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山清渠》近期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段播出。该剧以黄大发的真实事迹为故事原型，在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策划指导下，由贵州省委组织部和贵州省宣传部联合出品。全剧践行“新主流”叙事理念，故事以小见大，镜头灵动，情节曲折，将时代楷模与农村百姓同构，剧情既充满人间烟火味，又生动诠释贵州精神与中国风貌，让读者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关键词】高山清渠；家国伦理；启蒙；救赎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8.028

《高山清渠》是一部典型的贵州题材剧。它以遵义市播州区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的人生故事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黄大发带领群众历经36年艰辛，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9400米生命渠的坎坷历程。全剧在叙事中表达出“为民谋福利”和“家国同构”的潜在价值立场，将故事的叙述融入人心秩序的建构与规范中，并植入民间话语、乡土风光、村寨文化等审美元素，以形象生动的家国伦理观念去唤醒观众内心的价值认同，表现出有别于传统主旋律电视剧充满宣教色彩的全新叙事特质。传统的主旋律电视剧在塑造英雄模范时，“往往流于形式，以仰视的姿态拔高、神化人物形象，以刻板的语调讲述和赞美先进事迹”[1]，过分强化了英雄楷模的神性，而忽略个体命运的朴素情感，反而让观众产生审美隔膜。《高山清渠》完全打破了传统主旋律影视剧的艺术窠臼，不再以仰视的姿态塑造刻板化的人物形象，而侧重刻画温情脉脉的人性冲突，由此完成对某种集体记忆的认同，从而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审美效果。

一、家国伦理：弱者诉苦与穷则思变的话语争锋

众所周知，小说以叙事见长，但精彩的电视剧也离不开讲故事。没有故事或不会讲故事的电视剧，必将是乏味的。因为“叙事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将真实混乱无序而且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发展变得有序”[2]，甚至这种叙事本身就含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它既能传达时代主流的伦理价值观，又能表达个体对生活的细微体察和伦理感悟。的确，《高山清渠》在故事起始阶段的第一集，就创设了“弱者诉苦”的开场模式，通过诉苦情节开启了草王坝村辛酸史的叙述。“十里八村，村村有水，就草王坝村没水”，“水是啥呀，是命，是草王坝的梦”，这是当地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两句口头禅，也是他们最深刻的生命体验。由于极度缺水，无法种植水稻，村民们长年以“包谷莎”為主食，他们平常连洗脸水都缺，甭说洗澡。贫瘠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草王坝村世代的穷苦，很多村民甚至穷得没裤子穿。“宁把闺女推山崖，不让嫁到草王坝”这句在当地经久流传的俗语，既是草王坝村穷得令人生畏的真实写照，又是当地百姓的“苦衷”，更是他们难以抹去的心头之痛，甚至是“奇耻大辱”。

显然，在缺水的生存环境面前，草王坝的老百姓都是“弱者”，他们奈何不了“天”呀。《高山清渠》开篇创设的诉苦模式其实制造了一种叙事伦理，即草王坝的“千年苦根”都是旧社会没有解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会遗忘或漠视草王坝村民的苦衷，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发家致富变强大。可见，《高山清渠》采用弱者诉苦的开头模式，其艺术目的无非有两点，一是为修渠的合法性奠定情感基础和价值认同，二是证明历史性的“穷”和现实性的“苦”在人民群众的克难攻坚下必将是暂时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诉苦”是叙事的一个楔子，如何改变草王坝村的苦境才是该剧叙事的核心和重心。

古人云，穷则思变，变则通。面对世代缺水的苦境，草王坝村怎么办？是固守老祖宗传承的“神灵崇拜”规矩以苟且偷生，还是寻找水源以谋绝境求生？这是摆在全村百姓面前的两难选择。在第二集，《高山清渠》由“诉苦”叙事转到“思变”叙事，从故事内容上展开了“穷则思变”与“因循守旧”的话语争锋。在这一集，剧情侧重表现了“守旧派”与“革新派”的矛盾冲突，以德保爷为首的“守旧派”迷信山神爷，执意以“求雨”的方式等待天降甘霖；而以黄大发为代表的年轻人则认为“幸福要靠双手去创造，从来没有神仙，更没有山神爷”，他们崇尚变革致富，不甘心固守贫穷。黄大发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倔强，他始终不相信“宿命”。当巧玲的爸爸对黄大发提出“倒插门”的嫁女条件时，即使黄大发二伯极力认可，甚至逼迫他“嫁到”张村去，以获取更好的生存条件，但黄大发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草王坝，草王坝有他的家和童年记忆。他从不嫌弃草王坝的贫穷，并相信自己能带领草王坝村民一起改变贫穷落后的困境。众所周知，安土重迁是中国典型的传统农耕文化心理，古代中国人相信“一方水养一方人”，无论自然条件多么恶劣，他们视家乡和故土为生命的摇篮，愿意如蝼蚁一样匍匐于脚下的土地谋取生存，而不愿意轻易背井离乡。其实，这种乡恋情结，在黄大发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显然，黄大发深爱自己的家乡，他舍不得离开贫穷的草王坝。可见，家的情感与凝聚力将黄大发与草王坝的老百姓紧紧维系在一起。当然，家对每个人而言，意义相同但情感记忆却是不同的。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家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代表着规范与秩序。家对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归宿与安全。但在《高山清渠》中，对于黄大发而言，家意味着“寄人篱下”，他自幼父母双亡，是二伯收养他长大，并视他如己出。正因如此，黄大发对草王坝的家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家对他而言意味着浓浓的恩情和乡情，是草王坝的乡亲将他从小养大，所以他深爱脚下的土地和草王坝这个大家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牵挂着草王坝村的民生大计，国家并未忘掉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黄大发深知个人命运、集体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朴素的家园情感和感恩情怀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修身、齐家与治理草王坝”。从拒绝“倒插门”婚姻的那一刻开始，黄大发就暗暗发誓要为草王坝找到生命之水，为集体的大家庭谋幸福。不难发现，黄大发骨子里有一种深刻的家国认同观，他知道党和政府不会抛弃草王坝的父老乡亲，这种认同不仅缘于他对新中国以人民为本的认知，也缘于他对草王坝一种淳朴的血缘和地缘情感。

一方面，《高山清渠》在弘扬脱贫攻坚的时代主旋律；另一方面，《高山清渠》也俯视底层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还原了生活的本色和人性的本相。可见，《高山清渠》既有“人民史观”的大叙事，也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它融入了家国一体的伦理思想与体察民情的人文情怀 。

二、智者启蒙：党性光辉与修渠合法性阐释

《高山清渠》将故事背景放在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中国迎来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建设之时。第一集首先出场的并不是主角黄大发，而是野彪乡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徐宏良。作为部队转业干部，徐宏良为了兑现在战场上对贵州籍牺牲战友的承诺，要替他们建设家乡，改变他们的故里，他带着沉甸甸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到了黔北的大山深处，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一名领导。在《高山清渠》中，徐宏良其实就是党的“化身”，他沉稳、睿智，并深谙组织纪律和国家经济政策。新上任后第一天，他就深入草王坝村，积极开展实地调研。通过调研，徐宏良既看到了草王坝村的贫穷、蒙昧与落后，也发现了当年带部队剿匪时认识的少年黄大发已成长为有希望的一代青年。但彼时的黄大发也并未完全“开化”，草王坝村根深蒂固的“天命观”深深影响了他的认知，他时有“人不能跟命争”的消极与悲观。

见此情景，徐宏良跟他夜间促膝长谈，明确告诉他：“听天由命那是旧社会人民的无奈，新中国的百姓要学会战胜困难与改变命运”。当徐宏良发现黄大发有所“开窍”之后，并趁机语重心长地继续开导他：“共产党和毛主席带领大家得解放，就是要让劳苦大众过好日子。打个比方，一条山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有人给你点燃了一个火把，这个火把就是党，就是组织。火把给你照亮了前方的路，你可以大胆地走向光明，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无疑，徐宏良懂得“治贫先治愚”的道理，草王坝村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必须首先“启蒙”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因此，临走时，他不忘谆谆告诫黄大发：“新社会，讲平等，讲法治，有什么问题找党，找组织”，并要求黄大发牢牢记住。通过徐宏良的耐心教诲，黄大发的心智成长很快。他坚定地相信：“照亮他前方的，不仅仅是火把，那是党的光辉，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从此，他要开始“黄大发的奋斗”。

由此可见，徐宏良在剧中不仅是党的化身，同时又是为人指点迷津的智者。他的身上散发着党性光辉和智者光芒。在草王坝村，他既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又及时开导与教诲蒙昧的群众。他鼓励老百姓修渠引水，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他们明白“共产党带着大家搞土改，分了田地，肯定能带着大家找到水”。通过徐宏良耐心启蒙与开导，草王坝村民的思想逐渐开化与解放。黄大发心里明白，为了寻找水源地，他首先必须破除传统的“神灵崇拜”思想，才能对村民进行修渠引水的合法性阐释。于是，他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戳穿了吴瞎子装神弄鬼的伎俩，瓦解了以德保爷为首的守旧派，并团结了一批愿意改变草王坝命运的年轻人。从此，黄大发由一个接受启蒙的人，变成了一个启蒙他人的人，不断对有修渠有顾虑的村民们进行祛魅性解释，最终成功说服了村民同意修渠，并一起去寻找水源。

从这个角度而言，《高山清渠》开篇几集又有“成长叙事”的审美特质。主人公黄大发具有巴赫金所界定的“成长叙事”的特质：“第一，他是成长中的变化中的人，是受到生活教育的人；第二，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3]的确，黄大发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进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农村到城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可以说，黄大发在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浪潮中，从生活实践中受到教诲，从徐宏良书记身上汲取了智慧和勇气，他与新生的国家一同成长。无疑，黄大发的成长是观众乐于见到的，也是激励人心的一种正能量。

可见，《高山清渠》在对底层人物的塑造上，打破了悲情叙事的剧情圈套，侧重演绎一个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容易让观众对人物的真实性产生感同身受的认可。作为基层党委书记的徐宏良对黄大发而言就是智者和导师。在该剧中，黄大发的成长、成熟与成功离不开徐宏良的一步步鼓励和引导。该剧采用这种叙事手法，也让观众看到了基层党组织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实现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叙事伦理。

三、英雄救赎：平民视角与反贫困的人性讴歌

新主流叙事往往秉持审美创新的内核，通过书写平凡人生的梦想与追求，将底层平民与草根英雄同构，祛除生硬的道德说教与政治宣传，以真实细节生动展示“时代精神”与“中国形象”的内核，让观众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共情”的艺术情境。当然，电视剧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审美内涵的传播媒介，通过灵动的镜像表达融入主流价值观也是其创作的要旨之一。《高山清渠》作为一部以真人、真事为蓝本拍摄的带有“纪录片”特质的電视剧，其出场的主要人物无一例外全是平民，他们皮肤黝黑，衣着朴素，没有光鲜炫酷的外表，反而“土”得掉渣，“土”得无比真实，加上剧情场景从头到尾是地地道道的贵州山村景象，使得该剧整体上呈现出原生态的生活质感。对于草王坝的村民而言，时代已进入了新中国，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依然是“旧”的。他们崇拜神灵，不懂科学；他们遵从武斗与私刑，不懂法治与平等；他们世代固守“穷根”，不思进取，凡此等等。草王坝村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穷困与荒凉，更是普遍的保守与愚昧。

显然，他们需要一个“拯救者”，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来改变内在的世道人心与贫穷落后。其实，这是导演故意创设的一个叙事铺垫。黄大发的出场有力诠释了这个伏笔。他得到徐宏良书记的“启蒙”之后，犹如一位“孤勇者”，勇敢地为草王坝村承担起寻找水源的重任。即使出现自己摔下山崖、二伯为救他搭上性命的意外，以及守旧派村民的不断质疑、责难与打击，但他依然执拗地“相信徐书记，相信新中国”，擦干眼泪后继续奋勇前行。无疑，黄大发潜意识里具有“拯救”的信念，他不仅想拯救个人的命运，也想改变草王坝世代缺水与贫穷落后的困境。当面临信任危机、资金短缺、技术难题等重重困难时，黄大发以不屈不挠的实际行动，历时整整36年默默践行了自己的“拯救观”——“幸福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由此可见，黄大发认定“拯救”方向之后的果敢行动与持之以恒，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黄大发是一位英雄。他历经无数坎坷和酸甜苦辣，带领全村绝壁引水，将荒漠变良田，彻底铲除了草王坝村的“千年穷根”，以“愚公精神”实现了“人定胜天”的壮举。他心里始终装着村集体，身上闪烁着“一心为公”的人性光芒。可以说，黄大发身上的家园情怀和集体观念，看似朴素，实则动人。这难道不是“中国精神”的全新诠释吗？在乡村振兴这条路上，如果每一位村民和村干部都拥有“黄大发式”的理想与奋斗，那么实现乡村振兴这个伟大事业的梦想将指日可待。因此，《高山清渠》不仅是一部讲述黄大发开渠故事的“历史剧”，也是一部鞭策当代人建设家乡的“寓言剧”。很显然，黄大发的修渠经历和人定胜天的胆魄犹如神话一样令人惊叹，具有寓言式的宣教功能，必将产生激励人心、催人奋进的艺术审美效果。这应该是《高山清渠》大力拍摄与传播的意义之所在。

当然，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高山清渠》的意义不只是传递鼓舞人心的“正能量”，在塑造黄大发形象和演绎贵州脱贫攻坚精神的同时，更多的是以新主流的叙事手法，在镜像表达与剧情内核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平衡，使两者相辅相成并互为滋养，由此产生了丰盈的审美感召力，令观众沉浸其中又得所悟，实现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转播率。

参考文献：

[1]崔伟康，田志龙.21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的艺术表达与精神特质[J].电影新作，2022，（2）：28.

[2]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1.

[3]（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A]//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仁春，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28，504.

作者简介：

徐汉晖，男，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地理学与电影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