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宁，陈怀平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绿色发展和长效减贫是21 世纪全球面临的共同任务。在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减贫事业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将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与生态扶贫工作相结合，消除绝对生态贫困现象；第二阶段，将生态扶贫成果与绿色减贫事业对接，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减少相对生态贫困现象。2020 年以来，中国正式从“摆脱绝对贫困”的脱贫时代进入“减少相对贫困”的减贫时代。为厘清生态扶贫与绿色减贫的衔接关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创新机制，有必要对中国生态贫困的类型及其现代化演变进行简要回顾。

一、生态贫困的类型与现代化演变

在中国推动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生态贫困问题也在不断自我演变，并衍生出三重含义，即传统生态贫困、新型生态贫困和潜在生态贫困。

第一，传统生态贫困是制约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传统生态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恶劣直接相关，属于先天贫困，即“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稀缺、环境灾害频发等自然因素导致的人口贫困问题”[1]。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与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叠，25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的436 个县多数是国家级贫困县[2]。由于缺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地人的生计方式也维持在较低水平，以传统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产效率低下，民生质量不高，是生态扶贫工作的主战场。传统生态贫困主要通过制度阻力、文化阻力和生态阻力来制约现代化建设。中国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大规模的深层次土地革命，已不存在制度阻力，但传统生计模式所固有的文化阻力和“三区”耦合地带所固有的生态阻力依然存在。因此，中国解决传统生态贫困的主要策略是通过改变其传统生计模式，改良其固有生态环境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得以重建。其难点在于，不论是生计模式的改变还是生态环境的改良都是漫长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支付大量成本，因而传统生态贫困治理难度较大，需要在现代化的举国体制下才能高效推进。

第二，新型生态贫困是制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因素。新型生态贫困，即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认知局限、决策失误和技术限制等原因，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带来的贫困状况。例如，资源型城市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在短时间内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不仅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形成了路径依赖，导致后期需要支付极大的生态治理成本和发展转型成本，造成致贫或返贫现象。因此，新型生态贫困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物”，会对进入驱动力转变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抑制作用。西式现代化就经历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四化”串联式发展[3]，每一个阶段都通过驱动力转变能够解决前一个阶段的“副产物”。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并联式发展，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新型生态贫困问题。

新型生态贫困的产生契机是在时空条件被极大压缩的情境下现代化非均衡作用。这也导致中国的现代化集中出现了发展和发展抑制现象。发展即经济水平大规模提升，民生福祉普遍提高，而发展抑制则指由于过度集中于发展某一产业、某一区域，导致受益群体过于单一，从而对相邻的其他产业、其他区域、其他群体造成发展阻力。现代化进程空间越广泛、程度越剧烈、产业越集中，这一抑制现象就表现得越强烈。例如，环京津区域承担着为京津两市提供生态涵养、生态屏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但一二产业的发展受限，第三产业驱动不足，还要承担中心城区转移的生态负债[4]。解决新型生态贫困的重点难点在于如何改变发展模式，寻求公平合理的发展成果共享方式，探索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因此，新型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考验着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性，成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

第三，潜在生态贫困是削弱现代化成果的重要因素。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必然存在于现代化之中，是“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5]（3）。这就是现代化的自反性。在现代社会，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其既可能来自人类社会内部，也可能来自自然界，还可能来自人与自然的互动。总之，“现代化是一个功过并存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的福祉；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现代化似乎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6]。从而，现代化的自反性带来了第三类生态贫困——作为“已知的未知”而存在的潜在生态贫困，即我们知道其必然发生，但很难预测其何时、何处、以何种形式发生，且对其造成的后果无法作出准确测定。这类生态贫困会导致人因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而致贫返贫，它也很容易与前两类生态贫困产生叠加效应，因而会成为削弱现代化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解决潜在生态贫困的重点难点在于构建精准高效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识别、预警、应对机制，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和生态福祉普惠度等。

总之，生态贫困是人未能正确把握、及时适应和统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贫困现象，其主要影响三类群体：一是恶劣的生态环境导致生活在国家认定的贫困线以下的绝对贫困群体；二是整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生态层面相对贫困的生态弱势群体；三是置身于生态高风险之中的生态易贫群体。在现代化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以并联方式实现了对西式串联式现代化的历史超越，在较短时间内以大规模脱贫减贫的生态实践解决了第一类生态贫困问题，并且初步实现了从生态扶贫到绿色减贫的路径转换，为解决第二类和第三类生态贫困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实践，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生态秩序的重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借由工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推动生态扶贫；第二，借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结构驱动绿色减贫；第三，在多重现代化的生态实践中充分贯彻生态正义，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一）借由工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推动生态扶贫

从总体布局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同时取得令人瞩目的生态扶贫成就，主要源于思想上的清醒认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现代化的城市要合理布局，一环扣一环，同时要解决好污染问题。”[7]（386）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斗争中超前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面对生态扶贫投入大、回报慢、对长效机制要求高等挑战，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将工业现代化作为生态扶贫驱动力的实践创新举措，着重解决了第一类生态贫困问题。一方面，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驱动减贫增绿。中国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同时，积极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国家投入绿色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大量生态公益岗位，采用以工代赈等生态扶贫形式帮助当地人口实现脱贫，以对生态环境的增益来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增益。例如，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年来，工程建设面积超过5亿亩，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超过5 000亿元，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约4 个百分点，贡献了全球绿色净增长面积的4%以上[8]，使4 100 万农户和1.58 亿农民直接受益，选聘110.2万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累计安排生态护林员资金201亿元，建立2.3万个扶贫造林合作社，实现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双赢”，成为世界生态扶贫的典范。另一方面，以移民安置工程增益生态弱势群体。生态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态资源的占有量、生态地位的平等性、生态利益的分配等方面居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中国通过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将更多生态弱势群体“纳入”增益视野的方式来实现减贫增绿。例如，三峡库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就是将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产业等工作整合推进，协同发展，使三峡库区区域生态空间显著变化，“社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9]，从而实现了对生态贫困人口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关照。

总之，工业现代化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第一阶段的工作，使“十四五”时期继续发力生态扶贫与绿色减贫相衔接的生态实践有了良好基础，但中国依然面临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艰巨任务。因此，绿色减贫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的重点方向。

（二）利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优势驱动绿色减贫

并联式现代化的优势是能大大提升现代化的效率，其副作用是更容易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加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风险。例如，中国在城市已基本实现工业现代化，但在农村则依然没有摆脱“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10]生计模式。因此，广大农村地区依然是绿色减贫的主战场。除此之外，针对分布在城市斑块地带的生态弱势群体，中国绿色减贫亦应充分利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优势，缓解第二类和第三类生态贫困问题。

第一，利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窗口期推动绿色减贫。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必须投入大量化肥、农药以及高耗能的大型机械，但这也给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因此，不论是半耕半工的小农经济还是规模化的石油农业，都不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农业农村的生态化才是其重点方向。2021 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印发，标志着中国加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步伐。中国绿色减贫事业应当积极利用这一窗口期，将工作重心与乡村振兴全面衔接，增强农业农村抗风险能力，突破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困境，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探索三产融合发展机制，在绿色减贫的同时，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绿色基础。

第二，借助信息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推进绿色减贫。在世界范围，以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精准农业、智慧农业、人工智能等五大核心模块为代表的数字农业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且发展迅速[11]。美日等国纷纷出台了各自的数字农业发展战略，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虽然截至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已高达35.8万亿元，占GDP的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7%，但这些数字红利却主要由城镇人口获得，农业农村数字化程度较低，依然存在着基础设施、应用服务、数字技能等多方面的短板，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点仍与大部分农户的生计联系十分薄弱[12]。中国仍没有通过数字化的生态实践让乡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鉴于此，2019 年5 月1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培育职业农民，推动网络扶贫纵深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13]。因此，在推进绿色减贫的过程中，借助信息化的后发优势，利用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能够有效降低生态风险、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第三，利用生态现代化的韧性结构保障绿色减贫。生态现代化主张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通过批判工业化的环境问题而形成生态现代化理论不同，中国的并联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具有强烈的生态现代化取向[14]。从2017 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看，全国规模农业经济户只占农业经营总户数的2%[15]。这表明，传统的小农生计模式依旧发挥着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功能，但小农经济受自然和社会风险的影响也最大。一次极端天气、一次环境污染事件或一场瘟疫都有可能造成农户无法承担的经济损失，因而他们是最容易因突发风险而返贫的易贫人口。因此，绿色减贫过程中需要着重为生态易贫人口设计能够有效抵御潜在生态贫困的韧性生计结构。此外，多元化的生计模式和生计身份不仅需要在农村地区开展，也需要实现城乡之间无壁垒的生计模式自由转换和无障碍的身份自由流通，以增加“社会—生态”系统结构韧性的方式防止风险社会带来的致贫返贫因素，包括提升职业农民的权利保障、增加多元化的生计模式选择、提高生态资本的流动性等等，以生态现代化的韧性结构保障城乡生态弱势群体的民生福祉。

（三）在多重现代化生态实践中充分贯彻生态正义

并联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带给中国生态实践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期，即工业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信息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叠加发展期，因而各地也呈现“绿色减贫”“生态增富”和“生态共富”共进的多样态势。例如，浙江各地探索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城乡共同富裕新路径[16]，江西、贵州等地探索基于信息技术与生态市场相结合的生态增富路径，陕西、四川等地探索在守住生态红线基础上发展生态产业减贫等。但无论中国处于怎样的“多重现代化”叠加状态，归根结底，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惠及全民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生态实践要在多重现代化叠加阶段重点贯彻生态正义，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发展承诺。

第一，在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中落实生态正义。对共同富裕的衡量是多维的，从生态维度看，只有“不以生态环境为牺牲的共同富裕”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并且“不以生态环境为牺牲”是广义的，规定了社会主义发展既不能以自身生态环境为牺牲，也不能以外部生态环境为牺牲。资本主义将环境负债视为外部成本进行转移，以求达到区域内高水平物质生活和高品质生态环境，这种自欺欺人的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如果衡量共同富裕的标准里不纳入对当下和历史产生的生态负债的考量，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共同富裕。以这一标准来看，整个人类文明都还在工业现代化之中进行艰难转型。因此，中国绿色减贫的生态实践除与生态脱贫成果衔接外，还需要与减少生态历史负债同步进行，唯有如此才能迈向真正的共同富裕，践行生态正义。

第二，在迈向城乡融合的中国式现代化中推动生态正义。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一直有“乡村治而国家治、乡村兴而国家兴”的规律。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过度追求城镇人口比例和城镇化速度，导致发展红利没有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式提出，从此乡村地区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新纪元。推动乡村振兴对于贯彻生态正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农村发展处于静水深流的深层改革期，对广大乡村地区的绿色增益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西式现代化的彻底超越。

第三，在农耕文明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彰显生态正义。生态正义不仅是经济与制度层面的，也是德性与文化层面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其中也包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复兴。“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17]（260）中国农耕文明之中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德性密码，是解决现代化“城市病”的文化良药。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充满危险的文化对立，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而中国农耕文明丰厚的生态底色是一种极好的融合剂。对于城市来说，无论是近郊的田园风光，还是远方的辽阔自然，都有着巨大的生态文化吸引力；对于乡村来说，也可以利用城市绿色金融、现代文化和先进技术来整合并盘活乡村生态资源，促进生态文化产业，让城乡之间实现高度的生态文化融合，使传统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德性实现现代化复苏。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城乡文化对立，而且能够让乡土中国在经济振兴、生态勃兴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从生态扶贫到绿色减贫的历史意义

从生态扶贫到绿色减贫的历史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的重要节点。它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也意味着生态扶贫规模、生态转型力度和绿色减贫举措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价值性，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

（一）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幸福为最高目的的现代化。不论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还是生态化，都只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而不是目的。审视中国生态扶贫和绿色减贫的逻辑理路及价值意蕴，能够看出扶贫思路始终是围绕“人民的需要”展开的，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民性的有力彰显。

第一，生态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现代化”的实践支撑。马克思曾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病”正在扼杀自然的本质，“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18]（178）。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追求“人的现代化”而不是“物的现代化”。中国结合自身现代化发展实际，不断探究各类内生性生态扶贫路径，积极探索生态扶贫与网络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形式的对接机制。同时，积极根据人的需求调整发展目标，实现了从“减少绝对贫困，防止意外返贫”到“减少相对贫困，衔接共同富裕”的转变，足见中国生态扶贫的根本逻辑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物的现代化”。

第二，绿色减贫是从工业现代化转向生态现代化的基础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国家体制、市场动力、社会机制、国际环境等方面也会逐渐具备实施生态现代化的条件。”[19]从生产结构转变的角度看，第一个百年以工业化和规模化生产为引领，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公平正义的基本保障，第二个百年则以生态化和去中心化均衡生产为目标，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和更高质量的公平正义。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走向生态化既是历史选择之必然，也是人民选择之必然。在这一过程中，从规模巨大的普遍贫困到规模巨大的总体富裕，再到结构均衡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递进，离不开绿色减贫事业的不断推进。在全球面临能源危机、安全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依旧坚定执行“双碳”目标且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说明绿色减贫实践将极大减轻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负担、降低转型风险。

第三，从生态扶贫到绿色减贫的逻辑转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20]（5）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坚定不移推动生态扶贫，才让中国大地从山河破碎、民生多艰转变为山川秀美、人民幸福。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以治理重心动态位移却又浑然一体的治理状态来兼顾效率与公平，体现了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例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以部分经济正义为核心的兼顾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方针，这是以整体经济正义为核心的兼顾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和国内国际发展，体现超经济正义，逼近生态正义的兼顾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实现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逼近经济正义的生态化兼顾要求；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五位一体”总布局，这是将生态正义嵌入经济正义的兼顾发展。2021 年8 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1]（141）。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第三次分配将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达到了新高度。随着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通过三次分配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将进一步推动绿色减贫与共同富裕相融合，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从“减少生态贫困人口之贫”到“减少生态贫困风险之贫”再到“减少生态贫困差距之贫”的人民关照。

（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价值性

从生态扶贫到绿色减贫的路径转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价值确证。这不仅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理论内核，还澄明了其人本立场，丰富了其实践价值。

第一，以减贫增绿相结合的并联发展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思想内核。中国开展的生态扶贫事业不仅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也让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有了现实支撑。过去，西方环境正义理论以私有制为基础，所实施的绿色减贫公益事业常常被私有产权切割阻断，因而只能诉诸斑块化的“草根阶层”开展环境正义运动，但其对生态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局部的和分散的。斑块化的环境正义运动无法取得根本性的环境全局利益保障，让生态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停留在了纸面上。中国的生态扶贫实践则以公有制为基础，能够高效地推动集中连片式减贫增绿事业，在较短时间完成了大规模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工作。中国生态脱贫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有力地回击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因为有西方学者认为，“解放生产力”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生态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风险，例如，苏联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就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22]。但中国的生态脱贫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还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绿色增益，说明解放生产力和保护自然可以同步推进，这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内核。

第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指导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人本立场。西方生态正义思想具有强烈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与西方环境正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也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而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人本立场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自然界真正复活，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3]（187）。中国的生态扶贫使14 亿中国人民在减贫增绿中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同时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尝试，早在1994年中国就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实施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24]（300）。到了21世纪，中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长期重大发展战略的国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视为一次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其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双轨并行式发展，推动生态扶贫的不断深化。由中国率先建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决条件，由中国率先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向世界发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时代强音。

第三，以强大的生态反贫困体系明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世界价值。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具有长期反贫困、深度反贫困、多维反贫困的实践经验。中国的反贫困理论是基于对贫困现象深度观察、对贫困实质深刻揭露、对贫困根源深层把握、对消除贫困积极探索，以及对未来实现“所有的人共同富裕”社会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而中国的生态扶贫经验对于世界上广泛存在的生态贫困地区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中国的生态扶贫类型、手段、模式丰富，针对生态环境良好而经济滞后、生态环境恶劣而经济滞后、生态环境脆弱而经济滞后、生态环境恶劣而经济发达、生态环境良好而经济发达等不同地区安排了生态开发式扶贫、生态补偿式扶贫、生态修复式扶贫、生态产业式扶贫、生态市场式扶贫和绿色金融式扶贫等不同的减贫路径，而且这些减贫模式之间相互衔接，能够推动地方“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向好发展，形成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具有强大的理论适应性，也为世界绿色减贫事业贡献了独特价值。

（三）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

受逆全球化浪潮影响，西方理论界对中国的解读愈发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投射于生态议题则表现为试图以歪曲中国发展成果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非正义解构。这种解构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指责中国发展消耗了大量生态资源，是生态非理性的，指责中国发展有悖生态伦理和人道主义。二是以“双重标准”衡量中国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指责中国没有负起“碳排放大国”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对向中国输出“洋垃圾”的环境损害转嫁行为尽数回避。三是否认中国的成功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名为“社”实为“资”，中国的成功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试图通过否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真性，来切断中国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实际上，这三种攻讦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中国真的是生态资源消费大国吗？中国一贯追求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因此，对生态资源的消费方式是理性的。从结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鼓励“高生产—高消费”的非理性模式，因为只有非理性的高消费或浪费，才能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的增殖；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主张在消灭资本统治权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的生态善用，从而实现资本向着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流通，不会任由其无限增殖，因而不会造成非理性消费。据研究，1970—2017 年高收入国家以占世界16%的人口消耗了全球74%的资源，其中，美国是资源过度使用的最大单一贡献者，其占世界超额资源使用量的27%，欧盟国家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占世界超额资源使用量的25%，而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最快的工业化速度，也仅占世界资源超额使用量的15%[25]。这说明中国并不是生态超额消费的主要责任国。

其次，中国没有履行“碳排放大国”的责任义务吗？中国积极履行《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减排目标，反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政治决策机制冗长反复，至今没能形成稳健的减排分配机制，逃避履行发达国家的历史碳排放责任。以人均碳排放为例，欧美发达国家碳达峰时人均碳排放普遍高于10吨，如美国和加拿大在碳达峰时人均碳排放高达22 吨和17 吨。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测算，中国有望在2026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碳达峰时人均碳排放量仅为7.13 吨，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6]。这也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

最后，中国的成功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吗？“能否正视和有效解决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在。”[27]在生态扶贫方面，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以人均消耗更少的资源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减贫增绿。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在从生态扶贫到绿色减贫衔接，向着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阻断生态返贫，探索生态共享机制，防止生态损害向贫困人口转移等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新目标进发，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贫困和不平等是没有正义性可言的。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实现全面小康、从奔赴“惠及中国”的共同富裕新目标到迈向“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关切民生、消除不平等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已经通过大量实践摸索出了一条生态扶贫之路，并向着绿色减贫、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进发，以期实现更大的经济正义、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实现对人民的政治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