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成名

摘  要：运城盐池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非常密切。运城池盐行销区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最密集的地区，陶唐古国的兴起和唐虞古国的盛衰与运城盐池密切相关。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是唐虞古国的经济命脉，唐尧和虞舜对运城盐池非常重视，他们采取了有效措施，牢牢地控制运城盐池，充分发挥运城盐池的社会作用，唐虞古国出现了繁荣局面。夏朝控制运城盐池以后，唐虞古国都城逐渐衰落。夏朝是在唐虞古国的基础之上建立的，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陶唐古国；唐虞古国；运城盐池；文明起源；王朝国家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1-0052-10

运城盐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东至安邑街道，西抵解州镇，南依中条山，北滨峨嵋岭，东西长，南北窄，总面积大约132平方千米。地质时代，造山运动引起地壳变化，中条山北麓底层断裂，出现了一个狭长的凹陷地带，逐渐形成湖泊。湖水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其中就有很多盐分。每年夏、秋两季，经过烈日暴晒、南风吹拂以后，湖水自然结晶，成为盐粒，俗称“颗盐”，古代又称“盬”，徒手捞取，即可食用。因此，人们将其称为“盐池”。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既可以采用捞取法，也可以采用垦畦浇晒法。捞取法比较简单，徒手捞取或使用工具捞取均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当时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技术有明确记载。该书卷6《涑水》曰：“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①“石盐”即颗盐。据此可知，运城盐池的颗盐是池水自然结晶的盐粒，当时人们采用捞取法进行池盐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垦畦浇晒法比较复杂，形成于唐代。隋代以前主要采用捞取法，唐代以后主要采用垦畦浇晒法。

盐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先秦时期，人们从运城盐池捞取颗盐，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吃盐问题，而且可以出售获利，或者以物易物，换取其他物资。运城盐池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大的盐池，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池盐产地，其盐行销于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这里池盐生产历史非常悠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陶唐古国的兴起和唐虞古国的盛衰关系非常密切。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就教于学界。

一、新石器時代文化遗址最密集的地区

运城盐池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属晋、陕、豫三省交界之地。以黄河为界，东为山西省，西为陕西省，南为河南省。在运城盐池的池盐行销区域发现了很多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上陈人遗址、西侯度遗址、蓝田人遗址、陈家窝人遗址、匼河遗址、丁村遗址群、大荔人遗址、下川遗址、柿子滩遗址和河南省三门峡市旧石器地点等数百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上陈人遗址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上陈村，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距今时间都在200万年以上①。蓝田人遗址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这里出土的古人类化石距今110—115万年。陈家窝人遗址位于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村，距今50—65万年。匼河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距今约60万年。丁村遗址群位于山西省襄汾县，距今10—30万年。大荔人遗址位于陕西省大荔县段家镇，距今15—20万年。下川遗址位于山西省沁水县中村镇，距今3万余年。柿子滩遗址位于山西省吉县，距今1.3—2.9万年。这些地方古人类活动是否与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们都分布在运城盐池的池盐行销范围之内，难免使人产生这种联想。我们了解这个行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以后，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载《黄河流域原始社会晚期遗址图（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看出：这个行销区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最密集的地区②。近年在山西省夏县发现的师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早期遗址，距今约6000年，离运城盐池仅7千米；在夏县发现的辕村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遗存，距运城盐池仅6千米。近年在山西省绛县发现的周家庄遗址和西吴壁遗址，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发现的西曲辕遗址等文化遗址也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从这些遗址与运城盐池的地缘关系可以看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与运城盐池密切相关。其中，在运城盐池附近发现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是4000多年前的陶寺遗址。

二、运城盐池与唐虞古国的盛衰

据史籍记载，唐虞古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唐尧和虞舜。从考古材料来看，在唐尧担任最高统治者——国王以前，陶唐古国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陶寺遗址出土的6座王级大墓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笔者将唐尧之前的国家称为“陶唐古国”，将唐尧和虞舜担任最高统治者时期的国家称为“唐虞古国”。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前者是部落国家，后者是部落联盟国家。

陶唐古国和唐虞古国是目前已知传世文献所载最早、顺序相承的两个国家，存在于4000多年前。它们的都城遗址——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运城盐池120多千米，1975年开始发掘，延续至今，这里有很多重要考古发现。从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可以看出，陶唐古国的兴起和唐虞古国的盛衰都与运城盐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运城盐池与陶唐古国的兴起

关于陶唐古国的都城，《史记·货殖列传》有明确记载，该篇曰：“昔唐人都河东。”③这里所说的“河东”是指汉代的河东郡，地域范围较大。《汉书·地理志》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④《诗》即《诗经》，其中有唐风12篇、魏风7篇。这段话讲到河东地区地势平坦，盛产盐和铁，是唐尧都城所在的地方。至于唐尧都城的具体地点，没有讲清楚。不过，该篇“河东郡平阳县”颜师古注引应劭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⑤可见，东汉应劭认为陶唐古国的都城是平阳。这就将陶唐古国都城的地理位置大致讲清楚了，后来历代都沿袭了这个说法。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释“平阳”曰：“平阳，侯国。有铁。尧都此。”①唐李贤《括地志》释“平阳”曰：“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②理，治也，因避唐高宗李治之名讳而称“理”，这里指治所。据此可知：尧都平阳是唐代晋州的治所平阳故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曰：“晋州平阳郡，今理临汾县。……尧、舜所都平阳，即是此地。”③大意是：北宋前期晋州平阳郡的治所是临汾县，这里是尧舜时期都城所在地。明李贤《大明一统志》曰：“平阳府，尧都平阳即此，以其地在平水之阳，故名。”④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曰：“尧都平阳，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平阳府，《禹贡》冀州地，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又曰：“临汾县，附郭。古平阳也，相传即尧所都。”⑥平阳是哪里？乐史、顾炎武和顾祖禹都解释为临汾县，应劭、李贤等人解释为平水之阳。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平阳解释为今山西省临汾市金殿镇⑦，这里是原平阳县治所所在地。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尧都平阳说不够准确，实际上，距金殿镇20多千米的陶寺遗址就是陶唐古国和唐虞古国的都城遗址。

陶寺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为早期，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为中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为晚期。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有很多重要发现，如文字、城墙、板瓦、礼器、圭表、观象台、金属乐器、大型宫殿遗址、彩绘龙纹陶盘以及大规模的墓葬群等，说明4100多年前这里出现了国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观象台、宫殿遗址和墓葬群的发现。观象台是用于观测天象的仪器设备，属于公共设施，只有政府为了便于专业人士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才会修建，既不可能是私人财产，也不可能是娱乐设施。这里发现了大型宫殿遗址，出土了板瓦，显然是国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狭小的半地穴式房屋和简陋的窑洞，显然是平民和奴隶的居住场所。这里有大型公共墓地，位于居住区东南，面积有4万多平方米，使用时间与居住区基本一致。目前发掘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发现墓葬1309座，大约为全部墓葬的十分之一。这些已经发掘的墓葬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绝大多数都是成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也有少量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各个氏族的墓地在墓葬规模、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里对已发掘的早期墓葬简要介绍如下：其一，大型墓，9座，大约占总墓数1.3%。其中甲种5座，乙种4座。甲种大型墓长约3米，宽2～2.75米，残深1～2米，使用木质棺材，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有一二百件，如鼍鼓、特磬、土鼓、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钺、石钺、石斧、石锛、石簇、整猪骨架等。经鉴定，这些大型墓的墓主都是男性。乙种大型墓与甲种大型墓的主要区别是没有鼍鼓、特磬和土鼓。其二，中型墓，80座，约占总墓数11.4%。长2.2～2.5米，宽0.8～1.5米，深2～3.5米，使用木质棺材，有些棺内撒朱砂。一般随葬陶器、木器、玉器、石器，数量不等，多者数十件，少者数件，猪下颌骨数副至数十副，死者大多数为男性。其三，小型墓，610余座，占总墓数87%以上。墓坑狭小，一般长2米，宽0.4～0.6米，深0.5～1米。绝大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总体来看，这些墓葬呈现金字塔式的等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早期墓葬在墓室大小以及随葬品有无、多寡、优劣、品种等方面，差别十分明显，说明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甲种大型墓不仅有木质棺材，而且随葬品既丰富又精致，并且有鼍鼓、特磬等礼器，墓主全部为男性，某些甲种大型墓两侧有墓主为女性的中型墓，可能是大型墓墓主的妻妾。其他中型墓的墓主大多数是男性，也有木质棺材和少量随葬品。据此推测，中型墓的墓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属于贵族或官僚。小型墓的墓室仅能容身，一般没有棺材和随葬品，而且这类墓所占比重极大。据此推测，小型墓的墓主为平民或奴隶①。早期5座甲种大墓前后纵置，成行排列。这种埋葬形式和从属关系，表明这些大墓的墓主属于某个时期的几代人②。据此推测，早期甲种大墓的墓主是陶唐古国的统治者，其职务实行家族世袭制。中期大墓M22为竖穴土坑墓，墓室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米、宽3.65米，底长5.2米、宽3.7米，墓底距地表8.4米，墓口距地表1.4米，墓深约7米。墓室四壁底部共发现壁龛11个，用于摆放随葬品。棺内残留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46件随葬品，扰坑H16内被扰出来的棺内随葬品有玉钺、玉钺残块、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20件。墓室未扰动部分出土随葬品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③。中期中小型墓与早期中小型墓差别不大。显然，M22是陶寺遗址的超级大墓，不仅与中期中小型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极分化非常明显，而且墓室规格和墓葬豪华程度远远超过早期甲种大墓。据此断定，M22墓主是陶寺中期的最高统治者。

陶寺遗址所在的陶寺村距运城盐池只有120多千米。由于离运城盐池比较近，运城盐池生产的池盐可以解决这里居民的食盐需求问题。人们既可以捞取颗盐自给，也可以将颗盐运到其他地方出售获利。盐的用途很多，不仅人类和某些牲畜（如牛、羊、马等）必须食用，而且还有杀菌、消毒等作用。人们的食盐需求问题解决以后，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体质得以增强，可以生产更多产品。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其是附近有运城盐池，可以捞取颗盐。陶唐部落长期在这里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加。由于控制了运城盐池，陶唐部落的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出现了公共机构，发展为部落国家。为了统治数量庞大的人口，统治者于是修筑了城墙，建造了宫殿，建立了官僚机构。由于战争频繁，当时出现了奴隶，奴隶来源于战俘和刑徒。这些奴隶由国家占有，官僚、贵族掌握了生杀大权，强迫他们无偿地从事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包括捞取和运销颗盐。这就是国家奴隶制。因此，笔者认为：陶唐古国的兴起与运城盐池关系非常密切。

（二）运城盐池与唐虞古国的繁荣

唐尧在位期间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由于陶唐古国控制了运城盐池，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唐尧统治下，中原地区各个部落国家逐渐走向联合，结成了联盟，出现了部落联盟国家，唐尧由陶唐古国的国君转变为部落联盟国家——唐虞古国的国君。唐虞古国时期，统治者对运城盐池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古代文献有关“尧都蒲坂”“舜都蒲坂”的记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对此，后文将进一步探讨。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为唐虞古国提供了巨额财政收入，唐虞古国因此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于是，部落联盟国家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出現了各种公共机构、公共设施和大批公职人员，建立了官僚制度、历法制度等。观象台就是这个时候修建的，用于观测天象，以便制定历法。据《尚书·尧典》记载，当时掌管观象授时事务的官员是羲氏、和氏。部落联盟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职位不能实行世袭制，只能采取推举制，否则其他部落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联盟很难维持下去。经过长期考察和培养，唐尧将职务传给了有虞氏部落的虞舜，并且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虞舜成为唐尧的女婿。其实，这是变相的世袭制。有虞氏部落兴起于东部地区，具有海岱文化特征。陶寺遗址出土文物表明，陶寺文化呈现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差异，早期与中期的差异比较明显。早期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中期出现了海岱文化特征，炊具由釜灶变成了肥足鬲。陶寺遗址早期城邑面积只有56万平方米，中期城邑面积却有280万平方米，说明唐虞古国在唐尧、虞舜统治之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从《尚书·舜典》等先秦文献记载来看，虞舜在位时期是唐虞古国的鼎盛时期。虞舜继位以后，完善了官僚制度和历法制度，建立了祭祀制度、巡视制度、刑法制度、礼乐制度等。他设官分职，选贤任能。他任命夏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正，伯夷为秩宗，夔为乐正，龙为纳言，“庶绩咸熙”①。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部落国家的君主或部落首领。他们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都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唐虞古国出现了繁荣局面，进入鼎盛时期。中期城邑面积是早期城邑面积的5倍，足以说明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在中央政府担任重要职务都是有优厚俸禄的，不可能是无偿劳动，否则这些职务怎么能够吸引他们呢？修筑中期城邑、支付公职人员的俸禄等开支，需要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些开支只能由部落联盟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而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大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尚书·舜典》曰：“（虞舜）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②大意是：虞舜在外地考察时去世。《国语》卷四“鲁语上”《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曰：“舜勤民事而野死。”③ 大意是：虞舜为国家辛勤操劳，在外地考察时不幸去世。《史记·五帝本纪》曰：“（虞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④“九疑”即九嶷山，位于今湖南省宁远县。据此可知，虞舜在苍梧地区考察时去世，埋葬于九嶷山，没有葬在陶寺遗址。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早期城址是陶唐古国的都城遗址，而中期城址是唐虞古国的都城遗址，中期大墓可能是唐尧的坟墓⑤。

（三）唐虞古国军队驻守蒲坂

曹魏时期，皇甫谧撰《帝王世纪》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潘者也。”①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位于运城盐池以西，距运城盐池60余千米。这里属于黄河东岸，滩涂遍布、旷野蒲苇丛生，故称“蒲坂”。蒲坂位于中条山北麓，西有蒲津渡口，是由关中地区到运城盐池的必经之地。蒲坂扼蒲津关口，负山面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属于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了蒲坂，谁就控制了运城盐池。因此，唐尧和虞舜派遣军队驻守于此，保护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当时可能在这里修建了很多房屋，以便军队驻守。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四年（前303），秦国“取蒲坂”②。这是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是秦国向东扩张的重大战果。后来，秦朝在这里设置蒲坂县，隶属于河东郡。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蒲坂是一个军事重镇，对于控制运城盐池来说，至关重要。从《帝王世纪》所载“舜都蒲坂”一语来看，虞舜似乎在蒲坂营建了都城。笔者认为，虞舜不可能在蒲坂营建都城，既然已经有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都城，就没有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其他地方营建都城了，而且蒲坂有黄河渡口，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万一关中地区居民渡过黄河，对蒲坂发动进攻，都城被攻陷，国家就会灭亡，因此，蒲坂不适合建都。但是，为了控制运城盐池，虞舜在蒲坂附近修建房屋、派驻军队，则是很有可能的。因此，这个“都”字不能理解为都城，应该理解为军事重镇。从陶寺遗址1万多座墓葬推测，唐虞古国的都城可能有3万人口③。这些人口的食盐需求量是很大的。如果以每人每年10斤计算，则1年需要30万斤。此外，食盐还有其他用途，并且可以出售牟利，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在采用手工捞取法进行池盐生产的情况下，每人每天一般捞取数十斤颗盐，最多捞取一二百斤颗盐。况且，先秦时期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只能在烈日炎炎的夏、秋两季才能进行。因此，每年夏、秋两季，唐虞古国都派大量劳力到运城盐池捞取颗盐，并且派军队在蒲坂附近驻守，防止关中地区居民前来抢劫和破坏，以便池盐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这样，蒲坂便成为军事重镇。

陶寺遗址很多墓葬都出土了玉石钺、弓箭等武器。箭镞有骨镞、石镞、蚌镞等类型。有些墓葬出土了成束的箭镞④，这些武器由官府手工工场生产。这里出土了很多穿甲镞，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能够穿甲透盾的箭镞，属于高效尖端武器⑤。这些武器的出土说明尧舜时期战争频繁，人们崇尚武力，这是当时人们激烈争夺土地、人口、食盐等资源的反映。因此，笔者推测当时可能建立了军队，至少有临时武装。《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⑥妫，妫水；汭，汭水。妫、汭二水均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南部，源出历山，向西流入黄河。《水经注·河水注》曰：“（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迳历山下，上有舜庙。”①据此可知，虞舜曾经带领两位妻子和九个男子在蒲州镇南部的妫、汭二水流域生活。长期以来，我们对“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一句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一句不好理解，无法解释清楚。既然唐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虞舜，为什么还要派九个男子跟着他呢？笔者认为，这九个男子很可能就是士兵，是唐尧派驻蒲坂的武装力量。如果这样解释，就很好理解了，相关的疑难问题都可以解释清楚。唐尧之所以派虞舜率领士兵驻守蒲坂，既是为了保护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也是为了训练虞舜统兵作战的能力，并且给虞舜提供驻守蒲坂、建功立业的机会，把他当做接班人培养。“九男”不一定是实数，其本义可能是指很多青壮年男子，即很多士兵。

北凉阚骃《十三州志》曰：“蒲坂，尧都。”②这条材料虽然晚于《帝王世纪》，却将在蒲坂建“都”的时间往前推到了唐尧在位时期，但无法找到文献依据，可能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河水南迳雷首山西，山临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书》所谓壶口、雷首者也。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尧城。阚骃曰：蒲坂，尧都。按《地理志》曰：县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似，千载眇邈，非所详耳。”③雷首山位于中条山脉西南端。这条材料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民间将雷首山称为“尧山”；其二，雷首山有民间传说的尧城。这些重要信息说明唐尧可能在雷首山建立了军事基地，民间把这个军事基地称为“尧城”，把雷首山称为“尧山”。“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尧城”这句话可能是该书作者郦道元通过实地考察、搜集民间传说写成的。这些材料说明唐尧与蒲坂的关系非常密切。阚骃“尧都蒲坂”一说可能也是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提出来的，不过他没有讲清楚这种说法的由来。如前所述，唐尧的都城是陶寺中期城邑，因此，这两条材料所说的“尧都”和“尧城”都应该理解为唐尧时期的军事基地。雷首山与蒲坂之间的距离只有10余千米，当时驻军情況可能是这样的：雷首山的尧城是军队机关办公和士兵宿营的地方，蒲坂则有士兵昼夜巡逻，轮流把守。唐李泰《括地志》曰：“蒲阪故城在蒲州河东县南二里，即尧、舜所都也。”④“蒲阪”即蒲坂。该书认为蒲坂故城是唐尧和虞舜的都城，显然是综合《帝王世纪》《十三州志》《水经注》这些文献的观点而形成的说法。总之，“尧都蒲坂”“舜都蒲坂”两种说法说明唐尧和虞舜都在蒲坂一带建立了军事基地，派遣军队驻守，保护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可见，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对于唐虞古国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唐虞古国都城的衰落

虞舜委派夏禹主持治水工作，夏禹治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虞舜便将王位传给了夏禹，自己到南方巡视。史载：“（虞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⑤夏禹成为最高统治者以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地控制着运城盐池。位于山西省夏县埝掌镇的东下冯遗址，曾经是夏朝和商朝的颗盐转运中心，距运城盐池仅30余千米。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40多座用于贮藏颗盐的圆形建筑——盐仓的遗址，推算这些盐仓贮量为12000多吨①。可见，当时这里的池盐生产规模很大。以每人每年食用10斤颗盐计算，这些颗盐可供240多万人口食用1年。显然，当时本地居民不需要这么多颗盐，绝大部分颗盐都销往外地。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约有二三百万人口②，可见，当时池盐生产不仅可以基本解决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吃盐问题，而且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巨额财政收入。尧舜时期的池盐生产和销售情况肯定也是这样。此外，这里还发现了很多具有储藏和转运功能的大型陶器——蛋形瓮和敛口瓮，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陶器是用于储藏和转运颗盐的器物③，也说明颗盐主要销往外地。运城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夏文化遗迹，古代文献也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对此，笔者将另撰文探讨。从这些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可以看出，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同样也是夏朝的经济命脉，夏朝对运城盐池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池盐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夏禹将王位传给儿子夏启，从此长期实行王位世袭制。夏朝在其他地方建都以后，唐虞古国的都城便逐渐衰落下去，陶寺文化进入晚期。

我们从出土文物可以大致看出唐虞古国都城的衰败景象。公元前1900多年，中期大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观象台、城墙等重要设施被摧毁，中期王级大墓遭到严重破坏。笔者认为可能是夏朝军队征伐所致。灰沟HG8不仅出土了大量石坯剥片，而且出土了呈5层堆积的30多个人头骨，散乱人骨个体40～50具。死者明顯被肢解，许多颅骨都有被钝器劈凿的痕迹，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经鉴定，这些死者大多数是青壮年男性④。显然，这是大规模屠杀的结果。用大量石坯刻片（即乱石碎片）掩埋被害者的遗体是很粗暴的行为，具有泄愤和侮辱的性质，说明执刑者对被害者是非常痛恨的，这次屠杀非常残酷，因此，他们对中期城邑的破坏必然是毁灭性的。《史记·夏本纪》曰：“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⑤“中康”即仲康。自唐尧、虞舜以来，掌管观象授时事务的官员一直都是羲氏、和氏两个家族的人。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仲康在位期间，羲氏、和氏沉湎于酒色，工作严重失职，致使历法出现了很多错误，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于是，仲康派胤率领军队征伐。根据夏商周断代研究成果，目前我们仅仅知道仲康在位时期是公元前1900多年，具体年代不详⑥。这个时间与陶寺中期城邑被毁的时间基本相符。据此推测，陶寺中期城邑可能是在胤征伐羲氏、和氏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观象台也未能幸免。由于材料限制，中期城邑被毁的具体年代目前无法确定。从此以后，夏朝的观象授时活动不是在这里进行，而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唐虞古国的都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成为普通村落。

三、余论

有些学者认为黄帝、赤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是为了争夺运城盐池，拙作《涿鹿之战与运城盐池关系辨析》对此进行了探讨，认为涿鹿之战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运城盐池没有关系，因为黄帝、赤帝和蚩尤都是神话人物①。但是，这些学者的观点间接地提醒我们应该对运城盐池与早期国家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学术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提供新思路和可靠材料。深入考察陶唐古国、唐虞古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后，笔者发现：陶唐古国的兴起和唐虞古国的盛衰与运城盐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不仅为陶唐古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为唐虞古国提供了巨额财政收入，是唐虞古国的经济命脉。唐虞古国的形成，标志着部落联盟国家的建立，这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众多部落国家走向统一的重要表现。最高统治者唐尧和虞舜都对运城盐池非常重视，在蒲坂一带建立了军事基地，派驻了军队，牢牢地控制了运城盐池，充分发挥运城盐池的社会作用。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虽然不是唐虞古国的唯一财政收入来源，却是唐虞古国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唐虞古国的首都是陶寺遗址，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这种说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果没有池盐生产和销售，这里既不可能有陶唐古国的兴起，也不可能出现唐虞古国的繁荣局面，私有制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王位世袭制难以产生，王朝国家的出现可能还要很长一段时间。王位世袭制是最彻底的私有制，对于王朝国家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联盟都是临时的，部落联盟国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国家，各个部落国家仍然是独立的。王朝国家是统一的、稳定的国家，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有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实行王位世袭制，国家才能统一和稳定。夏禹治水成功，初步解决了洪涝灾害问题，赢得了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虞舜去世以后成为最高统治者，控制了运城盐池。《尚书·禹贡》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②这个记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玄圭，黑色的玉石，上尖下方，古代天子祭祀昊天上帝所用的供品，属于礼器。“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一句大意是：夏禹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大典，以玄圭作为供品，敬献给昊天上帝，向昊天上帝汇报自己治理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治理洪水不仅需要较高的技术，而且需要充足的经费，还需要一支经验丰富、久经考验的专业队伍。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夏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不断改进，成为治水专家，并且带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治水队伍。虞舜委派夏禹治水时，肯定要把经营运城盐池的一部分收入拨给夏禹，用于治理洪水。虞舜在离开首都、到南方视察以前，势必将运城盐池的管理权交给夏禹，以便夏禹直接从颗盐销售中筹集治水经费。在指导各地治理洪水过程中，夏禹可以顺便推销颗盐，甚至可以计口售盐，这对颗盐销售是非常有利的。颗盐运销不仅满足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食盐需求，而且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了可靠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历史非常悠久，黄河洪涝灾害尤为严重。据粗略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三四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决口泛滥一千五六百次，多次发生重大改道，洪水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苏皖，纵横25万平方千米③。洪涝灾害经常发生，河道治理任重道远，每年都要治理，各地都要治理。夏启长大以后，参与河道治理事务，协助夏禹治水。于是，夏禹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治水的专业队伍，以及运城盐池的经营权全部传给儿子夏启，把他作为接班人培养。因此，人们对于夏启主持治水工作也有很高的期望，这是夏启能够顺利继承最高统治者职务的社会基础。当时很多技术性较强的职务都实行世袭制。例如，掌管观象授时事务的羲氏、和氏就是如此。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只要工作称职，他的职务就可以由下一代继承，这是人们习惯性思维的必然结果。王朝国家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王位世袭制解决了最高统治者的职位继承问题，在部落联盟国家向王朝国家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唐虞古国之后，在运城盐池的池盐行销区域相继出现了夏、商、周等王朝国家。由于控制了运城盐池的生产和销售，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些王朝国家不断地发展、壮大，疆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不断地增加。西周时期，建立了以分封制为基础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500多年的发展，各诸侯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逐渐消失，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疆域进一步扩大，人口大大增加，国力空前强大，中国成为雄踞东方的世界大国。部落联盟国家是王朝国家的前身，是部落国家向王朝国家演变的过渡阶段。夏朝是在唐虞古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如果没有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黄河中下游地区既不可能出现部落联盟国家——唐虞古国，也不可能出现王朝国家——夏朝。可见，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销售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責任编辑：李新龙）

The Ancient Tangyu Country and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

JI Chengm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very close. The marketing area of the lake salt in Yuncheng was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rea of neolithic cultural sites. The rise of the ancient Taotang countr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Tangyu countr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lake salt in Yuncheng were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angyu. Tangyao and Yushu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salt lake in Yuncheng， and took effective measures to firmly control 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role of 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 thus the ancient Tangyu country had a prosperous time. After Xia Dynasty took control of 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 the ancient Tangyu country declined gradually. Xia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Tangyu country.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of the salt lake in Yunchengpromoted human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ancient Taotang country; the ancient Tangyu country; salt lake in Yuncheng; origin of civilization; dynasty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