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萍

（江苏警官学院基础课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97）

魏晋南北朝是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有关当时史官与文学的关系，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关注史书的文学性，而忽略了史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所谓史官，即由帝王任命的记言记事的官员，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包括著作官、撰史学士、兼职史臣和监修国史及起居注者。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和才能是这一时期史官任用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官被选任的要求中看出，正如刘知几所说：“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在他官，或兼领著作。”[1]（P287）根据正史人物传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材料的统计，这一时期有史官经历的文士至少有一半。尽管史才应是选任史官的首要条件，但相较之下，文才却是这一时期对任职者的普遍要求。

一、魏晋南北朝史官任职资格考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官任职资格问题，迄今无人详考。笔者细究当时史官被任职的情况，发现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优秀的史才、杰出的文才、出色的“策能”以及门第品级。但是史才和文才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存在交叉的部分。优秀的史官大多学综文、史，博闻多识，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一，史官的职责主要是撰史和修起居注，史才也就成为首选条件。魏晋南北朝有不少文人因史才出色而被任史官。据记载，西晋时如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2]（P1476）遂与中书共参著作事；郭琦“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晋武帝“以琦为佐著作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