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林外史》中扶乩的研究

2023-07-21李双双

今古文创 2023年27期

李双双

【摘要】《儒林外史》作为清代作家吴敬梓的一部长篇諷刺小说，其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讽刺，也有对请乩仙来预测中举的描写，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政治和人物等方面入手，对文中的堪舆、扶乩等思想的研究并不多，所以本文从科举与扶乩的关系来进一步探析明清时期扶乩盛行的原因以及人们对扶乩的态度。

【关键词】《儒林外史》；扶乩；科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7-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7.005

一、江南地区的扶乩之风

（一）扶乩活动盛行之因

《儒林外史》写于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的清朝，地点以当时双重文化中心的南京为中心。吴敬梓对杭州、南直隶等江南地区的城市文化景观进行细致描写，甚至不遗余力地描写秦淮河的景色，都是为了突出此地文化的繁荣。明清时期，南京经济条件发达，是图书出版、刻书和书商云集之地，并且南京是“科举之所”，文人名士众多，如匡超人、马纯上、杜少卿等都聚集于此，这也使得南京形成了“科举文化圈”。同时，文人出现的地方必然离不开名与利，这些景观也让大量文人对科举的态度更加狂热，扶乩也借此更加盛行。

1.文人心态：盲信与寄托

清初，苏州等江南地区，士绅众多，文人聚集，经济发达，由此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扶乩团体，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苏州彭氏家族中的彭定求所建立的私家乩坛。几十年来，此坛不断出现降笔箕词，苏州的文人结合自己的世界观，编成《玉诠》一书。吴敬梓在江南地区居住多年，洞悉该地区文化习俗。这在《儒林外史》也有所体现，第七回“范学道视学报师恩王员外立朝敦友谊”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陈和甫，“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个陈和甫，他是外路人，自从一进了城，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拦着算了去。” ①可见在南京扶乩占卜和算命流行于官家之中，并且不少人靠着这路子发家。话说回来，这年，王举人和荀玫一同上榜，俩人见面闲聊，突然有一叫陈和甫的来拜见，荀玫知道他请仙判最妙，便让他进来算一算功名之事，陈和甫面见两人说：“各位仙人都可请，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启请。” ②也把自己请到了建文皇帝的事情告知二人，来证实自己可请各路神仙，随后开始扶乩请仙，竟请到了关圣君，先出来的是王惠的乩词—— “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狡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醇醪心痛！最后又判出五个大字——调寄《西江月》。” ③从第一句的“夏后五十而贡”到降顺宁王后知道宁王是第八个皇子，王惠的判词和他前后的经历完全相符。后出来的荀玫的判词相比于王惠更多了几分神秘，他的乩词三次都是同一个字—— “服”，陈和甫给出的解释是夫子已经回去了，不能再亵渎了，便终止了扶乩，书中对荀玫的判词并没有多少解释，除了后文中母亲去世要服孝外，其他的事情基本是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与“服”有没有关系，也不得而知。这也是全书中唯一一次扶乩活动场面的详细描写。袁枚的《子不语》中也有出现文人通过扶乩活动来预测自己是否中举之事，如蔼蔼幽人、高白云、徐步蟾宫等都是扶乩灵验的故事，虽然袁枚在序中说“敬鬼神而远之”，但也说过“其理皆并行而不悖”，可见袁枚对扶乩问功名之事并不排斥。

从这两部作品中不难看出，大多数古人对扶乩并不排斥，甚至是到了尊敬的地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科举对人民思想观念的影响，《儒林外史》中虽然不缺乏匡超人、杜少卿这样真正淡泊名利之人，但是更多的还是像范进、周进这样一心求取功名的书生，他们认为中举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更可以有享受不尽的功名利禄，文中胡屠户这样一个只知道杀猪卖肉的屠夫都觉得中了举的范进是“天上下来的文曲星”，在中举等于“富贵”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下，大量文人为了中举不择手段，买官作弊、算字改命、扶乩请仙等，可以看出科举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加速了扶乩、堪舆等文化的盛行，从而也使科举染上了神秘的色彩。二是文人自身的原因，从上面已经知道了人们想中举的痴狂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都没有中举的人变得精神空虚，思想扭曲，被科举折磨的疯了，就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母子，一个在听到周进中举后直接去世，一个发了疯，被人打了一巴掌，将痰咳出来才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不得不把中举的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找一个精神寄托。

2.社会环境：催化与浸染

扶乩盛行的原因除了文人自身过度追求功名导致，也包括一定的社会原因。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繁荣，许多地方形成了“科举文化圈”，所谓的科举文化圈主要是由文庙、贡院和河房为中心，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象。南京贡院是江苏、安徽两省学子参加乡试的考场，文庙则是指祭祀孔圣人的，河房则是为外来名士和文人提供娱乐的场所。在《儒林外史》中没有提到“文庙”，“贡院”提到过五次，河房则出现五十多次。河房是秦淮河旁依水而建的房子，可饱览风光，也可让文人交际，小说中南京文人的交际主要是以杜少卿河房为中心。这些独特的文化现象又与科举考试紧密联系，所以很大程度上是由科举催生出来的。中国古代有着强烈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延续几千年，对人们的影响十分深刻，况且做官可以享受十分丰厚的俸禄，正所谓“十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这使许多人将“做官”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而明清时期做官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考试，那文人就把科举、做官、读书相联系起来，产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但也几乎让所有人都做着“读书做官，光耀门楣”的美梦。《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对范进的态度是有所转变的，中举前对范进的态度十分的恶劣，哪怕范进中了相公还是把范进骂得狗血淋头，但是中举后便认为范进是“天上的文曲星”，对范进的态度可谓是十分殷勤，还有其他许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都赶着祝贺范进，还有不知名的亲戚投奔范进，更有乡绅、知县来拜访，还有送田送房的，而这样的事情也并不是例外，周进、荀玫等人中举时也是这样的盛况，可以窥见中举之后不仅可以享受富贵，还可以做官，也能看出人们对举人的尊敬，这样思想的产生，是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为了更好地统治人们的思想，推出了只考八股文的科举考试，这无疑是统治者最好的选择。古代堪舆算命文化历史悠久，在科举出现前就有巨大的信服力，人们往往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进行祭祀、农桑之事，科举出现后，扶乩等活动更多的是被人们用来预测功名，这使得科举带上了强烈的迷信色彩。

（二）《儒林外史》中呈现的扶乩现象

《儒林外史》多次出现对扶乩的描写，其中笔墨渲染最多的事件就是第七回陈和甫替王惠、荀玫占卜仕途。吴敬梓借助扶乩这一活动，在书中主要刻画了二类人物：一类是惑于扶乩的士儒；一类则是以扶乩为谋生手段的底层人民。第一类的主要涉及的人物是王惠、荀玫、鲁编修和马二先生等人，他们对科举和对名利的狂热心理，使得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书中第一次描写扶乩是在第七回，陈礼请乩仙问王荀二人的仕途，陈和甫写给王惠的乩词，也在后文尽数吻合，但是吴敬梓对鬼神之事始终是理性的态度，便借四公子之口：“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 ④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时动乎其机。说是有神仙，又说有灵鬼的，都不相干。第二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和甫和洪憨仙，要说这陈和甫也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能在官家、文人之间左右逢源，也让一些人尊敬，可这洪憨仙就不一样了，遇到马二先生后去世，被其家属揭露他如何坑蒙拐骗、迷惑世人，着实引人发笑，作者不仅让他的儿子揭穿他，在后文中，又让凤四老爹提起，以此来警戒世人不要因困顿而走进圈套。

正如纪昀在其书《阅微草堂笔记》中说的那样，“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 ⑤。

二、“末世论”背景下的科举

（一）科举加速扶乩“宗教化”

《儒林外史》中对扶乩场面的描写时，总会强调所请的神仙是文昌君、吕洞宾和玄天上帝等。那么，为何这些人物会与扶乩产生联系呢？这和降笔经卷的涌现有关。宋朝晚期虔心信仰文昌君的众徒，作《梓潼帝君化书》⑥为其传记。此书奠定可文昌在道士文人心中的地位，通过扶乩活动传达文昌的降谕，也被编为经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洞仙经》⑦和《玉皇经》⑧，后者细致地讨论了劫难来临，如何在灾难中国泰民安，也承诺灾后重建道德秩序。早期道教宣传末世言论，并通过扶乩降笔，示乩词以解灾厄，说道教借助扶乩兴盛也不为过。这种末世论观点的传播，让部分人们开始相信“善者得见天日，恶者不见太平，信者得度末劫，不信丧命亡魂”。随着“善恶因果，报应不爽”思想的进一步流传，“文昌”“善书”“天”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到了清朝，这类观点已经渗入到了国家祭祀之内。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扶乩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统治者显然也看到了道教思想对民众思想的教化作用，大加提倡。但是随着礼乐崩坏，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加强统治，科举制由此诞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地位扶摇直上，但是文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空虚。这时助道教兴起，本就是占卜预测的扶乩又一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士人或向乩仙问卜科举试题、求解文本意义，或求乩仙提高自己的文采。但是中国古代时期一直尊儒家思想为正统，而儒学思想大多是要求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去对待现实生活，对于鬼神之说大多是回避的。可对于个人而言，总有迷茫困惑的时候，在这时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无法解决个人的精神困惑，也无法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这时，宗教活动便乘虚而入，扶乩、占卜、算命等活动深深地吸引无助失意的文人，将情感寄托于宗教活动中，或互相出对、或出题咏物抒情，或下棋、作画、酬唱，或占卜仕途等。文人对扶乩等宗教活动的态度是一个复杂且微妙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顽固的遵守儒家对待鬼神的传统态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扶箕活动来解读自己的命运和消解内心的苦闷，可以说科举的强盛促进了扶乩的发展，也让道教更加重视扶乩的作用，进一步加速了扶乩“宗教化”。

（二）扶乩成教化，兴科举

扶乩在明清时期在文人之中兴盛流传，同时也被民间宗教吸收利用，逐渐成为了宗教仪式的一种，这一现象也与科举的推行不无关系。宋降以来，随着儒家的宗法伦理精神在民间的进一步深化，神灵、乩仙等也开始变得家族化、地域化。然而，随着儒学的下落和内化，有着以“敬天法祖”为基础的民间信仰的寺庙逐渐成为儒家思想核心的物質载体，《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庄绍光和迟衡山等人想新建泰伯祠，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建立起完善的“礼”的体系。而统治者确实想通过限制做官的方法，来教化群众。与占卜、风水等有关的扶乩，也被一部分文人和官员所看重，并将“乩词”看作是上天的旨意去选拔人才。所以本文认为扶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科举的地位。扶乩活动之所以备受统治者的推崇，很大原因是因为乩词会宣扬忠君思想，这对加强统治、引导世风和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传统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好货好色思潮和“童心说”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放纵，这时候迫切地需要一种手段来使民众的思想归位，《阅微草堂笔记》⑨中，有一位叫马振的，因画淫画而导致双眼失明，在乩仙的指示下痛改前非，改画其他后，眼疾被医好了。文人把握民众对宗教虔诚信仰的心理，利用乩仙卜词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这样一来也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三、科举灭，湮灭扶乩之存

科举加速了扶乩的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扶乩的灭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文人不能在通过科举来实现自身的抱负和拥有超出一般人的富贵和权力，加上清朝后期对扶乩活动的打击，文人渐渐地退出了扶乩活动，可以说扶乩成也科举，败也科举。无论面相、扶乩、入梦等具有神秘色彩的活动是否有所依据来证明它们确实是有用的，都不能否认这样的文化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儒林外史》中有因为他人面相好就竭尽全力帮助人的潘保正，有为了找一块堪舆好的地方安葬父母的余氏兄弟，也有一开始地对人间确实有神仙深信不疑的马二先生，还有因为善于扶乩请仙而名声大噪的陈和甫，这些人或是为了自己能中举，或是为了富贵，也就不难看出人们之所以将富贵名利之事寄于虚无缥缈的神仙身上是因为什么了，也能看出科举也更加加深了人们思想的封建和迷信程度，也加速了扶乩等文化的盛行。虽然吴敬梓在文中对这些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依旧淹没在科举制度的洪流中了。对于扶乩是否真正的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许地山在《扶箕迷信的研究》⑩一书中说道，“扶箕的生成实是由于心灵之暗示和术士之捣鬼而成的。”

四、结论

本文通过《儒林外史》中对扶乩的描写以及文中人物对扶乩的态度，归纳总结扶乩的产生和发展，扶乩盛行的原因，来探究扶乩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科举对扶乩的发展起到了正向的作用，而扶乩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科举的地位，虽然吴敬梓清醒地意识到科举即为人们打开了一条晋升之路，也让多数人迷失自我、心理扭曲，但是文中王惠的乩词无一不灵验，也侧面说明吴敬梓对扶乩的态度并不排斥，只是不相信神仙之术。

注释：

①②③④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91页，第58页，第58页，第79页。

⑤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第157页。

⑥《梓潼帝君化书》简称《化书》，又称《文昌化书》，共四卷，系鸾坛降笔而成，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谱箓类。

⑦大洞仙经，道教书名，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简称《文昌大洞仙经》。

⑧道教经典，全称《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有3卷。

⑩许地山：《扶箕的迷信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5-116页。

参考文献：

[1]刘敬叔等撰，范宁等校点.异苑·谈薮[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4]袁枚.子不语[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