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胡经之

我成长于新中国，亲历美学风云七十年，深切感受到，美学的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促进美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具体化，回答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美学问题。

一

我和我的一些同道，行走在新中国的美学道路上，想为美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具体化贡献一些微薄之力。我从1953 年开始跨入美学之门，从探索文艺美学始，历经文化美学、自然美学，最后归结为人生美学，尽力寻求人和世界之间的动态平衡，达致人生的最佳状态：天地境界。我在美学探索之路上，有得有失，得失自知。我为大家奉献的《亲历美学风云——胡经之九十自述》一书，就想说一下我七十年美学探索的得失，提供些许历史资料。

我对美学发生兴趣，起始于朱光潜美学。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我正年少时，十二岁刚进初中，对未来尚存好梦，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那时，周璇演唱的《真善美》一曲，风靡江南，令我陶醉。我就问我当教师的父亲：什么是真善美？我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本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的语文老师又陆续送给我第十三封信《谈美》以及更深的《诗论》。我方知，这世上还有一门研究美的学问，心向往之。

朱光潜美学使我眼界大开。艺术之美并不在外表之美，而贵在内在的意象之美，以美在意象之说来阐发艺术之美，使我信服。但在谈及自然时，他断言自然无美，美只在意象，不在外在世界。这自然无美之说，引发了我深深的困惑：自然中怎么会没有美呢？江南风光、小桥流水、白云蓝天，不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怎么能说没有美呢？为了解答我自己的困惑，我就想学学美学。

我带着困惑于1952 年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希望学点美学。那时的北大，经过全国院系调整，正处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美学名家云集。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邓以蛰、马采等都在哲学系和西语系，却谁也不开美学。我颇为失望，只好分别登门拜访，当面请教如何学美学。

我在1953 年初，就开始自学美学，在北大图书馆先后找到了近三十本中国现代美学著作来读，摘录于卡片，准备在毕业时写一篇论文，就叫《美学初起半世纪》或《现代美学五十年》。

尽管中华美学精神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但一直未建立学科。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从不同的国家分别传来的。我们的美学前辈，分别到不同的国家留学或取经，来源不一，美学的建构也并无统一的模式。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去日本留学的最多，王国维、梁启超等都是去了日本，接受了美学。王国维就开始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料来做美学的阐释，倡导境界说，功不可没。梁启超的美学视野更广阔，吸收了席勒的美育理论、法国的美的艺术的理论，倡导要以“美情”来培育美的情趣，创构新意境。蔡元培、宗白华等更是直接从德国学得了康德美学，蔡元培对文德尔班的价值论美学特别赞赏，竭力倡导要以美育代宗教。朱光潜的美学并非来自日本，而是直接在英国接受了经验主义美学，特别重视审美心理，他的美学重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突出只有经过人的情趣化的意象才美，没有经过情趣化的自然本身，谈不上美。鲁迅、周扬、蔡仪也是在日本接触到了美学，但受苏联的影响更大，吸纳了马克思主义。

说来惭愧，我们这一辈的学人和前一代的美学家们不同，没有机缘直接去国外攻读美学，因而在学术上有所缺失。我的同辈汝信、李泽厚、刘纲纪、周来祥等，甚至更早些的蒋孔阳都没能去国外学美学。钱中文、刘宁曾在莫斯科大学攻读，但钻研的是文艺学，并非美学，只有涂途、杨汉池、王善忠去过苏联，专攻美学，实属稀有。那么，我们这些未出国门而想钻研美学的学人怎么办？那就只能虚心向美学前辈讨教和自己找书来读。但因为从国外引进来的美学来源不同，说法不一，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亦无统一的理解。有的认为美学就是研究美的学问，有的以为美感更为重要，更有不少人认定，美学是研究艺术的学问。久而久之，笼而统之，也就逐渐把美学看作是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的学问。

我在1953 年跨入美学之门时，没有多少人关注美学，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美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不能问津。苏联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掀起了美学热潮，先是运用美学观点来阐释文学艺术，进而又推进到现实生活层面，探索现实之美。我国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气氛之中，也引发了盛况空前的美学大讨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号召全国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叮嘱主管文学艺术的周扬，要以朱光潜的自我批评为契机，抓住美学大讨论这一典型事件，促进学术争鸣，推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周扬也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这场美学大讨论。1958 年秋，周扬亲自带了张光年（光未然）、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等文艺界的核心人物，来到北京大学为中文、西语、东语、俄语、哲学等系的高年级学生开设讲座，倡导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周扬的倡导下，美学开始在国内蓬勃发展，蔚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此后迅速成立了美学教研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积极响应，也成立了美学教学小组，开设美学讲座，为高级干部实施美育。接着，周扬又在1961 年开始组编适用于全国高校的美学教科书。正是由于周扬的积极倡导，我们这一辈学人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也极为重视美学。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应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恩格斯提倡既要从历史观点又要从美学观点来衡量文艺。列宁更是把美列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应有标准。

正是在这次美学大讨论中，正在追随杨晦、钱学熙攻读文艺学副博士学位的王世德和我，都把学术视野从文艺学转向了美学。我们在确定副博士学位论文时，王世德就选定了这个主题：劳动创造美。我考虑到我们这副博士的专业还是文艺学，还得关注文学艺术，所以就选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重在阐发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还有艺术魅力，乃是因为其优秀之作具有真、善、美的品性，具有永恒价值。这次美学大讨论，不仅吸引了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人的参与，而且还激发了许多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人的美学兴趣。当时，比我高一届毕业的金开诚，师从游国恩钻研《楚辞》，又随魏建功做古籍文献整理，但受美学大讨论的启示，竟研究起文艺心理学来。我问他怎么会对文艺心理学发生兴趣？他坦率地说：没有美学、文艺心理学，就很难揭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奥妙。他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就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大量思想资料。还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李厚基，师从吴组缃研究明清小说，又师从浦江清研习古典戏曲，却另辟新路，研究起电影美学来。他毕业后去天津师范学院任教，讲中国古典文学，又和美学家鲍昌合作，大讲电影美学。比我低一届毕业的黄海澄，本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师从林庚进修古典诗歌。美学大讨论激发了他的美学兴趣，不仅看重从美学上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且还涉猎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倡导艺术美学。他的价值论美学，自成特色。

正是由于这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的共同参与，中国的美学建设才日益走向中国化和具体化。

二

1960 年底，我副博士研究生毕业，本要去南京大学罗根泽门下研究中国文艺思想批评史。但导师杨晦劝我留在北大任教，要我开两门课。一门是基础课——文学概论，专讲文学。还有一门准备开的新课，就叫美学，但不要像哲学系开的美学那样抽象，一定要结合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实际来讲。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只懂文学，也要通晓其他艺术。杨晦早年在沉钟社就以剧作家出名，后来才从事文艺评论，他的评论也不只限于文学，还旁及戏剧、电影。他要我为高年级开设的美学，不仅要说文学，还要涉及其他艺术，不要和文学概论重复。

但在1961 年春，我刚开始在北大讲授文学概论时，杨晦又把我推荐给蔡仪，参与他主编的《文学概论》，写第一章。这样，我就去中央高级党校住了两年多，得以大量阅读国外译介过来的美学与文艺学著作。当时，受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周扬受命负责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建设，这一被胡乔木称为“中国百科全书建设”的宏大工程，激发了广大学者专家的积极性。周扬特别重视《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这两本教材的编写。主编《美学概论》的王朝闻曾动员我去他那一组，但我不能有负杨晦好友蔡仪之命，坚守在《文学概论》编写组。只是，我趁这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博览群书，读了不少国外的美学、文艺学译作，广泛涉猎了多种艺术的美学。我对音乐美学和电影美学情有独钟，读得更多，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都有。苏联的审美学派、文化学派、符号学派的译作，我都从不放过。那时，我国对苏联美学研究得最全面而深入的学者是刘宁，比我大两岁，在《美学概论》编写组，深受王朝闻器重。在那两年多里，我和刘宁的交往最多，常长谈至深夜，畅谈苏联美学。但我并不只从苏联美学中汲取营养，就在这两年多中，我也广读西方美学著作。那时由钱锺书、蔡仪、柳鸣九参与编译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都已陆续问世，我每本必读，从不放过。我还不时向《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同仁柳鸣九请教，他对西方文艺理论熟悉，对法国的更有深入研究。

我在参与编写《文学概论》的两年多时光里，广泛涉猎了苏联以及西方的美学和文艺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料，稍稍弥补了未出国门学美学的欠缺。虽然广种薄收，但在博览群书中我逐渐体会到，美学不能只停留在抽象议论中，美的规律都是存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现象中，美学只是从理论上把它抽取出来。美离不开现象，论美就应和具体现象结合起来做具体分析。正是在广泛涉猎了中西美学之后，我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出发，才在1980 年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之际，大力倡导在中文系科、艺术院校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探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的美的规律，就是想推进美学的中国化和具体化。

美学要现代化，不是照搬西方现代美学或后现代美学，而是要中国化。我在20 世纪80 年代所写的《文艺美学》，所阐释的多为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从意象经营到创构境界，归纳的也只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精华，是否适合当代艺术，尚存争议。我在今年春节期间试写了一篇《现代化创新艺境》，在《中国文艺评论》第3 期发表了，尝试对当下的电视剧做些评论，试图阐明，新时代需有新经典，而新经典的创造，则有赖于作家、艺术家力求做到：高扬时代真善美，彰显人民精气神，精塑典型形象，创新艺术意境。但当代文学艺术已在巨量生产，每年仅长篇小说就已超过万部，复杂多样，五彩缤纷，我们这辈老人已很难掌握，只是聊供一说而已。我高兴地看到，王一川、陈雪虎新出了《文艺美学》，已将文艺美学推进到文学这一层次，深入探讨了语言艺术的美学规律。我以为“文艺美学”有广义、狭义之分。我希冀有人能写出新的包括了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广义的“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总结一下新时代文学艺术的创新经验。

回顾我的美学生涯，我之所以潜心于美学，乃是缘于自我解惑。在人生的路途中，不时遇到“问题”，引起困惑，我就想从美学探索中获得自我解困。1952 年，我进北大时，中文系的重点课程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年中每年都学，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等都给我们上课，王瑶则开始讲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专家冯至、曹靖华、闻家驷、季羡林、李赋宁等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我们读的也都是古典杰作。读了许多中外古典名著，我脑海里就逐渐盘旋了一个问题：千百年前的文学艺术，为什么至今还吸引着我们，仍有无穷的魅力？正好，我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在读了许多中外古典名著之后感到的困惑。为了自我解困，我迫不及待地想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行探索。我的文艺学副博士毕业论文《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就是自我解惑的尝试。

对我来说，美学中引发我的最大困惑乃是朱光潜的自然无美说，这和我自小就有的审美经验相差甚远。为了自我解惑，我不仅致力于艺术美的探索，而且还把目光投向文学艺术之外的现实生活中，探究现实生活中的人文美和自然美。我最感兴趣的是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比较研究。1981 年，我在北大开始招收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力主新辟文艺美学这一专业方向，与文艺理论做区别。首届王一川、陈伟、丁涛三人入学后，第二年我就带三人畅游金陵、长江，首次登黄山。我为此行设立了一个研究课题：艺术美和自然美的比较。我和三人共同做实地考察。正是通过艺术美和生活美的比较研究，我对这两类美的特性有了更深切的领悟。

纵观中外古今美学家对艺术美和生活美两者关系的论述，我感到，还是毛泽东的见解最为精当。早在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就这样说道：“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接着，他就提出了问题，而且做了这样的回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他看来，艺术和生活中都存在美，不像朱光潜所说，只有艺术才美。但艺术美和生活美又是不同的美，艺术美“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美更美，但非“一定”和“必然”。这就要看作家、艺术家能否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了。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关系，应是辩证的关系，不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断言，生活美必定高于艺术美，也不像黑格尔那样断言，艺术美必然高于生活美，那都是片面之见，不符合辩证法。

在我心目中，艺术美和生活美的相互促进，应是文艺美学的第一原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乃是哲学的第一原理。所以，当1961 年蔡仪要我负责撰写《文学概论》的第一章时，我就提出，第一章就要从艺术美和生活美的辩证关系入手。蔡仪明确告诉我：《文学概论》不谈美学，让《美学概论》去谈。《文学概论》第一章经蔡仪最后定稿，题目就说“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这意识形态特殊在哪里？就特殊在“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这是那个时代文艺理论界对文学的共识，较少从美学的视野来谈文艺。到改革开放之初，经过对文学艺术的反思，文艺理论界对文学艺术的特性有了进一步阐发，突出了文学艺术的情感性，形象性之上还要有情感性，表达了作家、艺术家的情感，才称得上是文学艺术。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较重视文学的情感性。我也认可文学艺术需具情感而不能仅有认知表象，但阐释文学艺术的情感性，还只停留在反映论（认识论）层面，说明了艺术反映生活时不仅有认知表象，而且还有情感的渗入，要情理交融。我还想从反映论（认识论）层面做进一步探索，进入本体论（存在论）。情感这一精神要素又反映了存在中的什么？我逐渐弄明白了，情感不仅反映了存在中的事实，而且反映了存在的价值，更反映了外在客体和自我主体之间的关系状态。作家、艺术家生活在这世界上，面对多种多样的存在（自然存在、人文存在、精神存在等），有感而引发出审美体验，经体验过了的外在形象转化为内在意象，显象又引发隐象，虚实相生而生成意境。这些内在的意象和意境构成了文学艺术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一定的符号表达出来，符象本身也有美，即形式美。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最重要的还是意象美和意境美。朱光潜美学特别重视意象美，所以一再声称，美是意识形态，意象美已是经过作家、艺术家情趣化了的表象，这确实抓住了艺术美的关键。

但是，彰显艺术之美、意象美，就必定要贬低甚至否定生活美或本体（存在）层面的其他美吗？美，难道只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意象美吗？不然。

美广泛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并非只在意象。人生在世，人的生活世界中，既有人心营构之象，又有天地自然之象，还有人文创造之象。意象仅仅只是人心营构之象，存在于人的脑海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中，但并非审美对象的全部，天地自然之象和人文创造之象也存在美。朱光潜美学只承认意象美，美只在意象，那就把美的领域大大狭化了。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彰显了人文创造之美，拓展了美的领域，但却忽略了未经人化的自然美。蔡仪的美学，不仅肯定了社会美、艺术美，也彰显了自然美。但是，他把自然美归结为物种典型，很难说服人。依我之见，自然美虽然乃自然事物的美，但这自然事物已进入了人的生活世界，和人发生了社会联系，对人具有了意义、价值，自然美乃是自然事物的价值属性。蔡仪的美学，反对从价值论的视界谈美，晚年甚至猛力批判价值论，因而解说不了自然美。我的美论，不同于朱光潜、蔡仪的美论，也不同于李泽厚的美论，比较接近于宗白华的美论。在美学大讨论中，宗白华在1957 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美论，指出美和美感不是一回事，美是客观的，美感是主观的：“当我们欣赏一个美的对象的时候，譬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美的’，这话的涵义是肯定了这朵花具有美的特性和价值，和它具有红的颜色一样。这是对于这个客观事物的判断，并不是对于我的主观感受或主观情感的判断。”只是，我觉察到，他的美论还尚有些欠缺，那就是，他没能更进一步对“美”和“红”的区别再做些分析。我就接着说：“美”和“红”都是客观属性，但“美”是价值属性，而“红”只是自然属性。在我心目中，外在对象至少有三种属性：自然属性乃第一性质，关系属性乃第二性质，价值属性乃第三性质。美属第三性质，但价值属性乃奠基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之上，美依存于自然属性、关系属性，但不能还原为自然属性或关系属性。

正因为审美对象显现的是对象的价值属性，所以审美活动不是停留在事实的确证（认知）上，而是直接深入对象的价值层面，获得深切体验。审美体验区别于认知活动和意向活动，乃是在切身体验中领悟到了对象的价值，是对价值的体验。我们的审美活动，就是从审美体验中获得审美感，审美感就是一种价值感。审美感涉及两端：审美快感和审美反感。其根源就在于对象的价值有别：积极的、肯定的、正面的价值，总称为正价值，引发的是审美快感；而消极的、否定的、负面的价值，总称为负价值，引发的是审美反感。价值的正负才是美丑的底蕴。在美学上，我是坚定的价值论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在2020 年要出版一套《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文库》，邀我自选一本美学文选，我就把这本文选题名为《体验人生价值美》，凸显了我的价值视野。

我这人常爱自问自解。为什么人类要去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得好，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培育自由个性。但个人即使已成自由人，还得继续改造世界，使世界更美好，以取得人和世界的动态平衡。为了改造世界，就要认识世界，乃求真，改造世界是为了人的完善，乃向善，而人和世界取得动态平衡，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和谐发展，其最佳状态即美。所以，真、善、美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具有永恒价值。人生当求真、善、美，这是人生的价值追求、终极目的。

三

我在1953 年二十岁时开始钟情于美学，四十多岁时倡导文艺美学，六十多岁时倡导文化美学，七十多岁时醉心于自然美学，但到八十多岁时又把自己的美学归结为人生美学。我这一生的美学关注在日益扩大，从文学艺术到整体人文，又到天地自然，但在我美学人生行走到尽头之时，为什么又回到了人生美学？这就要回到我当初钟情美学的初心，也正是在这里显露出了我的美学的局限。

人从大自然中来，来到人世间也就不到百年左右，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大自然中去。百年沧桑，我自1948 年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亲历了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变革，晚年又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体验了天地自然大美。但是，我在醉心大自然的同时，却又不时回顾自己在伟大时代中的人生，时常引发对自我人生的反思。想当初之所以对美学发生兴趣，初心正是为了要建构美好人生。艺术审美也好，文化审美也好，自然审美也好，其实这只是美好人生的三大维度。人生是具体，美就是从具体的人生中把这三大维度抽取出来做专门的考察，是一种抽象。但抽象不是目的，抽象的目的还是要回到人生的具体中，提升人生，建构更美好的人生。这也正是我二十岁读那近三十本中国现代美学得来的总体印象，说美学是为己之学或为人之学，目的都在提升人的人生境界。所以，在八十多岁之后，我就把自己的美学归结为人生美学。

然而，这也正反映出了我的人生的局限。我在北大三十多年，实现了“读万卷书”的美梦，却从未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改革开放之初，我来到了前沿阵地深圳，已近四十年，不时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去过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行万里路”的美梦。但我从未在一个地方做长期停留，研究一下国外的美学，当然更无从做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不了解别国人的人生，也就无法理解其审美思维。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一生的美学研究中缺失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没有经过中外美学的比较，也就不能揭示出中华美学的独特贡献，也建构不了世界美学或天下美学。我敬佩美学前辈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王光祈、方东美、张世英等开启了这种研究，自愧我做不了这种比较研究。但我高兴地看到高建平、张法、冯宪光、周宪、杨春时、王一川、王岳川、陈伟、王宁等这一代兼通中西的学者，正在向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一方向迈进。费孝通说得好，人类的审美，先是各美其美，进而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希望，我们的美学，通过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也能建构出世界大同的全人类美学或天下美学，造福全人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具特色的中国美学就要从此消失，人类美学和人生美学应可互补。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得好：“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美学既要研究个体人生，又要研究人类总体的特性，将个体和总体密切结合起来。“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地是类的生活的较为特殊的表现或较为普遍的表现，而美的生活必然地是较为特殊的个人生活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美学应掌握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2010 年，我在首届太湖论坛国际会议上，曾在费孝通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后，加了四句“普天同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而不同”。即使我们建构出了大同世界的人类美学，也仍应由风格各异的民族美学百花齐放，和而不同。

2023 年4 月于深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