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勇

(怀远县毅德实验学校,安徽 蚌埠 233000)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这幅长期悬挂于徐悲鸿(1895—1953)画室的对联,是他一生绘画精神的写照。

在近百年的中国绘画史上,徐悲鸿几乎是被遮蔽最为严实的。其原因:一是有关徐悲鸿的新材料不断地被发掘,颠覆了以往学术界对他的认知;二是不断揭示的部分再次被遮蔽起来,“他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面旗帜,在他身上存在着典型的‘仿佛熟悉,实际陌生’的现象”[1]。因此,笔者不愿纠结于以往在造型语言方面的讨论(1)国内学界对绘画作品大抵从技巧、构图、风格等因素进行阐释,笔者认为抱以这样人云亦云的信条断不可取。技巧不能构成艺术作品的存在。当然,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技巧讨论,能够让我们说出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但还是没有说出作品存在的深层含蕴。,而直接追问徐悲鸿的绘画美学何为?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启蒙与救亡”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各个阶层皆掀起变法图存、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从美学史的角度看,近现代西方的诸多重要理论消解了提倡“天人合一”的传统审美经验。以西方的审美标准衡量中国传统艺术,得出中国画已衰败不堪的定论,是否合理亦未可知。若就中西比较言之,对西方来说现代性的难题主要集中在古今之变,而在当代之中国,任何一种问题和现象的批判都是置身于古今、中西之变的双重张力中,对转型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徐悲鸿的评价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