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威，成 帆，黄艺涵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1 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数字化成为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2 年1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企业数字化是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企业组织变革并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本质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加深，企业数字化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成为不得不做的“生存题”。尽管使用数字技术开展转型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然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并非一蹴而就。Verhoef 等［1］、何帆等［2-3］、Bouwman 等［4］、赵宸宇等［5］、Li 等［6］、王才等［7］、易露霞等［8-9］、任碧云等［10］的研究发现，理论上数字化可以通过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成本、促进创新、增强动态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增强内部控制、促进信息流动等，提升企业绩效或生产率。然而在实践中，只有少部分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11］，很多企业大量应用数字技术却未能改善企业绩效，甚至陷入倒闭的危机。这便是产生了“数字化悖论”，指企业投资于数字化却未获得预期的收益增长［12］。

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的背离，凸显了“数字化悖论”研究的必要性。企业如何突破数字化的悖论，做到“转而不死”，并带来生产率和绩效的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有少量研究关注到“数字化悖论”这一现象，但是对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突破路径缺少理论的梳理和归纳。本研究在回顾“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基础上，对企业“数字化悖论”的异质性和产生机制进行了文献梳理，基于组织战略变革整合框架，从环境、组织和管理者3 个层面提出了跨越“数字化悖论”的可能路径，以期为破解实践中存在的“数字化悖论”现象提供启示，也为政府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体系和支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2 企业“数字化悖论”的源起和概念

2.1 “数字化悖论”的源起

“数字化悖论”起源于“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见表1）。“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又称“索洛悖论”，指的是投入了大量的信息及通信技术（ICT）资源，但从生产率统计角度看却收效甚微，如何小钢等［13-14］的研究所述。“索洛悖论”反映了信息技术应用和实际产出及生产率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30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主要从国家、区域和行业等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其存在性和产生原因，如杜传忠等［15］、黄群慧等［16］研究。“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表现，总体上针对其存在性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其产生的可能原因则存在着时滞效应、错误预期、测量误差、行业集中分布、组织重构滞后等不同解释［17］。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经济的渗透，“索洛悖论”的研究背景从ICT 投资转向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近10 多年是数字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全要素生产率却一直在下降，包括Van Ark 等［18］、Acemoglu 等［19］学者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索洛悖论”一直存在，例如Syverson［17］的研究表明“生产率悖论”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领域也存在，吴溪等［20］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贡献在短期内尚未显现，郭敏等［21］基于国际数据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领域“生产率悖论”仍然存在，陈欢等［22］基于江苏省13 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索洛悖论”仍然存在。

表1 “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与“数字化悖论”的比较

2.2 “数字化悖论”的内涵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近年来“生产率悖论”研究的视角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深入到企业微观层面，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并不限于分析各种数字技术与生产率或绩效的关系，数字技术影响企业生产率或绩效的机制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Gebauer 等［12］明确提出了“数字化悖论”的概念，指企业投资于数字化却未获得预期的收益增长；余菲菲等［23］基于中国企业的数据检验了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双刃剑”效应，验证了“数字化悖论”的存在性。部分实践观察和调研数据也证实了企业微观层面“数字化悖论”的存在，如麦肯锡［24］2018年9 月对全球 1 773 家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80%以上的企业都开展了数字化转型，但是仅有14%的企业取得了持续的绩效改善和3%的企业取得了持续变革的全面成功；根据埃森哲［25］2019年的报告，仅有9%的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后产生了良好的经营绩效，但绝大多数企业未因数字化转型得到实质性的成果。还有研究表明，半数以上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开展转型后的业绩反而不如转型前，甚至遭遇倒闭危机［26］。我国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最为丰富的国家，但是“数字化悖论”也并非我国企业特例，埃森哲［27］2020 年针对我国和全球1 550 位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2/3 的企业完全没有看到数字化投资在促进收入增长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把“数字化悖论”定义为：企业应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但是并未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或企业绩效的增长。

3 “数字化悖论”的争议和产生机制

3.1 “数字化悖论”的争议

尽管在企业数字化实践中出现了“数字化悖论”的现象，但是对于数字化能否带来企业生产率和绩效提升仍存在争议，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归纳起来，对于数字化与企业绩效或生产率的关系，主要有正向、负向、“U”型、倒“U”型等4 种不同的观点。

3.1.1 正向关系

该观点认为数字技术使用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绩效或新产品开发绩效等，不存在“数字化悖论”，如黄群慧等［16］、郭敏等［21］、郭家堂等［28］、谢莉娟等［29］、郭金花等［30］、刘传明等［31］、邱子迅等［32］、Graetz 等［33］、陈永伟等［34］、程文［35］、Aly［36］等多位学者分别从ICT 投资、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大数据、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不同数字技术对全要素或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认为数字技术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范合君等［37］、杨慧梅等［38］、张焱［39］、Bertani等［40］部分学者从数字经济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得出数字化可以提升生产率的结论，其中Bertani等［40］基于跨国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有形投资和无形投资均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还有学者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池毛毛等［41］基于湖北中小制造企业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新产品开发绩效提升；Nwankpa等［42］基于资源基础观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和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刘飞［43］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生产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3.1.2 负向关系

该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对生产率和企业绩效并不能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即存在“数字化悖论”，且数字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行业、企业规模等因素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从规模看，数字技术应用具有规模效应，数字化转型需要较高的前期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投资效率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产生相应的递增或递减效果［44］。赵宸宇等［5］基于我国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大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中小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小；与之相反，刘飞［43］认为较小规模类型企业在使用互联网等技术的过程中能够更快地进入绩效增长阶段。在行业层面，Acemoglu 等［45］指出，在美国制造业部门“索洛悖论”尚未消失；Hajli 等［11］研究发现数字化只能提高那些对数字技术较为依赖企业的运营绩效，如信息通信业、软件与互联网企业，但并未对传统的制造业、房地产业表现出促进作用。与之相反，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化悖论”更容易在服务业出现，如易露霞等［8-9］研究发现数字化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企业绩效具有较强驱动作用，而对于具有较强“脱实向虚”偏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较差；倪克金等［46］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成长影响显著，而对服务业的影响不显著；陈畴镛等［47］基于江浙沪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数字化投资对装备制造业、运输制造业和轻工产品业的绩效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不显著。

3.1.3 “U”型关系

该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与生产率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反映了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时间滞后效应［41］。企业数字化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企业数字化从前期资金和技术投入到中期与企业人员和流程的有机融合，再到后期产生实效，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当企业处于数字化初期阶段，可能会出现“数字化悖论”的现象，因为受制于企业资源等条件限制和规模经济效应，在早期企业数字化投资规模较小，企业数字化对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比较有限［48］，数字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再加速下降直至拐点后上升的特征，企业数字化跨过阵痛期才能带来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46］。马骏［49］研究发现传统企业利用互联网等IT 技术过程中，企业绩效会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较小规模、高新技术、私营、股权集中度高等类型的企业能够更快地进入绩效增长阶段；Loske 等［50］基于零售物流行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效率随着数字化水平变化首先会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才逐渐提升。

3.1.4 倒“U”型关系

该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的使用与生产率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其中一方面是因为数字化的过度投资，如戚聿东［26，51］等认为伴随企业数字化程度升高，数字技术带来的资源能力和相关成本都在逐渐上升；数字化过度投资将导致资源浪费和劳动力错配，从而对企业绩效或生产率可能存在抑制效应［52］；肖仁桥等［53］基于我国31 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建设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U”型关系。另一方面，倒“U”型关系说明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组织相关因素的调节，如余菲菲等［54］基于283 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两者关系受到组织柔性的正向调节；Wang等［55］的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短期和长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两者关系受到高层管理团队认知冲突的调节。

3.2 “数字化悖论”的产生机理

尽管很多研究表明数字化能提升企业生产率或绩效，但并不意味着每家企业的数字化带来的结果是相同的，如Milgrom 等［56］提出了互补理论来解释企业ICT 投资生产率回报的差异，认为信息技术（IT）的应用与人力资本、组织变革、管理实践等因素形成一个互补系统，企业如果没有构建这样的系统，就可能导致“生产率悖论”。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从互补资源缺失、组织变革滞后、时间滞后效应3 个维度梳理“数字化悖论”产生的机制。

3.2.1 互补资源缺失

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与企业各种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的过程，企业生产率和绩效的提升需要技术与劳动、资本等多种互补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基于资源基础观，早期相关研究表明，企业间IT 绩效表现不同是由于企业IT 资源具有差异性，包括IT人力资源、IT 驱动的无形资产等［57］，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率悖论”的产生可能是数字技术与相关资源和要素配置发生错配所导致［58］。数字技术通过资本赋能型技术和劳动赋能型技术两条路径嵌入生产过程［56］，企业资源要素的不同导致数字化产生的效应存在差异性。数字技术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当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替代作用强于互补作用时，可能带来“数字化悖论”问题［57］。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了业务和决策的数据化和自动化，“机器换人”构成对代低端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导致部分员工在接受数字技术时会产生抵制心理［58］，阻碍数字化转型效果的实现，如赵宸宇等［5］的研究表明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温湖炜［59］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技术对于技能人才和资本等要素禀赋相对稀缺的企业作用效果更为显著。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员工更加依赖其分析技能来解决日益复杂的业务问题［60］，而信息技术通过与劳动力技能等互补性资源相互匹配才能使生产率获得有效提升［61］，但为了管理数字技术，工人必须获得特定的知识，否则数字技术和资产将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有效利用［40］。与此同时，胡青［62］认为中小企业与专业服务机构间知识距离过大会对数字化转型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3.2.2 组织变革滞后

Dremel 等［63］和胡青等［62］众多研究已表明，企业数字化不仅仅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是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应用触发组织变革的过程。此外，管理者的心态、企业文化、业务流程等组织变革因素都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64］。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面临突破组织惯性与形成新惯例的风险，这对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等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高的原因之一［65］。

缺乏与数字化技术匹配的组织转型是数字经济情景下“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投资信息技术的同时能否推动决策与管理模式转型是企业破解“生产率悖论”的关键［61］。Schweikl等［66］基于企业层面的86 项研究发现，管理不善成为生产率悖论中被忽视但却重要的焦点问题。戚聿东等［26，51］基于非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所提升的绩效被管理上的失调所抵消，管理能力与数字技术不协调导致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总影响不显著。刘淑春等［44］认为当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滞后于数字技术变革时，多数企业的转型阵痛则会进一步放大，导致其对企业绩效和生产率的驱动作用难以显现。Wang 等［55］的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短期和长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两者关系受到高层管理团队认知冲突的调节。

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调整是企业数字化战略关注重点［67］。数字化转型重构了企业组织方式、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组织边界，使得组织结构敏捷化、决策模式分权化、生产模式柔性化等［26］。戚聿东等［26，51］认为，当组织结构与数字技术不适应时，会带来企业管理成本的提高。数字技术难以创造价值，不利于企业绩效的优化，并诱发生产率悖论［68］。何小钢等［13-14］研究发现分权决策与ICT 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ICT 的生产率效应。余菲菲等［23］实证研究发现组织柔性在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3.2.3 时间滞后效应

一些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与生产率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反映了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时间滞后效应。当企业处于数字化初期阶段，可能出现“数字化悖论”的现象。受制于企业资源等条件限制和规模经济效应，在早期企业数字化投资规模较小，数字化对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比较有限［48］。数字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再加速下降直至拐点后上升的特征，当跨过阵痛期，企业数字化才能带来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44］。Loske 等［50］基于零售物流行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效率随着数字化水平变化首先会下降，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才逐渐提升。

4 “数字化悖论”的跨越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变革过程，为了充分理解战略变革的复杂性，Rajagopalan 等［69］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变革整合框，提出战略变革及绩效是环境条件、组织条件、管理者认知和行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组织战略变革的整合框架，考虑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面，从环境、组织和管理者3 个视角归纳企业“数字化悖论”的跨越路径。

4.1 环境层面

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变革，数字化转型的结果不可避免受到环境的影响。Hinings 等［70］指出企业需要改变组织内外部环境以促进数字化转型产生实效。从外部环境层面，通过完善区域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可以降低企业数字化的难度。

一是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具体产业的技术配套状况，有效的外部基础条件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如何小钢等［13-14］的研究表明，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能降低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成本。区域的融资能力强以及信息化水平高是中国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转型的核心条件［23］。从区域环境而言，我国各省份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区域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显著的阶梯式差异［69］，目前数字化转型取得成效的往往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7］。肖仁桥等［53］认为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均已跨过拐点，数字化接入水平、应用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而西部大部分省份的数字化建设尚未达到拐点，数字化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抑制效应。

二是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生态体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各种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和溢出效应，其收益可能更多体现在对上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上，如Hinings 等［70］和殷群等［71］的研究指出，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形成共生共赢的数字化转型共同体才能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当同城市或同行业内有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果会更好［46］。胡青［72］基于浙江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的网络关系嵌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通过构建涵盖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数字化服务商等各类要素数字化的生态体系，有助于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4.2 组织层面

组织变革与企业的IT 技术应用是互补的，只有同时进行相应组织革新，企业IT 技术应用才能发挥最佳效果［73］。何小钢等［13-14］提出信息技术投资通过与组织结构、生产流程、创新行为和劳动力技能等互补性组织行为和资源相互匹配才能提升企业生产率。因此，企业在进行数字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组织结构、人才储备、企业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做到位不一定成功，但是忽视这些因素，数字化就难以发挥其价值。

一是建立敏捷的组织结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不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是驱动组织变革使得企业具有敏捷性和适应性。刘政等［74］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削弱了高管权力、增强了基层权力，从而诱使组织向下赋权，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会从集权转向分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级式组织结构会降低组织的响应速度，而敏捷的组织形式可以对不断变化的数字变革进行快速响应。基于数字生态动力学的观点，敏捷性组织结构所带来的适应性有助于动荡环境、数字技术和组织能力的有机整合［62］，从而促进数字技术价值的有效实现。

二是培养员工的数字能力。数字化带来的组织结构转变赋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数字化味着需要更多具有数据分析技能的员工［1］，而麦肯锡［24］的调查显示，对企业而言，注重培养普通员工的数字化能力更可能实现数字化转型。为了管理数字技术，员工必须具备数字化能力，否则数字技术和资产将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有效利用［40］。如果企业员工具备较高的数字化能力，能够迅速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数字化的绩效就会更高。组织学习是提升员工数字能力的途径之一，内部学习导向在数字化和企业绩效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72］。

三是构建数字化组织文化。数字化转型是一种重大的战略变革，需要企业具备鼓励创新和学习、宽容失败、拥抱变化、以客户为中心等企业文化。BCG 咨询公司的调研显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重视文化转型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功率是忽视文化转型企业的4 倍不止［75］。数字文化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Martínez-Caro 等［76］基于某跨国公司的93 个生产中心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只有融入数字化组织文化才能释放数字技术的价值、提升绩效，如果企业缺乏与数字化相匹配的企业文化，那么将阻碍其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杨志波等［77］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和学习型文化对数字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4.3 管理者层面

企业高层管理者是连接内外部情境和战略变革的“桥梁”，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启动依赖于管理层对数字化战略的认知和行为。何小钢等［13-14］在研究中指出，长期以来，管理者都被认为是导致企业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Wrede 等［78］通过访谈分析了高层管理人员在应对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和促进行动，将高层管理者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行为分为3 个关键行动：理解数字化、设置数字化的正式环境和引领变革。其中：

理解数字化是指管理者应该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和措施。Li 等［6］研究发现管理层更新认知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Steiber 等［79］研究发现，管理层的信念和支持是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因素。埃森哲［80］的调查报告显示，企业“一把手”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8%的转型领军企业认为最高决策者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谢卫红等［81］研究表明高管支持对企业的大数据应用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设置数字化的正式环境是指，为推进数字化而实施的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资源方面的变革，包括将数字化作为企业重点战略，重新定义企业内部相关角色和职责，提供人力、IT 和财务等数字化相关资源。将数字化战略上升到企业层级的战略将提高转型成功的概率［82］。除了敏捷扁平的组织结构，很多企业通过建立专门的数字化职能团队推进数字化转型。麦肯锡［24］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表示企业高层团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熟悉新的数字技术的领导者加入了管理团队，并且引入数字化高管的企业转型成功的概率是其他企业的1.6 倍。

引领变革是指高层管理人员通过领导变革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重大的战略变革，数字化带来的替代效应、额外学习成本、不确定性等，很可能会带来员工的抵制，从而阻碍数字化价值的发挥。作为管理者，应就数字化转型愿景与员工建立沟通机制，帮助员工了解其在数字化中的角色，改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知，让员工积极参与其中，减少内部转型的阻力，从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概率。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回顾“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企业实践中存在的“数字化悖论”这一现象，对数字化与生产率、绩效关系及异质性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互补资源和要素、企业组织变革、时间滞后效应3 个方面归纳了数字化影响企业生产率或绩效的机制，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对于“数字化悖论”的存在性目前还有很多分歧，从企业实践看，部分企业或行业存在着“数字化悖论”现象，特别是在服务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等领域，数字化对生产率或绩效的驱动作用并不显著；第二，对于数字化与企业绩效或生产率的关系，目前形成了正向、负向、“U”型和倒“U”型4 种观点，正向关系否认“数字化悖论”的存在，负向关系承认“数字化悖论”的存在，“U”型关系体现了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时间滞后效应，而倒“U”型关系体现了数字化技术的过度投资对绩效带来的抑制效应；第三，“数字化悖论”产生的机制主要包括资源、组织变革和环境3 个层面，在资源层面，数字技术与劳动、资本和数据等资源要素的错配是数字化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在组织变革维度，缺少与数字技术匹配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等组织变革是企业数字化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环境层面，网络嵌入性、环境动荡性和产业环境等因素成为制约数字化发挥价值的约束条件。最后，基于组织战略变革的整合框架，从环境、组织和管理者3 个视角归纳了企业数字化悖论的跨越路径：在环境层面，通过完善区域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可以降低企业数字化的难度；在组织层面，要重视组织结构、员工数字能力、数字化文化等软性因素的作用；在管理者层面，通过理解数字化、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和引领变革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价值的实现。

5.2 研究展望

5.2.1 数字化的测量方式

对于“数字化悖论”观点的差异性，一部分原因是对数字化定义不同以及对数字化测量方式不同。对于数字化的测量，在已有相关研究中，从国家或行业层面，主要采用ICT 投资、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数字化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工业机器人等不同的代理变量；在企业微观层面，主要采用了企业年报数字化文本词频、数字化投资、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量表等测量方式；在技术维度，由于数字技术通常被视为信息、计算机、交互和连接技术的组合［64］，目前除了个别研究聚焦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外，大部分并没有指明所研究的是何种数字技术，而事实上，数字化不仅是数字技术，还包括数字技术与业务的融合等，因此有如傅颖等［83］、刘淑春等［44］部分学者采用数字化业务流程、数字化管理等表征数字化。数字化水平的量化评估是基础问题，单一维度的测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未来需要更加严谨的测算方法，分别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不同层次，融入技术、业务、管理等多个维度构建数字化水平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

5.2.2 数字化带来的多维结果

目前“数字化悖论”研究的结果变量多关注生产率或绩效相关的结果，实际中，数字化对企业的影响除了绩效和效率指标，还包括成本的降低或提高、客户满意度、客户体验、市场响应速度、沟通效率、产品创新等；除了企业层面，还包括员工层面，比如员工的创新行为［83］。此外，数字化对企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除了关注数字化带来的积极效果，还应关注其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例如隐私保护问题、员工习惯改变、数据共享和安全问题等。因此，未来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考察和评估数字化带来的多维结果。

5.2.3 “数字化悖论”的异质性问题

目前相关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体现了“数字化悖论”在区域、行业、企业类型、发展阶段、规模等不同维度的异质性，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制造型企业，对其他类型企业关注不足。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悖论”在微观层面细分领域的研究，如对农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不同行业，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非所有制类型企业，以及对不同区域企业“数字化悖论”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要关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悖论问题。中小企业面临着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缺乏的制约，数字化基础薄弱，数字化转型速度滞后于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高，是“数字化悖论”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的研究主体。

5.2.4 “数字化悖论”产生机制研究

目前多数相关研究基于数据可得性，从人力资本、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多个维度对数字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进行实证和定量研究，但实际中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因此未来应该更加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悖论产生的过程，结合纵向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典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和机制进行追踪研究，从企业实践中提炼“数字化悖论”产生的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