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辞

(安阳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观音中国化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常谈是因为其还有颇多模糊未明之处,常新即来自于中国化的定义、中国化的时间节点、中国化的内涵等等。这些争论,正是观音研究的迷人之处。

学者们根据自身的立场以及学科专长,对观音中国化的定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有“民间说”“身世说”“道教说”。李世伟认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必须更扣紧‘民间化’”[1](P8)。李利安总结出: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促使了“民间观音”信仰的形成,信仰形态主要表现在观音身世、所处境界、在神团中的地位、心境和神通方面[2],道出了道教与民间信仰同观音的纠葛。于君方建议道,中国“女性观音的出现,也必须在其他新兴女神信仰的脉络中进行研究”;同时,她也提到,明清时期的许多宝卷佛道混合在民间宗教意识中,“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道教的玉皇大帝居众神之首”[3](P430、489)。孙昌武提到:“早在六朝后期,观音已经开始被‘道教化’了。”[4](P296)萧登福指出:“明代而后,观音便成为佛、道共祀的热门神祇之一。”[5](P233)从上述各家说法不难发现,道教似乎是观音中国化绕不开的存在。但对于道教如何参与、渗入观音中国化,则不甚明朗。基于此,本文仅从图像入手,探讨中土道教如何参与和渗入汉传观音中国化的进程。

判断观音图像是否中国化,应从两个标准来衡量:一是是否出现了中土的事物,对于图像而言,则是是否出现了中土相关元素;二是图像中的观音,是否被纳入本土宗教体系,这取决于观音是否依然归属于她的“原籍”——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