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意，古力扎提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一、问题的提出

游牧常被视为一种顺应草原生态环境且对草原生态环境无害的生计和生活方式。牧民通过移动利用非平衡草场资源来维系与草原生态环境的短期平衡，又通过“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模式维系与草原生态环境的长期平衡[1]。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游牧社会普遍进入以定居为主要形式的有组织的社会文化变迁进程。定居通常由游牧社会所在国政府推动，并以发展之名引导牧民选择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的生计方式。相关配套政策还包括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设，旨在改善牧民生活条件和提升牧民参与区域和国家发展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改变“牧区生产艰难，牧民生活艰苦”的境况作为牧区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引导牧民逐步定居，并在气候与水土资源条件适宜之地发展农业。以新疆北部地区为例，20 世纪60 年代后在山间盆地与河谷地区建设了一些农业队——较早的牧民定居点。这些地方通常还是基层政府、医院、学校和社队企业所在之处，成为牧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牧业队的牧民逐步实现了“半定居”，在温暖的河谷、山间盆地周边营建永久性村落并开垦打草场。冬季，老人和孩子在村中生活，年轻人到冬季牧场放牧。一些家庭将孩子寄宿在农业队亲戚家中，方便就学。1986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加速发展北疆牧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向牧民宣传定居的好处和意义，采取多种办法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牧民定居下来”，提出了牧区“五好”建设（建设好水利设施、牧场和草场、道路、棚圈及居民点）[2]。在此背景下，新疆牧民定居进程大大加快。到2014 年年底，新疆累计实现游牧民定居21.7 万户，定居率达到78.7%[3]。《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2011—2020）》明确要求，到2020 年末解决16.93 万户、76万多名牧民定居工作[4]。以笔者近年来在新疆牧区调查的情况来看，牧民定居率已逐年提高，一定程度上定居不再是牧区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了。

定居不仅深刻改变了牧民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方式，还推动了游牧社会人口结构、文化与知识体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导致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平衡关系的破裂[5]。定居游牧民需要经历一个痛苦但又必然的“再社会化”过程，并适应处于变迁中的草原生态环境[6]。定居从两个层面改变了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首先，定居和农业改变了牧民对草原资源的利用方式，即变移动式、季节性利用为固定的常年利用。这加剧了对草原资源提取的力度，造成草原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退化现象[7]。其次，定居后牧民社会遭遇了“人口爆炸”。这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转向过渡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而这又受到定居后医疗卫生体系快速建成、牧民生活条件改善和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跨文化比较研究表明，游牧社会完全定居后的人口翻倍周期为15—20 年，仅相当于游牧状态下的约1/4[8]。20 世纪80 年代后，草原生态环境退化和游牧社会面临的环境风险成为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领域，焦点是草原碎片化与游牧文化碎片化的相互强化问题[5]。

面对不断退化的草原生态环境，牧民需要通过增加畜群规模、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劳动和生产投入、采用更高效的生产技术等方式来维系现有经济水平。这反过来会强化牧民从生态环境中提取资源的力度。基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吐尔洪盆地的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较快人口自然增长与农业发展相互强化的过程改造了盆地自然景观，诱发了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使牧民与草原的关系由平衡走向失衡[7]。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则会陷入“增加载畜量—降低草原生产力—降低牧民收入—再增加载畜量”的恶性循环圈[9]。长期如此，牧民应对环境退化的能力就会下降，生计与发展计划也将受阻，面临双重暴露的困境[10]，也即当环境已经开始退化，人们选择了通过增加生产投入来维系现有生产体系及其效益，不仅会导致经济生产边际效率递减，还会进一步加速环境退化[11]。新疆牧区已有研究支持了双重暴露的假设。首先，牧户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出现了“生计困境”[12]。牧民的首要生产目标仍然是“扩大养殖规模”，认为“尽可能饲养较大规模牲畜头数”最为重要，表明牧业仍是牧民获取生活资料、谋求生存的手段[13]。其次，草原普遍退化。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2005年监测，全国90%以上可利用天然草场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14]（6）。要摆脱困境，就要有效释放牧区的人口和资源压力，推动牧民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有效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近期，新疆北部牧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落地生效等为牧民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创造了新的机遇，也为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基于新疆北部牧区的调查，本文分析探讨定居后牧民面临的双重暴露困境，对牧民生计方式调整和优化情况进行分析，深入探讨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可能路径。

二、定居后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失衡

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定居后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都很难维系[5]。在此，我们利用不同时期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失衡的过程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牧民面临的双重暴露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疆北部牧区人口资料相对匮乏，但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零散的数据构建出牧区社会的人口再生产模式。本文人口数据来自哈萨克族，因为哈萨克族在新疆牧业人口中的比重最高且分布最广。1949 年新疆人口死亡率为20.82‰[15]（180），考虑到牧区自然条件恶劣、牧民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疾病和频繁战乱等因素，牧区死亡率应高于全疆平均值①20世纪40年代新疆婴幼儿死亡率统计数据显示，南疆为600‰、北疆为400‰、柯尔克孜族地区为560‰。1983年，贾忠科利用甘肃阿克塞的人口调查资料估测出20世纪40年代当地哈萨克族婴幼儿的死亡率为80‰。另有数据显示，1949年之前哈萨克族男女平均寿命仅为30—40岁。可以发现，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战乱和疾病等因素造成牧民人口的死亡率较高。参见：张天路，等：《中国穆斯林人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贾忠科：《哈萨克族人口素质分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1963年，哈萨克族人口较为集中的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人口出生率分别为39.45‰、43.58‰和45.24‰，处于自然生育状态，应可作参照[16]（84）。以此来看，哈萨克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应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人口再生产模式属于传统型。

定居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游牧社会经历显著的人口转型。死亡率快速降到正常水平，但因劳动力需求、社会结构、生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出生率仍会在较长时期保持高水平，导致高自然增长率，带来“人口爆炸”[17]。1974 年哈萨克族人口死亡率为10.1‰，1990 年降到6.85‰，2010 年降至5.15‰。1963 年人口出生率大约为45‰，1970—1980 年在35‰—40‰区间波动，1990 年后维持在20‰上下，2000 年后又略微下降了2—3 个千分点[15]（176，180）。以此来看，20 世纪60—80 年代哈萨克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应常年保持在30‰以上的水平，人口再生产模式是过渡型。1988年，新疆北部牧区落实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哈萨克族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因前一阶段出生人口进入生育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虽已放缓，但仍保持在15‰左右，人口再生产模式开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转变。哈萨克族人口由1949 年的44.37 万人增至2000年的124.5 万人，再增至2010 年的146.3 万人[15]（124）。2010—2013 年，我们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吐尔洪盆地的调查显示，20 世纪50 年代前，该盆地是哈萨克族四个部落350 户近2 000 名牧民的春秋牧场和冬季牧场。1952 年，政府组织牧民开垦耕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建设学校和医院，由此拉开了定居的序幕。1959 年对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在盆地组建吐尔洪公社和公私合营第一牧场，约1 200名牧民在此定居生活。之后，盆地人口快速增长，1965年增至2 000人，1990年增加至6 000 人，2012 年增至14 000 人。在2012 年盆地总人口中，哈萨克族人口占81.8%，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人口合计占19.2%，可以说，增加的人口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新增的人口去哪儿了？可以说，不同时期哈萨克族人口的行业分布数据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1990—2010 年，分布在第一产业的哈萨克族人口从82.57%降到了78.01%，又回升至78.89%。从职业分布来看，1990—2010年，哈萨克族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比例从80.35%降至77.22%，又回升至78.10%。从城乡分布来看，2000 年到2010 年，哈萨克族乡村人口的比例从84.93%降至77.94%[15]（158～159）。这些数据说明，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在乡村，并被填充到了农牧业中。以吐尔洪盆地为例，新增人口被有组织地分配到新建的村落中发展农业，到20 世纪70 年代末形成了13 个村落的布局。1984 年包产到户时，确定了“生不增，死不减”的原则。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需要在内部解决新增成员的耕地问题。由于盆地已无开垦耕地的空间，家中子女众多，1984年后出生的牧民很难获得耕地。在牧区，这类没有耕地或耕地很少的家庭被称为“小户”。

新疆北部牧区冬季漫长且寒冷，定居点多，只能种植荞麦、小麦、豌豆等耐寒作物，产量不高。20世纪70年代，吐尔洪盆地亩均产量不足50公斤。由于常年连续耕作，又未采用轮作、轮耕等耕作制度，土地退化较快。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用水日益紧张。为维系农业生产，牧民开始使用农家肥和化肥。在调查期间，一位牧民说：“我1994 年20 亩地只用了1 袋子底肥（50 公斤），2012 年用了6袋子底肥和6袋子化肥。”政府对水库堤坝进行了加固，硬化了水渠，在盆地各处打了48口50米以上的深井，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一些牧民也尝试在耕地边上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然而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并未得到提高。一方面，仅有1/3的耕地亩产能达到150公斤，大部分耕地的亩产停滞在50公斤左右；另一方面，生产成本增长较快。2010—2013年，在盆地的调查发现，除去自食粮食和生产成本后，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什么收益。

在新疆牧区，羊和牛的存栏量和出栏量变化大体可反映牧业发展情况。1978—2017年，羊的存栏量由1 927.3 万只增至4 030.5 万只，牛的存栏量由222.4 万头增至433 万头，增幅分别为109.13%和94.69%。羊的出栏量由382.8 万只增至3 605.6 万只，牛的出栏量由18.8 万头增至259.27 万头，增幅分别为841.9%和1 279.1%[3]。2020 年全区畜牧业产值1 038 亿元，较2015 年增长60%[18]。然而，若是考虑牧区人口高速增长的事实，牧业发展的效益很大程度上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相关数据显示，新疆牧区牧业生产成本增长较快。1990—2003年每百只羊的生产成本由2 117.10元增至6 331.21元[19]，到2011 年又增至13 183 元[20]。与生产成本快速增长相比，牧业生产的纯收益却增长乏力。1990—2003 年，百只存栏羊的纯收益从 167.29 元下降至 127.10 元[19]，到 2011 年才增至 242 元[20]。简言之，从牧户层面看，牧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并未提高。

20 世纪80 年代之后，中国草原退化加速，在国家加大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下，草原退化仍未得到有效遏制。20 世纪末，新疆85%的天然草地已经处于退化之中，其中，严重退化的草地面积达到37.5%。草地产草量和植被覆盖率与20 世纪60 年代相比下降30%—60%，严重地区下降，60%—80%[21]。草原退化还会诱发生态系统其他部分发生退化，产生系统性影响。以吐尔洪盆地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草原生态景观已经因营建村落、兴修水利、开垦耕地等转变为农田生态景观。由于耕地持续扩张和常年连续耕作，耕地退化、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盆地周边山林和草场也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60年代以来，盆地牧民经历了三次建房热潮，主要原料来自周边山林。盆地冬季漫长且异常寒冷，每户牧民家庭都需要从山林中伐木以满足长达8 个月的供暖需求。政府、机关单位、学校需要的建材和燃料同样取自山林。人口增长、村落分化和家庭析分都加剧了对山林资源的索取。一出持续了40年的“公地悲剧”在盆地上演。这自然会对该系统中的其他部分造成影响。一位大叔这样讲述山林、草场和耕地的变化：“树少了，洪水就很少见。现在一发洪水，水都是黑的，里面夹杂着各种泥土、石块。原来，我们地里原有4口泉水，现在只有1口了。树少了后，好草也就没有了。”草原生态环境退化并非只受到定居和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工矿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影响，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的结果[22]。

显然，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和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的双重暴露困境，但牧民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困境。

三、21世纪以来牧民生计方式的调整与优化

21世纪以来，牧民逐渐走出乡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下，转而在非农牧产业中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2016—2017 年，我们曾在新疆北部牧区托里县、尼勒克县分别完成了530 户和436 户牧户经济情况的问卷调查。牧户收入来源主要有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四类。如表1 所示，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两项合计占2016 年、托里县牧户收入的67.1%、2017年尼勒克县牧户收入的83.2%。转移性收入在牧户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主要来自草原生态奖补资金、低保金、五保金和其他政策性补贴。托里县牧户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这是拥有草场面积较大和草原生态奖补政策落地的结果。2018年，通过对塔城地区托里县准噶尔社区153位、阿勒泰地区青河县阿格达拉镇134位进城牧民的问卷调查①准噶尔社区是托里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位于克拉玛依市西郊，距克拉玛依市区仅5公里。2016年安置了364户易地扶贫搬迁牧民和686 户定居牧民，牧民到克拉玛依市务工相当便利。阿格达拉镇是青河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位于乌伦古河上游阿魏戈壁台地上。2016年安置了1 046户易地扶贫搬迁牧民、220户定居牧民和50户库区生态移民。该镇是一座新城，开发了30万亩的耕地，修建了医院、学校、商业中心等，引进了12家现代农牧企业，为牧民提供了大量务工机会。，搜集了牧民进城前从事职业的情况。准噶尔社区牧民所从事职业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代牧（占20.3%）、保安（占15.2%）、保洁员（占13.4%）、服务员（占9.2%）和打零工（占9.2%）。阿格达拉镇牧民排在前五位的职业分别是代牧（占45.5%）、打零工（占15.7%）、个体经营（占13.4%）、建筑工（占6.7%）和销售员（占4.5%）。进城牧民的职业分布相当分散，可谓无所不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例如，缺少技术、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强、缺少必要的社会资本等。然而，牧民只是将务工视为农牧业之外的必要补充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大体来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的生计方式已经走向多元化，表现出向“半农（牧）半工”模式发展的趋势。

2022年，我们又在托里县和尼勒克县完成了247户和223户牧户的问卷调查。牧户收入来源主要有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如表1所示，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22年，托里县牧户两项收入合计占77.2%，较2016年增加了10.1个百分点；尼勒克县两项收入合计占84.0%，与2017 年83.2%大体持平。托里县工资性收入增加明显，这与2016年此项收入占比不高相关。尼勒克县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而生产经营性收入增加，这是由于近年来牧户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增加所致。2022 年，托里县牧户转移性收入占10.7%，较2016 年下降了8.6 个百分点。2022 年，尼勒克县牧户此项收入占8.2%，较2017 年增加了0.6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北疆牧民“半农（牧）半工”生计模式持续稳定发展。

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进城牧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新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6.53%。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13.73 个百分点②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EB/OL]. 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614/t20210614_525512425.shtml.。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新疆北部牧区人口城镇化率仅处于全疆中间水平，但提高较快[23]。以塔城地区为例，2021 年末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93%，较2017 年末提高了15.89 个百分点③参见：塔城地区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塔城地区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新疆政府网：http：//www.xjtc.gov.cn/zfxxgk/xxgkzl/zfxxgk1/fdzdgknr/zdjc/tjgb/content_39130.。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地方政府鼓励和支持牧民进城政策的影响。地方政府通常将牧民定居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生态移民安置点和新城区、产业园建设结合起来，并为牧民在城镇购房安居、就业和创业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以阿勒泰地区为例，2018年进城定居户占总户数的8.9%，较上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4]。迁入城镇后，这些牧民家庭的生计方式很快发生了变化。2018年对两地牧民的调查中，搜集了牧户收入结构的数据。在准噶尔社区，工资性收入占比已达到77.1%，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仅为10.9%，其他收入占比为12%。在阿格达拉镇，工资性收入占比达到47.6%，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仅为14.2%，财产性收入占比为31.1%，其他收入占比为7.1%。需要指出的是，阿格达拉镇建设时同步进行了水土资源开发。易地扶贫搬迁牧民享受“人均不足10亩耕地（便）补足10 亩”的政策，并将新获得的耕地统一由政府流转给农牧企业经营。因此，牧户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较高。若不考虑此项因素，牧户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与2016 年托里县、青河县的调查数据相比，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牧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尽管牧户生产经营性收入仍占10%以上的比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参与农牧业生产。大部分牧民通常将牲畜交由仍在乡村的亲朋代养，或是托管给专业养殖合作社。这既解决了牧民家庭生活所需的肉、乳，又获得了生产经营性收入。在进城牧民家庭经济中，农牧业收入可能仍占一定的比重，但牧民从农牧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已成大势。

牧民生计方式调整和优化的动力不仅来自自身的努力，更来自政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推动。就牧户层面来说，政府推动主要以两个方面为抓手：一是夯实牧民发展生产的基础和提升发展生产的能力，例如，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畜、补足耕地和开展生产技能培训；二是引导牧民务工就业，包括开展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就业机会、发放就业补贴等。对牧户来说，发展生产和就业务工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也存在矛盾。一旦牧民进入城镇并获得稳定的务工就业机会，就很难兼顾农牧业生产。由于要兼顾农牧业生产，牧民通常选择短距离灵活就业，其结果是在职业选择上无所不为。长远来看，这不利于牧民摆脱对农牧业的依赖和实现城镇化。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在乡村扶持一批种植业合作社、养殖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现代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牧民通过牲畜托管和耕地流转解决务工就业的后顾之忧。通过“合作社/种养大户+农户”“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留居乡村的牧民通过发展产业增收致富。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在管理和运营上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缺少领办人和市场渠道、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效益不佳等，但无疑是解决牧户分散经营问题和提高农牧业生产组织性的重要路径，又为一部分牧民从农牧业中转移出来创造了条件。

综上，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牧）产业务工就业、牧区农牧业生产规模和集约程度适度提高将成为牧区发展的新常态，牧民生计方式已进入持续调整和优化的新阶段。

四、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重塑的新机遇

21 世纪初，崔延虎曾对定居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变迁做过精辟总结：“牧区人口在过去50 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牲畜数量持续增加，超过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支撑力，导致草场资源严重退化，牧区经济增长不稳定乃至处于停滞状态，草原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出现严重的失调局面”，并认为牧民需要重新适应变迁了的生态环境、调整资源利用方式、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以完成定居后再社会化的过程[6]。本文的分析表明，21 世纪以来牧区城乡人口流动、产业格局调整和牧民生计方式多元化推动新疆北部牧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定居时代①笔者曾提出新疆北部牧区已进入后定居时代。“后定居时代”是指定居已经不再是新疆北部牧区的主要议题，牧民走出牧村或定居点，进入城镇务工、就业和生活已经成为牧民生活的常态，并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牧区社会变迁的进程。同时，“后”又意味着进入城镇的牧民在生活方式上仍未摆脱游牧和定居阶段的一些特征，比如在生计上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牧业，在生活上仍嵌入于牧区，但又在城镇中面临着一些新的复杂问题。简言之，他们在进入城镇后面临着老问题、新挑战，并且必然经历新的再社会化过程。参见：罗意：《游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基于新疆吐尔洪盆地的考察》，《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从生计方式角度来说，后定居时代牧区社会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在城乡之间流动和生活成为相当一部分牧民的生活常态；其次，进入非农（牧）业领域成为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的重要抉择，这将改变牧区传统资源的利用方式；最后，牧民在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方面仍体现出游牧和定居时期的诸多特征，并且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影响下处于新的转型过程中。因此，牧民生计方式表现出两面性特征：一方面依然离不开农牧业；另一方面，在非农（牧）产业中务工就业愈发重要。

牧民生计方式的调整和优化意味着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迎来了重塑的新机遇。

一是牧区人口与资源紧张关系的纾解为破解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失衡的关系提供了突破口。1994年，凯若琳·汉弗瑞和大卫·史尼斯在《游牧的终结？内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一书中宣称牧民“同样渴望城镇生活”[24]（300）。从新疆北部牧区的情况来看，牧民进城安居已不是问题，而且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将大大加快，这有利于牧民人口从乡村和农牧业中转移出来，也为牧区乡村牲畜、草场和耕地的流转创造了条件。2019 年9 月18 日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要求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方向是探索牧区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具体措施是鼓励家庭牧场发展、扶持草畜联营合作组织和牧民联户生产、培育养殖专业合作社等[18]。次年4 月30 日印发的《关于促进新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又明确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和强化品牌建设三项举措来提升畜牧业产业化水平[25]。近年来牧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已有一定的基础，在乡村振兴推动下将迎来加快发展的机遇。这些变化意味着牧区农牧业生产适度规模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成为可能，对解决草场碎片化、生产分散化、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和扭转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失衡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

二是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北部牧区各县（市）加大了围绕农牧产品加工构建全产业链的力度，初步构建了“产业园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提升了农牧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草原旅游业、生态康养业、休闲观光业、新型家庭牧场等畜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的加快发展带来了“时空压缩”效益，促使新疆北部牧区更快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国家发展大局。这些变化为牧民调整和优化生计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牧民有机会选择开办牧家乐、经营民宿、进行土特产品加工等新的生计方式。牧民并非对自己面临的双重暴露困境没有认知，而是长期以来缺少进入非农（牧）产业就业的机会。实际上，牧民一旦进入城镇并获得稳定的务工就业机会，就不会再返回乡村，进而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空间。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制度和政策支持。为遏制天然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2003年，国家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退牧还草工程，实行草原围栏封育、禁牧休牧、推行舍饲圈养。新疆在22个县实施退牧还草7 060万亩。2011年开始，国家在包括新疆在内的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份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期限为5年。2016年，国家又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机制，提高禁牧补助、草畜平衡标准，实施期限仍为5 年[26]。一些分析表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取得了成效，包括天然草原植被生长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恢复，草群高度、群落盖度、地上生物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7]。“十三五”期间，新疆实施草原禁牧1.5亿亩，草畜平衡5.4亿亩，草原植被恢复明显，退化趋势得到遏制[18]。草原生态保护奖补的落实有效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成为牧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在草原生态保护和治理中还设立了护草员的公益性岗位，带动部分牧户就业增收。然而，201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62.28%的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满意，65.75%的牧户认为退化减轻，51.08%的牧户认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后自己收入减少了[28]。应如何理解牧民的态度呢？从我们长期在牧区的调查来看，只要牧户在生计上仍严重依赖传统畜牧业，无法在城镇和非农（牧）产业找到稳定的务工就业机会，就很难真正实现政策设定的目标，草原生态保护奖补资金对牧民的吸引力就弱。只有牧民获得了新的、更有吸引力的、较为稳定的生计方式，草原生态保护和治理政策的效益才能最大化。

五、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经历了“平衡—失衡—再平衡”三个阶段性的变化，而牧民生计方式的调整始终是重要动力之一。当前，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正在从“失衡”向“再平衡”的方向重塑。这并非要从定居退回到游牧，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本文的分析表明，牧民生计正逐渐摆脱对牧业或农业的过度依赖，选择“半农（牧）半工”的模式。可以预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牧民将选择这种生计模式，维系牧区乡村与城镇的联系，推动牧区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半农（牧）半工”生计模式具有过渡性特征。一部分牧民可能将其视为从乡村进入城镇的过渡性选择。这些牧民一旦在城镇扎根，能够在非农（牧）产业稳定就业，就可能彻底从农（牧）业中退出。另一部分牧民仍将之视为过渡性的选择，但由于无法在城镇中扎根和稳定就业，最终可能会退回牧区，成为农（牧）业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的主力。无论何种选择，都将纾解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实现“草原绿、牲畜稳、旅游兴、产业强、牧民富”的发展目标，有利于牧民与草原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和发展。毋庸讳言，对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进行持续深入的调查研究，是认识和把握该区域牧民与生态环境关系变迁的基本视角，应成为该区域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进而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