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庭硕，孟和乌力吉，张振兴

（1.吉首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3.贵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与此前的民族学研究不同，斯图尔德（J.Steward）并不是将文化视为纯粹的社会领域内的事项，而是兼顾了文化与所处环境的制衡互动关系，以此认识文化的本质。为此，他从“生物进化论”的建构中引入“适应”这一概念，并做了必要的消化和吸收，最终认定，但凡涉及文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时，文化也会像生物那样，通过不断的试错，最终找到其间的结合点，并达成互惠兼容、和谐共生的稳态共生格局。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文化生态”，进而认定，探讨文化变迁应该以相应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为基本研究单元[1]（26～28）。该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学界同人的欢迎和接纳，成为20 世纪后半期民族学研究的主流之一[2]。该理论被引进中国后，中国民族学界同人响应者不少，但具体的认识和理解却不尽相同，见仁见智，各有所得[3]。其具有共性的不足在于，没有注意到该理论客观上存在认识的盲区和死角。在特定的场合和研究对象中，文化适应理论不仅无法发挥效应，甚至会适得其反。最严重者，会在不经意中误解和误判某些特殊的环境因素所能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这些因素恰好会对环境安全造成致命影响，最终减弱生态建设的成效。为此，提请学界同人注意生态环境适应盲区的存在，主动认识相关盲区和死角，从而发现影响环境安全的关键性自然障碍因素，寻找对症下药的有效措施。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与学界同人共商共勉，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在展开讨论之前，笔者需要先作一声明，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适应的盲区，乃是指特定民族及其文化在具体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内所做出的能动适应的盲区，而非全人类所建构起来的一切文化的总和的盲区。事实上，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但在特定的时空场域内，其创造力又是有限的，而个人的生活以及由此伴生的认识和理解由于受到特定文化规约，因而更是有限的。能否意识到文化适应盲区的存在以及由此展开相应的探讨，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自认为合理的选择。随着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相关民族文化适应的盲区肯定会被突破，处在盲区内的重大生态障碍性因素也必将大白于天下，进而在此新认识基础上找到可行的对策，当代干旱草原的生态恢复便可以实现，并且省时、省力，成效显著。

民族文化之所以会出现环境适应的盲区，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美国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R.E.Dunlap）和卡顿（W.R.Catton）曾在其新生态范式中深入讨论过人类的生物性基础问题[4]。生物生命生活的所有共性特征在人类身上从未缺位。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仅在于人类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力创造出千姿百态的文化来，并且凭借这样的智慧建构将单个个人凝聚为一个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从而能够清醒地主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这一切必须是持续的积累过程。对此，历史上如此，今天如此，未来还将如此。

一、文化适应盲区的多重成因

人类要建构文化，显然得凭借个人的智力和劳力投入，但作为生物性的个人，他必然有其独特的生物属性，能够感知的外部世界是有限的。即便个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一样不缺，比之于大自然，个人能够感知的对象也是极其有限的。在辽阔的干旱草原上，各族人民视觉非常敏锐，但不可能像啮齿类动物那样能够通过红外线感知危险的降临而及时做出规避。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感知动物体味的残留，因而狩猎时还需要猎犬的帮助。同理，在极度缺水的干旱草原上，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建构中都有敬水、惜水的制度性安排，在极度干旱的季节，降雨量极低，极度缺水。按照科学的原理，其间整个草原的大气中有巨大的水资源储备，只不过它是以气态形式存在的，只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而相应的民族文化建构就无法做出有效的适应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认识到文化适应的这一盲区，对今天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关重要。在微观层面，草原上的人们看不见、听不到、闻不出的生命体和生命物质同样会成为草原文化建构中的适应盲区。举例来说，沙丘内部的液态水和气态水分布不均，在漫长的岁月中都无法纳入各族文化并做出清晰的说明，甚至蒙古族畜牧学专家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的限制，很难想到对这样的难题需要通过科学的实验去证明其分布规律，乃至做出相应的、符合当代科学水准的解释。而这一点对今天的干旱草原生态系统恢复至关重要，不能掉以轻心。人类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任何个人都有特定的生命周期，但对当地环境的认知而言，则可以无限延伸。这意味着，为应对时间跨度障碍这一特定需要，民族文化所能做出的任何有效的文化适应都须经历代际传递而不断健全和完善。在这一问题上，个人显然无能为力，但社会的合力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文化适应也不得不在个人认识的基础上，经由集体反复试错，最终达成共识，这便是笔者团队所称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cultural adaption）。在此过程中，文化本身对其新陈代谢的速度和有效性当然可以做出符合传统的理解和解释。该理解和解释能否成立，正确的群体性结论在何时能够在相关民族中生根，不能单凭时间的长短和空间的大小做出判断，其间还存在着许多难以预测的随机性干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必然存在认识上的盲区和死角。

史学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代中国的文明特异性明显，其得以确立的根基是黄土高原，而不像其他远古文明那样，是植根于河流的冲积扇。古华夏族种植的是黍，而非麦。其他古文明都滨水而生，古代中国文明则力避“卑湿”，植根于看上去极度干旱的高原台面。查阅相关的汉文史料典籍发现，尽管“神农教民稼穑”言之凿凿、不容置疑[5]（82）①《白虎通》中记述神农曰：“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但《周礼·考工记》却明确记载，周人种黍的工具仅耒耜而已。所谓耒，据《考工记》记载，是一根弯曲的尖头木棍[6]（419）。工具如此简单，却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国家，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其后有关种黍的记载，如“代田法”“区种法”“垛田法”“刀耕火种法”，同样不胜枚举。史学家对这样的记载宁信其有，不敢轻易断言记载失真，专业的农史专家同样只能沿用经典进化论的陈说，认定中国古代的农事耕作原始落后，仅因为地广人稀，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历史记载的这些简单工具只够古人糊口而已，在历史进程中被不断淘汰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诸如此类的结论，不仅经不起现代科学技术的拷问，也经不住中外典籍记载所涉资料的诘难。这是因为不管是国内的记载还是国外的记载，都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那就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其生活保障程度并不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指出：“要想通过辨析破除成见，亟须辩证地审视这一观点：当你重新发现石器时代的生活时，就会发现那实际上是个原初丰裕社会。”[7]（1）如果把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先秦时代统称为“主黍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农业生产能力绝不能简单地称为低下、落后。远古的华夏文明对所处的黄土高原肯定做出过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适应，只不过其间的科学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隔绝，到了当代，不要说各族民众，就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如果研究思路和方法不对，都无法做出合理的科学解释。由此看来，时间和空间的隔离同样会在不经意中成为文化适应的盲区。时下，北方干旱草原生态恢复工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要害正在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对古代中国农事耕作的认知问题，也是世界各民族远古文化同样存在并力求化解的难题。相关学科陷入研究的瓶颈正是因此而发生的。不过也有较为成功的多维恢复治理案例。朱显谟院士“积60余年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与水土保持、国土整治等科学研究成果和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其内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其中前10 个字是总目标和一切开发、生产和治理保护等措施共有的战略目标；其余18字是根据种植业对水分要求和各类生产措施的水保、生态和经济效益所作的科学的和合理的安排”[8]。这里包含并呈现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与黄土高原本土知识、经验相结合的环境治理智慧。

人类除了具有生物属性外，还兼具社会属性，任何民族都得与其他民族相生相伴。在跨文化交往交流背景下，对相关民族而言，也会自然地呈现认知上的盲区，并且由此派生出文化对环境适应的盲区。诚如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现代化的集约农业，仅适用于北温带的草原生态系统，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和民族[9]（206～210）。其他地区和民族若想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建构适用于自身的农业模式，而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和做法。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推行“绿色革命”，最终都不了了之，事实上是重蹈了覆辙而无反省。

总之，认识到文化适应存在盲区仅是一个开端而已，还需要在此前的盲区中探寻当代干旱草原生态恢复的关键性障碍因素。对此，绝不能像时下的研究惯例那样，将中国的干旱草原定义为脆弱生态系统，进而认定干旱草原退化具不可逆性就了事，而需要更进一步追问所谓的不可逆如果成立，那么笔者团队显然需要回答的是，为何会不可逆，是何种障碍性因素导致其不可逆？这才是有责任心的研究者可以做也必须做的事情。

二、草原生态恢复的关键性障碍因素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草原实施过屯田农垦，但结果都不了了之，要么任其“荒芜”，要么交由当地游牧民族加以利用，以此兑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国理念。到了今天，人们依然要追问，既然干旱草原上曾经有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美景观，为何汉文化适宜的农垦不能在此落地生根。更令人费解的是，当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专家学者使尽浑身解数，却无法重现历史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这又做何解释？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仅当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文化适应存在盲区，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对黄土高原台面的干旱草原同样存在着更广泛的盲区，他们更不知道大气中的水资源和沙丘中的液态水和气态水资源在地下是如何分布的，只能模棱两可地归结为，这是“超渗流带”（Hyperosmotic flow），无论补给多少水，都支撑不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也就是说，外来专家从客位的视角出发，对干旱草原大气中气态水分布和沙丘液态水分布了解甚少。这意味着，要认定当代干旱草原生态恢复的关键性障碍因素，主位和客位做出的适应都将无能为力。如果不另辟蹊径将这样的适应盲区加以披露和澄清，草原恢复的障碍性因素就无法认定。如果换一种思路，将自然科学家研究的结论换位探讨，从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相关结论；再从自然科学家的视角平心静气地认识各民族文化自己做出的结论和价值判断；然后再将两者整合，找到其间的共性特点，那么人类面对的是同一个自然环境和同样的社会。关键性障碍因素肯定逃不过换位分析的框架。

现代气象测量结果告诉我们，春秋之际，草原便会刮起强劲的西北风，最高风力可达十级，但当地的蒙古族牧民非常自信，只要在牧草残株和地表风化壳存在的区段，自然落下或被牲畜携带的那些细如尘埃的牧草种子都不会被风带走，那些细如尘埃的土粒绝不会成为沙尘暴的固体悬浮物。这至少表明，看似十分完备的气象观测至少在黄土高原台面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盲区和死角。通过粗略观察便可得知，气象台测量的数据仅是百叶窗高度位置的数据或风速区所在位置的数据，根本无法测量更上方高空的数据，也无法测量贴近地表的数据，但是地表之上吹强风时，地表能容得下尘埃而不被带走，这一点对草原生态恢复而言至关重要。

草原生态文化认识和适应的对象及范围是当代气象测量的盲区和死角。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当代气象科学起源于西欧工业民族，他们之所以要建立如此高度的百叶窗，并且设立气象测量规范和风速测量仪，显然是人类的体感及其相应的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了作用，并形成了他们文化适应的盲区。他们不无自信地说，地表温度、湿度和风速与人类无关，既然无法把气象台建在天上，测量更高天空的气象要素又有何用。但对于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而言，我们必须与那些细如尘埃的牧草种子、昆虫打交道，关注为何这样的草和动物能够找到赖以生存的液态水资源又不被强风吹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意味着，无论从哪个民族文化出发，哪一种生态环境出发，都将意味着仅仅测量距地面1.2 米的温度、湿度、气压和风速，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干旱草原的生态恢复而言，很多草原民族对大气中气态水存量转换、沙丘内部液态水分布规律的认识都处于他们文化适应的盲区。历史上积淀的本土知识同样不能解决当下的生态恢复难题。就退化后的生态系统而言，贴近地表的温度、湿度、气压、风速和液态水存量同样必须通过测量才能发现草原生态恢复的关键性障碍因素。对此，要做实验，应该不存在问题，这需要将草原上的牧草种子、昆虫乃至如同尘埃的土粒进行配置。

当代生态民族学田野调查和蒙古族牧民的经验都表明，但凡骆驼踩踏过的位置，只要条件允许，来年都可以长出丛生状的牧草来；但凡马匹清晨跑过的路线，在其后两三天内，牧草生长的速度都会比周边地区的牧草要快；但凡牛粪、羊粪的残留地点，来年都会有牧草长出，而且出芽早、生长快，比周边区域的牧草高。如果牧场被网围栏完全封闭，牧草虽然长得相对均匀，但其平均高度并不会增高，甚至会明显下降。这样的观察结果乃至由此形成的“五畜合群”放牧惯例对生态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即便如此，却成了传统文化认识的盲区和死角，可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居住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具有丰富放牧经验的巴尔虎牧民吉格木德（Jigmed）认为：

放牧经济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草场，即四季牧场。每个季节的选场很重要，比方说，家畜抓基膘要寻找Bug Ebesü（隔年枯草）丰富区域是很重要的。抓基膘是一年家畜抓膘的基础。在夏季，放牧于水多地带、山地的凉爽地段，秋季则坚持抓油膘，放牧于羊草、红羊茅、冷蒿、韭菜、沙葱、盐碱多地段。冬天要注重保持肥膘。基于秋季初雪，判断冬季雪情，选定冬营盘。既要利用草场，又要学会保护它，这很重要。民间谚语里有句话说“不熟悉草场的人，要跟着野生禽类选址，不懂放牧的人，要在家畜吃草地段就地放牧”。草场上轮牧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方式，也是保证牛羊肉无污染和荤菜特性的基础。[10]

吉格木德认识的牧草有85 种，包括少量从外地引进的草种，知晓当地环境地名不少于200 个，他是巴尔虎草原地区熟练的“乡土向导员”（Nutugčin）。即便如此，他仍承认草原环境治理中政策管理、科学技术与本土经验互动互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如果能借助生态民族学的手段加以验证，那么不仅游牧文化适应的缺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其他民族文化建构的科学体系存在的缺失和疏漏也可以一并澄清和补救。原因在于，生态民族学强化了主位和客位的换位思考，能够做到明确地承认文化可以适应所属环境，但前提是这样的环境是可以稳态延续的，而不是退化或处于退化过程中的环境。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它是以特定文化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哪怕到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今天，文化适应盲区依然存在，而且直接干扰了对干旱草原生态恢复的正确认识。以下两个小实验足以对双方的盲区做到换位分析。

内蒙古大学刘书润先生参加吉首大学在内蒙古草原的调查活动时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深夜用一根1米长的木棍在草原上原地站立做旋转运动，让木棍扫过牧草上端，每隔一小时做一次，天亮后回去睡觉。10 天后，但凡用木棍扫过的地段，牧草生长的高度比周边要高出1/3—1/5。有人问施了什么特殊肥料，他幽默地回答说，“没有施肥，而是用棍子打了牧草，牧草怕挨打，就长高了”①2008 年7 月，由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杨庭硕主持的福特基金课题组（RLER），联合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等学者，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审旗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田野调查。。究其原因，夜间，物体表面会形成白滴层，但非常薄，不会掉落到地面。如果不在夜间施加动能，第二天太阳一出就会被晒干。只要施以轻微的动能干扰，地表物体特别是牧草表面所积露水就会形成大滴的露珠掉落地面，从而有效弥补自然结构中液态水稀少的自然结构缺环。在这一过程中，牧草把露水利用后再返回自然，对自然界的物质构成并不产生干扰。

其实，干旱草原游牧文化中关于露水的本土知识颇为丰富，也具有操作性较强的发掘和应用价值。露水，蒙古语写为“šigüderi”，与“següder”（影子或阴暗）是同音同义词。北方草原中西部极度干旱区域由于植被稀疏，极少形成露水，而在中东部干旱区域和半干旱区域，露水则较容易形成，并对当地草原水热条件和植被环境发挥着重要的水资源供应作用。蒙古语中“露水”的另一个隐喻是“稀缺物、难办之事”，这在民间诗歌和言语中可见一斑。比如，回报母亲恩赐时如果能积累多日晨露熬一顿热奶茶何等艰难，意即露水比牛奶昂贵得多。有时叫作“无云的雨水”（egüle ügei borugan），由此可以看出，本土知识对露水的关键性特点的切中把握。有一个衍生词“šigüderilehü”，意为露水未干时令牲畜去牧场吃草[11]（916）。这当然与“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传统游牧生产生活中充分利用露水资源的一种微观环境行为。在蒙古语中，与水有关的词语，如“雨、雪、冰雹”等水量大的降水形态均用“进”或“入”表达；而“露、霜”等水量较少的形态则用“下”或“降”表达，其蕴含的生态经验、文化适应和本土逻辑清晰可见。萨林斯曾指出：“无可否认，前农业时代的经济确实深罹困乏之扰，但我仍要坚称，从现代狩猎采集者的证据来看，狩猎采集人群往往成功适应了他们所处的环境。”[7]（2～3）

事实上，现有的气象科学早就将这样的降水总称为“水平降水”，以便和大气降水相区别。但气象学家关注的仅是大气降水，对水平降水却疏于观照。理由很简单，他们普遍认为这类情况对于天气预报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而这正是气象科学中水平降水研究长期缺位的原因所在。刘书润特意强调：“你们以后在调查中，多关注一下蒙古族牧民在什么样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放牧，去与野生的食草动物打交道，（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也是他们本土生态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都和增加露水的滴落相关联。”也是在内蒙古草原的调查中，笔者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喊叫水乡从事农牧生产的本土生态知识调查、收集和整理。按照调查的设计，笔者团队和草原学者同事分别做了同一个实验。那就是将沙丘上极度干旱的表层沙土彻底暴晒脱水后装入12个透明的塑料方桶中，并将沙桶全部分散埋入沙丘中，分布范围涉及数百平方米。桶的开口与沙丘表面平齐，每天取出沙桶观察记录，然后再埋入沙丘中。在其后的十多天里，尽管当地滴雨未下，但沙桶距离表面0.025 米以下的位置，沙土颜色逐渐变深，标志着含水量不断增加。用含有氯化钴和硫酸铜的干试纸加以验证，在颜色变深的部位，试纸呈红色或蓝色[12]。虽然沙土的成水量不少，但牧草的水平成水量大得惊人。原因在于，一方面牧草是有机物，本身就富含水，大气中的气态水分子一旦碰上活态的植物表面，就会形成“亲键”作用，而在植物整个表面附集成露；另一方面，牧草的表面积比沙粒大，在空间布局上又极为分散，与气态水分子接触的机会更多，因而其成露量自然高于沙土的成露量；再者，植物本身可以摇动，特别是容易被夜行动物所摇动，因而，即便没有风，露水一旦形成，不管它多薄，只要有夜行动物撞击，都会沿着叶脉形成大滴的露珠，随时都可能坠落地表，形成有效的液态水储备。

受上述实验启发，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既然露水对干旱草原如此重要，那么干旱草原上生长的植物，特别是牧草的根部肯定会与湿润地区完全不同，并在生长样态上表现出来。为此，通过全面查阅调查记录，发现其中有两则记录可以印证这一推测。其一是在内蒙古乌审旗的调查。20 世纪70年代，这里是内蒙古“农业学大寨”的模范县（旗），时任县委书记宝日勒岱组织了大规模植树种草的社会集体性行动，号称“牧区大寨乌审召”。种植的植物都是当地容易存活的沙蒿，当然也种树，还清除草原上的有毒植物，但最要紧的是，凡是当地种活的沙蒿，地上部分虽然早就不存在了，有的甚至被沙土埋没，但如果挖出根之后几乎不加猜测就可以断定，其根系的发育总是呈倒宝塔形。贴近地表0.02—0.03米处，根总是横向长出一个很大的圆盘，每隔0.02—0.03 米就会形成一个相对较小的根系圆盘，0.8 米以下只剩一根孤立的主根了[13][14]。这样的景象如果与汉文文献记载的耒耜等相比较，就会发现，仿制这样的农具在退化草原中实施模拟农耕，能够翻起的土块深度也是0.025米左右。骆驼踩过的沙坑，其深度也与此一致。由此看来，在干旱的沙丘内部，其可利用液态水分布与湿润地区截然相反，最大的富水量都出自这一地带。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此乃草原生态系统的命脉所在。先民们只要把作物种子播到这样的深度，种子就会比遍布草原的牧草种子提前30—45天出芽生长，等它们长出地表0.2—0.3 米后，这里的大规模降水也就来临了。不过先民不必担忧除草，在黍的掩蔽下，即便牧草的出芽和生长速度非常缓慢，也不可能反超人类种下的黍，由此，获得粮食丰收完全可以期待。这种巧妙运用地下水分布不均的规律建构特殊的主黍农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杰作之一。

在临近中蒙边境的四子王旗和苏尼特右旗等地，笔者团队在蒙古族牧民的指引下也做过同样的观察和记录，那就是在地表任选一个区段，开凿一条长度超过0.5 米、宽度为0.2 米的探沟。开凿后将坡壁保护起来，对沙土的湿润程度加以观察、实验和分析。结果发现，这里并不像湿润地区那样越往下土壤越湿，并且湿度的变化为非层次渐进式分布。在内蒙古草原，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个薄富水层，越往深处，土壤越干燥，富水层越薄。这样的液态水分布格局正好与沙蒿根系表现出的形态呈镜面对称①《第一样方》《第二样方》《第三样方》《第四样方》《第五样方》（2008 年7 月）等来自《湖南省民族学研究基地田野调查资料汇编·内蒙古四子王旗田野调查点》（JD08msko1-oo7A），该文献存于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田野文献资料室。。这足以证实干旱草原草本牧草的主要供水渠道以水平方式降落的露水为主，而非大气降水后沉积于地下深处的地下水，而地下水只有高大乔木才能利用。此类草原之所以成为疏树草地生态系统，是因为偶然长出的乔木不仅长得高，还长得大，但是分布极少。这显然是此前学术界疏于观照的方面。

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时代，草原动物物种多样性水平极高，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夜行动物，既有高等动物，也有低等动物，而且大量多物种并存。既然是动物，它们在生存、觅食、繁衍过程中都会不经意地撞击牧草的各个部位，由此构成微量的动能输出。正因为是微量，不会损害牧草的生命，却可以通过撞击牧草，使牧草经夜晚表面富积的薄露层汇集为大滴水珠滴落地面，而不会在即将到来的白昼中被蒸发。牧草吸收这些露水，并将其转化为养分，从而长得更加高大，最终使牧草高出牛背。在当代，随着干旱草原的退化，人口规模效应也在不断产生，再加上大规模的灭鼠除害、滥用农药等行为，导致草原伴生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最终变成了有动物吃草却无动物“浇水”的尴尬处境，这才是干旱草原实施生态恢复工程的致命性障碍因素。要绕开这一障碍性因素，加快草原生态恢复的速度，省时省工，引进动物物种，短期内是无法办到的，而要仰仗蒙古族本土性知识，又因其处于文化适应盲区，也无能为力。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不管使用何种现代技术，只要模拟大小不同的动物，不断地在夜间撞击勉强长出的植物茎叶，凭借这样的微型动能输出，就能加速露层汇集为大滴露珠回落土壤，从而解决时下生态恢复遭逢的障碍和困难。

三、当代科技的能动性应对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团队不得不承认，退化草原生态恢复的关键性障碍其实并不复杂，即如何提高水平降水的利用效率，只要其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快速的生态恢复并非难事。干旱草原的脆弱之处体现为水平降水未经利用就已蒸发，因此，与其将之称为脆弱性生态系统，倒不如称为“脆弱环节”更贴近事实真相。

干旱草原生态系统一经退化后，生物多样性必然下降，人类的存在及对这种生态系统的利用率也必然下降，这将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缺环无限扩大。如果只剩下吃草的，没有给牧草“浇水”的动物，草原生态系统的快速恢复将成为泡影。突破时下困境的障碍在于，要引进伴生动物为生态系统“浇水”，但又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并且不能保证被引进的动物常驻于此，为生态系统和人类提供服务。任何动物都是生命性的存在，当环境不利于其生存时，随时都会搬往他处，而这恰好是文化适应的盲区，更是人类难以掌控的对象和范围。在生态恢复前，各民族的本土知识乃至现代科学指引下的物种引进肯定无用武之地，只有那些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可以提供与之仿生的工艺服务。如下一些方案设计便是当代科技力图突破生态环境文化适应盲区的尝试性方式，也是快速恢复草原生态系统的新举措。

有学者建议能否在草原上设置固定的立柱，其间有绳索连通，绳索上有人造扫帚在动力驱动下沿着绳索做缓慢的往复运动，人造扫帚可以将牧草茎叶上凝结的薄露层沿着牧草叶脉汇集成大滴的露珠回滴土壤。这样，立柱建到哪里，相应区域的草原生态就会快速恢复。这一设计需要的能量有限，基础建设投入不多，只要持续建设，便可实现草原全覆盖，而且可以确保谁投资谁受益，再加上土地承包制度的延续，这样的做法在草原上推广运用有其制度基础。由此，节约的生态恢复资金用于这样的工程建设，生态恢复指日可待。这一建议付诸实践后，成效稳定可靠，而且可以长期持续利用。然而，真正的障碍反倒是观念形态的转换。原因在于，其原理和做法处在诸多并存的文化适应盲区内，以至于普通民众和专家学者都难以认同。要将这样的思路和想法植入活态的民族文化中，改变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为，反倒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研究的头等难题。因为凭借外力去重建民族文化，这样的做法不仅风险大，而且成功率极低。

有学者提议，现代的无人机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既然可以用无人机播种牧草、施肥、除虫，为何不在无人机尾部拖上一把人造扫帚，让它在夜间反复扫草地，这样，草原生态快速恢复不就指日可待了吗？从习惯性思维出发，这样的建议确实可行，而且省时省事，节约成本。目前，我国有成熟的光伏发电技术，可以提供能源给无人机充电，精准掌控无人机的航向和范围，在技术上并无难题。但难题恰好出在无人机上，无人机是靠空气动力学原理实现飞行的，而干旱草原的大气动力构成却异常复杂且缺乏规律，无人机根本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直线飞行，并根据地表起伏做出精准应对。至于要确保拖拽的扫帚准确扫过牧草茎叶表面，无人机则无法做到。与此同时，在牧草的不同生长季节，其分布上的异质性效果极差，要实现对牧草露珠滴落的微动力作用，如果所拖拽的扫帚被自然物挂住，甚至会造成无人机坠落。总之，这样的建议在习惯性思维上说得过去，但在实际运用中，同样处在文化适应的盲区。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控制它们心目中的那些“宝贝”——牧草能够长得整整齐齐，在整个生长季都保持一致。文化帮不上忙，无人机受地理环境的牵制和空气动力学的支配，实施起来可能遭遇的风险肯定比预期的要多得多、大得多、致命得多。因此，使用无人机无法达到仅仅扫落露水的微动力输出目标。

也有学者建议，何不建造超小型拖拉机去扫落露水呢。现在已经能实现将拖拉机做成仅有几十斤重，如果通过技术再缩小一点，利用现有装备经验和技术，完成这样的改制难度有限，但扫落露水的能力却可以扩大，而且可以做到精准操控。但问题在于，干旱草原在大范围上看似乎十分平坦，但在小范围上看，异质性却不容忽视。现代定型设置的任何拖拉机都不可能智能化识别地表的天然障碍，如石头、深坑、壕沟、高大乔木、绝壁等在草原上随处都可遇到的障碍物。如果无人驾驶的超小型拖拉机不实现智能化，则于生态系统的快速恢复派不上用场。

最贴近实用价值的建议莫过于设计一个质地很轻的球体，球体表面布满弹性有机物做成的附件。只要能让这样的球无规则地滚动，就可以实现如骆驼或马群踩踏那样的效果，其所到之处牧草就能长高长壮。因为球体无论往哪个方向滚动，效能肯定很大，被地表自然物阻挡的风险也会降到最低，即使受阻，只要能够自动转向运动，要适应极其不平的地表环境同样不是难题。正因为其质量小，不仅可以在地面滚动，甚至可以在树冠上或草巅滚动，即使坠落到地下，也不会受损。就以上分析而言，这样的应对构想确有可取之处，能否成为其后科学研究或工程设计的一种取向，值得期待。

四、结论与思考

斯图尔德及其之后派生的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稳定延续的。文化与生态协同演化的稳定性格局介于其间，可以确保协同共生、兼容互惠，常态化稳定运行，因而研究起来相对容易，其间的结合点与结合机制也容易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化适应是指常态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化对环境适应所形成的本土知识和技能都是无价之宝，值得深入探讨。诚如托马斯·哈定（Thomas Harding）所言，文化适应包括创新和保持两个内涵，在时间序列上，两者总是交错推进，生态维护就属于他所称的“保持”的范畴[15]（37）。在此范畴内，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发挥极大的效应。生态恢复则不然，它相当于托马斯·哈定所说的“创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文化的再适应、再创造、再重构的过程。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各民族文化传统显然不能直接发挥效应，需要暂时搁置，待生态恢复后，才能派上用场。总之，生态恢复的关键是创新，而创新的素材必须拓展。但凡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认知结果，不管它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择优而用，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得择优而用，而且需要创新改制、消化吸收才行。原因无他，因为这里需要的理论在此前属于文化适应盲区。

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学术黄金时代。正像学术活动史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在努力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带来新问题。”[16]（19）这就是说，环境总要在社会场域的多变性与学术思想的复杂性之中不断建构。在相关研究实践中，民族学家一般不乐意承认文化适应客观上存在盲区。具体到生态恢复工程，我们得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对所处环境做出适应时，都存在盲区，只是因为文化与环境经过长期的磨合和试错，按照协同演化原理，已经形成了兼容互惠、协同共生、可长期共存的理想状态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文化的适应多说几句好话，有所偏爱，甚至予以张扬，也属情有可原，但涉及生态恢复时就马虎不得。因为此前文化适应做出的一切努力不仅本民族用不上，从其他民族搬来的先进做法也派不上用场，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反倒是自然科学家对无机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认知和结论可以提供直接的参考。譬如，“恢复生态学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合成生态学。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界的直接赐予，第二阶段是人类的需求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来满足，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和谐共处，持续发展’阶段”[17]（2）。但要警惕一切科学结论都与民族文化相关，也存在着文化适应的死角。从事生态恢复所必需的资料积累似乎得从头做起，否则，生态恢复的目标就很难落到实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辨主客之别，既然是搞生态恢复，那就必须立足于对象——生态系统的关键性障碍因素，汰选适用的自然科学结论，知行合一，而不能反其道行之。自然科学家的文化偏见将会适得其反，他们也不乐意承认他们掌握的先进技术不一定支持退化干旱草原的生态恢复。在“卖瓜人不说瓜苦”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得多做自我批评和检讨。万望学界同人慎知、慎待，但愿就此与学界同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