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珂瑜

小说《大风刮来的妈妈》围绕一对母女的相认展开叙事。在题材书写上，传统的“救母”主题在此被摘去温情的面纱，对母女关系进行了颠覆性书写。母亲在缺席女儿人生三十余年后，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前来相认，而作为女儿的“我”则一边怀疑、不适甚至反感于母亲的出现，一边又怀着怜悯和对母爱隐秘的向往与之亲近，并在最后关头理智地选择脱身。相较于理想状态下的大团圆叙事，《大风刮来的妈妈》更具有现实的颗粒感。作者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将女性自我生存的现实问题，与女性群体内部的代际关系及认同问题曲折地呈现了出来。但遗憾的是，由于叙事上的不足，小说对于现实的丰富思考在文本的传递过程中遭遇了信息的折叠。

故事的发生带有浓重的西部色彩，这与作家的精神故乡有关。甘肃地区的人情风物为作家的思考提供了文化根柢。戈壁、黄沙等西部意象和粗砺的地方语表达为小说提供了表层的西部气质。而在更深层的意味上，相对于“东部”（中部）而存在“西部”，在文化表达上往往具有“反文明”特征和边缘属性。从文本向内看，小说中“我”的母亲由于常年生活在偏远落后的戈壁滩，其发展出的生命气质就带有明显的“西部性”特征。她所表现出的野蛮、暴力与蒙昧，和在粗鲁的厮打、谩骂中爆发的原始生命力的冲动与愤怒，都将她从文明的世界驱逐出来。在母亲的认知里，获得尊严的方式在于暴力取胜，在于“打赢”之后才不会被人看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