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　张宇

关键词：具身认知；阅读；出版业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1.013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其既是超越前人不断迈向更高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思想文化传播史，而阅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使阅读媒介经历了从纸张向数字的转变，新型数字技术与阅读的融合又将其推向了新的阶段——具身阅读。阅读在技术层面呼唤着理论层面的关切和诠释。哲学发展史上的“身体转向”所带来的具身认知理论冲破了视觉霸权的禁锢，为具身阅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理论来源。以此为基点，伴随着各类具身技术由产生到成熟，其所带来的不单是个人阅读方式的改变，也使图书出版业走向“数字革命”成为可能。

一、身心二元论与纸媒阅读

回溯西方哲学对于人类认知方式这一至关重要問题的苦苦思考与艰难探索，其无不向我们揭示着身心二元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撼动的主宰地位。自柏拉图与笛卡尔之后，整个身心二元论自我明证和自我发展的历史就是整部西方哲学史的缩影。当“模棱两可”的身体分裂为所谓的肉身（flesh）和精神（spirit）之后，随着肉身以及与之相关的感性、知觉、情感等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陨落，意识、理性等成为西方哲学传统核心范畴。与之相联系的是“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作为一种图像认知理念，强调理性在观看这一认知方式中的核心地位，理性原则是视觉中心主义遵循的绝对法则。因此，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建于“身心二元论”与“视觉中心主义”理性哲学基础之上的的纸媒阅读及出版物成为人类获取知识与传播思想最重要的方式。

（一）传统纸媒阅读的哲学源起：西方哲学的传统身心二元论与视觉中心主义

人类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千百年来，这一问题一直令众多哲学家辗转反侧、魂牵梦萦。正如维柯所言：“理性思维能力的缺失导致了原始人以感性认识为其认知手段。”人类社会早期，感官成为原始人类“沟通”世界的桥梁。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物质劳动协作的复杂程度活动日益增加，感官认识所特有的直观性和瞬时性越来越难以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最终，随着身体器官的不断进化，语言在人类历史中产生了。在语言中，身体思维开始被化约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化思维，灵魂与肉体、人类与自然、个体与世界被分离开来，原始人类拥有了对象物及对象意识。马克思以意识为分界线表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即人不同于动物的原因在于人通过意识来把握自身的生命。”在身体被“解构”以后，意识成为主宰人类认知方式的主要形态。

怀特海曾说：“西方哲学史是一连串对于柏拉图思想的脚注。”这种身心二元论的理性表达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应该运用绝对理智找寻事物的实质，抛开肉体感官对于灵魂寻求真知的干扰。”这一灵魂与肉体的划分也勾勒出柏拉图对于世界的二重区分，整个世界转变为感性与理念两个领域。笛卡尔继承了身心二元论并对其进行了完善，建立了主体哲学。“作为一个仅仅以思维存在的东西，我是一个单一的精神实体，即使我的身体缺少了某种器官，也不会影响精神的完整性。而对于物体性的东西，我的思维则可以很容易把它们分成很多部分。”他肯定思维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主张人类的认知是依靠精神与思维去完成的。自笛卡尔以来，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身心二元论已然成为西方传统哲学“大厦”的“拱顶石”，构成了近代以来人类“认知范式”的底层逻辑。

伴随着身心二元论的蓬勃兴盛，对于理性的追求成为西方哲学由古代到近代的一条主线，而视觉所具备的理性特征使得其长期以来都被作为“第一感官”，进而产生了视觉中心主义。它是对于传播媒介等领域的哲学解读，是一种在理性思维支配下的认知方式，它使西方认知哲学获得解放的同时却又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理性霸权”，使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矛盾。正如梯利指出的那样：“近代哲学以理性为最高权威的特征使得它与自然科学具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西方主体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在哲学层面的基础上用科学实证的方法进一步确立了理性思维在视觉中心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在《光学论》中，笛卡尔将科学方法引入视觉，以“盲人的拐杖”这一例子说明了光作为传导媒介的物理性质。”从而使光摆脱了古希腊哲学赋予其的神秘色彩，视觉的理性特征愈发明确。此外，笛卡尔数学家的背景使得他将数学方法也引入对于视觉的分析中，他所提出的透视法为科学方法在视觉中心主义中的应用确立了基础，观看俨然成为一种“技术手段”。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实证主义又将视觉中心主义推向了对于科学的绝对遵从，在摒弃“肉眼”这种低级认知方式后要求以各种可计量化的实证方式来完成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观察，科学成为视觉哲学所遵守的绝对原则。至此，视觉中心主义彻底与理性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理性决定论的视觉哲学的逻辑主线，视觉中心主义的理性霸权得以最终确立。

回到“阅读”这一具体认知行为本身。“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辞典中对其的解释体现着阅读与视觉观看和获取意义的强烈相关性，从而不难看出思维与理性的原则贯穿其中。换言之，在语言文字时代，以纸质书籍为传播媒介的阅读，为了实现媒介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无论是信息的传播者（作者）还是信息的接受者（读者），完成这一信息传播过程所依靠的正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观看、思考与理解的能力，是理性思维主导下的文化及知识的传播与接受，这无疑构成了这一时期理解阅读的逻辑基础，也是对哲学家在人类认知范式领域探索的最好印证。

（二）传统纸媒阅读中的身体隐退

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于人类媒介技术的几个阶段的划分：“语言传播时期是媒介与身体统一的阶段，书写与印刷时期是媒介与身体分裂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于语言的传播需要以身体在场为基础，所以在这一时期以身体作为媒介传播方式存在时空间上有极大局限性。在第二个阶段，媒介技术的产生极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克服了前一阶段的身体局限性，但同时也降低了身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说在文字诞生之前的人类社会早期，以口语为传播媒介的语音发声是一种完全依靠身体的交流活动，那么，印刷时代的纸媒阅读则被冠以思维解码的活动。为了实现人类文明的不断延续与发展，突破口语在跨时空传播以及难以被复制传播等方面的局限，人类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发明了可以被书写的文字。在其产生后，信息的交流与传播逐渐走向身体之外，阅读也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形成的以书籍、报纸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实体出版物，成为人类阅读的主要媒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经由人类的思维成为文字编码，阅读则是同样依靠思维对文字进行再解码，实现了跨时空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如翁贝托·艾柯所指出的书籍的一种重要功能：“阅读能够让我们与前人交流。”诚然，文字的诞生使得语言得以被书写和传播，但书写较之于口语的传播力逐渐消解了身体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参与度，曾经口语所需要的声觉等感官在以文本为媒介的传播方式中显得不再重要，但单一强化着视觉观看在其中的作用，“眼睛的自治性终止了身体与文本之间的同谋关系；使身体摆脱了与文字地点的联系。”文本本身所具备的强大传播能力已经使得其成为人身体的延伸，这种传播活动也就不再对人自身的身体参与有极高的需求。纸媒抑或以形式多样的纸质出版物为媒介承载文字符号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这里成为读者与信息之间一条分明的界限，它以抽象符号的形式将阅读者的身体隔绝在纸媒之外，而其所蕴含的内容信息则需要阅读者通过视觉及思维能力穿越这条“界限”去加以领会，因而纸媒阅读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以思维为核心、以身体为辅助作为其最明显的特征。文本在读者眼中变为抽象化的符号，阅读也就转变为理性思维的活动而摒弃了身体所具备的各种感观，也正是基于此，得以理解高度强调理性思维的身心二元论何以成为纸媒阅读的哲学基础。如身心二元对立的矛盾所造成的人们逐渐与现实世界的渐行渐远一般，纸媒阅读在提升信息传播能力以及给予人们获取信息高度自由的同时所带来的是身体的隐退。

（三）传统纸媒阅读的局限性

数字媒介产生前，纸媒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大主要途径，无数的纸质书籍承载的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无可否认其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对于思想文化传播的贡献。当前随着移动端设备的普及，构建于比特（bit）字节基础上的电子阅读成为信息时代读者的选择，同时，虚拟现实技术与阅读相结合也是当前阅读方式研究的前沿领域，纸媒阅读的市场受到了持续性挤压。这一背景下，应当思考传统纸媒阅读究竟局限在何处。

第一，难以长时间保存。纸张因其自身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极其脆弱，特别是水、火等自然灾变对于纸质书籍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这一问题在古籍的保存中尤为凸显，国家以社科基金的形式来支持古籍保护项目足以见得这一技术之困难。目前盛行的电子阅读以数字代码的形式对书本内容进行转化和储存，为纸媒阅读这一局限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路径，人类的思想文化在技术的推动下能够在未来获得良好的延续。

第二，纸媒阅读的离身性造成的是阅读过程中认知模式的缺失。身体让位于思维，使得纸媒阅读在这一逻辑的驱使下完全转变为由视觉输入到理性思考最后实现文本内容获取与理解的过程，身体的其他感知功能却在这一过程中难以寻觅其踪迹。因而以纸张为媒介的文本阅读虽然能够在很多时候引起我们在思维上对于阅读内容的感觸，但身体的缺失使得必须通过意识层面的想象来填补语言的抽象感，无法做到对书本的内容的“切身体验”。“阅读过程也是体验过程，没有体验就没有完整的阅读。”这种体验感正是基于我们身体所具备的各种感官所形成的对于事物的认识结果，纸媒阅读的体验感缺乏也是当前“有声阅读”“动画阅读”等阅读方式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纸媒阅读削弱了阅读的交流特性。“文字产生以前的口语时代阅读以‘朗读的方式进行，对于古埃及人来说，阅读就是一种纯粹的口语表达。”即读者用嘴巴发出声音诵读内容，听者用耳朵倾听理解内容，这一阅读方式不仅是以身体为媒介的阅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字产生以后的纸媒阅读却将阅读转变为一种个人化的活动，身体作用的消解使得读者在面对文本时走向了个人的沉思，读一本书则更像是一场“个人的旅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较于口语时代则显得无足轻重。虽然以读书会为代表的各种社交活动仍然能够让读者互相分享自己的阅读体悟，但纸媒阅读视角下阅读的主体更多还是局限在个人这一主体上而非社群。当前，线上交互式的社交阅读也在逐渐改变纸媒阅读的这种现状，力求在数字世界中构建社会化的阅读方式，从一种主体性阅读走向主体间性阅读。

综上，向身心二元论以及视觉霸权发起挑战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逐渐成为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这种哲学范式的变革，让我们获得了理解新的阅读方式的理论可能性。

二、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的身体阅读

作为新一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身体参与是认知获取不可或缺的一环。探究这一理论的哲学根基，在中西方的哲学历史中都可以寻觅其踪迹，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知论，还是近代西方哲学中梅洛庞蒂的具身观，都构建起了一套“以肉身联系世界”的身体本体论，身体在这两种哲学观中成为认知的关键所在。当前，在具身认知理论这一视角下，数字移动设备的普及和以VR/AR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将身体重新“拉回”到阅读之中，以人机互动的形式实现身心共同参与下的具身阅读方式。

（一）能动的体感阅读

身体究竟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一问题，中西方的哲学家们都做过不同的阐释，但“体感”却是其具身观的相似之处。相较之西方传统哲学以意识为圭臬，中国古代哲学则以身体为中心构建起了一种“根身主义”的“认知范式”。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知”观点体现了古人们对于人类认知方式的思考，而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元典《易经》中，“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使，坤作成物。”即万事万物是由阴阳两种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观点正是从人类男女生育这一身体经验出发的一种哲学思想，反映出中国古人在当时认识事物时采取的是一种最原始与直观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就是身体思维。作为西方具身哲学先驱的梅洛庞蒂明确提出“身体感”是认知的重要媒介。他认为：“身体是我们存在于世界的基础，而我们生命的体现就是身体活动与周围环境的融合。”他以“幻肢现象”来说明身体感所带给截肢者的习惯性记忆，而没有先前完整肢体对于事物的感知则无法在截肢后保留这种意识层面的记忆，基于此，梅洛庞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身体知觉对于认知形成的作用。

可以看到在具身认知的视野下，身体所具备的各种感官形成了认知过程的起点，依托感官我们不仅明确了自身的存在，也获取了对于周围客观事物的存在。因而，具身阅读的特性首先体现为它是一种体感阅读方式。在传播学的视角下，传播媒介一直都与身体的感官相伴而行，从语言媒介与听觉感官、印刷媒介与视觉感官，到电子媒介与视听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便是传播媒介得以产生的基础，是传播活动得以进行的条件，或者说身体就是传播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作为感官延伸的媒介”。如果说传统纸媒阅读是单一通过视觉进行认知的“线性”阅读方式，那么移动端的电子阅读以及以VR/AR等虚拟现实技术所构筑的具身阅读方式能够改变平面阅读对于感官的“割裂”，通过整合感官功能实现一种体感阅读。不同于纸媒阅读中的视觉主导，具身阅读在技术的辅助下能够实现对于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嗅觉等多种感官的统一，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对于感官信息的数据转换与再传导，我们真正能够以“完整的”身躯参与到阅读之中。例如，在移动端设备的阅读中，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信息整合，在滑动式操作中充分调动对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刺激与触发，身体的感官系统得以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系统，获取对于阅读内容的不同层次的认知与体验，从而提升阅读的效果。“数字阅读和移动阅读的兴盛又将触觉、姿态、移动等身体变化纳入阅读活动之中。”在这种阅读方式之中，书中的内容不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而是变成了不断刺激我们感官的体验，在身体的感受中我们对于书本内容的理解就从“领悟”阅读内容走向“体悟”阅读内容。

（二）情境的沉浸阅读

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是具身认知理论另一重要特征。不同于套着“理性光环”的传统西方哲学对于身体的贬低，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观”并没有陷入身心二元对立这一矛盾。“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乎？”将天地万物视为自身，那么身体也就融入了世界之中，“身体”超越了个人的肉身这一狭隘的范畴，身体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成为“我”沟通世界的桥梁。而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对于所处环境的认识来源于身体的感知。“最终来说，我的身体对于我而言远不是空间的一个部分，如果我没有身体，对我来说也就不存在什么空间。”梅洛庞蒂独创的“身体图示”不仅将肉身定义为感受本已活动的综合体，更是借“世界之肉”这一比喻赋予了身体更重要的意义，即沟通意识与世界的桥梁。身体在世界这一场域之中不再是一副“躯壳”，而是在与世界的联系中获取自身的意义，是一种动态的身体，而世界也成了身体的延伸，二者实现了一种融合。

情境的构建也是近年来传播学所关注的热点，这里的“境”指向了我们身体所处的环境，而具身阅读的显著优势在于依靠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互动带来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沉浸阅读来自读者对于媒介和环境的认知与适应，在卧室中一个人翻阅纸质的图书，在地铁上滑动屏幕浏览电子书，不同的环境都能带来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而这有赖于我们身体处在相应的环境之中，获取对于环境的认知与习惯。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使得现代人以飞速的节奏不断切换着自身所处的空间，个人的时间的“碎片化”特征愈发加强。这一趋势使得人们的阅读更加有赖于高度的专注以及对于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在公共空间中，通过操控手机浏览电子图书或插上耳机收听有声读物已经成为多数人满足学习与阅读需求的不二之选，借助视觉、触觉、听觉的协同作用，多数人会沉浸在阅读内容中以至于不再受环境对其阅读的影响，因而人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度专注的阅读，不断调整着身体对于不同空间的适应能力。对于书中情境的演绎则使在技术手段加持下的具身阅读能够实现阅读效果的提升。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身临其境”不仅是虚拟现实技术区别于其他技术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对具身认知理论观点的重要概括，即身体与环境是认知形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在这一理论下，依靠数据、网络、可穿戴设备等所产生的VR/AR等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模拟真实场景或空间为认知的生成提供了一大利好，而其與阅读相结合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于以虚拟的形式还原书本中的情景。如果说纸媒阅读还需要我们通过发挥想象等能力在意识层面将文字叙述转换为具体情景，那么具身阅读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身体处于情景之中或身体在场的阅读方式，读者在情景之中则能够通过一种简单直观的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阅读内容，因此它对于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儿童有着巨大的价值。以伦敦教育技术公司Museimo与意大利AR儿童出版商AR market所合作的儿童读物《失落的埃及》为例，它将传统的叙事方法与VR和AR技术结合起来，书中既有各种AR游戏挑战，也有VR所构建的虚拟世界，孩子们依托手机和平板等移动端设备就能够“进入”虚拟的古埃及世界中，寻找埃及艳后为何消失的线索。这一VR与AR技术相结合所创作的读物不仅能够适应儿童阅读所需要的阅读趣味性，而且能够使儿童在互动中实现对读物的理解，满足增长知识的需要。

（三）身体的交互阅读

在以身体为起点认知世界的同时，中国古代哲学的具身观依旧从身体出发去把握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根身主义”式的社会伦理观念。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社会群体的形成来源于个人身体的衍生，个人的身体融入社会关系之中，使得“切身体会”成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一大特征，即我与他人之间在身体上的“共通”特性，我对于社会群体在身体上的归属。与之相较，西方哲学则是以“主体间性”来阐释这一我他之间关系。胡塞尔对笛卡尔哲学的继承使得他依旧是站在“我思”这一立场上去理解他人的问题，也就是从意识出发去理解他人的存在，这就带来了用先验去理解经验的矛盾。针对这一问题，梅洛庞蒂表明了身体才是那个理解他人存在的“入口”，“我在身体知觉中见证了他人的存在，他人也在身体知觉中见证了我的存在。”梅洛庞蒂用身体间性取代了胡塞尔的意识层面的主体间性，自我对他人的认识不再是一种意识中的臆想。

具身认知理论所具备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具身阅读是一种交互阅读方式。一方面，这种交互的特征首先体现为数字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人机的具身交互阅读。对于交往的意愿与需求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一种本质层面的属性，媒介技术的发明本身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扩大。在移动端设备的阅读中，读者通过身体操控来实现与设备的交互，阅读文字内容将读者带入虚拟环境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阅读空间。通过这种人机交互，移动设备作为切真的物质媒介使得读者的身体能够感受到“陪伴”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身体在场式的人机交互填补了人们处在陌生环境时所产生的孤独与不适。以手机阅读为例，目前多数手机阅读用户对于阅读时间与空间的选择集中在诸如乘车、坐地铁等空间以及上下班的时间段，这类空间与时间的一个特点在于用户缺乏身体在场式的交流，因而选择通过手机阅读来进行知识的获取与学习，填补身体上与精神的“无所适从”。另外，这种交互的特性体现为群体交互中的具身参与感。5G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推动着网络这一虚拟空间的加速扩张，改变时空距离的线上交互已然成为当前社会活动的一大“标签”，人与人相互交流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从主体参与上来说，纸媒阅读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阅读方式，阅读局限在了个人对于阅读内容的“孤独思考”中，而当前移动端设备的普及化与数据传输速度的提升以及云计算对于数据的分类与管理，使得阅读的交流特性不断增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线上的即时交流打破了以往口语和纸质传播媒介距离与时间上的限制，使得读者能够获取相互分享阅读感受的具身参与感。包括通过数据检索区分不同的阅读群体、通过线上的即时交流分享对于同一本书的阅读感悟从而开展阅读社交、作者通过视频直播与读者实时交流自己的写作历程从而消除传统阅读方式所带来的双方之间的隔阂、将线上互动交流与线下读书会相结合从而形成阅读的共同体，阅读主体真正从个体转变为群体，阅读也就走向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阅读群体。

虽然与传统纸媒阅读相比，以手机阅读、VR图书等为代表的具身阅读受到技术、资金等因素的限制，还不够成熟，但它的产生已经为未来的人类阅读方式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伴随着理论领域中从身心二元、身心一体到具身认知的探索，在实践领域作为人类获取知识最主要方式之一的阅读也必然迎来其走向与身体相结合的转变。

三、身体与认知重构：出版行业走向未来的新路径

坦言之，构成具身阅读的重要技术基础之一的VR/AR虚拟现实技术仅仅是当前整个前沿技术领域的初级形态，从现有的共性技术链和产业创新链来看，包括VR/AR、5G技术、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仿 生脑等前沿技术正在以一种融 合的趋势将互联网塑造成一个全新的数字虚拟世界——元宇宙。“元宇宙是一种虚拟与现实无缝衔接、深度融合的数字世界，其能够产生超越现实世界的显著价值。”

技术的进步总是不断塑造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而改变着知识存储和传播的方式。我们不禁会问，阅读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诞生了新的阅读范式——具身阅读，那么它给人类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认知方式？这种新的认知方式又会给出版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一）“再造身体”：新的阅读主体的诞生

依照前文所述，“媒介是人的感官的延伸”，那互联网作为当前信息传播的数字媒介是如何延展我们身体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使得传媒能够掌握大量个人信息，从而实现掌控‘我的目的。”尼葛洛庞蒂明确了“我”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个人，与“我”相关的个人信息成为网络中的数字代码，“我”是以“数字躯体”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之中的个体。

从文字的发明是为了克服语言交流的时空局限、图像的产生是为了保留视觉对于事物的瞬间捕捉、交通工具则是代替了人的双腿这一媒介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不难看出，电子信息产生前的各项媒介技术的产生无一不是想通过对于身体功能的模仿来延伸我们的身体功能的，以此来满足交往的扩大与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但其在“替代”身体功能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身体，人的感官与行动被技术所切割与替代，人相对于媒介的主体性也在这一過程中受到了削弱。而在传播媒介中，技术更迭带来的个人主体性缺失也使得传播权力不断走向集中，面向社会集体的大众传播模式也得以应运而生，个人的需求丧失在了这一过程之中。

数字技术和算法革命能够将人的感官与活动解析为数字代码，进而通过数据的分析与整合在数字世界中再造身体，产生“数字躯体”（DigitalBody），个人则以“全 新”的身体在虚拟世界中畅游无阻。相对于现实世界中人所受到的种种局限，“数字躯体”无疑会为人类认知突破诸多物理屏障和思维阈值。在“数字躯体”的视角中，阅读内容以数字代码的形式可以实现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之间的转化与结合，移动端设备的普及使阅读不再受制于空间与时间，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是阅读内容的切身感受，线上互动拉近了读者间的距离，庞大的数据库让读者能完全按照自身需求选择读本，个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激发，以个人为中心的大众传播模式得以形成，“数字躯体”所带给我们的是“赋能”与“赋权”。

高度现代化所带来的个人主体性的丧失是当前我们难以逃避的一个社会问题，相对于学者们在理论中苦苦思索，数字技术无疑以科技革新的形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一条重要路径，借由“数字躯体”，个人或许能够在机械化的社会运转中找回自我。

（二）身体与空间：“阅读赛博空间”的出现

关于“赛博空间”（Cyber space）这一概念，文学作品对其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1984年发表的作品《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展现了一个通过 转动特殊装置便能够进入的网络空间，“使用者以新的躯体游走于这一空间中，是一个带来了真实感官体验的网络空间”。当前，元宇宙这一概念的提出似乎宣告着人类在未来想要将“赛博空间”转化为现实，糅合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特性，在身体和技术的交互下实现空间的“革命”，创造一个全新的“数字宇宙”。

当数字技术能以代码的形 式在网络中还原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之后，突破二者之间的那道“真实感”的屏障就成为次世代的发展要求。而在元宇宙中这一界限得以被抹去，“虚拟空间完成对真实的消解，达成了超越虚拟现实的‘超真实，构建起基于后现代城市景观的平行‘超社会模型。”强大的算力能够实现在数字宇宙中还原与重构现实世界的“景观”，对物理限制的摆脱使得它又能够以超现实的姿态呈现，VR眼镜、体感装置等虚拟仿真设备能够给予我们置身于现实世界之时的 空间感，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又为其植入了互联网天生所具备的交互功能，数字宇宙成为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另一个空间与世界。

按照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不可分割。那么在这一理论下人进行阅读的过程也总伴随着一个空间，就好比在卧室中阅读、书店中阅读、大厅内的读书分享与交流。而在元宇宙中的阅读，“数字躯体”所处的是一个“阅读赛博空间”。不同于现实世界中阅读时所处的物理空间，现实还原与身体沉浸使得它不但能够成为阅读的一个部分，即对于书本内容的虚拟空间再现，而且网络本身所具备的强大交互功能也改变了在现实世界中阅读的主体间性，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线上交互支撑的是读者间以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即时分享与交流，对于内容的二次创作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可能。从线下走向线上，从现实世界走向虚拟世界，“阅读赛博空间”成为丰富与多元的阅读“场所”，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认知体验。

（三）数字经济与营销模块的“再组织”

“新兴的技术组成催生了数字经济的产生与迅猛发展，而它又推动着产业结构的改变与产业间的融合。”当前，世界各国都将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项目，我国也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不断推进国内数字经济的成长，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全产业链条，补足补强出版业数字化薄弱环节，进一步催生传统出版与数字业务相融合的新型出版业态。”在这一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技术支撑下的强大算力能够对庞大复杂的经济活动进行量化，借助于数据分析，行业部署生产与营销战略拥有了直观、精准、真实的参考依据，与实体经济相比，数字经济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模式推动 着经济体量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产业结构与商业模式。面对这一时代趋势，图书出版行业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寻求自身发展 的新机遇是势在必行之举，而对自身传统营销模式的升级则为重中之重。

第一，以数据资源的获取与分析为基础制定营销策略。传统营销模式的重要参考如财务统计、市场调研等存在着效率低下与成本过高的局限性，而借助于大数据 的统计分析能够快速与精准地定位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把握主流阅读需求的同时对不同类型的读者进行有效区分，以此为基础制定营销策略更加高效、快捷，对于需求的准确把握也能够带来更加可观的利润。

第二，线下与线上营销相结合。传统线下书店固有的部分书目无人阅览、空间有限、书目不全等问题能够通过线上书店的形式得以解决。以平台书店为 例，借助于用户的浏览数据能够向其推送符合其需要的各类图书，以此来增加消费者的购书欲望。同时电子书店以庞大的网络数据为支撑，不仅能够摆脱物理空间有限的局限，也能有效解决在传统书店中存在的小众图书缺失这一状况，依托电子书店搜索引擎的便捷满足各类读者的用书需求。

第三，整合图书出版行业的产业链。面对以往图书出版发行中一本书的创作、出版、印刷、销售被切分为各自的阵营，数字经济时代下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能够改变这一状况，使产业链中的各个部 分联系更加紧密。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便捷的个人终端是内容创作的主阵地、而内容的审核与出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则更为高效、书籍的印刷生产在数据统筹下更为精细化、物联网使得书本从购买到读者手中这一过程变为可见的轨迹，整个行业的产业链在数字技术驱动下由分散走向统一，协同度不断提升，必定会为整个图书出版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大利好。

（四）出版业的“扁平化”模式

未来图书出版行业势必会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化程度，以此来适应社会对于文化产品的高质量需求。在传统方式的出版发行过程中，出版发行机构主导下的整体出版流程存在着效率较低、版权保护难、读者参与感较低等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是解决当前图书出版行业的这一类问题的新思路，“区块链网络建立在点对点的网络中，由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共同参与维护。系统按照时间顺序将一定时间内的交易进行打包并存储在一种链式数据结构中，利用散列函数和Merkle树保证了数据不可篡改”。作为一种以“扁平化”为重要特征的数字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出版机构主导下的出版流程的優化，解决行业内存在的部分问题，促进出版流程变得更加高效与透明，为出版业的发展注入更强的活力。

第一，构建出版机构主导下的读者参与内容评价的出版流程，提升出版效率与作品的质量。传统出版模式中出版发行机构出于对出版内容的审核与把关的要求，需要评审专家对作品进行内容的质量、价值观导向、法律规范等方面的审核，从作者投递作品到最后的正式出版会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周期，出版的效率呈现出一个较低状态、带来了出版成本的增加以及受众面较窄等问题。当前，依托区块链技术对出版流程优化的尝试已经出现，“Scriptarnica平台采用集体审议与审稿人审稿两种制度，以保证在控制作品质量的前提下，使其能够以较快速度进入市场”。基于这种出版发行方式的“数字创新”，可以搭建线上平台，在作品审核的初期充分吸收读者对于内容所提出的具有价值的建议，再由审稿专家在甄别与整合意见后对作者提出总体性的修改指导意见，最后则是按照国家颁布的出版机构审核原则与标准对作品的内容与法律规范等方面进行审核。在保证作品符合正确价值观的同时，优化出版审核流程、提升读者对于作品的满意度。

第二，打造交易“云端”，优化出版业的交易机制。数据储存、网络信息传输、计算机算力的迅速发展使得以此类技术为基础的区块链能够以互联网云端的形式实现对于出版业交易机制的完善。以数字出版为例，传统的形式合同确认与交易流程极大限制了出版发行的效率，而区块链平台的应用能够弥补这一缺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遵循提前写好的智能合约，认证合约内包含的价格、使用范围等每一个节点，在双方达成一致后，货币和作品会以公钥的形式在双方之间互换，整个过程的交易数据能够被记录并进行公开，“区块链的分布式架构要求系统、数据的区块是相互独立的， 而信息的互动和传输是开放的”。对比以往出版交易机制中的原创作者相较于出版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这一问题，更加透明、公开的交易机制有利于双方的良性共生，促进出版行业的发展。

第三，创新版权登记方式，提升版权保护力度。在出版业，盗版与侵权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顽疾”，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的盗版作品层出不穷不仅严重损害着作者自身的权益，也使得出版发行商对于这一问题显露着疲态。数据的不可更改性以及数据记录的相应时间节点作为区块链技术的显著特征，使得其能够为作者的创作建立相应的数据档案，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识别数据产生的时间（记录为时间戳）并为其提供安全证明，而数据的存在只需要通过载入相应的时间戳便可以被证明。因而，在作者创作的全过程中，区块链技术都能够为其提供著作版权上的确认，保证其在后续创作与作品交易上的权益安全。在“节点众多”的特性下，群体都能够有效参与到监督作品创作与交易的过程中，不断减轻出版机构主导下版权保护的缺失的问题，在激发创作动力的同时推进社会整体的版权保护。

可以看到，技术融合趋势不断催生着出版业新的发展可能，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目前区块链作为一项尚未成熟的技术在应用于出版业的过程中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一方面，追求最大效率的扁平分散的数字化建设模式是否会因缺乏监管和规范带来过度“去中心化”的问题，而文化建设作为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导向，如何在保证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提升文化建设的质量与效率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出版业的全产业链的区块链应用需要更加智能的算法与强大的计算机算力的支持，受限于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很长的时间。

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建设是未来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知，从纸质书籍到身体阅读，从平面媒介到数字宇宙，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数字化”的阶段，面对这一时代的变革，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播与建设的主力军，应当积极求变，以新的技术形式重新塑造自身的产业形态，用更加优秀的出版成果为文化强国助力。

（作者李重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党总支书记，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宇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