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敏

摘要：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条件改善，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对农民增收也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3-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剖析地区差异性。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得出结论：电商的发展可以显著的促进农民增收，且对东部地区的增收效果远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影响机制来看，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对该效应产生了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在电商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同时农民返乡就业的中介变量也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本文最后会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提高电商的发展水平、完善信息技术等数字基础设施等角度提出促使农民增收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电商发展；农民增收；调节效应；中介效应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Wang Hu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nomic condi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nd also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farmers' income. Based on 31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farmers' income and analyzed regional difference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income increase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 mechanism，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er capita planting area of crop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is effect; As a regulatory variabl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between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farmers' returning home employment also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mmerce， improv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Regulation effect; Intermediary effect

一、引言

農民增收作为“三农”问题的关键，一直是国家、政府和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此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万元，同比增长8.8%，截止到2020年底，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万元，与2017年相比，增长了27.61%。202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促进农业生产稳定，促使农民增收，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鉴于此，如何消除制约农民收入的障碍，探讨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使广大农村居民更具有幸福感，是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简称电商）发展被认为是农民克服产销矛盾问题，突破市场不对称、实现农民脱贫增收的新动能[1]。电商主要是指具有电子商务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包括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商务服务、电子商务相关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相关互联网设备制造等四个部分[2]。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一系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落地，我国电子商务持续高速增长，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作用。2019年，我国电子商务销售额为16.93万亿，较2013年增长了近3倍；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销售额高达18.9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81%。此外，我国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8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10.6万亿元，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5.98%；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1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12.8万亿元，同比增长率为20.75%，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29.02%，可见网络消费金额和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均出现显著上升的趋势。电商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突破了传统农业生产销售渠道，为农民生产决策、对接市场提供了新型交易平台，为农民生产、销售、就业与创业带来新的契机，促进农民增收。但目前我国电商发展仍然面临覆盖面窄，渗透率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要扩大电子商务的覆盖面，持续推进农民增收。因此，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那么，如何解释电商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电商发展促使农民增收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以及电商发展对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是否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呢？回答以上问题，有利于分析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关系，剖析促进农民增收的渠道和影响因素，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二、文献综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地深入人心，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上升，农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民收入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国内许多学者就农民增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从已有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看，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融合[3]、国家补贴政策[4-6]、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层面，以及经营主体的个体行为特征、决策意愿[7-8]等微观层面。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迅速地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得到极大地提升，对农民收入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观点。部分学者认为电商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农民增收的效果具有异质性，往往趋向于加大居民收入差距。刘晓倩和韩青[9]通过使用CFPS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得出电商发展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但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因素也加大了农户收入的不公平。曾亿武等[10]通过对江苏沭阳农户进行实地调研，采用PSM方法，认为由于存在物质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异质性，导致电子商务加大了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以上学者持有这样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电商发展通过大数据信息提升了农户搜集产品价格信息的能力，大大减少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但是其促进农户增收的实际效果可能被高估了[11]。二是由于电商发展更有利于农产品价格定价规范化和系统化，对消费者更有利，而非是农户[12]，此外电商平台也会借助其独特的优势地位攫取大量农户的利润，减少生产者剩余[13]，导致电商发展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不显著。三是由于各地区间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通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导致城乡居民之间使用电商的程度、频率及居民接受度存在差异，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电商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户的福利。绝大多数学者聚焦于电商促进农户增收理论基础、影响机制、渠道效应等角度，并且借助于构建PSM、二元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空间计量模型等不同的计量模型检验电商对农户增收的效应。杨柠泽和周静[14]基于2015年CGSS微观调研数据，采用PSM方法，分析得出互联网的使用从受教育年限和年龄两个角度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曾亿武等[15]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熵均衡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运用实地调研数据，认为电商的发展既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又缩小了农户间的收入差异。马彪等[16]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认为农产品电商发展通过自建品牌和完善认证追溯系统两个途径，显著促进家庭农场的收入提高。唐跃桓等[17]运用2011-2017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雙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ICT基础建设、人力资本等因素显著促进农民增收。李琪等[18-19]选取浙江省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电商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以上学者针对电商的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并且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撑。但上述学者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一是以上研究仅仅研究了电商与农民收入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未能剖析出电商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并且通过怎样的渠道来影响农民收入；二是已有文献要么聚焦于电商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或特定产品领域，要么聚焦于部分电商集聚的“淘宝村”的案例和模式研究，对于更具一般意义、更大范围样本的研究关注不够。三是上述研究忽视了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基于上述不足，本文基于我国2013-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剖析地区差异性。同时对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使得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以期更好地了解电商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以及机制分析，为政府制定相关合理可行的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三、理论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说

3.1电商发展和农民增收

电商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削弱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及时获取准确的产销信息。随着电商平台的逐渐兴起，电商发展使得买卖双方的信息传递更加透明和完全[20]。农民借助电商发展，及时获取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开展以销定产的农业活动。二是减少买卖双方交易成本，加快农产品的流通速度。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汇集了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充分发挥其整合、汇总、分类等功能，迅速建立产销对接的市场，大大减少了产销双方的产品信息搜寻、匹配和信任成本，加速农产品销售与流通速度，促进农民增收[21]。三是去除产销中间环节，提高农民利润率。电商发展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的特点，可以改变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的弱小势力地位，排除传统中间商利用信息优势和垄断地位攫取生产者剩余，使得农民可以直接对接消费市场，避免中间商低买高卖的行为，提高农民的生产利润率[22]。四是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就业。由于电商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如后台管理人员等工作岗位，刺激农民就业；同时也增加了如快递行业、物流运输、仓储保鲜、包装等用工岗位的需求，为大量农民解决就业问题，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促使农民增收[23]。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境下，农村电子商务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3.2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

在研究电商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效应的理论机制中，许多学者聚焦于电商发展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还能通过农民返乡创业、就业等渠道促进农民增收。首先由于电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对称信息，用工单位和求职者均相对更了解彼此的需求，减少了因摩擦性失业所引起的收入损失。其次，电商的普及，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例如后台管理人员，刺激农民就业，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如快递行业、物流运输、仓储保鲜、包装等用工岗位的需求，为大量农民解决就业问题。最后，由于外出务工的预期收入远远高于在农村从事土地生产，导致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基于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城镇地区较好的工作条件和较高的预期收入是农民外出务工的拉力，而农村地区较差的工作机会、发展空间以及较低的收入水平是促使农民外出的推力。这一拉力和推力的相互增强的促进作用，致使大量农民流出农村，流入城镇。但随着电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动农村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延伸了农业的产业链，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成为吸引农民工回流的拉力。此外，由于城乡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工面临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推动了农民工返乡。电商的发展为这些反向的农民工提供较理想工作岗位、较优渥的工作条件和较高额的工资收入，促使返乡农民再次就业，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间接促使农民增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电商发展通过促进农民返乡就业，实现农民增收。

四、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变量说明

4.1模型构建

4.1.1基准模型

本文关注电商的发展对农民的收入效应。根据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理论分析，建立电商的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实证模型，如（1）所示：

（1）

式（1）中，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在t期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省在t期的各省电子商务网络销售总额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化率 、对外开放 、产业结构 、基础设施 、人均农业机械动力 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 为常数项； 、 为带估参数； 表示随机误差项。

4.1.2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在探究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影响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即检验经济发展水平 是否在农村电商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2）

其中， 是调节变量，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 ，为保证交互项和主效应的可比性，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作中心化处理。其余变量含义与（1）式一致。

4.1.3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在探究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影响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即检验农村从业人数 是否在电商发展和农民增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3）

（4）

其中， 是中介变量，表示农村从业人数 ，其余变量含义与（1）式一致。

本文借助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并结合上述式（1）、式（3）和式（4），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检验式（1）中带估参数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那么将继续进行第二步检验，否则将停止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检验式（3）式（4）中带估参数 、 是否显著。如果带估参数 、 均显著，那么继续进行下一步检验，若带估参数 、 中至少存在一个回归系数不显著，那么需要进行第四步检验，即 检验；第三步，检验式（4）中的带估参数 是否显著。若回归系数 显著，说明部分中介效應显著，也就是说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只有一部分依靠的是中介变量；如果不显著，则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用全部由中介效应来体现；第四步，在 检验中，若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示农村从业人数对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检验至此结束。

4.2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电商是在2013年才得以缓慢地发展，考虑到电商发展水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13-2019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分析了电商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本文电商数据来源于2013-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电子商务网络销售总额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其余原始数据也均来源于2013-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使数据之间更具有可比性，需要剔除价格因素，本文以2010年为基期，将每年数据进行平减。

4.3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及模型构建，本文选取2013-2019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各指标度量如下：

1、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 。本文使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农村电商发展水平 。根据已有的参考文献表明，目前学者用于衡量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二是“淘宝村”的数量；三是自建指标。第一种和第二种均是由阿里研究院基于每年调查研究公布而来的，该数据涵盖了绝大多数基于阿里巴巴平台的大量数据，但该指标仍存在两大缺陷：一方面数据涵盖的范围欠缺，忽略了如“拼多多”、“京东”等其他电商平台数据；另一方面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数据存在一定的时滞，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只统计到2018年。第三种自建指标常常根据电子商务的销售额、从事电子商务的就业人员或者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例如使用人均快递业务量作为衡量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指标，虽然覆盖信息全面，但易忽视区域间的差异性。本文选取各省电子商务网络销售总额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来衡量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3、其他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使用各省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来衡量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使用各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就业情况 ，本文使用农村从业人数来衡量各省农村就业情况。

4、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存在许多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量。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城市化率 ，该指标用各省份城镇常住人口与各省年末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增收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目前尚未学者尚未统一观点。对外开放 ，用外商投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加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对农民增收会产生一定影响。产业结构 ，本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农民增收有密切的关系。基础设施 ，本文用人均等级公路里程来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越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人均农业机械动力 ，本文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人口之比加以衡量。一般而言，人均农业机械动力越大，农民收入越高。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本文使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与农业人口的比值来表示。通常情况下，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与农民增收呈现同向变化趋势。

五、实证结果分析

5.1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份2013-2019年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各变量说明及主要特征见表1。

由上表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可知，各省份农民收入差距较大。电商发展水平在各省份间相差也较大，说明不同省份的电商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值得研究探讨。

5.2基准回归结果及异质性分析

表2是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汇报了中国31个省份全样本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电商的发展水平 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电商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农民增收。该模型估计系数为0.0618，即在其他影响农民收入的变量保持不变时，电商发展水平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平均也同向变动0.0618个单位，这与本文假说1相吻合。基于此，本文认为电商促进农民增收的原因如下：

在控制变量中，对外开放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加强农村与城镇的贸易往来，拓宽农业市场，将会显著增加农民收入。产业结构 升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产业结构化升级，优化和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民人均土地规模越大，提高了农民农作物产量，农民收入水平越高。城市化率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镇化率会抑制农民收入增加。一般而言，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同时存在集聚正效应（包括要素积聚正效应、规模经济生产正效应、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正效应和创新驱动生产正效应）和挤出、拥挤负效应。中国部分省份地区存在“过度”城镇化，导致农村地区就业机会严重缺乏，就业岗位与农民之间存在结构性失业；此外，少数地区残存的“弱质”城镇化，引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社会服务化体系不健全。“过度”和“弱质”城镇化均会导致城镇化水平与农户收入增加呈现负相关影响（孙祁祥等，2013）。基础设施 的投入将抑制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两者影响机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农业机械动力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呈现负向的关系，但并不显著，表明农业机械化会抑制农民增收。导致这一负向相关的原因可能是农民的土地过于分散化、细碎化，农民投资于机械的成本远远大于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

模型（2）—（4）汇报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由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电商的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电商的发展水平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均显示为正向影响，即电商的发展会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根据回归结果可知，电商的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效果最为显著，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表示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人才市场、政府支持力度、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化环境较为完善，电商发展对其农民增收的效应突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到位、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电子商务营商环境存在短板等原因导致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用大打折扣。这也有助于证实社会、环境、以及家庭个人行为等因素会影响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的效果，农民所享有的电商经济红利不是完全同质等量的，因此出现电商发展促使农民增收效应的差异性（曾亿武等，2018）。

5.3调节效应检验

表3是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5）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 这一调节变量在电商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调节效应。根据检验结果可知，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民收入增加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向促进的关系。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与电商发展的交乘项 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即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这揭示了经济环境会强化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李宏兵等（2021）提出人均GDP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呈现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5.4中介机制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根据温忠麟等（2014）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电商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验证效果。但逐步回归法极容易造成回归系数显著但结论并不显著的情况，导致模型检验能力较弱。近年来，学者也大量研究使中介效应模型更为稳健性的替代方法。温忠麟等（2014）通过使用Bootstrap方法对农村就业人数在电商发展水平和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经过500次重复抽样，选取95%的偏差矫正置信区间。表5汇报了Bootstrap法的检验结果。通过表5可以看出，电商发展通过增加农民就业来促进农民增收的置信区间是（0.019-0.092），此区间并不包含0，说明电商发展通过农民就业增加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成立。此外，由表5可知，总效应0.0618等于直接效应0.0592加上间接效应0.0026，也揭示了电商发展会通过吸引农民就业来促使农民增收，这与本文假说2相吻合。

5.5穩健性检验

表5是针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的稳健性检验。模型（7）是用各省人均快递业务量来衡量解释变量电商发展水平。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 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电商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农民增收。该模型估计系数为0.0767，即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基础上，电商发展水平变动1个单位，农民收入平均也同向变动0.0767个单位。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及系数也与模型（1）相类似，这也证明了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及启示

随着电商的迅速发展，提升了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增收。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和人均播种面积等方面具有差异，因此也会导致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3-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电商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剖析地区差异性。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得出如下结论：（1）电商的发展可以显著的促进农民增收，且对东部地区的增收效果远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从影响渠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在电商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即经济发展水平会强化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此外农民返乡就业的中介变量也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3）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对该效应产生了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电商的发展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应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扩大电子商务的覆盖范围，有效促进电子商务与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相对接，缓解农民在市场中的信息劣势地位，提高农民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第二，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完善信息技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将电子商务促农民增收的效果落到实处，充分发挥电商对农民增收的溢出效应。第三，政府可以借助电商平台的构建以及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全面对接消费者市场需求，因地制宜、按需发展本地适宜农业特色产业，调整农业产业链结构，拓宽农业产品市场，为农民就业和创业注入动力。第四，由于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政府应该对中西部地区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如信贷税收、技能培训、电商优惠政策等，提高中西部农民对电商发展的接受程度，鼓励农户参与到电商销售中去，提升农民的生产销售能力，提高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胡晓鹏.流量经济的理论拓展及其实践启示[J].企业经济，2019（05）：5-12+2.

[2]韩雷，张磊.电商经济是效率和公平的完美结合吗[J].当代经济科学，2016，38（03）：80-90+127.

[3]齐文浩，李佳俊，曹建民，滕超.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21（08）：105-118.

[4]陈林生，黄莎，李贤彬.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21（06）：41-49.

[5]杨义武，林万龙.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增收[J].农业技术经济，2021（09）：16-35.

[6]熊春林，刘俏，龚林青.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是否真正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多期DID的实证检验[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4）：52-58.

[7]李庆海，徐闻怡.农民合作社对棉花种植户减贫增收的影响[J].世界农业，2021（10）：81-92+104+128.

[8]郑风田，王若男，刘爽，朱佳.合作社自办企业能否更好地带动农户增收？——基于纵向外部性与不完全契约理论[J].中国农村经济，2021（08）：80-102.

[9]刘晓倩，韩青.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09）：123-134.

[10]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02）：49-64.

[11]Leroux N.， M. S. Wortman， and E. D. Mathias， 2001， “Dominant Factors Impa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To-Business （ B2B ） E-Commerce in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4（2）：205-218.

[12]Aker， J. C.， and M. Fafchamps， 2014， “Mobile Phone Coverage and Producer Markets： Evidence from West Afric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9（2）： 262-292.

[13]Nakayama， Y.， 2009，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It Always Benefits Consumers， but May Reduce Social Welfare”， Japan& the World Economy， 21（3）：239-247.

[14]杨柠泽，周静.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9，36（05）：41-48.

[15]曾亿武，张增辉，方湖柳，郭紅东.电商农户大数据使用：驱动因素与增收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9-47.

[16]马彪，彭超，薛岩，朱信凯.农产品电商会影响我国家庭农场的收入吗？[J].统计研究，2021，38（09）：101-113.

[17]唐跃桓，杨其静，李秋芸，朱博鸿.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民增收——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20（06）：75-94.

[18]李琪，唐跃桓，任小静.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溢出与农民收入增长[J].农业技术经济，2019（04）：119-131.

[19]刘奇，杨子刚.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溢出效应与农民增收[J].价格月刊，2020（11）：54-61.

[20]程名望，张家平.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9（02）：19-41.

[21]方莹，袁晓玲.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电商提升农户收入的实现路径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32（04）：92-99.

[22]韩长根，张力.互联网是否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错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19（12）：43-55.

[23]李宏兵，王爽，赵春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来自“淘宝村”的经验证据[J].经济经纬，2021，38（01）：3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