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娜,何 敏

(1.天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2.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回顾历史,无论是唐朝政府对佛经翻译的支持、明末清初允许传教士与中国译者合译科技著作、清末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设立京师同文馆,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作品的热烈译介、改革开放后的多元译介格局以及当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其背后都有或隐或显的翻译政策在发挥作用。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的翻译政策是对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聚焦当下,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总部开始落户中国,这些组织内部有着怎样的翻译政策、如何通过翻译政策手段为国际组织的良好运行提供优质的语言服务,也是翻译研究界应该积极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翻译政策还关乎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多语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利时学者Maylaerts甚至认为,在多语社会“没有翻译政策,就不会有语言政策”[1]。因此,如果我们谈论语言政策而忽视翻译政策的存在,其最终的结论可能失之片面。

总之,“翻译规划与政策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2],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为我国翻译政策,乃至语言政策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有鉴于此,本文在评述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翻译政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以期助推中国翻译政策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中国翻译政策研究述评

截至2022年8月24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翻译政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中与中国翻译政策有关的研究成果分布如下:期刊论文14篇,会议论文3篇,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3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只有1篇研究中国翻译政策的论文。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目前我国翻译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下面分别作以简要述评。

第一,对国家政府机构宏观层面翻译政策的研究。学者们通过考察国家宏观层面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来总结相关翻译政策的成败得失。比如,蒋剑峰考察了中国外文局在1949年至2000年间的图书翻译政策及其变化[3]。孙中强简要论述清代翻译政策之后指出,清代翻译政策有效配合了统治者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和统治,同时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生活[4]。滕梅系统考察了1919年以来我国翻译政策的变迁史,以及翻译政策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5][6]。作者以史为鉴,主张国家通过制订、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对翻译活动进行有序管理。上述研究通常将国家政府机构看作翻译政策的主体,过于强调政府及其机构所颁布的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的规约作用,认为它们“直接决定了译者‘译什么’和‘如何译’”[5]。对翻译政策的这一认识遮蔽了翻译政策执行过程中对其他行为体的能动作用。

第二,与上述研究聚焦国家宏观层面的翻译政策不同,国内有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少数民族多语地区的翻译政策。比如,穆雷指出,“翻译政策与国家的语言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我国的语言政策一方面要考虑到汉语与各种外语之间的翻译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汉语同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7]。以此为出发点,作者通过梳理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研究成果,总结了目前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及其研究中的问题。张阳、Shuang Li等学者则分析了民族自治区域颁布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及我国其他语言政策文件中有关翻译政策的内容,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8][9]。

民族语文翻译政策是翻译政策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拓展了翻译政策的研究领域。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较为零散,且多停留在文献综述层面。这类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此类研究多将文件资料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考察对象,而缺乏鲜活的来自翻译政策实施现场的材料,即没有深入实地考察调研翻译政策的执行过程,以及目标群体对翻译政策的接受情况,而这里恰恰是最能反映翻译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能让我们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的地方。

第三,有学者展开了对外国翻译政策的介绍和比较研究。比如穆雷、韩莹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加拿大语言服务业专业协会的职能和运行机制,探讨了两国相关协会内部翻译政策的异同[10]。穆雷、王祥兵以英国一个有关军事翻译的国家课题作为参照,分析了国内军事翻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呼吁加强军事翻译研究,规划军事语言服务[11]。罗列、穆雷分析了主要英语国家语言政策的性别包容性及其在翻译政策中的体现,并建议中国的翻译政策制定者充分关照语言中的性别问题[12]。此类研究对我国翻译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但目前研究成果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综上,国内翻译政策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且学者们更为关注显性的翻译政策文本,而缺乏对翻译政策实施过程的动态考察,以及对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的态度研究。已有的研究对翻译政策这一概念本身的认识存在偏差,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以致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对翻译政策与少数族群社会融入、公民参与等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思考。有鉴于此,我们亟待探索系统开展中国翻译政策多维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二、何为“翻译政策”

(一)翻译政策定义回眸

根据Maylaerts的考证,最先将“policy”一词引入翻译研究的是Levy,但在Levy那里,“policy”被用来泛指译者的翻译策略[13][14]。而真正将“Translation Policy”作为一个术语引入翻译研究还要追溯到Holmes的开创性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15]。在Holmes的译学构想中,翻译政策并非翻译政策研究的起始点,而是主张通过考察翻译在社会现实中的发展现状和可能发挥的功能,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源[16]。可以看出,Holmes秉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翻译政策观,即都强调通过考察现实中的翻译活动来总结或者完善翻译政策。与此相反,中国学界的翻译政策观则是自上而下的。例如,滕梅将翻译政策定义为“国家政府或政府机构所提出或制定的与翻译有关的规定性要求”[5]。黄立波、朱志瑜在肯定这一定义的同时,指出其忽略了非政府性的社会或民间机构在翻译政策制定中的主体作用,因此他们把翻译政策拓展为“由官方或民间机构就翻译问题所做出的讨论、陈述或行为方案”[17]。

从上述回溯中可以发现,翻译政策或Translation Policy这一能指,在不同学者心目中各有所指。这种言人人殊的情况模糊了翻译政策研究的范围和界线,以致有学者警示说“翻译政策被用作一个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container concept),有变成没有任何附加值的空洞概念的危险”[13]。面对这一情况,Gonzlez-Núez综合各家之言,并借鉴以色列语言学家Spolsky对语言政策设置的定义框架,重新定义了翻译政策。

(二)三维翻译政策观

Spolsky基于大量研究考察,提出语言政策由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和语言信仰(language beliefs)三个维度构成[18]。语言管理是指言语社区内成员为了改变语言实践所做的努力;语言实践是指在一个言语社区内实际发生的语言现象;语言信仰是指“言语社区内成员对语言变体所持的价值观念,及其他们关于这些价值观念重要性的看法”[19]。受Spolsky这一定义框架的启发,Gonzlez-Núez提出了一个三维构成的翻译政策定义,认为翻译政策应该涵盖翻译管理、翻译实践和翻译信仰三个基本方面[18][19][20]。

翻译管理是指由某一领域的权威部门(或人士)做出的关于翻译问题的决定。翻译管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性机构(如国家编译局、外交部翻译司等),也可以是非政府性机构(如出版社、翻译公司等),甚至可以是某个个人(如期刊主编、跨国公司的经理等);翻译管理中的规定性要求既可能被编纂成文,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从而成为一种显性的翻译政策。也可能散落在相关话语中,如期刊的发刊词或“编者的话”、出版社翻译丛书的前言后记等。

翻译实践(1)这里的“翻译实践”不能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翻译理论”的对应物,主要是指某一领域内翻译活动的实况,而不涉及微观的文字转换过程等。因此,也许译为“翻译现实”或“翻译实际”更为清晰准确。但由于该术语是从Spolsky的语言政策理论框架借鉴而来,所以该文借用了语言政策研究中的“语言实践”这一通行译法。是指某一领域内实际发生的翻译活动,比如翻译了何种文本、采用何种口译形式、翻译方向如何(是从官方语言译为少数民族语言,还是相反)、有着怎样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等。翻译实践既可能是翻译管理的直接结果,也可能与翻译管理的设想并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当一种翻译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演变为一种惯常模式时,就会成为领域内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守的准行为规范,从而构成一种事实上的翻译政策。

翻译信仰是指领域内成员所持的关于翻译及其价值的观点,比如他们对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领域内正在实施的翻译政策和正在发生的翻译实践的看法。

三、我国翻译政策研究框架

图1 我国翻译政策研究框架图

如图1所示,横轴为翻译政策研究的三个维度为翻译管理、翻译实践和翻译信仰;纵轴为翻译政策研究涉及的五个主要领域。研究者在选定纵轴上的某个领域之后,再选择从横轴上的某个维度切入,从而形成一个研究课题(也即图中的S,表示Study)。横轴上每个维度下辖的内容代表各维度研究需要考察的核心问题集。下面我们就图1中所划分的五个研究领域、三个研究维度以及每个维度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详细解释说明。

(一)中国翻译政策研究的五个领域

1.政府(机构)。国家政府机构的翻译政策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其推行的翻译政策具有较大的辐射力,会对其他层次领域的翻译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上,我国政府机构曾多次通过制定翻译政策引导翻译活动,出版专门的翻译期刊(如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和1953年创刊、由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负责主编的翻译期刊《译文》),成立专门的出版社(如1952年成立的外文出版社)等。

2.地区和国际组织。过去数十年,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而翻译是保障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良好运行的基础服务之一,因此,其内部必然有着特定的翻译政策和翻译实践。在这方面,国外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内则仍是一个迫切需要填补的空白。

3.非官方机构和团体。许多专门从事或经常涉及翻译活动的非官方机构和团体(如翻译公司、出版社、跨国公司、旅游景区等)往往也有着自己的翻译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翻译政策既可能与政府机构的宏观翻译政策相向而行,也可能与之有所抵牾,而这相互抵牾之处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从中往往能够看出翻译政策执行的阻力因素。

4.少数民族多语地区。多语共存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要想在公共服务领域与少数民族公民实现顺畅沟通,有效传达国家的政策精神,翻译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桥梁。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许多重要文件,也适时对翻译问题提出了政策上的要求,但这些政策有没有真正落地、当地公民如何看待现行翻译政策和翻译实践,等等,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5.外来移民聚居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已不再是单纯的移民输出国,同时也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移民聚居区,如北京望京“韩国城”、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义乌“中东人一条街”等。聚居区所在地的语言生态因此而发生变化,语言多样性和翻译需求随之增加。因此,如何通过翻译政策来满足他们的翻译需求、帮助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进而构建和谐的移民聚居区,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二)翻译政策研究的三个维度

首先,翻译管理是翻译政策研究的起点。通过收集和分析某一领域内的翻译政策文本,可以获知政策制定者的目标群体、拟解决的问题和预想目标,这是翻译政策研究必须经历的“摸家底”阶段。但至今,翻译政策研究还远未完成,因为仅从政策文本当中无法判断政策效果,毕竟评估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必须以政策结果为参照。因此,要科学评估一项翻译政策,还必须深入翻译实践,考察翻译政策产生的预期影响和非预期影响。

其次,翻译实践研究是翻译政策研究中勾连着翻译管理和翻译信仰的重要一环,因为它既可以检验翻译管理的效益,揭示翻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也可以间接反映翻译信仰。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注意:一方面,翻译政策执行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且深受领域内翻译需求的影响,因此当各参与方的目标不一致,或当翻译需求发生变化时,翻译政策就会偏离预定轨道,某些政策内容因此而无法转化为翻译实践,这就为修订无效、失灵的政策内容提供了事实依据;另一方面,翻译实践研究还会发现一些经常发生、却未能被纳入翻译管理的翻译实践,从而为完善翻译管理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最后,翻译信仰研究同样不容忽视。它是了解政策执行者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管理的看法、了解目标群体翻译需求的重要手段,但却是目前翻译政策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从翻译管理和翻译实践的比照中,判断翻译政策的优劣得失,而忽视了翻译信仰研究在收集政策舆情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事实上,通过对翻译政策进行深入的舆情分析,并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可以大大增强翻译政策的针对性,提高翻译政策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三)翻译政策研究的问题域

这一部分我们将细化从以下三个不同维度切入翻译政策研究时需要主要关注的具体问题:

第一,不同层次的翻译政策主体都会通过实施特定的翻译管理,来规范和治理领域内的翻译活动。这些管理措施既可能转化为显性的政策文本和法律条文,也可能隐性体现在相关话语当中。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考察显性的政策文本,也要耙梳隐性的政策话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管理的动机分析。

第二,翻译政策研究者在考察领域内的翻译实践时,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即翻译供应、语种选择、翻译方向、翻译文本类型、译者(培养)模式等。以考察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内的翻译实践为例,我们可以带着下面这些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当地的公共服务机构是否或在什么情况下为这些外来移民提供翻译服务,翻译方向是中-英还是中-韩,机构内部有没有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译员,提供给他们的表册是中文版、韩语版、还是中韩对照版,等等。

第三,翻译信仰的考察需要关注领域内从业者和政策对象的翻译价值观以及对翻译的态度。比如要考察某个少数民族多语地区的翻译信仰,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区域内政策对象对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着怎样的看法,翻译在保证其语言权利和帮助其获取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翻译政策实施过程的参与各方如何评价当前的翻译管理和翻译实践等等。此外,翻译信仰也可以通过翻译实践推断出来。比如,通过统计提供翻译服务的频率、场合以及最常被翻译的文本类型,就可推知一个领域对翻译价值的认识。

四、结语

翻译政策关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关乎公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合理可行且具有前瞻性的翻译政策,能有效管理和应对公共领域的语言使用问题,满足各领域的翻译需求;而要制定高质量的翻译政策,势必需要加强对政策环境和政策对象的研究,进而提出可供翻译政策制定者乃至语言规划者参考的政策建议,翻译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本文权作引玉之砖,在呼吁学界加强和深化翻译政策研究的同时,首次提出一个多领域、多维度的翻译政策研究框架,希冀以此拓展国内翻译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