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敏　董华茜

关键词：媒体融合；媒介化；数字化；元宇宙；具身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1.007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融合是传媒行业的总趋势和主基调之一。2022年，是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九年。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而媒体融合则是这一战略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有效路径，也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从2022年《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出版》《新闻界》《当代传播》《编辑之友》《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中国编辑》《中国出版》《电视研究》《传媒》《青年记者》等中文核心期刊中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媒体融合研究，结合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H u m a 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Media&Society 、Communication Methodsand Measures、Digital Journalism 、MassCommunication andSociety 、CommunicationTheory 等外文期刊的媒体融合研究热点，梳理出年度媒体融合研究的代表性主题。

对上述中文核心期刊的近百篇媒体融合研究和近百篇外文媒体融合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得出：在媒体融合视域下，以媒介化为基础，全球媒体的数字化、平台化趋势显著，算法、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成为研究新对象，面对新的传播生态，新闻生产因势而变；与此同时，我国学界的本土化研究独具中国特色，注重主流媒体转型发展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在媒介化社会趋势下，媒体融合研究参与到数字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和构建中。基于此，综合国内国外媒体融合研究的双视角，本研究对研究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进行归纳梳理，得出以下五大主题。

一、本体论和认识论革新：不断深化的媒介观与融合观

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继续深入，“大融合观”不断深化，最终实现技术融合、人人融合、媒介与社会融合的观念成为共识。而融合观渗透着人们媒介观的认识变化，并关涉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新闻传播学科的“元概念”“元问题”，体现了人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革新。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角来看，本体论回答的是新闻传播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回答的是我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怎样的，方法论是关于我们如何去认识、改造的理论。融合发展观、媒介功能观、基础概念的辨析，分别关涉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到底层逻辑。因此，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阶段，当技术赋能下的融合创新呈现出更大的图景，当媒介已经超越原有功能边界，而呈现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时，所谓“反者，道之动”，回归本源，重新回到媒介定义、本质属性和基础功能就成为思考深度融合再出发的原点，而这些研究都归于理论指向的层面。

（一）重新理解媒介

當前，对媒介物质性的重新审视为媒体融合发展锚定了坐标系。在“大融合观”的指导下，媒体融合发展要在重塑内容生产流程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而融合实践的方法论又是基于准确把握本体论和认识论，即如何理解和认识媒介。

一直以来，对媒介的定义不一而足，逐步丰富。早期美国传播学者将媒介视为客观中立的渠道，媒介被单纯视为工具。随着对媒介发展的认识逐步深入，从麦克卢汉提出“媒介三论”开始，媒介的作用被重新审视。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种视角理解媒介：一种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强调媒介的技术性，认为由媒介形成的媒介环境会影响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种是以基特勒为代表的观点，强调媒介的连接性和生成性，认为媒介是提供连接的中介，提倡将主体与客体间的中介作为认识起点。从总体上看，从“工具论”到“媒介延伸论”再到“中介论”，我们一直在不断重新审视媒介本身的物质性——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从而赋予媒介更多的主体性价值，即“活化”了媒介。由此，在逐步理解什么是媒介的基础上，揭示媒介社会的运行规律，探索融合创新的有效路径。

通常认为，媒体融合实践是“媒介化”的过程。媒介化的研究有两大视角：一是制度化的传统，即认为媒体和其他社会领域由“媒介逻辑”支配；二是社会建构的传统，即在传播实践和社会情景中考察媒介化这一动态的过程。从社会建构的视角， 德国政治传播学者舒尔茨（ W i n f r i e d S c h ulz）将媒介化细化为“延伸—替代—融合—适应”的过程。当前，媒介全方位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形成媒介系统并影响人们的行动方式，似乎印证着舒尔茨的观点。然而有观点提出，在媒介泛化的趋势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正呈现出“去媒介化”的特征，人与媒介合而为一，媒介完全融入、改变并塑造人与社会。实际上，无论是“媒介化”还是“去媒介化”，都在强调媒介的建构作用以及与人身一体、与社会共融的存在，媒介与人类社会在相互塑造中形成媒介化社会。在以元宇宙为核心勾勒的人类未来图景中， 有学者继承和发展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提出“人即媒介”；也有研究者回应并发展、延伸将身体视为第一维度媒介的媒介观， 认为可将人的身体视为一种元媒介。类似观点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聚焦技术赋能下媒介融入身体导向的缩影。在数字社会背景下， 人以身体为基点参与塑造智能化传播的新格局，未来媒介正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数字孪生世界的运行方式。与此同时，国外学者也在聚焦媒介的“ 物质性” 。媒介化过程中的资源、能量和消耗都体现出鲜明的物质性（Sigrid Kannengie?er ， PatrickMc Curdy ） ， 作为存在的实体， 不断发展和强化的媒体和通信环境支撑和构建着我们的社会。

（二）再论新闻真实与新闻价值

进入Web2.0时代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丛深刻改变了新闻业的行业结构、运行逻辑和传播生态。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学者称其为“后新闻业时代”，新闻业由流程封闭、边界清晰走向全球流动、边界模糊的融合，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延展性。我国的媒体融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项战略系统工程，行至纵深发展阶段，引发了更多思考。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的内涵与实现受到怎样的挑战？新闻价值面临怎样的取舍和转向？随着“元宇宙”等概念的提出，如何定义人与媒介技术、真实与现实和虚拟的关系？这些也是在媒体融合的任何一个阶段，都需要不断被回答的问题。

新闻真实既涉及新闻实践，又牵涉本体论的哲思，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元问题”。随着以新技术为主的非人类实体要素融入新闻实践，人不再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唯一主体，融合的新闻业作为一种新业态成为现实。真相不等于现实是学科共识，而行业的“液态化”、技术的“智能化”和人的“媒介化”等新特征，一方面使新闻真实更加多元、立体，另一方面也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理性与感性的边界，容易对认知形成新的遮蔽，动摇信息传递中的信任关系，对新闻真实的实现带来挑战。此外，技术的“人性化”和人的“智能化”催生了“人主体新闻”和“智能体新闻”，在未来的新闻实践与研究中，两者的关系将成为核心问题，而背后凸显的，不仅是人与技术、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也涉及新闻真实的伦理问题。可见，随着新闻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体系的现实变化，新闻真实问题也被技术要素辐射，呈现新的哲思。

与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用户思维相适应，新闻价值也面临新的转向。借鉴“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概念，新闻价值同样可以归为商品主导与服务主导两类，前者关注新闻的交换价值，后者偏重新闻的服务面向。尤其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主业回归要求新闻价值的最终呈现要平衡好市场导向和公共服务性质，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实践视角来看，新闻真实和新闻价值决定了融合生产与传播的职业规范和伦理的制定；从学科视野上，上述元问题构成新闻学的创新发展和自主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要素。

二、媒体融合的本土化研究：一个基本点和多条创新路径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通过媒体机构组织架构调整、采编流程再造、诉诸短视频等创新表达、探索付费订阅模式等，国外的媒体融合实践也在不断探索转型运营之道，但除此之外，目前国外的媒体融合研究更多地从媒介微观视角切入，与社交媒体、内容分析等相结合。与之相对应，我国的媒体融合研究有相当体量仍聚焦于发展问题、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的探索，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和特殊性。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以此为节点，也多有研究总结十八大以来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演进逻辑并分析深度发展路径。总体上，可以将之概括为找准一个基本点，即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研究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研究，以及探索多元创新路径。

（一）新型主流媒体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研究：“四力”评价体系与四级媒体发展

从宏观的应用层面而言，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是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目标， 也是贯穿“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建设遵循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的发展导向。从横向而言，在外部连接与市场运维上，要警惕流量至上的衡量指标，建立内容建设评价体系，推动新闻专业和价值导向的回归，同时还要构建新的经济支持体系，实现自我造血，从而建强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就纵向而言，“央—省—市—县”四级媒体的发展格局初步搭建，各级媒体在深度融合阶段的差异协同发展与问题聚焦探索仍旧是重点、难点。

1. 健全“四力”评价体系建设

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有赖于内容建设的落实，而新型主流媒体要推进内容建设，首先需要确立内容评价标准，健全内容评价体系。从这个视角来看，我国的媒体融合实际上是社会化的破圈扩散和行业内的内生下沉并存。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也受到“流量至上”风向的影响，但是“高流量内容”并不等于“高质量内容”。当前新闻行业内，外向的、横向的评价居多，即对行业个体进行评分、排行，从而确立标杆，引领方向，而缺少内向的、纵向的评价，也就是对参评个体进行评分后，与往年评分相对比，纵观判断其发展情况，有利于发现短板、强化优势。除了通过绩效考评制定内容评价体系，还可以通过细分业务流程，分类、分级建立业务指标评价体系，例如有研究提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大数据业务指标评价体系，将其细分为互动类、技术质量类、用户类、访问类和播放类，不同类别的具体衡量指标又各不相同。

此外，主流媒体经济支持新体系的构成、特点与趋势对融合实践和理论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在广告结构中，广告收入虽然比重大幅下降，但仍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还有政务广告、新媒体营收、财政拨款。多元化成为主流媒体经济支持体系的新特点。建立健全媒体经济支持体系，既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效，也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支撑性动力。

2. 推动四级媒体差异化发展

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纵向的央—省—市—县（区）四级媒体发展不平衡是媒体融合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其中以短板较多、资源有限的市级和县级媒体问题最为凸显。市级媒体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在后疫情时代，市级媒体以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为基点，发挥上下枢纽功能，强化服务地方政府与群众的定位，多维度探索建立核心平台，综合整合资源，提升媒体生产与管理能力，在拉动地方经济、引导主流舆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直播带货、文旅融合、报台电商。县级融媒体实践的现实条件是基于原生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地方社会，网络社会无限链接，随着“趣缘”取代“地缘”，地方脱节的现象逐渐呈现，这也极大影响了融合成效。回归媒体融合的本质，县级融媒体实践要立足于地方性打造可触达、可信赖、可沟通的社会网络，例如尝试建构出城市的认知图式，增加居民的地方感知，通过本地服务的一站式聚合整合地方关系，推动县域空间转化为人可依恋的地方；也有研究者提出，将城市视为平台，打造平台型城市。在四級传播格局中，地方媒体的发展策略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要与中央媒体联动合作，学习借鉴成功的建设经验，又要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短板，采取一城一策，更多地将媒体融合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文化，这与中央级媒体的定位显著不同。以具有典型性的华东四省（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为例，其党报注重内容呈现能力、平台运维能力、机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但是，仍需要加强顶层政策配套，明确区域发展定位，夯实内容传播优势，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深化体制机制融合，积极探索区域治理。总而言之，地方级媒体的融合实践需要具备融合视野和地方性思维，当前的发展短板正需要通过融合发展转变为发展优势。

（二）媒体融合路径创新探索：问题、方向与发展路径

作为中观应用层面的研究，媒体融合的路径策略指向的是最活跃的问题探讨。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是一项有理论遵循和政策支持的系统性工程。进入纵深发展阶段，各级媒体基本完成了自身融合转型的初期探索，在不断创新与试错的过程中，能够排除一些不适配的融合方案，积累一定的契合自身资源优势的有效经验。面对国际战略需求和媒介场域变革的新情况，融合的新方向是什么？措施的成效如何？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综观媒体融合发展的历程，聚焦阶段性成效和发展症结，对于充分认识我国的融合现状，以及推进下一阶段的融合实践意义重大。

1. 激活关键要素，突破融合不平衡不充分

当前，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面临现实困境，在打造集合广泛连接、多元整合、持续发展的全媒体传播生态体系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层级差异化、区域不平衡的挑战，还存在中央厨房建设不适配、生产内容过于同质化的短板，全媒体内容链条待重构、用户主体性局限、运营创意不足、人才激励政策难落实等体制机制突破和平台全面建设的纵深发展问题。要突破媒体融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最终要条分缕析，激活与整合思维、人才、技术、体制几大关键要素。

首先，要持续推进思维观念转型，认识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和具体指向。第一，更新融合思维，站在媒体传播—互联网—数字社会治理这一全新的三维结构中看待媒体融合，树立“社会融合”的认知。第二，转变战略思维，尤其是领导团队要主动从整合走向融合，基于移动优先战略和数字媒体观推进媒体全流程再造，推动数字内容生产、个性化智能分发和交互传播。第三，综合把握用户思维、社交思维和服务思维，形成与自身资源相适配的经营策略，例如有效利用国有资本、优秀传统文化、全媒体传播体系、传媒经济产业链等综合优势，实现融合转型目标，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其次，要留住专业人才，培养全媒体后备人才。人才是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方面，媒体融合纵深发展要求新闻从业者回归新闻专业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人才尤其是新媒体人才大量流向互联网公司和商业平台，主流媒体人才流失严重。因此，创新用人和激励机制并切实施行内部绩效考核制度、改善专业新闻传播人才的工作处境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加快培养全媒体传播人才，使未来的新闻从业者都具备卓越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单兵复合作战能力，具备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我认同感。归根结底，媒体融合是由技术驱动的，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普遍应用到新闻行业的趋势下，媒体机构面临应用已有技术、研发自有技术、培训熟练运用技术的专业人才、实现技术与内容生产全流程适配、围绕新技术布局未来等难题。而要充分激活人才与技术优势，体现思维创新成果，最基础的一点就是推进体制机制彻底变革，这是媒体融合过程中的永恒命题和深层症结。

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上述思维、人才、技术、体制等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会吸引多元行动者的加入并形成多层级行动者网络，深度融合需要激发、整合上述关键要素，推动传播力构建、影响力覆盖、引导力提升、公信力重塑、创新能力突破、“讲故事”能力挖掘、技术应用能力拓展、市场生存能力培育、内生张力激活、生态能力构建，最终形成合力，服务党和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融入国家治理和服务体系。

2. 适应媒体生存环境，探索行业各主体融合新路径

媒体融合深刻影响着新闻传播全行业的生态，作为行业的各个主体，传统报业、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等面临的挑战和具备的优势不一而足，其守正创新的路径也应该求同存异。

2020年以来，中国报业从断崖式下滑进入融媒体发展新常态，从转型大潮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期，报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呈现形态和发布端口上，加快数字化转型、打造平台型媒体、探索报业智库化是报业融合转型的三大路径。在融合过程中，数字出版以共享为核心文化，具备更强的普惠性，焕发了行业的新生机。而广电媒体体量大、结构复杂，无法像报业一样实现迅速全面转向新媒体。广电媒体融合的动力源于技术、市场、政策三方的驱动。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分析，广电媒体需要系统设计发展版图，主动拥抱市场需求，推进一体化平台建设，开展跨界合作增加流量。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报纸、广电媒体还是任何媒体机构，其本身与具备技术和平台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媒体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象。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平台媒体双向融合与重构，信息选择与分发权正在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平台媒体让渡，从而加强了私有化平台对公共话语的控制力度，呈现出资本操纵舆论的倾向，对传统媒体的传播价值造成冲击。因此，融合不是简单的优势互补，媒体机构的生存需要警惕“木桶效应”，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更需要把握自身主流价值的引领功能和定盘星、压舱石的角色。

三、新闻生产视角研究：新范式、新受众和新新闻人

媒体融合本质上是自内向外的变革过程，新闻生产模式的转变是融合发展的起点和外在表征。以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为研究对象，引发了新闻生产方式、受众观和新闻媒体从业者三个视角的研究：融合式新闻生产正在形成一种新范式，新特征也引发新问题；主流媒体积极融入互联网思维导致显著的受众观变化，融入内容生产逻辑、渠道分发逻辑和经营管理逻辑；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人，在努力发展为具备综合素养的“六边形战士”的过程中，也在艰难适应新要求与新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新闻从业者的时代新貌。

（一）数字化语境下的融合式新闻生产

置身于数字化不断深入的当代社会语境，新闻生产由“固态化”转向“液态化”，影响着生产主体、生产流程和生产关系。融合式新闻生产具有鲜明的协作性、创新性和服务性。基于融合式新闻生产，主流媒体以重大主題报道为练兵场，产出了一系列融媒体精品，体现了融合式新闻生产的应用成果和一些问题的解决成效。例如，2022年两会融媒体报道呈现技术“X”变量持续赋能、对话式报道加强、液态化融合、媒体跨平台协同合作等特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将融合式新闻生产与媒体平台有效嫁接的探索成效。再例如，作为内容融合创新的指向标，2022年的“中国新闻奖”也设立了“融合报道”和“应用创新”奖项，着眼于拓展媒体功能、参与社会治理、更好服务公众，反映了用主流价值驾驭媒介技术的方向成效。融合式新闻生产的落脚点更加注重服务与创新，这也与建设性新闻理念相契合。

在融合式新闻生产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产品形态变革尤为突出。例如，基于服务公共交往，作为新型新闻产品设计理念—新闻树被提出，主张将叙事逻辑转变为软件程序，通过生产改革来带动传播改革，为新闻社交平台的诞生奠定基础。其次，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人IP成为一种策略和资源。借助社交网络的个体化趋势与新闻专业性之间的合力，记者Vlog 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创新新闻产品，记者主动将新闻界的专业优势和权威转移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塑造了公共讨论的参与者和内容。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表性产物，数据新闻成为新的日常新闻生产实践，有研究提出模型，强调公共服务性质的数据新闻，搭建起传统意义上软新闻和硬新闻之间的桥梁，融合生产实践赋予数字新闻新的社会意义。

不过作为仍在探索中的新闻生产范式，融合式新闻生产面临着质疑与反思。就生产关系而言，融合式新闻生产要处理传统组织结构与数字化彻底变革间的复杂张力；作为融合式新闻生产的典型产物，数据新闻可视化在丰富信息呈现形式的同时，还要解决“有图未必有真相”的现实问题，正如上文所谈及的“元问题”，新闻工作者既有的价值立场、选择性信息简化、符号的主观制造等都可能导向多重的新闻真实。

（二）基于情感和参与的受众观转向

当前，受众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媒体融合深度发展，主流媒体的受众观已经发生转变，其策略主要围绕两点：价值情感诉求和协作参与生产。从受众接受的视角来看，以人民日报为例，主流媒体正在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群众观转向情感群众观，主要体现在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多用人称代词、正文采用对话体叙述风格、新闻故事个人化、新闻写作模板化等方面，这一转向抓住了情绪传播的内核。从受众参与生产的视角来看，机构媒体与UGC之间的关系也在重新界定，以便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以澎湃新闻客户端UGC栏目“澎友圈”为例，其主要通过将UGC纳入共同体、借助呈现方式和话语使用实现专业与非专业的隔离、进行价值调频和角色让渡等策略实现与UGC 之间的边界协商。有研究指出，UGC带来的内容混杂实际上受到潜在的沟通模式的影响，并通过“仪式”这一表达共同价值观的典型交流实践，分析用户不同的表达诉求，从尊重和责任到物质主义和快乐，仪式嵌入了不同的沟通实践，不同价值情感诉求的实现影响着内容的真实性、说服力、归属感和示范性。从传播运营的视角看，在新传播生态下的用户、传播、平台等各种力量共栖共存，技术赋能下的用户角色变迁推动平台经济向更深层次、更高纬度变革发展。以小红书、抖音、哔哩哔哩等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平台形成了“用户参与—电商发展”这一“产消合一”模式，普遍采用打造虚拟社区、挖掘场景化需求、进行情感式运营等方式，值得致力于自主建设新媒体平台的主流媒体参考和借鉴。

（三）关注媒体从业者的生存现状

融合新闻产品是媒体融合和客体成果的外化，而作为主体的媒体从业者也处在改革风暴中心，在经历着工作环境、工作模式和工作心态的转变。通过对传统媒体一线新闻工作者的媒体融合认知调查发现，媒体融合实践正在走向“内卷化”，逐渐形成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一场深刻的转型危机。具体表现在传统媒体越来越注重组织内部的精细化和复杂化，沉浸于行业圈层的比拼竞争，却忽视了与更广阔的媒介社会交往并反思。

“内卷化”的行业氛围直接影响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方式和个人生活，正在改变其新闻理想、行业认知和生活状态。作为一种新的“非媒体力量”，数据分析正在通过监测舆情、描摹画像、测量反馈等方式深入新闻业的日常运作。但有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存在排斥数据分析的现象，为应对数据分析冲击行业规范和道德而进行自主性保护。一项对巴西从事数据驱动型新闻业的专业人员和机构的调查研究也表明，通过网络活动、强化传统新闻价值和塑造权威，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数据驱动进行对抗，保守地恢复新闻业的生产常规、价值和惯例，在新闻领域内寻求自主权。作为工作和生活的连接点，通勤情境对工作者的体验至关重要，新闻从业者面临即刻联结与流动办公，移动化的新闻工作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使个人主体失序的风险极大增加。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个体的适应性问题值得关注和回应，而这些问题不仅是新闻从业者的特殊问题，更是每一个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生存的个体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四、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社会治理与数字焦虑

放大视野，从融合与数字化的互构关系而言，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媒体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一体两面。如上文所述，“液态”的新闻业正在形成融合式新闻生产的新范式，媒体机构在打造数字平台，拥抱数字經济，融入社会治理，贯穿生产与传播全流程的人也面临着数字化生存的机遇和挑战。

（一）平台型媒体建设下的数字经济

从以数据化形态存在到社会的“再组织”，数字化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和组织方式，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服务化趋势明显，并深刻嵌入新闻传播实践的行动和过程。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阶段，媒体组织机构均在积极建设平台型媒体，从依托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入驻社交媒体平台，转变为打造自建新媒体平台，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平台生态。

媒体融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传统媒体的自我造血问题。当前，广告收入仍是主流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数字广告利用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交互性，消解了传统广告的控制权力。对媒体组织机构而言，数字广告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媒体组织机构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广告逻辑，与一体化平台建设相辅相成，完成经济支撑体系再造。更进一步讲，媒体的平台化最终要纳入数字经济，通过为更多用户群提供商业价值实现流量变现。当前，依托第三方平台的直播带货等如火如荼，但是如何将自建新媒体平台融入具有共享性、虚拟性和价值增值性的数字经济才是关键。有研究表明，创新和社区导向会极大促进平台的初始使用，这正是主流媒体在数字经济下实现自我造血的可借鉴策略。

但是，作为网络社会的基础设置，平台的中立性、公平性和公共性一直饱受质疑。归根到底，平台依旧体现着新技术发展与应用背后的权力结构，具备不可忽视的商业性、私利性、垄断性，人们对平台的忧虑—更深层次的—其实是对技术的忧虑。技术失控的危险，一直提醒着人类以人文主义为圆心拓展融合边界。

（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在国外，数字化与竞选、政治宣传等议题紧密相关，多数研究从微观切口出发，具有批判主义色彩。而在我国，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开展“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等融合实践的基础。平台不仅促成社会信息系统的历史性重组、行业或产业格局的再造，以及个体化数字生活的重塑，还能够通过商业逻辑和公共服务逻辑的融合实现更广义的社会治理。

在“数字中国”的设想下，政府要通过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治理流程再造和管理模式优化，实現政务数字化转型。当前，各地政府通过政企合作、建设协同办公平台等手段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质量。数字化平台具有显著的用户“自组织”的特征，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自组织”力量与政府、资本的“他组织”力量结合，共同形成多元治理的模式。以蔚蓝地图为例，研究发现其数据行动初期是基于个体参与的“联结式”行动，后期逐渐转向由环保组织主导的“组织化”行动，并日益融入环境常规治理，充分展现了政企合作、平台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碰撞。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形成“社会网络中心化模式”，形成更高效的政治传播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化技术始终是复杂危险的“双刃剑”，大数据推动了舆情监测的智能化，却难以避免技术使用者的主观操纵，舆情治理面临新的难题。智能传播技术正在重塑网络舆情生成图景与传播机制，当今舆论现状是，舆情表达主体泛化、舆情生成场域的时空界限消融、舆情表达方式多元化，这些新特征带来了网络舆情的真伪失辨、时空失序及释义失准等新挑战。通过研究融合实践案例，证明了社交媒体机器人具备干预舆情的能力。其主要手段包括：通过推动标签活动来制造舆论影响力或者通过标签劫持来扭转舆论局势；通过大量部署意见领袖型社交机器人引导舆论，并通过打造新账号建立意见领袖优势；等等。并且，其干预能力在不断增强。以Twitter 平台的北京冬奥舆情为例，研究发现有近四分之一与冬奥相关的推文都由机器人生产，人类与机器人的议程网络显著相关，存在网络议程设置效果，这说明社交机器人可能已经具备操纵舆论的能力。在社交机器人的干预下，网络舆论难以反映真实舆论，甚至将通过舆论操纵升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平庸之恶” 被激化、放大。不仅如此，在社交媒体上，第三人效应同样应验，即人们往往认为平台的负面影响对他人比对自己更强，而有益影响对自己比对他人更强。因此，身处舆论场的个体要避免成为“乌合之众”就要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和辨识能力。

（三）数字化语境下的控制与焦虑

在当前数字环境下，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和存在方式，以“刷屏”为代表的智能触控媒介实践占领了日常的碎片化时间，海量的信息摄取同样加强了意识的虚拟沉浸，使人的身体实践与知觉运转分离。在人们对媒介依赖逐渐增强的现实情境下，数字自我崛起，并引发两种存在焦虑—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以及对疏离感和孤独感的焦虑，体现为物质自我的延伸与截除、社会自我的重塑与迷失、精神自我的投入与围困。此外，人们的数字化社交生活也带来新的互动和逃避。有研究以微信运动为例，揭示亲友对微信步数的关注是一种关心，但也隐含着“监控”意味，关闭微信步数实际上是在逃避这种“监控”，这也表明人类数字化生存的符号也在重构人的现实生活行为和关系。

在万千数字自我中，大量熟练使用数字技术、适应数字化生存的人选择成为数字劳工。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互联网内容平台将“自由”包装成一种意识形态幻想，通过对“自由”的控制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有研究基于拉丁美洲数据工作者通过劳动平台为机器学习算法注释数据的工作经验，发现由于缺乏对数据生产过程的监管，他们处于一个高度非嵌入式的市场中，平台自由制定规则，且提供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工作，导致数据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数字鸿沟也基本同步地转变为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鸿沟。深入理解和研判智能鸿沟问题的本质和规律，重估数字鸿沟的挑战和危害，科学认知、战略重视与正确应对，将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就以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而言，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居民数字媒介接触困境显现，亟待通过解决智能鸿沟真正利用数字赋能纾困释能。就媒体融合实践而言，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在解决新数字难民群体的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五、从智能应用到数字文明新形态：算法、场景和关系重塑

就前瞻性的传播图景而言，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正在将人类社会带入“万物皆媒”的场景时代，进而走向元宇宙的未来。在元宇宙的驱动下，无论是已经深深嵌入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还是正在改变身体与空间的具身传播实践，都在重塑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探寻建立新的人类数字文明。

（一）置身算法时代：用户的归顺与抵抗

在媒体融合发展历程中，大致存在以下六种算法话语：算法是工具，算法是规则，算法是权力，算法是主体，算法是想象，算法是价值表达。自算法被应用以来，对算法的质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算法的运行基于数据，而数据收集的过程本身带有偏见，算法刻板定义了“重要”和“被无视”的信息。其次，算法的操作原则具有不透明性，加上人工干预，算法难免带有商业和政治色彩。此外，算法审核复制了社会偏见，算法推荐极易造成“信息茧房”。但是不可否认，算法已经成为平台经济的基础逻辑，无论是以字节跳动为首的互联网平台媒体，还是各级主流媒体，都将算法技术运用到自建平台的运营中。用户对算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和归顺。与算法相匹配，人工智能自动审核内容成为常态。研究发现，当被告知是人工智能审核时，相当数量的用户表示信任，并且能够通过允许用户向算法提供反馈，增加用户的代理权来增强这一信任。但对于另一部分用户而言，由于其“黑箱化”运营，普通用户对其运作机制难以产生明晰完整的认知，在算法面前，用户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感知其带来的种种风险与负面体验，并在使用过程中主动采取抵抗行为，例如刻意点击不相干内容、不评论、不点赞等，从而表现出对算法的抵抗。

究其原因，尽管算法在内容生产—内容赋值—内容匹配扩散中扮演的是规则建构角色，但是其精准的“个性化推荐”也带来了悖论。首先，其忽略了用户多场景、多样化、多变的信息需求，这时，精准反而成了阻碍。其次，即便用户在个性化推荐中感到满意，“一直刷一直爽”的迷失很容易诱发用户的不良情绪。最后，用户的信息被过度搜集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始终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平臺企业数据收集实践的制约性与用户能动性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这也就难怪用户与算法一直呈现出接受与抵抗的矛盾关系。而在未来，算法将作为元宇宙的基础逻辑，实现人、物质、环境与空间的横向关系连接，围绕算法的技术伦理和监管讨论仍将持续。

对算法的监管不仅是为了防止某些算法活动，而且也在共同生产算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它们决定了算法是什么以及它应该做什么。在融合实践视角下，对算法的使用和监管需要行业规则的制定和公共价值的积极引导。

（二）走入场景时代：不断被改变的身体和空间

进入W e b 3 . 0 时代， 以5G技术为首的新媒介技术正在从实验应用走向产业化，通过全要素聚合无限接近人的全感官体验。一旦Web3.0的产业准备搭建完成，聚焦无限渠道、无时无刻、无限内容的Web4.0也将来临，未来媒介也将随之落地。目前，在媒体融合实践中，5G+多元技术综合应用为各级主流媒体普遍采用。不同于当下5G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人们将对未来的想象集中投注在元宇宙上，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场景社会，将进而深入一个数字孪生的元宇宙。

一方面，从建设性的视角分析，在元宇宙的未来趋势下，身体在场被赋予多种可能，人机合一的新人类将通过全感官体验增强具身实践，赛博格化的身体会进一步嵌入信息网络，甚至形成“身联网”，人机交互的具身传播实践创造情境化的意义空间，将深刻影响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与行动方式，并重塑人的身体经验和具身认知。在媒体融合实践中，越来越具备个性化形象的数字虚拟人、人工智能主播已经涌现。未来，人机合一的新人类将通过全感官体验增强具身实践，万物互联的场景将催生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和重构，具有数字分身的新人类将在虚拟社会中完成精神重塑和文化再造。

另一方面，从反思的角度思考，有学者将数字未来称为“未托邦”，以表达对“技术乌托邦”的关注和忧虑。人工智能的到来将引发人类机构和机器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重新塑造新闻业的概念、框架和问题。人类发展在拥抱技术背后存在难以消弭的焦虑将是：如何以人本主义为原则在数字智能时代构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结语

作为行进中的概念和实践创新，媒体融合是新闻传播行业发展动态的指向标，更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刻度尺。在历史的坐标上，媒体融合在以其必要性和包容性，浓缩我们正在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一切。关于媒体融合的未来，都要回到媒体融合的基础和核心—媒介。从媒体融合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媒介化和数字化进程正在颠覆式地改变社会运行逻辑和人类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是现实世界生存的再现和延伸，必然也将复制老问题，催生新问题，对媒介物质性本质和功能性定位的认识将成为媒介网络中所有行动者参与社会活动要培养的基本素养。其次，媒体机构和组织的基础设置建设和资源深度整合是融合布局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行业要面临行业边界的消融与再造，与社会各子系统相互塑造和渗透，融合的过程是各要素进行调适与磨合的过程，也是自我重建、重新确立合法性与权威性的过程。最后，当前学界普遍将媒介技术作为研究前沿，但是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武器和新生态仍在发展的极初级状态，深入辨析其对新闻传播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媒体融合的未来而言，重点仍是如何进行应用性成果转化和落地。媒体融合的成效关乎一个行业兴衰、一个群体的前路，更关乎社会治理、国家形象和每一个接触与使用媒介的生命，身体、空间和场景等概念只有在真正改变个体生命体验的时刻才具有生命力。正如文章最终指向了对建设一种怎样的人类文明的思考，媒体融合研究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导向，其最终的目的是帮助人类认识、改善和探索人与其他存在的权力关系和相处之道，这也对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在世存在”的哲学命题，展现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来路和归途。

（作者曾祥敏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华茜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