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乙

我不保证我能谈得好。甚至可以说，这让我非常忐忑和尴尬。但凡涉及理论、概念、逻辑，我就感到紧张。这和农民害怕讲农业知识一样。我认为，写作和批评，看似亲近，却存在着一种类似生殖隔离的隔绝。能够跨越这巨大沟壑，在两个领域都建立成绩的人，实属罕见。二十年前，我只写了几篇书评，就永远地终止了这一尝试。以后，我并不害怕写一篇万字的小说，却把写不足千字的创作谈视为畏途。这次之所以为文，是因无法对陈培浩教授说不。我们都知道，他在推动一件事哪怕是最小的事时总是拿出最为认真和最为热忱的态度，并且着力于让他的朋友和同道获得踏实的进步。我尽最大力气来说这个话题，但不保证它不走偏。文中不当之处难免，还望批评指正。

自2006年始至2019年，在写作中，我对一种原则——即它方便于读者接收、理解、接受——有所遵循。前二者（接收、理解）尚可说我们在执行一种职业纪律，白居易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他务求使村妪也能听懂他的诗句。后一者（接受）却暴露了我们拉拢、讨好和迁就读者的居心。稍后我还会阐述“接受”对作者的摆布。我先谈自己是怎么走上“方便之道”的。在写小说之前，我有过九年媒体经历。很长时间内，我认为，在媒体写稿、编稿，就其操作方式而言，和文学创作是一回事。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就是媒体写作者不能及时地被认为是作家。一些和我一样从媒体人最后变为作家的人，想法和我差不多，觉得在媒体和在文坛，耕耘的东西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