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方方

【摘 要】 《宋史·文苑传》囊括了宋代多位书画大家的传记。与宋代传记和笔记中的人物形象相比，《宋史·文苑传》更突出传主的艺术成就，主要从传主作为艺术家的角度来书写其事功政绩、个性气质，同时也倾向于网罗其逸闻趣事，乃至具有神化色彩的人生经历，以期与其书画的精妙相得益彰，与其灵动的艺术风格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宋史·文苑传》对书画文人的形象建构，与元代文宗时期组建的奎章阁学士院存在深层关联，体现出元代史官对以艺术为进身之阶的前代文人的认识，同时也影响着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接受，以及后代书画文人的自我体认。

【关键词】 《宋史·文苑传》；书画文人；书写策略；形象特征；奎章阁学士院

宋代承五代余续，书画兴盛。宋代士大夫多集学者、官员、文人及书画家等身份于一身，治政临民之余也常以书画自娱，故而他们的书画作品往往更富文化内涵。在元代史官撰修的《宋史》中，宋代著名的书画文人除苏轼、蔡襄等“率别以功迹论”[1]者单独成传外，其他人多入《文苑传》。《宋史·文苑传》所呈现出的书画文人形象与其他文献记载有所出入，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元代史官在建构这些传主形象时有其考量与策略。撰修《宋史·文苑传》的史官，多来自元代重要的政治文化机构—奎章阁学士院，以柯九思为中心的南方文人曾是修史主力，史官身处充满风险的政治氛围中，故而颇为谨慎地处理与当下有所关联的历史细节。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名家的艺术成就和理论著述方面，如对苏轼、黄庭坚、文同、米芾、郭忠恕和李公麟等人书画作品的艺术分析，对宋代书画艺术与当时文化、学术及思想的关系考察等，其中或涉及书画家的生平传记，但大多是将之作为背景资料，以辅助理解被研究者的艺术创作和美学思想[2]；也有学者另辟蹊径，从皇权意识对书画影响的角度分析元代书画活动的政治意涵[1]。整體而言，以往研究对《宋史·文苑传》如何成为联结宋元两代书画文人的纽带这一问题，没有过多关注。事实上，《宋史·文苑传》中所呈现的传记人物形象及书写策略，不仅影响了后世对宋代书画文人的认识，同样也影响了后代书画艺术家的个性养成。

一

宋代书画名家多是集数重身份于一身的士大夫。《宋史·文苑传》所录传主95人（正传82人、附传13人，目录中没有列出者未统计在内），其中书画文人共有18位，分别为：吴淑、徐铉、句中正、姚铉、李建中、苏舜钦、苏舜元、黄伯思、黄庭坚、晁补之、朱长文、张即之、郭忠恕、文同、刘泾、米芾、米友仁、李公麟。根据《宋史·文苑传》的记载，前12人书法成就突出，后6人在绘画上更为知名。而如苏轼这类不仅以书画成就闻名于世，政治上也声名卓著者，《宋史》则列单传书写。

就《宋史·文苑传》整体而言，史官对宋代文人的书写与其他正史不同，不以传主的文事为主，而是力求从政事、德行、学术、文学等多方面来刻画传主形象。其中，对书画文人的书写与《文苑传》整体风格又不尽相同，如以书法成就与苏轼、米芾、蔡襄一起被人们并称为“苏黄米蔡”的黄庭坚，传记中对他书法的介绍只有一句“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2]，而将更多篇幅用来记录他的学术、孝行和政绩。比如，详细记录了黄庭坚参与撰修《神宗实录》，并因此而引起的官职变迁一事。蔡卞一党指摘《神宗实录》中错误千余条，欲以此治修史者之罪，黄庭坚一一据理辩明，后擢升著作佐郎和起居舍人[3]。黄庭坚不以仕途荣辱为意，淡泊名利，笃行孝义，母亲病重，他“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他在为官中体现出宋代士大夫宽仁为本、以民为先的精神，如“知太和县，以平易为治。时课颁盐策，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虽遭遇多次贬谪，但君子之性不改。传记转述了苏轼评价黄庭坚之辞：“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4]以此彰表黄庭坚饱学之士的风范和士大夫的德行操守。

相较对黄庭坚的上述书写而言，《宋史·文苑传》对米芾的生平尤其是历任官职和职务的记载就比较简单，只以寥寥数语代过，而重在对米芾的个性刻画及艺术成就的记录、铺陈上，尤为强调其翰墨特色，“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5]，对其生活轶事的记录也较多，如不蹈袭常规的言行—倾尽财力购取心仪的书画器物、冠服效唐人、好洁成癖、跪拜奇石等，颇为生动有趣。

在徐铉、姚铉等人的传记中，虽然都用了一定篇幅介绍传主的书法，但更偏重于他们在篆隶、古文字等小学方面的研究，以展现传主博学多闻的学者姿态。朱长文、黄伯思、晁补之都是北宋重要的书法大家，其中黄伯思和晁补之受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书法思想的影响较深，是后三者书学的主要实践者[1]，但《宋史·文苑传》对朱、黄、晁书法艺术的书写几乎可以忽略，重点书写的是他们为官的勤政、仁爱以及在古文字方面的研究。如黄伯思传记突出其在古文字和先秦至秦汉彝器款识方面的精深研究，其书法成就则更像是这些学养的外化，传记中只是总结性地一语而过，“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2]。

《宋史·文苑传》对文同这样以墨竹著称于宋元两代的绘画大家的传记书写，采取了和米芾传记同样的笔法—以文同的艺术成就为主，只罗列其官职名称，没有具体的为政措施和政绩，这与黄庭坚、徐铉等人的传记有很大区别。而且，传记所呈现的文同个性张扬，不为世俗的礼仪人情所约束，“（文）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3]。传记还记载了文同的离世情景—元丰（1078—1085）初，文同行至陈州宛丘驿站，自知将逝，沐浴正坐而亡，此间离魂会友，可谓神秘离奇。关于文同怒骂“持缣素请者”和其离世的记载，都取自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宋史·文苑传》对这类人物的传记书写，不仅参照了宋人撰写的墓志铭、行状，还着意搜罗了宋人笔记中的轶事、琐闻，由此来丰富传主的事迹，进而深层呼应传主作为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而艺术家超越世俗规范的言行或充满（带有）神话色彩的经历也更符合读者对这一群体的认知。

通过考察发现，《宋史·文苑传》中18位宋代书画文人的传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书写策略：偏于书法者，其传记以政事、学术为主，书法造诣多一笔带过；偏于画作者，传记则有意淡化其政事，强调其艺术成就和张扬的个性，甚至在传主的生平事迹中添入神秘色彩，刻意拉开传主与现实政治的距离。钱基博曾言，“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4]。以此来看，元代史官以较多的篇幅记载偏于书法成就者如黄庭坚、黄伯思、徐铉等人的政功事迹、学术成就，却又将他们归入《文苑传》，就颇值得玩味了。而若结合修史者所处的政治氛围及历史背景来看，则会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史官似在有意弱化传主的政治身份，这在6位偏于画作者的传记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

《宋史·文苑传》6位绘画成就出众的传主分别为：郭忠恕、文同、刘泾、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米友仁为米芾之子，以附传形式附于其父之后；刘泾为米芾画友，但传记简略。米友仁与刘泾二人传记篇幅过短，所述内容有限，故而本文不对其展开论述。此节通过分析米芾、文同、郭忠恕、李公麟4人的传记特征，对元代史官的书写策略展开详细论说。

首先，传主个性鲜明，气质飘逸洒脱。《宋史·文苑传》对画家郭忠恕的记载重点是其入宋后的事迹，对其书画艺术成就没有正面书写。全篇传记由一系列奇闻轶事串联而成，重在刻画郭忠恕乖张的个性。为官生涯中，郭忠恕与上司争愤于朝堂之上，罢官后流连于佳山秀水之间，悠然自得，面对王孙贵胄对自己画作的渴求，更是随性而为，“苟意不欲而固请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为宝”[1]。郭忠恕拥有极具艺术化、情绪化的个性特质，绝不曲己迎人。纵观他的一生，恣意妄为，不受世俗礼数的框架限制。南宋王偁《东都事略》将郭忠恕归入“儒学传”，是不甚恰当的，即使《宋史》将其纳入《文苑传》，相较其他传主，郭忠恕的行为也有些卓荦不羁了。

“传写人物尤精”的李公麟，在元代史官笔下也拥有鲜明的个性。史载其精于上古奇字，多能考订器物世次，“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李公麟对珍品一掷千金的态度很符合艺术家洒脱的气质，也更能体现其超凡脱俗的个性。传记最后还补充“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2]一段，这里的记述综合了《东都事略》和苏辙《题李公麟〈山庄图〉并叙》的内容，并将李公麟悠游之地精确为“龙眠山”[3]。李公麟悠游龙眠山水间，情之所至而作画，这样的书写令情节丰富且顺畅，更显其酣畅淋漓之态，深层次贴合了画家的身份。

传记对李公麟仕宦官阶一笔带过，重点记述其“多识奇字”“辨测款识”[4]，以及为皇帝鉴定玉玺等事迹。这属于学术成就的描述，与《文苑传》中偏于书法成就者的传记相比略有不同。以徐铉为例，《文苑传》对他的书写以政功、学术为主，也提到其书法成就—“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5]，并录其《说文解字序》全文，但传记所呈现的徐铉形象颇为严肃端方，为故国尽忠输诚，体现出标准的士大夫人格。相较而言，李公麟的传记形象则艺术气质更浓，如其为皇帝鉴定玉玺传自秦代的一段记述：

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6]

“昆吾刀”出自《列子·汤问》，为传说中削铁如泥的宝刀；“蓝田玉”更与神妙的传说相关，前代李商隐的名作《锦瑟》便用此典故；“龙蚓鸟鱼文”也非现实中的事物，这些细节均有助于彰显李公麟洒脱飘逸的艺术个性。传记最后借黄庭坚的评价总结李公麟一生“风流不减古人，然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云”，自始至终都将焦点集中于李公麟的艺术家身份和个性上。

其次，传主的生平与众不同，颇具传奇乃至玄幻色彩。仍以画家郭忠恕为例，传记中关于他去世及身后情景的一段描述，与六朝志怪小说无异：

（郭忠恕）行至齐州临邑，谓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为穴，度可容其面，俯窥焉而卒，稾葬于道侧。后累月，故人取其尸将改葬之，其体甚轻，空空然若蝉蜕焉。[7]

这则故事又见载于《东都事略·文艺传》，郭若虚的《图书见闻志》和苏轼的《郭忠恕画赞并叙》中也有类似记载。郭若虚所记太过简略，只有“死于齐之临邑道中。尸解焉”的描述[1]，传奇性大打折扣；苏轼所叙内容则与《宋史·文苑传》大略相同，但尸解描写没有后者生动，仅有“但衣衾存焉，盖尸解也”[2]的简单记述。对照来看，《宋史·文苑传》在郭忠恕的形象塑造上，應是综合了苏轼叙文与《东都事略》的记载，令整篇传记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传主形象被虚幻化。

如上文所提及的，文同去世后离魂会友的情景，传记也描述得颇为传奇：

崔公度尝与同同为馆职，见同京南，殊无言，及将别，但云：“明日复来乎？与子话。”公度意以“话”为“画”，明日再往，同曰：“与公话。”则左右顾，恐有听者。公度方知同将有言，非画也。同曰：“吾闻人不妄语者，舌可过鼻。”即吐其舌，三叠之如饼状，引之至眉间，公度大惊。及京中传同死，公度乃悟所见非生者。[3]

此与六朝离魂故事原型接近，被录入正史，其实有违史书严肃性。《文苑传》对文同去世的描述也是如此：“（文同）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据文同好友范百禄所撰《文公墓志铭》载：“元丰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新知湖州文公以疾卒于陈州之宾馆，享年六十有二。”[4]范文叙述客观平实。《东都事略》中则记录道：“同一夕沐浴冠带，正坐而逝。”[5]相比“一夕沐浴冠带”，《宋史·文苑传》的书写则突出一种天人感应式的神秘气息，文同“忽留不行”，似乎是预知到大限将至，这不仅使文同的离世具有了传奇色彩，也与文同跳脱飘逸的艺术气质和书画大家的身份更为契合。

另外，对传主少有为官政绩的记录，而突出其艺术及学术成就。《宋史·文苑传·文同》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6]宋人祝穆的《方舆胜览》中有相似记载：“文同，字与可，永泰人，文潞公守成都，奇之，致书与可云：‘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可到。司马温公、苏文忠公尤敬重之。”[7]但范百禄在《文公墓志铭》中却记载为：“庆历中，今太师潞公（文彦博）守成都，誉公所贽文，以示府学，学者一时称慕之，再举乡书第一。”[8]对比来看，《宋史》采录祝穆的记述应有其深意：其一，主被动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转变，文同从一个主动行卷，希望获得好评的后辈，转变为因才华难掩，吸引了当世名臣同时又是书法大家的文彦博青睐的新秀。其二，此事的书写紧承前文“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这很可能会诱导读者认为文彦博的“奇之”和“致书”，都是源于对文同诗文书画才艺的钦佩敬服，无形中对文同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夸张”作用。

文同同年兼好友的范百禄为其撰写的《文公墓志铭》对其艺术成就并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而是着意书写他的事功。文同自小勤学不辍，“昼悉力家事，夕常读书达旦，遂博通经史诸子，无所不究，未冠能文”。自庆历（1041—1048）中释褐授官后更是一心为民，“绳治豪放，或辨折欺伪，然后敦学政，劝邑之子弟”。官至边鄙地区，注重科教文化，敦品修学，移风易俗；深入民间私访，绳治恶徒，改进茶场榷法，便商民之利。神宗召对，文同条分缕析地谏言献策，以厚风俗、淳教化为核心，极有针对性，神宗当堂便欣然同意。不仅如此，神宗新政时期，“熙宁三年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时执政欲兴事功，多所更□□创造，附丽者众，根排异论，公（文同）独远之”，体现出文同极有远见的政治智慧，同时又具备审时度势、不趋炎附势的品质。《文公墓志铭》末尾引述了司马光给文同的书信：“与可襟韵萧洒，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辞翰而已。”[1]此信笺原是司马光为感谢文同所赠《诗序》石刻而作[2]，有对文同人品的倾心赞叹，也有对其惠赠石刻的礼貌回谢。而范百禄的引述之意或在于，用司马光对文同“晴云秋月，尘埃不到”的评价来间接印证文同的道德人品和为官能力，以证明自己前文的叙述：能令司马光“心服”之人，修养、能力可见一斑。在范百禄笔下，文同更像是一位品格高洁又精通庶务的能吏，与画家的身份相去甚远。

文同的这种形象也见于其好友兼亲戚的苏轼、苏辙笔下，如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写道：“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3]在苏轼看来，文同的德行重于文章，文章重于诗歌，书画则是诗歌之余事，苏轼希望世人能真正认识文同的价值，不要只注意他的书画。苏辙《祭文与可学士文》中也有类似表述：“昔我爱君，忠信笃实。廉而不刿，柔而不屈。发为文章，实似其德。风雅之深，追配古人。”[4]可见苏轼、苏辙虽然都认可文同的艺术成就和才华，但更重视他的道德品性、为官能力、政绩事功。

《宋史·文苑传》中的文同形象与上述不同，文同传记并没有对其事功政绩进行大幅度地渲染，对其家世、籍贯一语带过，有关仕宦经历也只是罗列了几个重点官职的名称，如太常博士、集贤校理，以及知陵州、洋州和湖州；而是重点展现文同的艺术才华与成就，“（文同）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令宰相文彦博“奇之”，进而致书表达倾慕之情，“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苏轼、司马光都对其颇为敬重。这些描述与墓志铭末尾所引司马光书信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将书信作者误作为文彦博[5]。然如前述，《宋史·文苑传》的这番书写达到的却是另一种阅读效果，即文彦博、苏轼、司马光等文坛政界名人对文同的瞩目都源于对其艺术成就的倾慕，彰显的是文同超群的艺术成就以及“襟韵洒落”的气质。

再以郭忠恕为例。宋人陶岳所撰的《五代史补》中记载了郭忠恕辅佐北汉皇族刘赟（被后周封为湘阴公）的故事。郭忠恕曾建议刘赟杀掉为郭威游说的冯道，然后出奔河东，不然将反受其害，刘赟犹豫不决，最终卷入政治漩涡中。相较于刘赟的游移不定，郭忠恕的表现颇为出色，分析局势清晰理智，劝谏杀冯道时果决冷峻，并且正色指责冯道背信弃义，讽刺其“累朝大臣，诚信著于天下”[1]，义正辞严又颇具反讽的意味。但是，如此精彩的一则故事在《宋史·文苑传》中只被简化为“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2]寥寥数语。若不参考其他史料，会将此事等同于郭忠恕又一则忤逆权贵的插曲，却不知背后如此的惊心动魄。不难看出，《宋史·文苑传》对此事的淡化处理，意在弱化郭忠恕的政事能力，进而凸显其艺术特质和成就。

对比宋代文献，发现元代史官撰修《文苑传》时，仔细剔除上述以绘画见长的文人的政绩史料，力求将传主塑造为缺少政治智慧，拙于庶务，难以适应宦海沉浮的笔墨文人，这与宋代文献所展现的传主风格存在分歧。《宋史·文苑传》中米芾传记基本以米芾的奇闻轶事串联而成，着重突出他恣肆放旷的性格。但宋人蔡肇的《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总结米芾的为官风格为“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则率职不苟，喜为教戒，吏民初為烦，已而安之”[3]，认为其洒脱恣意的外表下深怀一颗经世济民之心。

即便是在篇幅短小的刘泾传记中，也能看出史官在相关材料剪裁上的类似用意。刘泾罢太学博士，“实因旧党重新至正而为之排斥之故也”，似乎传记只是简单转录《东都事略》的内容，一语带过，而据钱建状考证，传记最后“泾为文务奇怪语，好进取，多为人排斥，屡踬不伸”的总结，其实来源于黄震的《古今纪要》和王十朋的《东坡诗集注》[4]。由此可知，元代史官为修史广泛搜罗了与刘泾相关的宋代文献，对刘泾罢官经历的记载，并非仅依据《东都事略》。《宋史·文苑传》刻意淡化刘泾卷入新旧党争的经历，选取其文风奇崛的史料入传，说明元代史官对待以画见长的文人传记异常谨慎小心，试图以特殊的书写方式拉开宋代画家文人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换言之，元代史官在画家文人与政治之间构筑了一层壁垒，某种程度上似在暗示这类文人难堪重任，若说这是一种书写策略，那么这种策略为何在6位画家文人的传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呢？

三

就《宋史·文苑传》整体而言，传主的事功政绩、艺术和学术成就是元代史官着意书写的内容，但具体分而言之，以书法见长的传主，即使如黄庭坚这样在宋代书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大家，其传记中涉及其书法造诣的内容也寥寥无几；而以绘画见长的传主，其传记则如上文所述，多以其艺术成就为中心，力求人、神、艺三者达到内在高度统一，并且刻意拉开传主与现实政治的距离。结合撰修《宋史》前后的元代历史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发现元代史官的这种书写策略，很可能与他们所处的时局以及著名的政治文化机构—奎章阁学士院有关。

奎章阁学士院是元文宗图帖睦尔于天历二年（1329）主持营建的，主要从事文学创作、艺术鉴赏、书画收藏等工作，云集了政治和文艺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些人也是当时朝堂的权力核心成员。元文宗希望倚靠奎章阁学士院的成员以及其他助力自己复位的权臣，与其兄（元明宗）分庭抗礼。文宗雅好翰墨，多以书画技艺作为拔擢文人的标准，这就为汉族文人，特别是具有书画优势的南方文人开启了一条进身的终南捷径。

据考察，奎章阁学士院中官秩四品者6人，其中汉族官员4人（南人2人）；五品及以下官员共12人，其中汉族官員9人（南人4人）。奎章阁学士院下属机构群玉内司、艺文监的重要任职人员有12人，其中汉族8人（南人6人），另有2人无法考证，从名字推测应是汉族文人。其中，有的官员因为所任职位有重合，所以存在重复统计现象，但是依然可见汉族文士占比较大[1]。奎章阁学士院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中除虞集、许有壬和尚师简为汉族外，其他都是蒙古和色目贵族，但是这些蒙古和色目贵族的汉文化修养并不深厚，除少数崇好文艺的帝王和皇室成员，如仁宗、文宗和鲁国大长公主外，其余贵戚多不通翰墨[2]，所以他们多是挂名监督，实际的具体工作还是由汉族文士主持，四品及以下官员应该是奎章阁学士院及其附属机构的实际掌控者。此外，任职高级品秩的蒙古和色目贵族中也有一部分是高度汉化者，如康里巙巙就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与虞集等汉族文人多有诗文唱和，而且积极参与汉族文士的书画品鉴等雅集活动[3]。

深得文宗倚重的柯九思，浙江台州人，是奎章阁学士院的象征，甚至是灵魂人物，真正影响了奎章阁的走向和意义[4]。柯九思以善画墨竹得文宗赏识，成为潜邸旧臣[5]，元人徐显为柯九思作传，末段论赞：

唐郑虔以才艺遇玄宗，号称三绝，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而晚节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鉴书博士，其荣宠视虔等矣。[6]

徐显以晚唐因诗书画“三绝”而得皇帝宠信的郑虔比附柯九思，认为柯九思更加幸运的是虽以书画进阶，却获得文宗的信任和参与朝政的权力。柯九思自己也以儒臣自居，积极参与朝堂政事，不甘为皇上的翰墨侍从[7]，参与了文宗与明宗的帝位之争，并始终追随于文宗左右。复位后的文宗给予柯九思异乎寻常的优待，为其特设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一职，将其从布衣直接擢升为五品文官。奎章阁学士院的核心成员虞集、揭傒斯、欧阳玄也都是南方文人，是文宗倚赖的重臣。可以说，奎章阁学士院以及围绕其形成的汉族文人群体中，以柯九思为中心的南方文人占很大比例。

元文宗大量吸收汉族文人入阁，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智囊团，从而开启有所作为的，新的政治生活”[1]，奎章阁学士院在文宗时期（1328—1331）一度达到繁荣的顶峰。元顺帝即位（1333）便昭告文宗弑明宗篡位的罪责，清算文宗一朝的政治势力，消灭文宗依仗的政治资本，颁行很多报复性打压汉人的政策，以及对待前朝重臣的严苛措施，首当其冲的就是奎章阁学士院及其成员，即奎章阁文人群体[2]，奎章阁被改为宣文阁，命运急转直下，曾备受文宗倚重的汉族文人，尤其是南方汉族文人此时处境艰难。

元顺帝时期（1333—1368），社会动荡不安，元廷需要以前朝经验指导现实政治，纾解眼前的内忧外患，于至正三年（1343）诏修“三史”（《辽史》《宋史》《金史》）。颇为尴尬的是，参与修撰《宋史》的官员多半出身奎章阁学士院。结合《进宋史表》及其他文献所列的与修人员名单可知，出身其中的有张起岩、欧阳玄、王沂、董守简、杜秉彝、泰不华、斡玉伦徒、宋褧、汪泽民、干文传、麦文贵、余阙、王守诚、张翥、吴当、危素16人，约占总数的50%左右。这些人员中籍贯为南方的共有6人，其他虽为北方汉人或蒙古和色目贵族，但多长年定居南方，如张翥是北方人，隐居扬州多年，后因柯九思举荐入朝为官。此外，如欧阳玄这样身居高位的南方汉族文人是修撰“三史”的实际总裁，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考虑到参与修史的人员中，蒙古和色目贵族虽有高度汉化的倾向，但汉学积淀不足，难以主持实际工作，再结合人员的组成比例来看，出身奎章阁的汉族文人尤其是南方汉族文人，可以说是修撰《宋史》的主要力量。曾为奎章阁核心成员的虞集、揭傒斯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修撰工作，但是他们与欧阳玄的关系相当亲密—虞、欧二人因为家学渊源，有一致的学术背景和文史观念；揭傒斯与虞集同是元代文坛重要的诗文大家，彼此多有诗文理念的讨论交流。奎章阁学士院早期的一些重要成员如吴澄、袁桷等虽不在参修名列中，但也与修撰史官有着一定的联系[3]。基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而言，身担编撰重任的奎章阁旧臣必定要审慎处理前朝旧事。

经过考察发现，曾为奎章阁学士院中心人物的柯九思没有参修“三史”，其在顺帝即位前就已经因为“性非纯良，行极娇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而被弹劾出京[4]。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诏修《宋史》的至正年间，柯九思依然活跃于文坛，且享有很高的威望[5]。流寓江南期间，柯九思创作了大量的墨竹画，如著名的《晚香高节图》《清閟阁墨竹图》都作于此时，与墨竹相关的题赠诗赋多达76首[1]，作品多化用“斑竹泪”“湘妃泪”“舜帝南巡”等与竹有关的典故，表露出对文宗崩逝的伤心和怀念[2]。柯九思墨竹远绍文同的“湖州竹派”，并发扬光大，成为元代画坛主流[3]，其为人又与米芾有诸多相同之处，也有收藏奇石的癖好，且自比“米癫子”[4]，从某种程度上讲，柯九思与前朝书画文人是一个整体。

以柯九思在文坛的影响力，他情感外露的行为很容易引起顺帝的猜忌和不满，并牵连到与其过从甚密的旧日同僚，出身奎章阁的史官出于自保应该会与柯九思保持一定距离。而柯九思与宋代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书画文人之间的上述特殊关联，也可能间接影响到史官对宋代书画文人群体的形象建构。“三史”的实际总裁欧阳玄与柯九思不仅同属奎章旧臣，还是太学同学，二人关系亲密[5]，以常理推测，他在主持《宋史》修撰过程中涉及前代书画文人，尤其是文同、米芾等几位以画名世者，应会格外谨慎。基于以上分析，也就不难理解元代史官在《宋史》中为何选择以艺术视角而非政治角度来刻画传主了。这种书写策略也可以看作是以欧阳玄等南方汉族文人为主的元代史官，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向新朝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奎章阁学士院名为文艺机构，其实却是元代明宗、文宗兄弟政治斗争的产物，这种特殊的政治内涵影响了任职其间的汉族文人与皇帝的关系，进而影响到他们主持修撰的《宋史·文苑传》书画文人的传记书写。以文同为代表的“湖州竹派”历两宋至元明一直备受推崇，明代董其昌对文同画艺的认可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对文同人品性格的赞赏，文同留给后世飘逸绝尘和潇洒放旷的个性特征与《宋史·文苑传》对文同的形象建构不无关系。

《宋史》以正史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接受，同时也影响了后代书画文人的自我体认。明清之际的书画大家多以个性张扬、不与时俗俯仰为荣，从八大山人到“扬州八怪”，都有鲜明的性格，并且围绕他们衍生出许多奇闻趣事，这些都可以看作《宋史·文苑传》对书画文人群体形象建构的一种潜在影响。

本文系广东省“十三五”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代传状文体及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GD19CZW1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