即下层阶级一方面对主人的责骂报以不敢怒的“笑脸”，另一方面则选择妥协，忍受了不属于自己的过错，通过“大哭”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神职与普通职业之间的阶级冲突：

马丁先生：那您替我去韦克费尔德本堂副神父家里看看！

消防队长：我可没权利上神父家去灭火，主教大人要发火的。他们有火自个儿灭。

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贯穿社会发展始终，尤涅斯库抓住了阶级的冲突细节，在剧中进行了反戏剧化的表现，使得这种冲突矛盾被放大，更加具备一种讽刺性。

3.性别矛盾与对立

在《秃头歌女》中，两性的矛盾冲突也十分明显。女性人物在剧中表现出一种孤独与无助的特征：史密斯太太将其和史密斯先生的吃过的晚饭菜品一一罗列，然而这些食物是他们俩已经知晓的；史密斯太太想借“麦根金基大夫的手术”这个话题主动掌握话语权，但当史密斯先生开始发言后，对话的中心逐渐向史密斯先生转移，当史密斯先生指出报纸刊登的“勃比•华特森之死”后，两人的话题完全成了有关“勃比•华特森的二三事”这一段的戏剧表现，不难看出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漠视，甚至有那么一些刻板性的因素，即女性就应该关注生活琐事，而男性可以对生活不加过问；女性重视家庭，而男性关注社交及其他；女性在婚姻中扮演着弱势的角色，而男性则掌握了实际的话语权。

性别的矛盾与冲突在剧中用毫无逻辑、近乎笑话的方式做了生动的诠释，看似荒诞却十分贴近日常。尤涅斯库似乎将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性别冲突直接搬到了戏剧舞台上，讽刺却发人深省。

三、“反常故事”的“正常性”

这里的“故事”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秃头歌女》中所出现的“故事”，另一则指的是《秃头歌女》全剧作为“故事”。单就戏剧的语言层面来看，在这部剧作中，传统规则遭到消解，意义的载体——语言形式混乱无章，偏离了逻辑的轨道，可以被冠以“反常”；但从表现手法和内容上来看，为了达到荒诞的效果，最终实现主题的揭示，这种“反常”也可以有“正常”的解读。

第八场中，消防队长讲述“小牛吃玻璃碴生母牛”“公鸡装狗” 等故事，而史密斯太太和史密斯夫人也有《蛇和狐狸》《花束》 等故事内容，乍一听完全抓不住故事的内容大意，但是这些故事的反常，反而将剧中的荒诞冲突进行了强调。“小牛生母牛”是秩序和规则的反常，“公鸡装狗”则是类属的反常，《狐狸和蛇》《花束》以及《感冒》则是关系的反常……这些经由反常人物的口所得出的反常故事，可以说象征着社会的混乱以及人精神层面的糊涂，人们不再区分是非，颠倒成了日常的常态。这些故事下的隐含内容，暗讽社会的无序，颇有“梦呓”言“真理”之感，“正常”的主题在戏谑中得到了揭示。

将《秃头歌女》视作“反常故事”，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定位为“荒诞剧”，还因全剧具有一种不真实的幽默喜感，不能被完全视作生活的再现。这种幽默不是我们通常概念上的令人直接发笑的好玩而富有乐趣的幽默，而是一种用看似调侃且荒唐的语调表露有些沉重悲哀的黑色幽默。再没有比不幸更可笑的，笑是为了缓解焦虑，笑中含泪，笑得残酷，笑得无奈，这种啼笑皆非的复杂情绪正是现代人面临荒诞这一情势时最为典型的没落情绪。就像全剧的结尾，无意义言语内容的堆砌，以至于到最后玛丽所背诵的一首名为《火》的诗这些，语言已经不再承担日常的传达意义的能力而成为加深反常趋向的工具，剧中的人物在这之中癫狂、发疯，沉醉于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尴尬境界”，而观众也随之或震惊或发笑，获得了一种情感的复杂状态。因为人们将《秃头歌女》看作是“反常的故事”，所以人们不会用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秃头歌女》，其反戏剧化的呈现是“正常的”；而《秃头歌女》采用反常的手法，传达了严肃的内容，这严肃的内容并未超出人们的基本认知，还具有启迪作用，从这一方面来讲，“正常性”也得到了凸显。

四、再论《秃头歌女》无意义之意义

《秃头歌女》作为一部荒诞的戏剧，不管从其人物设置、情节安排还是叙事艺术与结构呈现，都可以说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从《秃头歌女》中却又能找到许多哲理性的成分，引得观众对社会人生进行关照，对自我进行反思，《秃头歌女》又显示出其意义的光彩。

所谓的“荒诞”既是对于全剧的一种概括，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前文提及尤涅斯库取法生活，对现实生活进行拆解重构而得到了《秃头歌女》这样的作品，可见现实生活本就具备“荒诞性”的成分。如果说经历二战的人们，因为战争而被夺取了精神家园，那么现代人同样处于精神世界的边缘。为什么说“忌娱乐至死”，因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富足，呈现出一种百无聊赖的态势：为博取关注，毫无下限地摆弄人设；借互联网的虚拟性而言无遮拦；各种各样的段子突破底线……空虚、贫乏、烦琐，这与消防队长的笑话简直异曲同工。

而感情生活与精神生活简直是如出一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旧在上演。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的婚姻关系简直是许多现实婚姻的翻版，人与人之间筑起了精神的“高墙”，就连夫妻也似乎是“相互丧偶”，明明共同生活却连对方是谁都快忘却，关系就这么虚伪化了。

尤涅斯库曾言“这个戏（指《秃头歌女》）里存在着两种东西，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平庸，并由二者建立一个非形象的结构”“如果说它在批评什么，那就是所有的社会，是语言，是陈词滥调。”《秃头歌女》在给观众刻画一个“无意义”世界的同时，道出了现实世界的荒诞与无意义性，而这些无意义的内容是人对于物质的苛求进而产生的内心世界的空洞，虽然社会背景变化，世代更迭，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似乎都有《秃头歌女》的影子。而《秃头歌女》的意义层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引导观众们在匪夷所思的含混中，睁大双眼，转换思维，推动着观众去重新审视人际与生活，进而认清荒诞世界与荒唐现象的本质。《秃头歌女》的意义就这样在无意义中得到了生发，并彰显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