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练丹娜,钟金萍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晚清一批批有识之士留学海外,他们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开始用中西对比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这其中,梁启超就是一位杰出的思考者。比如1896年他在《沈氏音书序》中写道:“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人。”[1](P112)在他看来,当时欧美国家识字者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七,日本也有百分之八十,而当时的中国,识字者不到百分之三十,他看到了中西方在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认为要赶上这种差距,必须普及国民教育,启发民智。而启发民智最为重要的途径就是识字教育。因此,他在汉字与语源方面,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的音义关系

梁启超先生认为: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不完全是象形系统,其实也植根于音。“流俗之论,每谓中国文字属于衍形系统,而与印欧衍声之系统划然殊途,此实谬见也。倘文字而不衍声,则所谓‘孳乳浸多’者末由成立,而文字之用,或几乎息矣。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曰六书,自班孟坚、许叔重以来,皆称为造字之本。象形、指事、会意,衍形之属也;形声、转注、假借,衍声之属也。”[2](P231)

他提出的汉字“六书”既有“衍形”,又有“衍声”。那么文字的音义关系如何,学术界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二者没有联系的“约定论”,如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等,“某一语义要求用什么语音形式来负载,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