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刘强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世说新语》无疑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其虽然算不上“大经大典”，却是一部颇具文化精神、历史价值和思想深度的文学名著——在古今读书人的心目中，《世说新语》的“性价比”和“美誉度”都算是极高的。如同一位风姿绰约而又才情不凡的美人，她奢华而又低调，高雅而又通俗，端庄而又谐趣，但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浸淫者，很少不被她的魅力所吸引——此书受到后世万千读者的欣赏和喜爱，绝不是偶然的。

那么，《世说新语》到底是怎样一部书呢？在长达近一千六百年的传播与接受史上，人们是如何看待这部“丛残小语”“尺寸短书”的呢？我们不妨从古今名人送给她的五大“美誉”说起。

“古今绝唱”

我们都知道，鲁迅曾经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殊不知，古人早就曾用“精绝”“绝唱”等字眼儿赞美过《世说新语》了。如北宋学者高似孙就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纬略》卷九）

这段话包含两个信息：其一，《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刘宋年间的临川王刘义庆，其最重要的注释者是南朝梁代的学者刘孝标。他们二位为《世说新语》的成书和传布贡献巨大，历史上被称作“二刘先生”。其二，《世说新语》“采撷”汉代以迄魏晋的“佳事佳话”入书，语言精美，活色生香，文学成就和审美价值很高——“极为精绝”也即精妙绝伦之意。与之参行的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简称“刘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一起，被称为“四大古注”，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刘注”引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达数百种，“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乃极言其史料价值之高。

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古代许多一流的文人学者都酷嗜《世说新语》。比如，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文中，随处可见《世说新语》的人物和典故。苏轼的好朋友黄庭坚生平有两本书寸步不离，一本是《庄子》，另一本就是《世说新语》。对于这些大诗人来说，吟诗作赋讲究用典，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而名典纷纭、掌故腾涌的《世说新语》，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百宝囊”和“诗料库”。

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也是《世说新语》的“发烧友”，他说：“刘义庆《世说新语》一书，诚古今绝唱，所谓三叹有遗音者。”又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胡应麟两次强调此书乃“古今绝唱”，比之高似孙的“极为精绝”，显然更进一步，他是把《世说新语》放在更广远的时空维度上来加以研判，虽然不无夸张，但其中的钦羡之情确是真实而强烈的。

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如明人郑仲夔《清言·凡例》中也有“临川王《世说新语》极为绝唱”的赞誉。王思任在论及《世说新语》的叙事写人艺术时也说：“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暎带汉魏间十数人……每凑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世说新语序》）这段话，一则誉其写人之妙，一则叹其语言之巧，不是受到过《世说新语》长期沾溉滋润者怕是说不出来的。

清代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其名著《艺概》中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这是把《世说新语》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文章写作好尚的演变史上加以考察，认为此书对于中国古代的文章风格有着“转移风气”的引领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古今绝唱”的美誉还真不是大而无当的吹捧，而是言之有据且有理的恰当评价。

“琐言第一”

这是就《世说新语》的文体性质及其成就做出的一个判断。中国古代的图书典籍，按照“目录学”的分类，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也即所谓“四部”。“经部”是指儒家经传和小学（这里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方面的书，“史部”是指各种历史地理类的文献，“子部”是指诸子百家的著作，“集部”则是指古代文人的诗集、文集和辞赋等著作，相当于现在的“文学”。而在古代的目录学著作中，《世说新语》一直被置于“子部小说家类”（所谓“说部”），说明在古人心目中，《世说新语》完全符合“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丛残小语”“尺寸短书”的“小说”的文体特点。

当然，古代的“小说”概念和今天并不一样。“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干”（gān），意为“求”；“县”通“悬”，意为“高”；“县令”，也即“高名”。整句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辞以求得高名美誉，距离通达玄妙的大道也就渐行渐远了。庄子所谓的“小说”，指的是“琐屑之言”“浅识小道”，并不是一个文体概念，但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在古人的心目中，“小说”就是“琐言”，离“经术”和“大道”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小说家”与“诸子”的合流，大概是在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把诸子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所谓“九流十家”；其中，“小说家”的地位是最低的。所以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即小官，后来就称野史小说为稗官。因为孔子说过“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班固话里的贬义还是不言而喻的。东汉学者桓谭在其所著《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说明，古人所谓“小说”，大概是以“丛杂”“短小”“可观”为其特点的，虽然不登大雅，但也有其价值，不可或缺。

后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杂述》中将“偏记小说”分为十类，分别是：偏记、小录、逸事、琐语、群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都邑。而清人编撰的《四库全书》又在分类上做了调整，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而把另一部分著作归入“子部·杂家类”。

现在我们知道了，根据古代的“小说”分类，《世说新语》应该属于“琐语”或“琐言”一类。就此而言，说《世说新语》是“琐言第一”，几乎可谓“说部第一”——这当然是“天花板”级别的评价。

还有一点要说明，《世说新语》这类笔记体小说，因为偏重记言，它的远源有两个：一个是语录体的子书，可以追溯到《论语》，有的学者干脆把《世说新语》称作“新论语”。另一个是记言类的史书，比如《尚书》和《国语》。而在《世说新语》诞生之前，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以及旧题东晋葛洪所撰的《西京杂记》等书，可算是较早将子书和史书加以融合的先例。

大概从唐代开始，《世说新语》便成为一部文人争读的小说名著，征引、续仿、刊刻、评注、研究者络绎不绝。很多文人不仅爱读《世说新语》，还愿意充当“代言人”和“推销员”，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世说热”。比如，明代文学家、“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就为《世说新语》做过续仿和增补，他不仅编了一部《世说新语补》，还在序言开头为此书大作“广告”：“余少时得《世说新语》善本吴中，私心已好之，每读辄患其易竟。”不仅如此，在评价古今小说不同类型，并予以“排行”时，王世贞特别隆重地把《世说新语》排在“琐言第一”：

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幾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

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也是《世说新语》的“铁粉”，他说自己“幼而酷嗜此书，中年弥甚，恒著巾箱，铅椠数易，韦编欲绝”。因为太喜欢，他就亲自评点校释，多次整理刊刻，甚至把《世说新语》的研究称作“世说学”。由于王氏两兄弟的提倡，明代成为《世说新语》刊刻、续仿和评点最盛的一个时代，文人雅士圈中，几乎是“言必称《世说》”，盛况可谓空前。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小说的传播史上，《世说新语》创造和保持了两个重要的“纪录”：

一是“古书续仿之最”。由于《世说新语》是分门别类编撰的，便于模仿，故后世就有很多“续书”和“仿作”，几乎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续仿模拟最多的小说书，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世说体”。

二是“小说评点之最”。《世说新语》还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被评点的小说，宋、元、明、清，直到今天，对此书的评点可以说是代不乏人，版本甚夥。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中国历史上被评点最多的小说，没有“之一”。

这两个纪录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估计以后也很难被打破了。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世说新语》其实是一部很难“定性”的书。单纯把它当作“小说家言”似乎是有点贬低了它——如上所说，它不仅具有“史书”的特点，还有“子书”的成分。20 世纪30 年代世界书局出版《诸子集成》共八册，收录了先秦至南朝的重要子书凡28 种，《世说新语》也赫然在列。这套丛书的卷首是这样评价《世说新语》的：

此书为古今唯一小说名著，唐以前小说，以此为代表。

这里的“古今唯一小说名著”，与胡应麟的“古今绝唱”、王世贞的“琐言第一”遥相呼应，足见《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之隆、名价之高。

1948 年，当代著名学者李长之的《司马迁之风格与人格》一书出版，他把中国小说史分为五个时代：“一是小说之名未确立，大家认为小说是琐碎杂说的时代，这时代包括先秦到汉。二是志怪时代，就是汉魏六朝。三是传奇时代，从隋唐到宋。四是演义时代，从宋到明清。五是受欧洲小说影响时代，那就是现代。”他认为，“第二个时代中是以《神异记》《十洲记》那样的书开始，而最高峰却是《世说新语》”。这里的“最高峰”云云，不也是“琐言第一”的意思吗？

“名士教科书”

这个美誉是由鲁迅提出来的。我们知道，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文学家，他的小说和杂文独树一帜，成就卓著。但我们还应该知道，鲁迅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最擅长的学术研究就是“古小说”。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优秀小说家，与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喜爱和研究分不开。而在古代的小说书中，《世说新语》应该是最受鲁迅钟爱的一部。

不仅如此，在写于1923 年前后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还专为《世说新语》及其同类型的小说书设了一章加以讨论，题为《〈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其中有一段说：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鲁迅把这一类“记人间事”“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的小说，称作“志人小说”，以与“志怪小说”相区别。而所谓“志人小说”，在此之前，已有邯郸淳《笑林》、裴启《语林》和郭澄之《郭子》多种问世，到了《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集其大成”了。

既然是“志人”，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志”的是什么“人”呢？至少在鲁迅看来，这里的“人”，绝不是一般人，而是最具魏晋时代特色的一类人——“名士”。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所指的当然是“名士”的言行。这些“名士”也不是一般的“有名之士”，而是“清谈名士”或者说“玄谈名士”。在发表于1924 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表达了他对清议和清谈的理解：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名士教科书”的说法即由此而来。鲁迅末了又说：“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就非看《世说新语》不可。”关于何谓“清议”，何谓“清谈”，为什么说清谈是“缥缈之谈”，这些问题不是本文重点，姑且“按下不表”。

鲁迅对《世说新语》的偏爱还可以从他给人开的“书单”看出来。1930 年秋，鲁迅的朋友、著名作家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系，作为长辈和启蒙老师，鲁迅给许世瑛开了一个书单，向他推荐了12种可读的古书，其中就有《世说新语》。甚至在鲁迅人生的最后阶段，缠绵病榻之际，他还要找《世说新语》的线装书来看。在写于1934 年12月11 日的《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说：

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

你看，鲁迅简直把《世说新语》当作镇痛驱病的良药了。难怪我们从鲁迅身上时常会看到“魏晋名士”的影子，别的不说，他的“遗嘱”中有一条：“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就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刘伶的“死便埋我”的豪言。鲁迅这“名士范儿”的养成，恐怕与他常读这部“名士教科书”不无关系吧。

“风流宝鉴”

前面已经说到，《世说新语》以记载“名士”言行为主，而这些名士的嘉言懿行又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风流”。

“风流”一词，最早大概出自《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同书《刑法志》也有“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的说法。《后汉书·方术传论》说：“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而“名士风流”和“风流名士”这两个成语，最早也都在《世说新语》中相继出现（分别见于《品藻》第81 条和《伤逝》第6 条）。可见，“风流”绝不是个贬义词，最初也与男女无关，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美词”。哲学家冯友兰曾写过两篇与“风流”有关的文章，其中一篇说：

为了理解“风流”，我们就要转回到《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上。……魏晋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教朋友，以“清谈”出名。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词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清谈，记载了许多著名的清谈家。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三、四世纪信奉“风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说新语》成书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风流”和浪漫精神》）

而在另一篇写于1944 年的《论风流》中，冯友兰开篇就说，“风流是一种所谓的人格美”，并直接把《世说新语》誉为“风流宝鉴”：

我们以下“论风流”所举的例，大都取自《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由此可知，“名士”这一身份，还可以加上两个“标签”：一是“清谈”，一是“风流”。不仅如此，冯友兰还进一步以“真假”论名士，并且说，“真名士”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构成条件”：

一是必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二是必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藉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底对于真理底知识。”三是必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底感觉。”四是必有“深情”：“真正风流的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同情。”这“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四端，几乎可谓是“风流名士”的四大“要素”了。

冯友兰从“人格美”来论《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风流”，也许是受到美学家宗白华的启发。早在1940 年，宗白华就提出了一个“世说新语时代”的概念，并用“人格美”和“艺术精神”来评价《世说新语》所展现的“魏晋风流”：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这篇情理并茂的美文，刷新了读者对《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认知，很值得推荐给大家一看。

“枕中秘宝”

1954 年12 月27 日，翻译家傅雷给他远在美国的儿子傅聪写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指古文），《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做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这里，傅雷说日本人把《世说新语》当作“枕中秘宝”，绝不是夸张之词。根据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整理的《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全十五册，凤凰出版社2019 年版）可知，随着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的传入，在日本的确曾掀起过一波“世说热”，尤其以18 至19 世纪最为流行。当时刊刻的各种注释、评点、续仿版本就有数十种之多。据大江德卿的《世说订正序》，当时甚至有专门讲授《世说新语》的学者：“余及二三兄弟受《世说新语》于先生。先生尝曰：‘临川采摭晋之精英，作为此编，孝标注之，复为一《世说新语》。今读之，若泝千载之上，亲聆玅旨，面覩风韵，是以历代诸贤，莫不推尊爱玩者矣。’”足见《世说新语》在当时的日本受欢迎的程度。

1961 年6 月26 日，傅雷又在家书中写道：

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正在寻一部铅印而不太笨重的预备寄你），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

不得不说，傅雷把《世说新语》所传递的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当作“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认为可以与古希腊文化乃至文艺复兴相媲美，确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洞见。

1981 年，美学家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在“魏晋风度”一章，作者这么写道：

《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麈，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

在我有限的阅读和见闻中，一个堪称惊人的发现是，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的学者、作家和诗人，无论是文、史、哲研究的哪个领域，还是从事小说、散文、诗歌（新旧体不论）写作的哪一个行当，但凡有一定成绩者，几乎都是《世说新语》的阅读者和爱好者。每当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和好笑的“金句”时，常会听到有人说：“可入《世说新语》！”

当代学者钱谷融甚至有“一部《世说新语》，一册《陶渊明集》，一杯清茶，此生足矣”的名言。据说，钱先生晚年几乎将所有的藏书都散尽，却依然在身边留了一部《世说新语》。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明代文人洪应明所编《菜根谭》中的名句，现在看来，倒真可以作为《世说新语》的一句“广告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