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军,郭晓晴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言

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并强调提升农村消费水平,另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表明,要关注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提升农村劳动就业水平提供了一定基础.研究表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的养老金发放对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具有明显提升作用[1].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着能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目标,对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是指2018年3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提出要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提高较高缴费档次的补贴标准,并增加农民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从而引导农民早缴费、多缴费.养老保险能够正面影响农村老人的生活信心和保障,改善老人的主观福利水平,从而影响收入和消费[2].缴费激励制度作为与收入水平、转移接续制度并列的三大参保影响因素之一,对居民的个人效用和家庭效用都产生影响[3].设置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个人缴费意愿和缴费水平.由此可见,缴费激励机制与农村老人福利水平有一定关联.然而,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状况可能与预想效果存在一定差距.那么,现有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吗?该机制有利于促进农民消费吗?本研究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1 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缴费激励机制和农民收入及消费作了较多探讨.一是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作用效果影响.多数学者认为缴费激励机制促进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4-5].如有学者建议将“养老津贴”这一国外已实现的缴费激励方式,用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进而提高农民缴费水平[6-7].另外还有设计缴费优惠,设置名义账户等激励方式[8].尽管我国政府有能力承担当前这种农村养老保险的需求水平,但现有的缴费激励机制的激励作用有限,无法充分利用该供给水平[9-10].

二是农村养老保险改革对农民消费和收入的影响.首先,农村养老保险的正向地影响了农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养老保险改革增加了这一效果[11-13].其次,具体来看,农村养老保险影响了劳动就业机会、养老权利、风险性金融投资的概率等方面,进而影响了收入和消费[14-15].另外,养老保险可能是通过影响人们对未来消费的心理预期,落实到包括养育子女、购买资产等消费来影响农民的经济状况[16-17].

三是对农民收入和消费有影响的指标.①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农业生产率和养老保险影响了农民收入.首先,从劳动角度来说,农业生产率提升通过作用于农民土地和人力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提升[18].其次,由于我国主要以公共养老金作为主要养老渠道,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家庭显著增加了家庭收入水平[19-20],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效果更明显[21].②农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首先人口结构对消费有影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大带来了消费分配的倾斜,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消费[22].其次,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通过增加其消费信心对其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23].

虽然已有文献对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缴费激励机制和农民收入及消费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激励的作用效果有限,农民的收入情况也限制了其缴费积极性.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养老保险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而未考虑到其中的缴费激励机制带来的作用.本文中构建了缴费激励机制作用于保费基金收入的消费模型和收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养老保险中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民收入及消费的影响机理.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等宏观数据,对缴费激励机制影响农民收入及消费的作用情况展开实证研究,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为: 1)构建了缴费激励机制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和基础养老金,并作用于保费基金收入的消费模型和收入模型,理论分析认为随着缴费激励政策的实施,农村养老保险的保费收入增加,并作用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机制.理论研究发现,缴费激励机制能够增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险基金收入,增加基础养老金水平,从而有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2)利用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等宏观数据,对缴费激励机制影响农民收入及消费的作用情况展开经验研究.研究发现,保费收入对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且近两年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增强了这一正相关的作用.缴费激励机制通过增加缴费财政补贴,促进了养老保险总资金的增加,因此可通过发放养老金增加居民收入;缴费激励机制促进了提高基础养老金这一方式扩大居民的消费预算,进而起到增加消费的效果.

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激励机制主要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正向影响农村人口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意愿和缴费行为,增加了保费收入,进而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24].缴费激励机制主要是从增加基础养老金数量和增加财政补贴对个人缴纳保费进行激励.本研究在Blacked[25](1999),王文波等[26](2020)的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了一个同时包括农民收入、消费和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制度的理论模型,并由此深入诠释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民收入和消费的作用渠道和作用效果.

2.1 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对收入的作用机制假设个体面临的当期效用函数是

ut=u(ct,lt)

(1)

效用函数代表当期的效用函数受到消费c和闲暇时间占比l的影响.

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在人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不断发生波动的收入会影响其储蓄和消费.由于养老保险是一种带有储蓄性质的保险产品,且伴随个体的工作期和退休期.具体表现为在工作期缴纳保费,在退休期(老年)领取养老金.在个体生命周期中,将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这与养老保险的缴费及领取保险金的周期一致.因此个体生命周期理论较为适用于分析养老保险.因此,结合生命周期理论,个体的整体效用为

(2)

其中,U代表个体的生命周期效用,χ代表该个体的死亡时间,φt代表时间偏好系数,代表当期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偏好程度,t代表时间.在使用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个体效应模型后,可用该模型进一步分析缴费激励机制对收入及消费的影响.

购买农村养老保险这一行为,对农民来说可以视为一项储蓄或是投资,即将现有收入的一部分储存起来以备年老时的消费.农村老人在结束缴费而开始进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为T,wt为t期的工作率,βt为退休后养老金对劳动收入的替代率,即为该个体在老年时期的主要收入量.则养老金收入bt为

(3)

(4)

其中,μ代表个人养老账户用于支付每期养老金的系数,rs为s期利息率.

由(3)、(4)式可知,养老金对劳动收入的替代率为

(5)

(6)

其中I代表收入,S代表储蓄所得利息收入,F代表固定资产收入.

由(5)～(6)式求偏导可知,

(7)

由(7)式第一个偏导结果可知,基础养老金对劳动收入的替代率正向影响了农村老人收入,这是由于养老金是农村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因此基础养老金数量正向影响收入;第二个偏导代表代表农村老人缴纳保费数量正向影响基础养老金.这是由我国养老金额计算方式和缴费激励补贴共同决定的.因此,得出农民收入与缴纳保费的关系.

(8)

据此,本文中提出假设1: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对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其经济学意义为:缴费激励机制通过增发财政补贴的方式增加基础养老金数量,进而激励农民缴费.同时保费收入和政府补助的增加保障了基础养老金数额的增加.因此缴费激励制度正向影响了农民收入.

2.2 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对消费的作用机制除却对收入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可通过改变农村老人消费预算的方式影响其消费水平.由(1)式可知,农民的效用函数U受到消费水平C和闲暇时间l的影响.因此,缴费激励机制下该个体面临的总体消费预算为

(9)

其中s为储蓄时期,rs为s期利息率,ct为个体的总支付保费.

由(4)式可知,

(10)

代入(9)式得到

(11)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可知,政府要求建立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和缴费补贴调整机制.缴费激励机制通过增加高缴费者的补贴的方式G,鼓励个体提高缴费水平Pt,增加保费收入,再通过作用于基础养老金bt的增加,增加居民的消费预算.

由(4)、(11)式可知,

(12)

(13)

(14)

结合根据前人研究得知,养老金的增加将会带来农民消费的增长[29].因此,

(15)

据此,提出假设2: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对农民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其经济学意义为:缴费激励机制虽然短期内减少了农民的当期可支配收入,但由于缴费记录带动了基础养老金的增长,居民的消费预算增加,进而促进了当前农民的消费水平.

3 计量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根据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推导可知,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可能影响了农民经济福利效应,即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有学者已经收集面板数据并构建消费支出模型/收入模型,探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农民消费影响状况[30-31].本文中试图采取多期DID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两种方法,分别探究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首先构建多期DID模型.将实施缴费激励机制的实验组省与实施时期交互,假设T期实验内有n个样本,其中有p个作为实验组,n-p个作为对照组,那么n个样本可以分为4组:(1)若post=1,provit=1,代表后的实验组;(2)若post=0,provit=1,代表改革前的实验组;(3)若post=1,provit=0,代表改革后的对照组;(4)若post=0,provit=0,代表改革前的对照组.若交互组系数α<0,则说明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导致了农村局面的收入增加.若交互组系数α>0,则说明缴费激励机制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多.模型(17)式与模型(16)式同理,若交互组系数β>0,则说明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加;若交互组系数β<0,则说明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减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根据(8)、(13)式两个均衡理论函数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以下所示.其中,包括农民收入Income,农民消费Consume.在(16)式中,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provit为省份虚拟变量,Zit为控制变量,γit为控制变量系数,μi为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另外i代表选取省份,t代表选取时间.同理.

Incomeit=αpost×provit+ΣγitZit+μi+εit

(16)

Consumejt=βpost×provjt+ΣλjtZjt+μj+εjt

(17)

然后构建了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这一影响因素,探究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即是否对农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影响.收入和消费这两个家庭福利指标受到多个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分别构建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缴费激励机制分别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另外,由文献综述和理论研究部分可知,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还受到非缴费变量的其他变量的影响.

本文中分别构建了缴费激励机制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的两个模型,并设置了相关控制变量.城乡养老保险保费收入X,其他控制变量contr.另外,σit和σjt为两个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18)

(19)

3.2 变量选取

3.2.1 因变量选取 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作为反映农民家庭福利效应的重要一部分,受到多个变量的影响作用.有学者研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正向影响了农民的人均收入[32].因此本文中同样采取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用于反映农民收入.

农民消费.与农民收入一样,消费也是反映农民家庭福利效应的重要一部分.消费水平代表了该地农民的可支配消费水平和消费意愿.由于农民的实际消费可从统计数据中得知,如何晖等(2020)[33]在研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民消费影响中尝试用农民人均消费指标来代表农民消费,因此本文中采取该指标来代表农民消费.

3.2.2 自变量选取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本文中研究的是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民消费和收入的影响.缴费激励机制的作用效果可从当地的缴费数量得以反映,而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保费收入.汪润泉等(2021)[34]将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用于反映当年缴费情况.根据《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我国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增加缴费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多缴保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保费收入和政府补贴,因此保费基金收入能较为准确地衡量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为了避免其他与本研究无关的变量带来的影响.由文献综述中介绍对农民的消费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可知,农民收入受到劳动生产率和购买养老保险人数的影响.经过预实证发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消费的影响较为微弱,因此不考虑将其作为消费的控制变量.因此选取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拟在选取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前提下,使用以上两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农民劳动生产率参考赵昕东等(2020)[35]的研究,将第一产业增加值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得到农民劳动生产率.在研究家庭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中,王欢等(2015)[36]尝试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反映家庭结构状况,本文中选用这两个指标作为消费的控制变量.

3.3 内生性问题考虑到缴费激励机制的主要作用效果——保费基金收入与农民收入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农民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可能会考虑将更多可支配资金投入于养老保险缴费,从而达到增加保费基金收入的效果.根据杨胜刚等(2011)[37]的研究可知,农村人口结构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具有相关性,其中农村人口结构可用老少比反映.根据2019年颁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可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结构,我国应对当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这其中就包括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而增加保险收入成为扩大农村养老保险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为解决收入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选取了2010—2018年省级农村老少比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该内生性问题.农村老少比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高度相关,而与农民收入无明显关联,因此本文中选取该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从外生性来看,老少比是指该地区农村老人和孩子的占比.由于这两类群体的收入水平较低,在家庭中都占据了一定的消费支出.因此,农村老少比与农民的收入并无明显联系.从相关性来看,农村地区的老少比能代表该地区的人口结构水平,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未来的可支配收入,消费信心及整体预期寿命等都产生影响,因此影响养老保险保费基金收入的水平.

3.4 数据来源本文中主要通过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三农数据库等统计得出.选用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的农村地区用于面板数据统计.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各地区实施缴费激励机制的时间

4 实证研究

4.1 缴费激励机制作用于保费基金收入的DID检验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加不一定全部是由缴费激励机制带来的,还有可能是缴费管理严格、基金收缴到位等,或者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本研究采取了两种方法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第一,本文中选取了双重差分模型,尝试进行准自然实验.在手动收集了各省缴费激励制度实施的时间后,本文中进行了DID回归分析.由于现有数据为2010—2019年,因此2020年及之后实施缴费激励机制的省份不纳入实验组.第二,为进一步比较缴费激励机制对收入及消费的差异,本文中根据2018年缴费激励机制的时间节点,对前后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比较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后基金收入对收入及支出的差异.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必须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即如果不存在机动车辆保险改革,3组省份的被解释变量变化趋势应当是近似的.本文中在观察实验组(2018)省份及对照组(2019年及以后)省份的分别趋势可知,在缴费激励机制政策实施前,各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趋势趋同.因此满足了共同趋势假设.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根据2018年是否实施了缴费激励机制进行分组,即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进行DID回归分析.在构建交互项后,根据最小二乘法回归(OLS)可知,保费基金收入对数与did交互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1.65.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保费基金收入受到缴费激励机制的影响较为明显.即基金收入可用于反映缴费激励机制实施的作用效果.

4.2 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民收入作用的实证分析

4.2.1 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后影响收入的对比分析 为探究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及对农民收入是否产生影响变化,本研究首先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2010—2017年各省农村养老保险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在决定是否采用固定效应时,首先对选择固定还是随机效应进行了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采取固定效应回归.以下回归采取固定效应的原因相同.采用混合回归(OLS),固定效应(FE)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检验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的影响分析

列(1)～(6)的结果显示,保费收入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这表明在2018年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农村养老保险保费基金收入就对农民收入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不同回归处理下的保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5.75,47.45和25.75.而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变为65.22,32.41和65.22.

之后,2018年在《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的建议下,各省开展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激励制度.因此,为进一步探究保费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考察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本研究对2010—2019年各省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采用混合回归(OLS),固定效应(FE)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检验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4中列(1)～(6)的结果显示,保费收入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且相较于表2的系数均有提高.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不同回归处理下的保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6.8,52,15和26.8.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不同回归处理下的保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66.66,37.06和66.66.在加入2018和2019年两年面板数据后,影响系数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表4 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后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养老保险保费基金收入与农民收入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基准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加入工具变量,从2S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7).根据(7)列可知,在考虑到自变量与因变量带来的双向因果关系后,保费基金收入的系数为178.97,相较于未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系数(26.80)有较大增加.这说明,在不考虑保费基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双向影响关系时,容易低估其作用效果.

4.2.2 稳健性检验 农民的收入情况除却农民平均收入,还可用其他指标来代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被学者用于反映农村人口收入情况[38].因此,本文中采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反映农民的收入情况,并从中国三农数据库中提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列(1)～(6)中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养老保费收入对农民的收入都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通过将表5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4的基准分析结果对比发现,二者都显著且为正相关,因此判定基本保持一致,从而更加验证了假设1的成立.

表5 收入稳健性检验

表6 收入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4.2.3 异质性分析 该正向影响的效果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本文中将根据东中西地区划分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分类,并进行加入控制变量的OLS回归分析.由(1)～(3)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作用效果最优,为66.43,其次是中部地区,系数为51.82.西部地区作用效果最弱,仅为35.64.

4.2.4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农村养老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政府提倡的缴费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增加保费基金收入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福利水平,即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是较为正确的.十四五规划指出,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目前的缴费激励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提升了养老保险促进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根据农村养老保险改革文件可知,各地积极通过增加缴费档次的方式促进“多缴多得”效应,进而达到鼓励农民缴费的效果.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后的2018、2019年两期面板数据,保费收入的系数出现了微弱的正向提升.这说明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对农民收入进一步提升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系数差异不大,刺激并不十分明朗.最后,该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作用效果递减.这可能与当地政策实施效果和基金管理成效相关.

4.3 缴费激励机制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4.3.1 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后影响消费的对比分析 探究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及对农民消费是否产生影响变化,本研究首先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2010—2017年各省农村养老保险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在决定是否采用固定效应时,首先对选择固定还是随机效应进行了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本文中采取固定效应回归.采用混合回归(OLS)、固定效应(FE)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检验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列(1)～(6)的结果显示,保费收入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这表明在2018年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农村养老保险保费基金收入就对农民消费表现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不同回归处理下的保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0.43,41.75和20.4.

表7 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前的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保费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以及考察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本研究对2010—2019年各省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采用混合回归(OLS),固定效应(FE)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检验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1)～(6)的结果显示,保费收入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且相较于表7的系数均有所上升.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不同回归处理下的保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1.87,45.90和21.87.即在加入2018和2019年两年面板数据后,保费对农民消费影响系数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表8 缴费激励机制实施后的影响分析

4.3.2 稳健性检验 农民的消费情况除却农民人均消费,还可用其他指标来代替.农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作为一项消费指标,反映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39].因此本文中选取农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替代人均消费,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列(1)～(6)中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保费收入对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较小.通过将表9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8的基准分析结果对比发现,保费收入对农民的人均消费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对消费价格指数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消费价格指数相较于人均消费,波动幅度较小,在保费收入这一影响下较难察觉.

表9 消费稳健性检验

4.3.3 异质性分析 保费基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将根据东中西地区划分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分类,并进行加入控制变量的OLS回归分析,见表10.由(1)～(3)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与整体回归效果及其他地区产生了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保费基金收入与消费的系数为-9.42,成负相关.而其他地区均为正相关.这与本研究假设2不符.另外,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效果最明显,为21.56.

表10 消费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4.3.4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农村养老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消费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能够增加农民的信心,促进其进行消费.根据已有研究可知,养老保险缴费受到居民预期收益的影响[39].缴费激励机制正式通过改变基础养老金水平影响农民对未来养老的消费预算,从而起到增加消费水平的作用.

另外,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增加了保费收入影响消费的作用效果.根据《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制机制的指导意见》可知,该机制提出增加基础养老金和补贴金额.这增强了农民对整体消费的预算.但总体而言,该机制只较弱程度地增加了影响系数,并未对原有作用机制产生更大的作用效果.

最后,东部地区的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物价水平较高,居民如果受到缴费激励作用,将可支配收入投入到养老保险保费中,进而压缩其他消费能力.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首先尝试了构建包含农村养老保险保费、农民收入和农民消费的效用函数,并从理论推导的角度得出保费对农民收入和消费都产生正向作用.另外,本研究引入2018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调整的缴费激励机制部分,并试图采用当年的保费基金收入反映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保费基金收入对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且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增强了这一正相关的作用.因此,缴费激励机制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我国农民家庭福利效应.但当前仍存在作用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的问题.另外,保费基金收入对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及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基金收入对居民收入的正向作用效果最明显,而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与中西部地区作用差异较大.

对农村养老保险与收入及消费有着较多研究,但鲜少结合我国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调整进行研究,特别是缴费激励机制这一领域.本研究从2018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调整出发,通过研究农村养老保险的保费收入来评估缴费激励机制的实施效果,并对缴费激励机制影响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探究缴费激励机制的成功实施能否推动农民经济福利效应.

据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继续落实保费激励机制政策,即继续采取缴费激励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缴费,并通过增加基础养老金的方式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二是对不同收入情况的农民开展不同的缴费激励机制策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我国部分农民在工作和创业中已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脱贫致富,当前农民也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因此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应采取较多宣传和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其多缴费;而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应设置适当的缴费下限,使其能够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