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璇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昆明 650600）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1]总书记引出曹雪芹与鲁迅等名人，以此劝诫艺术创作者们应植根于社会生活、人民百态，创作出高于作品、高于时代的艺术。艺术家是与环境紧密相连，又反过来作用于环境的“集体”之一。一如荣格所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人’——他携带并塑造着人类的无意识和心理生活。”[2]艺术家是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其作品具有社会性，其精神要高于社会。

然而，随着艺术界与市场联系的愈加紧密，艺术圈风气每况愈下。当代不少艺术创作者受到名利驱使，很难脚踏实地地深入了解对象，丧失了老一辈艺术家那心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情怀。根据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不单是对自我的实现，还要重视艺术的社会效益，于民族艺术与市场经济中寻找一个创作的突破点，参与构建正能量导向的大众文化，在艺术领域中弘扬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一、艺术家与创作的现实问题

艺术家，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艺术的“对象世界”的人。[3]但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建设，全球连接紧密，各国本土文艺都受到了不同层级的冲击。当前商业带来的市场和金钱效益，致使艺术圈人心浮躁。于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再次提出，成为部分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他们要么逃避现实龟缩在房间创作“艺术”，要么迎合社会中的低俗文化心理。由此，艺术圈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直指画家丧失社会责任心、艺术使命感的现象。这个问题，首先反映在新时期的大众传媒领域。2000年春天在北京诞生的民间诗歌刊物《下半身》中的“宣言”可以说展露了部分艺术家的心理：“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4]又如去年沸沸扬扬的人教版教材插图事件，甚至有艺术圈的知名教授以审美能力差异抨击大众，驳斥那些反对插图内容的群众。但作为教材受众——正在成长的孩童而言，插图所传递的价值观才是重点。

近些年，大众传媒包装着一个又一个成功艺术家，报道着作品以怎样的高价售出，许多艺术家受此影响，也越来越渴望获得这样的功成名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及文艺工作者可以追求经济效益，但应以社会效益为先。需要辨清的是，以市场来界定艺术品的价值与自我的成功，这种价值观念背后，明显涉及西方主导的艺术评判体系。艺术变成某些艺术家自我谋取私利的手段。能文求举，善画求售。①艺术被视作某种带有商业性质的工具，供他们追名逐利。吴冠中先生就曾痛陈过当时中国艺术界的问题，认为受利益和市场驱动的美术家创作，偏离了创造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也指出，目前一些文艺工作者要么一味拒绝市场，要么盲目迎合市场。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可分以下两方面：一为艺术媒介的多样化带来了诸多速成之法，艺术家很难脚踏实地地打磨作品。有些艺术家虽然也下乡采风、收集资料，却不肯吃苦耐劳钻研对象，也就很难有20世纪陈丹青《西藏组画》这样优秀的作品；二是缺乏对自我担当的认知，底线一放再放，不断沉沦于金钱的诱惑中。面对这种情况，国内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艺术界及艺术家发出呼吁，希望引起艺术家对自身责任的关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艺术创作者在当下的责任与担当呢？

二、艺术家的责任

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家对社会变革的历程有着巨大影响，他的影响甚至可以延续几个世界，艺术可以改变民族的性格。许江先生说：“艺术家应该成为具有广阔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思想者和行为者。文化创造和文化思考是任何一个有责任的艺术家所不得不担负起的身份和命运。”[5]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尤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时空壁垒已经被打破，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家可以不断更新、雕琢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新时代艺术家面临着这样一种责任：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参与到大众文化的构建中，弘扬本民族艺术。

艺术人类学中的民族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有很多的互相指涉和互相映射的性质。[6]复制、拼贴、改变等大众文化的技术手段，被纳入民族艺术的表达中，民族艺术又反过来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新内容。然而，由于大众文化的快速、便捷生产，不易准确再现民族艺术里的内在本质、生命感悟、自然精神等内涵，因此人们对它褒贬不一。尤其是当下大消费环境下，以少数民族歌舞为例的民间艺术，从民族内部走向外部，容易被消费文化所同化，从而引导民族艺术向肤浅化、表面化发展，这显然不利于文化传承。那么，如何改善这种情形？

或许艺术家可以在消费文化主导的潮流下做出努力，通过提升大众艺术中的民族精神内涵与观念，向民众提供更多审美选择。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应当保护好、发展好少数民族这些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因此，艺术家有责任把握民族艺术的核心，建构一种全新的充满生机的民族艺术新模式，以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如河南卫视敦煌舞、综艺《舞千年》和春晚的《只此青绿》就把握住了民族艺术的重心，获得高度赞扬。只有当艺术家领悟民族内涵，又掌握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在艺术创作中顺其自然的吸取民间艺术养料，才能抛弃旧艺术风格的蒙昧气息，成为借助新时代技术展现的新民族艺术。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存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民族艺术是向外宣扬本国文化的载体，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部分。艺术家作为社会文明的实践者，对推动社会主义文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构建正能量导向的大众文化时，艺术家应多以作品说话，以高雅美学扫荡无内涵、哗众取宠的大众低俗成分。在弘扬民族艺术过程中，将其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向外传达，以民族艺术自身的美感、文化意义影响消费者，促成民众对自我的塑造。而在高雅艺术内，从传统文化中创新创作手段，为民族艺术的传承开拓新方式，为民族艺术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三、艺术家的担当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面对以上大众艺术和民族艺术的现状，艺术家应该在哪些方面承担责任是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传统文化证明，艺术家既要完善自我人格，亦要担当起社会重任。古人所言“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恰好印证这一点，儒家重视社会之内的道德与仁义，也就是社会责任；道家强调社会之外，是倾向于精神追求。显然，中国古代艺术家同时重视着自我实现和社会担当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命题。

第一，自我实现。艺术家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担当过许多身份，巫师、匠人、文人、知识分子、明星等，身份亦成为艺术家的一种自我实现。到后现代的今天，艺术家的身份愈加错综复杂，但无疑，艺术家正在被社会、被大众认同，获得巨大的媒体传播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7]彭吉象也在《中国艺术学》中表示，古人格外看重艺术家的人品、学识、游历广泛、才艺技巧。而这四要素都可看作是艺术家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培养。由此，借古代艺术创作思想对艺术家的要求，可以将“品”“识”“搜”“术”视作当下艺术家实现自我的途径。

“品”。在中国文化中，技法技巧固然重要，但艺术家的“品”与“格”更应成为前提。《礼记》说“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里的本便指品格。古代艺术理论“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薛雪《一瓢诗话》）、“先器识，后文艺”（《新唐书•裴行俭传》）也着重强调人品、人格这一点。元代杨维桢“画品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图绘宝鉴序》）、明代文徵明“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也强调人品应在画品之前。长期的文艺实践或鉴赏实践，使古人勘透了这一道理：艺术家要先立德，后做艺术。古人重视着文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修身养性、开阔胸襟能直接影响艺术家主体的创作，能审度自身、察物有道的艺术家能够超越功利，实现勘破世俗的才思。

“识”。学识来自读万卷书，见识来自亲历。明代王骥德认为，戏曲作家要“博搜精采，蓄之胸中”。学识来自阅万卷书，存之于胸，形成对事物正确的辨识力。这里的学识并不一定全来自艺术领域，而是在具有相当科学文化水平时，也拥有一定程度的人文知识素养。在这个过程中，优秀文化的蕴涵化作内在的精神品格，形成艺术家辨别社会现象的能力。吴乔把学和识比作足与目，说：“有目无足，如老而策杖，不失为明眼人；有足无目，则为瞽者之行道也。”（《围炉诗话》卷四）[8]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换言之，艺术学习并非仅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要去亲历、体验一切生活，也要博览群书，为艺术内涵积淀养分。而艺术作品的好坏高下，恰好正与这些阅历、见解、领悟等相关。

“搜”。“无字书也，天地万物是也。”（廖燕《二十七松堂集•答谢小谢书》）五代画家荆浩长期在太行山隐居，对太行洪谷奇观推纸作画，“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荆浩《笔记法》）。清初石涛的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就道出艺术家很有必要采素材，观事物，从自然之境中形成灵感与感悟，因此“闭门觅句非诗法”（杨万里《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其一），而是要走出闭塞感知，向外拓宽信息。

“术”。朱光潜认为艺术家必须是一半诗人、一半匠人，也就是说文化修养与技艺手腕都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才能。《文心雕龙•总术》说：“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奕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苏轼说：“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苏东坡《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艺术家创作的手段是实现“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重要媒介。因此，技艺的纯熟是艺术家必备的条件。另外，艺术技巧的创新更是为艺术家的自我实现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艺术家的一种身份符号。例如中国古代荆浩创新笔法，以笔墨并重开北派山水画之先，甚至得出创新性的水墨山水画理论如六要等。当代中国艺术家唐勇力认为，“法”不创新，艺术就停止了。他创立中国画中的脱落法和虚染法，以现代人的立场、传统的形式表现当代。

综上，一件作品的完成并不是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完成了精神内涵的重构，达到自身的完善，并且以期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影响。因此，“品”“识”“搜”“术”缺一不可，它们反映的是中国求真的民族精神。

第二，社会担当。这是艺术家身为社会人的义务。政治家通过参与政事而拥有改变社会生活的能力，而艺术家则是通过作品思想改变人们的认知，从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说：“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9]艺术家对社会的担当，并非仅创作有关国家大事的主题作品，而是拥有更大的文化理想，为国家尽责。因此，艺术家的责任不仅在于讴歌社会中的有功之士，更在于面对社会问题时，需秉持真实的态度，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问题针砭时弊，对艺术界补偏救弊。

首先讴歌有功之士，宣扬民族精神。艺术作品往往带着艺术家的独特标记，这一标记既包含艺术家的学识，又代表着艺术家自身的价值观。徐悲鸿是个悲天悯人的艺术家，其作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愚公移山》等，都相继体现出画家对劳动人民、对民族危亡的关注，饱含艺术家对自身责任担当的清晰认知。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跃然纸上。从救亡图存的“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新时代”，许多艺术家投身到以画笔影响世人的艺术创作中，突出表现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奋勇向前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风貌。

其次是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问题针砭时弊，对艺术界补偏救弊。社会生活给予艺术家以素材和灵感，艺术作品沉淀着艺术家对这些现实内容的评判。艺术家需要对国内社会现象有深刻的理解，对现实问题针砭时弊，而非用西方艺术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当前，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形势下，主导中国当代艺术与理论的，是西方体系下的价值标准。而传统艺术书法、山水、花鸟等不再是中国主流艺术形式，其中代表民族性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被搁浅。[10]1979年由关东派画家画作《为了出路》批判社会不正之风、1986年著名美术大师方唐先生创作《洋相八出》讽刺社会丑陋现象、“新批判现实主义”画派代表人物冯少协《关注》与《和平鸽》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等等作品，都展现了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评判着、痛斥着社会问题。

结语

日本艺评家金子筑水说:“艺术由时代所产生，更进一步去创造时代，这是艺术家最伟大的本领。”[11]近年，越来越多艺术家认识到中国艺术发展的文化失衡状况，部分人往作品中增添民族特色，却是西方形式中国内容。也有民族艺术传承人投身当代艺术领域，最终却需要将作品送往国外展览被西方价值体系评定，获得名声与威望。在这样的现象下，艺术家更应帮助建设和规范尚不健全的中国艺术体制，建构中国艺术话语主体，平衡好大众文化与民族艺术的关系，用植根传统的新风尚、新标准、新理论，推动中国艺术界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原话为“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出自苏轼《书朱象先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