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花 陈雯

【摘要】文化负载词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承载着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译文的质量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质量息息相关。本文根据切斯特曼提出的再现、服务、交际、规范、承诺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分析探究了葛浩文在翻译《呼兰河传》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葛浩文在进行翻译策略选取时，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在翻译伦理的规约下，根据不同情境选取不同翻译策略，体现了平等、尊重和良性的互动，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呼兰河传》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伦理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23-010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3.033

萧红，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享有“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盛誉。《呼兰河传》是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她以自己的童年生活故事为背景，描述了东北边陲呼兰这座小城的社会民俗和人情百态，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当地老百姓困窘、落后的生活现状和平庸、愚昧的精神风貌。西方对萧红的作品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于1979年完成《呼兰河传》英译本Tales of Hulan River，由美国印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重译。西方学者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觉醒意识以及女性角色。中国学者主要从创造性叛逆、民俗翻译、译者主体性、关联翻译等视角剖析与解读《呼兰河传》英译本，而运用翻译伦理来分析该文本的不多。王克明认为翻译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规范跨语言文化之间的人际交往这一行为规则的合理性与有效性[1]。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翻译伦理视角出发，对《呼兰河传》葛浩文英译本的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进行研究，探讨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以及是否取得了平等、尊重和良性的互动，以期丰富《呼兰河传》英译本的研究，充实翻译伦理的研究领域，为小说类文化负载词翻译提供参考。

一、翻译伦理与文化负载词

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率先提出了“翻译伦理”。他指出，“翻译伦理就是指译者应该尊重原作，尊重源语和文化与目的语和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2]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就“文化他者”提出了保留原作语言文化差异的“异化”翻译策略[3]。有别于贝尔曼和韦努蒂对异质性的强调，安东尼·皮姆把翻译伦理建构在以共同性为前提的“文化间域”这一概念上。他首次阐述了译者“文化间性”概念，强调翻译伦理的重点是翻译主体间性伦理，即翻译职业伦理[4]。此外，在翻译伦理方面的集大成者非芬兰赫尔辛集大学翻译学教授安德鲁·切斯特曼莫属，他提交了题为《关于哲罗姆誓言之建议》一文，在文中切斯特曼系统客观的论述了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5]。

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塑造不同的民族性格，也会孕育不同的民族文化。呼兰河位于黑龙江省，作品当中有不少黑龙江的相关风土人情描写，其中也涉及了非常多的中国神话[6]。源语所富含的特色文化意蕴词汇被称为文化负载词。学者廖七一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某种文化当中的一些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其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日积月累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7]《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个人的自传，而是作者为自己生活的小城作传。小说中的故事是对20世纪20年代一座平凡小城呼兰以及当地人民平凡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文中出现了大量反映当时时代背景与当地文化习俗、民族风情的中国文化特有的词汇及习语。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在译文化负载词时，将译者伦理体现得淋漓尽致，以下便是探讨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在其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二、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在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中的体现

（一）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模式可追溯到圣经翻译中最忠实的译者。我国清朝末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其中的“信”是指忠实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随意增减意思。切斯特曼认为再现的伦理重在 “真理”主张译文必须再现原文、再现作者的意图、原文的文化[8]。这一观点也与贝尔曼、韦努蒂等人的“异化”观点不谋而合。译者为了再现原文的异质性，呈现出原文及其文化意蕴，以及作者的意图，主要采用直译法、直译加音译法，下面从译者再现原作以及作者的意图举例说明。

例1：平常的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9]

The people have a saying： “Money can make even a ghost put his shoulder to the grindstone.”[10]

自古以來，我国就有不少关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等歌颂金钱力量的诗句名言。“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民间俗语，强调金钱的力量，指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译者再现原作内容，将“有钱能使鬼推磨”直译为“Money can make even a ghost put his shoulder to the grindstone.”没有做出任何更改，将原作这一语言文化负载词移植到译文中再现中国文化，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古代人们的文化习俗以及他们对金钱持有的态度和观念。

例2：这个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9]。

The sunsets in this place are beautiful to behold. Theres a local expression here： “fire cloud”[10].

“火烧云”大气变化的常见气象之一，是指日出或日落时出现在天边赤色的云霞，这种赤红的云即为朝霞或晚霞，因为像被火烧过般氤氲红，所以形象地称之为“火烧云”。译者将“火烧云”译为“fire cloud”不仅再现原作内容，而且把“云”和“火”两个形象都忠实的传达了出来，让目标读者身临其境般的体验晚霞如“火烧云”般的静谧美好。

（二）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是将翻译视为一种商业行为，译者按照客户要求完成客户设定的目标[5]。该伦理模式强调译者的“忠诚”，不仅要忠于所有客户，而且要忠于目标语读者以及原文作者，因此译者应当对原文作出适当的调整和诠释。正如美国学者安乐哲基于对汉英哲学翻译的经验，提出在由欧洲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翻译转换过程中，“翻译”与“诠释” 是分不开的[11]。服务伦理的“忠诚”与再现伦理的“忠实”不同，“忠实”是指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而“忠诚”是指人际范畴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會关系[12]。为了让目标语读者更充分理解原作文化负载词，译者秉着服务与负责的态度，采取音译加增译、或直译加增译的方法对原作中文化负载词加以阐释，以便目标语读者更好地解读原作。如下例所示：

例3：我四五岁的时候，还没有见过一个毛子人，以为毛子人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毛烘烘卷着的缘故[18][20]。

When I was four or five，Id not yet to see my first maozi ren or “hairy one”，and I thought this girl was called a “hairy one” because she had such curly hair[18][20].

“毛子人”在当时东北的呼兰河指外国人，主要是指俄国人。俄国人的外貌特征不同于我们中国人，他们的毛发旺盛，发色淡黄且呈现波状。译者将“毛子人”音译为“maozi ren”，会让目标读者不知所云，影响对原文的解读以及无法让目标读者了解到旧时中国这一称谓的内涵，并增译了“hairy one”加以解释毛子人的外形特征，一定程度上既保留了源语的语音，又通过释义向目的语读者再现原作形象。毛子人的形象在目标语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但“毛子人”是旧时对西洋人的蔑称，译文并未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出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所持有的蔑视态度的文化意蕴。

例4：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有无数的裂口[9][17]。

After he has gone into his room at the inn， removed his dog-skin cap with earflaps， then smoked a pipeful of tobacco， he reached out for a steamed bun. The back of his hand is a mass of cracked， chapped skin[10][17].

北方的“狗皮帽子”是由狗皮制作而成，帽子前边有帽檐，两侧则是两条长长的皮帽耳。东北的冬天极其寒冷，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凛冽的西北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子割般疼痛。加之，狗皮的毛暖和、耐用，且防潮性强，经济实惠，因而“狗皮帽子”是寻常百姓人家的最佳选择。译者用“dog-skin cap with earflaps”表示“狗皮帽子”，采用了直译加增译的方法，对“狗皮帽子”进行了诠释，向目标语读者传达了狗皮帽子的材质和用途的语境联想，使得译入语读者与源语读者对狗皮帽子的联想相似，达到了与源语读者一致的语境效果。译者在坚持再现伦理的基础上，结合了源语的文化背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设身处地地为目标语读者着想，遵守了服务伦理。

（三）交际伦理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沟通，是两种文化的撞击。译者作为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要忠实原文，对译文使用者负责，也要考虑到该如何对原文进行“诠释”，考虑到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效果与反应，体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对话，从而完成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8]。葛浩文为了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与交流，采用了意译和音译加释义的翻译策略。如下例所示：

例5：“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来啦，你还不知道，快吃了饭去看吧。”[9]

“The Hu familys child bride arrived， and you werent even aware of it. Hurry up and eat， so you can go and have a look at her.”[10]

“团圆媳妇”是旧中国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又称之为童养媳，即由婆家养育因穷困被父母变卖或相赠的幼女，待幼女成年后便让其与自家儿子成婚的女孩。葛浩文采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把“团圆媳妇”释译为“child bride”，将“团圆媳妇”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出来，让目标语读者了解旧中国的婚姻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男女双方无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父母安排，有效地实现了跨文化的交流。

例6：以后她就不太容易找婆家，会给她起一个名字叫做“望门妨”[9][19]。

From that time on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ind a family that will accept her as a daughter-in-law， and she will be labeled an “undesirable spinster.”[10]

“望门妨”是指被指腹为婚的男女双方尚未结婚，但男方家道中落，而女方决定不嫁的话，她的名誉便会扫地。“妨”字从迷信的角度而言是因为她命硬而导致家庭穷困潦倒或家门不幸。译者将“望门妨”意译为“undesirable spinster”，展示了该女性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中年妇女形象，让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对该女性形象有了相同的反映，达到了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但丢失了源语文化的特有词汇，不利于目的语读者品味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

（四）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是指译者的责任是实现目标语读者的期待，将原文明晰地表述出来，以此来获取读者的信赖。由于中西方语言结构的差异和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译者需要根据原文的逻辑关系作出适当的调整，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例7：她一想十吊钱一帖，这哪里是抽帖，这是抽钱[9]。

These thoughts made her feel that this was not so much drawing lots as it was paying some sort of tax[10].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连淑能在《英汉对比研究》一书中表示：英语常用物称，让事物以客观的方式呈现，而汉语则注重主体思维，常用人称来叙述客观事物[13]。译者从目标语读者习惯出发，将人称换成了物称。原文中是以人称“她”为主语，而译文中则换成了物称“These thoughts”为主语。尽管译者违背了再现伦理，但服从了规范伦理的需求，使得译文符合译入语规范。

例8：她骂祖父是“死脑瓜骨”，骂我是“小死脑瓜骨”[9]。

She would curse at Granddad，calling him a“useless old bag of bones”，and then call me a“useless little bag of bones”[10][19].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连淑能指出：形合是指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语言显现衔接来表达；意合指的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的含义表达，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13]因此，在汉译英过程中，应该把译入语中必要的关联词显现出来。葛氏用“and”把两个分句连接了起来，把两个分句的并列关系显现出来，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五）承诺伦理

承诺伦理是对前四种伦理的补充说明，是指译者在完成技术层面的翻译工作后，对译作保持坚定负责的态度，对翻译事业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14]。葛浩文翻译萧红始于对萧红的研究。他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把对萧红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其博士论文《萧红文学传记》是他对萧红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在博士论文出版后，葛浩文就致力于翻译萧红。他翻译的首部作品是《呼兰河传》，这也是他接触的第一部萧红作品。不管是研究还是翻译萧红，葛氏都投入了真情实感，是他的坚持、热爱与负责的态度让萧红走向了西方世界，从而使她名扬四海。葛浩文是吃透萧红原作之后才进行翻译，其译文较准确传神，这体现了译者秉着对原文、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负责的态度。萧红在197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鲜为人知，正如葛氏所言：萧红几乎被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给彻底忽视了。他不仅翻译了萧红的小说，也翻译了其散文，可见葛氏不追名逐利，而是关注作品本身价值，译者的职业道德在葛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翻译伦理是伦理问题在翻译领域的投射[15]。本文基于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探索《呼兰河传》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呼兰河传》文化负载词过程中，译者在不同翻译伦理指导下采取不同翻译策略。再现伦理强调原文文本的重要性，尊重“他者”文化，葛氏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再现中国文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服务伦理强调译者服务对象的重要性，可以一定程度“诠释”原文文本，葛氏采取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理解；交际伦理强调译者文化使者的重要性，努力寻求异质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交流[16]，葛氏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使异质性和可读性达到平衡，有效地实现了跨文化交际；规范伦理表明译者受规范约束，其职责是符合期待规范，葛氏根据中西方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差异，适当调整了译入语的结构，符合英语语句规范；承诺伦理要求译者具备职业道德，葛氏不仅精通英汉双语，而且是有思想、負责任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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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荣花，女，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陈雯，女，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英美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