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婺

[摘 要]本文将《婺书·郑忠愍列传》与《宋史》中的郑刚中传记进行内容和思想上的比较。通过其他文献的补充，辨析《婺书》和《宋史》记录的准确性。并探究对同一人物的事迹的不同记述方式中蕴含的不同思想。

[关键词]婺书；宋史；郑刚中

《婺书》是明末义乌人吴之器所著的人物志，记录了婺州的古今杰出人物。郑刚中为金华人，在《婺书》中位于第一卷第三篇的位置。在正史中，郑刚中传在列传第一百二十九，为与他人的合传。相比之下，《婺书》与《宋史》的郑刚中传，大致框架相同，《婺书》的记事更加详尽，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对正史记载的补充。因为吴之器所处时代离南宋初期相隔已远，《婺书》的创作主要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加工整合而成。整合的差异有匠心独运之笔，有疏漏误引之处，也有作者主观的对事情的见解在其中，正是《婺书·郑刚中传》的特色之处。下面试举例说明。

改宗正少卿，又改秘书少监。力求去，弗许。《婺书》（1）

移宗正少卿，请去，不许，改秘书少监。《宋史》（2）

两传的区别在于郑刚中请求去官与改官秘书少监的顺序。依照《北山集》中的《除宗正少卿疏》，此疏作于绍兴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之后。疏文中明确提出：“属籍亚卿，地清职峻……伏望圣慈，收还成命。”后附有“不允”二字（3）。对应的即是“求去不许”这件事。刚中之子郑良嗣回忆其先君事附于《北山集》中，其中《修纂属籍总要疏》：“二月与方庭实两易为秘书少监。”（4）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六：“新除秘书少监方庭实与宗正少卿郑刚中两易，避家讳也。”（5）可见，绍兴九年正月刚中原加阶官宗正少卿，后改为秘书少监。刚中疏题既然作《除宗正少卿疏》，则应作于二月改官之前。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宋史》之序正确，而《婺书》之次有误。然刚中改官的原因系方庭实避家讳，与之互换，并非其他。如《宋史》行文，似改官为刚中请求去官之后的结果，宗正少卿与秘书少监为平级之官，短时间改官原因应如良嗣与李心传观点，则改官两次实为一次加官。从叙事笔法上看，《宋史》虽符合真实顺序，但《婺书》更能还原事情本来面目。

每诸将谒，必具橐键庭伏乃就坐。一日吴璘加少保，来谢，语阍吏，讲钧礼。吏以白。刚中叱之曰：“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头去。”璘皇恐听命，侧足惟谨。《婺书》（6）

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坐。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宋史》（7）

在这两段相似的内容上，《婺书》与《宋史》的主要不同有两处。一是诸将谒见之礼，二是吴璘所加之官为少保抑或少师。

《婺书》作“具橐键庭伏乃就坐”。之前并无此记载。“橐键庭伏”当为吴之器融裁之语。文献中不见“橐键”一语，“橐键”实应作“橐鞬”，本义指弓箭囊袋，后作为军中一种表示恭敬的礼装，与后文“是废军容”呼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郑刚中爲川陜宣抚副使，节制诸将极其尊严。三都统每入谒，必先庭揖，然后就坐。”（8）《挥麈録》“郑亨仲刚中爲川陜宣抚，节制诸将极爲尊严。呉璘而下，每入谒必先堦墀，然后升厅就坐。”（9）“堦墀”与“庭揖”都只强调了在堂外行礼。“橐键庭伏”是一种相当隆尊的礼仪。《旧唐书》卷一百七十：“李愬具槖鞬，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郑刚中与诸将严讲礼仪之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时吴武顺璘、杨襄毅政、郭恭毅浩皆以节度使来会……既而，政先执梃谒，亨仲乃受之。寻与璘、浩循阶以客礼见。”并无“具橐键庭伏”。之器在此处，有与裴度故事相比之意，以强调刚中在蜀之尊严之盛，但事实并不必如此，《宋史》之说更为可靠。

正史之吴璘传未有加太保之记载。吴璘加少保事，最早见于宋王明清《挥尘録》：“忽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爲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髙，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堦墀之仪不可易也璘皇恐听命。”（10）王明清虽为郑刚中同时代人，其《挥尘録》为见闻笔记，在吴璘所历官职上不如正史可靠。然“少保”的说法流传不绝，明初的苏伯衡《题郑宣抚墓志后》：“伯衡窃闻公宣抚川陜，节制诸将严甚。吴璘而下，每入谒必先庭参然后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欲讲钓敌之礼。吏以白公，公厉声曰‘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可取吾头去。庭参之礼，不可废也。璘皇恐听命。”吴之器采取此说。

桧谋于王焕，焕曰：“当选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不弃，于是创四川财赋总领官，不隶宣抚。以不弃往，不弃又辟晁公武，物色刚中阴事，尽力挤之。《婺书》（11）

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财赋总领官，以赵不弃为之，不隶宣抚司。不弃牒宣抚司，刚中怒，由是有隙。不弃颇求刚中阴事言于桧，桧阳召不弃归，因召刚中。《宋史》（12）

两书对赵不弃任四川财赋总领官的前事叙述不一。《婺书》中出现王焕与秦桧谋一事。此事在见于《挥麈録》：“亨仲驾驭诸将有理，诸将虽外敬，而内惮之。适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与媒孽，言其有跋扈状。秦闻之，谋于王显道焕，焕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德夫不弃焉。于是创四川总领财赋……得晁公武子止于零落中，辟爲干办公事，俾令采访亨仲阴事，欲加以罪。”《婺书》所据来源于此。然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此叙述已有驳辨认为王？当年正月已出知平江。证明谋于王？之事失实。《中兴小历》载：“绍兴十五年侍御史汪勃请置四川总领。”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庚子，赵不弃上任。《宋中兴纪事本末》：“既而上谓秦桧曰‘卿前日所论置四川緫领，甚当。如此方与诸军一体。”可见置四川总领并不是汪勃独立的主张，《宋史》认为汪勃上奏即是秦桧之令也有一定道理。

此外，从作者的思想倾向上来说，《婺书》行文尽力隐去郑刚中对当时和议政策的赞同和对秦桧的配合。《宋史》中有“刚中由秦桧荐于朝，桧主和议，刚中不敢言”之句，而《婺书》中不见。《婺书》于此处摘引刚中《谏和议奏疏》。刚中《北山集》中谏和议疏有四，皆没有反对和议之句。《再谏和议疏》中有“和议之败，盖有两端：其一激怒于敌人也，二则激怒于国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议之不成，葢亦産祸之甚速”（13）之句，实为四疏谏议之所本。亦可见刚中赞同和议，所反对的是荒废防务和高宗不合礼地过分降低自己。《谏和议奏疏》中也有这两部分内容，吴之器所引为皆为劝谏高宗不过分降低自己的部份，而文中另有“曷若卑辞报使者”之句，足见刚中不希望激怒使者，希望和议顺利。《婺书》：“就除川陜宣抚副使，兀术遣人求和尚原，桧恐刚中败盟，乃下诏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宋史》中作：“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两传中“恐败和好”之人不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有刚中奏“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玠地分”之记载，但刚中《北山集》中奏疏中有“秦州、商州、和尚原三处乃川、陜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轻许，而和尚原最为不可。”之句。吴之器也采用《北山集》的观点。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吴之器并未按照《宋史》及其他史料所记情况书写，对刚中议和画地之事写得较为隐晦。

《婺书》行文极力淡化秦桧个人因素。除了之前极力隐去刚中与秦桧的“依附”关系外，另有在对刚中落职之事的解释中淡化与秦桧个人的恩怨。“始刚中持节来，诸将畏之甚，疑以为桧党也，不敢言。后见其每事忤桧，始悟其非。因共谮之，以为跋扈。桧谋于王焕……”品此说法，刚中身边诸将毁之在先，闻于秦桧，然后制之。而《宋史》作：“诸裨将领安抚者皆罢。从之。弛夔路酒禁，复利州钱监为绍兴监。时军已罢，移屯内郡，刚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罢。从之。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后有“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按此说法，刚中被陷，直接原因是秦桧对他脱离对秦桧的依附的怒与对刚中治蜀能效之妒。两者对秦桧个人在此事件中的作用看法不同。

究其原因，《婺书》是一部旨在弘扬乡先贤，激励里人之作，必将重点置于所传人物个人的品格与才能，而不能过重地描述被权臣左右命运的情况。且《婺书》作于明朝危殆之际，作者希望能够找到国家运作制度上的弊端，而非偶然的个人原因。在这两点的作用下，《婺书》虽没有隐去，但极力淡化秦桧个人的影响。在这点上与《宋史》有思想上的区别。

总体来说，《婺书》创作时间较晚，考证不易，难免会出现使用之前材料所导致的错误，但也在选取材料上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宋史》未讲述清楚的地方。《婺书》作为一部地方的人物志，在编纂宗旨上与《宋史》有很大不同，也导致了材料选取上的不同。

注释：

1（明）吴之器，《婺书》，《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册，17页上。

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12页。

3郑刚中，《北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1页。

4郑刚中，《北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9页。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052页。

6（明）吴之器，《婺书》，《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册，18页下。

7（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13页。

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394页。

9（宋）王明清，《揮塵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69页。

10（宋）王明清，《揮塵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69页。

11（明）吴之器，《婺书》，《重修金华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册，19页上。

1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13页。

13郑刚中，《北山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