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九江

摘  要：三峡是东亚地区考古发现盐业资源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四川盆地陶器制盐时代的典型代表。巴盐具有开发时代早、生产规模大、技术成熟等特点，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上下游产业链规模巨大，关联的社会协作十分广泛，形成了以盐业为中心的复杂的社会网络。早期盐业的社会化生产形成了巴文明的重要经济支撑，促进了四川盆地史前社会复杂化，深刻影响了先秦时期巴、蜀、秦、楚区域的“国际关系”。

关键词：巴盐；社会化生产；盐业考古；世界体系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1-0003-12

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物质，由于受资源限制，盐的大规模生产只能集中在少数资源富集之地。盐是人类早期社会最具广域性的产品，涉及到生产、分配、运输、交换、贡纳、税赋等诸多领域，把不同地域、阶层、政治实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人牵扯进来，形成由盐构建的社会网络。人与盐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一部盐的社会化进程之路，也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之路的催化剂。因此，盐业是研究古代生产社会化的典型标本。

生产社会化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把生产社会化理解为生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同时，“生产的社会化”是与“生产个人化”“生产分散化”相对的，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区别于以前一切社会生产的特征，就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及其发展：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①。一般来说，产品交换的程度越高，表明生产的社会性也就越强，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商品交换也就越发达。如果我们将“生产社会化”限定为生产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即从“非社会的”变成“社会的”、从自然的变成人类社会的、从个人和家庭的变成集体的、地域的乃至社会共同的过程，那么人类生产的“社会化”理论适用范围可以延伸到早期文明阶段的某些领域。

马克思认为生产社会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即生产资料从单个人分散使用变为大批人共同使用；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第三，产品的社会化，即生产出的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这三方面内容应用于先秦盐业生产的社会化研究，可转化为规模化和集中度、产业链、商品化三个问题。

以下就以我国考古发现工场手工业生产时代最早的巴文化盐业（以下简称巴盐）为例，阐述盐业社会化生产是如何构建地域文明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三峡地区陶器制盐时代的盐业问题，由于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主要是巴文化分布的范围，故将这一地区的盐业统称为“巴盐”。

一、早期盐业的社会化

三峡地区有目前东亚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规模化生产的盐业遗址群，其中又以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最为重大。这些遗址以围绕盐业生产的上下游链条为主，已经脱离家庭手工业生产阶段，具有专业人员、专业场地、专业工具、专业技术、专业市场等特点，进入了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同时，这一地区盐业起步早、规模大、技术早熟，深深地融入了地方经济社会，对地域文明的发生、发展和当时的区域国际形势影响巨大，是讨论上古时期盐业社会化生产的重要案例。

（一）规模巨大的工业化制盐工场

三峡地区多有天然盐泉在地表出露，如重庆巫溪县白鹿盐泉、彭水县飞水井等，盐泉附近一般都有一些先秦遗址。盐泉往往并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要，所以这些遗址还通过凿井生产盐。重庆忠县中坝遗址主要是由制盐遗物堆积形成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4600年前）延续到近代，其主体堆积为先秦时期，“出土遗迹和遗物之丰富，在中外已经发掘过的遗址中都是极为罕见的”①。中坝遗址生产规模巨大，估算原面积达5万平方米，堆积最厚达12.5米，地层最多达79层，考古发掘8，000平方米，揭露房址、灰坑、墓葬、灰沟、窑、灶、地面、路、墙、窖、卤水池等遗迹1，414个。考古工作者对中坝遗址核心区DT0202探方下部连续35层堆积物进行了筛选，在1米×1米采样区间内，共采集到134，265件陶片②。考虑到遗址有相当大一部分未发掘到底，按照5万平方米粗略估算，遗址废弃陶片应有数十亿片，理论上陶器还原数量应有4亿多件③。

这些陶器中，直接参与制盐的陶器占废弃陶器总量的比例很高④。其中新石器时代的敞口深腹陶缸约占该时期陶器总数的68.2%，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尖底陶杯约占该时期陶器总数的89.23%，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的花边圜底陶罐占该时期陶器总量的86.32%①（图1）。遗址单一堆积的特性非常明显，部分层位陶器比土壤和其他堆积物的密度还高。由于商周堆积为遗址的主体堆积，以占比稍低的86.32%的比例测算，那么在遗址1400余年间的陶器制盐时代，估计共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每件制盐陶器平均容量以较小的战国花边圜底小罐830立方厘米计算（中坝97H143∶2）②，则可出产盐品2，905亿立方厘米（尖底杯、花边罐兼作盐模，故可按其实际容量满算）。考虑到上古时期的盐为板结细密的巴盐（花盐出现时代较晚），按盐的晶体密度2.165克/立方厘米测算，可达约6.29亿千克盐品，年产量约449，286千克，与北宋忠州岁产578，240千克盐产量接近③。现代中国人均每天摄入食盐10～13克，由于上古时期食盐较為珍贵，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人每天6克标准，中坝遗址每天生产的盐至少可供205，153人食用。按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巴郡有50余万人，蜀、广汉、犍为、巴四郡共有261万余口④，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数当远低于此，应该不过百万。同时，商周时期巫溪宁厂、云阳云安、彭水郁山等地的盐泉资源均已得到不同程度开发，考虑到当时底层老百姓多“淡食”，这些地区的盐产足以满足东周时期巴国乃至整个四川盆地的盐品需求。当然，由于受发掘资料的限制，先秦时期中坝遗址产盐总量只是笔者基于假设基础上的蠡测，并不一定等于实际的盐产量，但为我们评估其规模和财富提供了一个参考。

从集中度方面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时（距今约4600年），四川盆地只在重庆忠县 井沟沿岸、奉节老关庙①、巫山魏家梁子② 等三峡地区的极少几个遗址可能存在制盐工业。奉节老关庙和巫山魏家梁子遗址发现有史前制盐陶器，但均非制盐遗址，而很可能与距离较近的奉节臭盐碛、巫溪白鹿盐泉的盐业生产相关，为盐品运输或消费遗址。忠县 井河沿岸发现的史前制盐遗址包括哨棚嘴遗址和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位于 井河入长江处，曾发现有少量涂黄泥的新石器时代卤水坑，用的應也是 井运输出来的卤水③，推测应该是为就卤水之故，后来整体集中到了与之相隔仅几千米的中坝遗址。

商周时期，重庆巫山双堰塘遗址④、云阳李家坝⑤、彭水郁山⑥、湖北长阳香炉石⑦ 等地发现有制盐陶器，附近的白鹿盐泉、白兔井、飞水井、温泉井已得到煎煮，制盐规模和分布地域日渐扩大，但仍局限于长江三峡、乌江下游和清江流域。陶器制盐时代，涉及的生产设施也较一般生活和生产场所复杂，包括但不限于盐井、输卤或运卤设施、储卤池、摊场、澄滤坑、浓卤池、盐灶、烘烤场、仓储设施、工棚等；涉及的生产工具则包括陶器、竹器、木器等，盐锭模具大多属于一次性产品，煎盐陶罐（有的与盐模合一）折损量也非常大（古代的井盐因含钙、硫等杂质，为坚硬的板结盐，取出时易损坏陶罐），相关的修造、维护、管理等都需要大量协作。从重庆巫山麦沱⑧、秀峰村⑨（小三峡水泥厂）、陈家包⑩、忠县乌杨○11几处墓地出土的西汉盐灶模型看○12（图2），盐灶模型只出土于忠县、巫山盐业工场附近的少数墓葬，可以推知当时盐业生产资料已向少数人集中，盐业或已被少数大姓、豪强垄断。总之，以中坝遗址为代表的先秦盐业生产已十分专业化，具有规模大、集中度高的特点，生产资料应该已远远摆脱个体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使用阶段，雇佣或参与的社会人员庞杂，社会化程度已极为复杂，组织化程度非常高。

（二）盐产业链与社会协作

食盐的规模化生产需要复杂的生产协作。以先秦四川盆地陶器制盐为例，包括打井、提卤、运卤、储卤、淋灰、澄滤、上灶（入温锅、入煎锅）、舀渣、点盐、入模、烘烤、入仓等十多道工序①。其间诸多工序还可以细分，譬如淋灰，就需要备灰（草木灰）、摊灰、浇卤、刮灰、淋滤、澄滤、转卤等工序；在煎盐环节，需要火工，有专人舀卤入温锅，余温蒸发过程中要不停添加卤水，到一定程度转入煎锅，加入提纯添加剂（历史时期用鸡蛋清、豆汁等），然后舀渣，加盐母以加速结晶，再舀盐入模（有的煎盐和入模工具合并为一个陶器），最后另择地烘干，成为古人所谓的“形盐”，即盐锭。这些工作流程长，需要的人员多，协作程度高，远非家庭手工业能够胜任。巫山麦沱墓地出土了西汉双排陶龙形盐灶和6件盐工雕塑（图3），其中盐工身披劳动着装，形态和动作各异，似乎是在从事盐业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劳作，生动地展现了生产的繁忙和协作状况②。

在复杂的分工协作中，中坝、瓦渣地等盐业遗址出现了管理人员。瓦渣地遗址T363探方发现商至西周的龟甲36件③。中坝遗址DT0202探方筛选出土182件卜甲骨（307块甲骨残片拼合而成，另有几百件无火卜痕的龟壳残片），出土层位从新石器时期延续至秦代（图4）。中坝遗址卜骨共发现有453个卜符，可能代表人们曾进行了453次占卜，“反映了社会中的一批特定成员——控制仪式活动或在某种程度掌控盐业生产的人——通过占卜预测未来。这些拥有管理特权的贵族在更大的社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坝、瓦渣地遗址的甲骨似乎暗示，专业占卜师参与了盐业生产，因为他们与生产管理层存在联系，抑或管控盐的贵族本身即为占卜者”①。

社会化生产还将域外的人卷入到巴地盐业。岳麓秦简013—018简、309—310简分别有“巴县盐多人”“谨将传输巴县盐……已论输巴县盐”③的简文，输盐者为已定罪的囚犯和六国反秦贵族④，当时盐业生产被视作“难忘所苦作”。论者以为“巴县盐”是指巴郡朐忍、临江、涪陵三县的盐官，“巴”指巴郡，“县盐”指巴郡所辖县的盐或盐官；“输巴县盐”指流放、迁输到上述盐官处并由其管理，从事盐业生产劳作⑤。这种“输巴县盐”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西汉，湖北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敖悍，完为城旦舂，铁鬚其足，输巴县盐。”⑥ 这些材料反映了秦、西汉前期，巴郡的盐产规模在四川盆地仍然占主流，对生产工人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巴郡盐业生产影响大，将现湖南、湖北等地的社会都卷进了巴盐生产，不仅解决了巴郡盐官治下的劳动力问题，也是严惩、控制罪犯和六国反秦贵族的一个重要手段。

上古时代，盐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延伸领域极为宽广。

首先，最大的配套产业是陶器生产。上文我们分析，中坝遗址约使用了数亿件制盐陶器。考古已发现了至少两处先秦时期大窑场。其中一处是生产尖底陶杯的忠县邓家沱遗址，该遗址位于 井河入长江口下游10余千米处的长江岸边，出土的器物中，尖底杯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在一个面积不足60平方米、体积约20立方米的单位中集中出土2万余枚尖底杯，而其他类型的器物则不足百件。在这2万余枚尖底杯的堆积中，废弃堆积厚度在40厘米左右，从上到下看不出有层次之别，只是在错乱的堆积中有上层多碎片、下层多完整器之感，而且近三分之一的陶器是完整的，有不少完整器是两三个相套叠在一起废弃的，显然是陶器生产过程中的残次品①。另一处是生产尖底陶杯和花边圜底陶罐的瓦渣地遗址。瓦渣地遗址位于 井河入长江口上游近1千米处，范围约1.5万平方米，堆积厚约2～3米，几乎全是制盐陶器残次碎片②。该遗址除发现少量新石器时期遗存外，商代末期至春秋中期的遗存极为丰富，可以划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西周前期（上限可以到商代末期）的尖底杯堆积，第二段为西周后期的花边圜底罐，第三段为春秋前期或稍后的花边圜底罐，这种罐较第二段的略微偏小③。春秋中期以后，该遗址的制陶业（这里指为煎盐烧制的专用容器）停业，以后再没有恢复。由于遗址只发现陶窑而没有制盐遗迹④，大体可以确定这是一处为中坝制盐作坊配套的窑业遗址（图5）。

其次，燃料业的配套规模也非常大。在制盐过程中，煎盐的燃料主要是各类植物，带余温的草木灰可以烘烤盐模，最后收集起来可做淋灰用的原料。因此，燃料在先秦盐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坝遗址先秦地层发现有大量灰烬层，应为当时煮盐、烤盐、淋灰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孢粉分析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坝遗址所在地区森林植被已经遭到破坏，遗址附近的河谷形成疏林草地景观。商、西周时期，尽管气候变干，但人类活动仍很频繁。东周时期，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制盐产业和农垦活动规模扩大，森林分布范围缩小，草坡广泛分布⑤。这一景观正是人们需要大量燃料而大肆砍伐周边林木的结果。类似的情况在历史时期的盐场周边非常普遍，如重庆武隆县白马津“东三十余里江岸有咸泉。……乃于忠州迁井灶户十余家，教以煮盐之法。未已，有四百余灶，由是两山林木芟薙悉成童山”⑥。明代中期，四川各盐场“昔年近井皆柴木与石炭也，今皆突山赤土”⑦。同样的情况在两淮江浙地区，煎盐主要使用芦苇等湿地植物，燃料来源地称为“草荡”，后来还从“灶户”中分化出了专靠卖草谋利的“草户”。

再次，以盐为中心形成了密布的运输网络。盐业运输包括原料、陶器、燃料等的运输，以及盐品外销中的运输业。巫溪宁厂白鹿盐泉地势狭窄，不利于生产，商周时期卤水需运输到60多千米外的今巫山大昌双堰塘遗址，汉代则又运到近百千米外的今巫山县城，早期可能用船转载卤水，至迟不晚于汉代，通过在大宁河沿岸崖壁上架设笕槽（管）输送卤水，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卤系统①。盐品的运输又分为水运和陆运，先秦时期，人们多居住在江河水畔附近，水运的重要性要大于陆运，陆运主要解决销区末端的问题。历史时期的水、陆结合运输，在四川盆地内和周边盐岸形成了遍布广大城乡的盐道。当然，盐道并不仅仅运输盐，往往出去的是盐，回来的是粮食和山货等。

盐产业自身工序复雜、分工细致，涉及的产业链长、范围宽、地方大，加上税收、贡纳等政治因素，相关的社会都被自觉不自觉地卷了进来，已经变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行动，成为先秦时期社会整合功能最强大的产业之一。

（三）作为商品的巴盐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盐品多通过互惠、礼物等形式交换，交换的范围从亲属逐渐扩大到部落或周边小社会。新石器晚期以来，盐品以商品形式进行交换成为主要的流通方式，交换范围日益扩大到区域社会、跨文化社会。当然，新石器晚期可能还存在小规模的互惠、贡纳等补充交换形式。

作为商品交换的证据，一是因为生产规模宏大，任何非商品交换形式要完成大规模的物品流通都很难长期维持和管理；二是制盐陶器的标准化是商品的重要特征。先秦时期，我国的盐就有形盐和散盐之分。《周礼》有“宾客，供其形盐”②的记载，这里的形盐，就是指制成一定形状的盐。形盐需要模具才能制成。新石器时代的大口深腹缸可能是盛装盐浆，并将其自然晾干或人工烤干的器具，盐因而也就有了自身形状。随着盐交易的发展，商周时期，人们意识到小型盐块更便于交易，于是发展出了尖底杯、花边圜底罐等陶器，以便制作固定形状的盐锭③。李水城指出，中坝遗址在商周时期角杯占比递增，后又被大口短身尖底杯替代，到东周时期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为埋藏的主流规律④。同一时期使用同一种大小相同的盐模器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原料供应统一化、生产标准化和销售单元化，更是买卖过程中计量等值化的需要。唐代樊绰《云南志》中“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⑤ 即为明证。以东周时期的花边圜底小罐为例，由于其特征鲜明，考古发现标准的花边圜底小罐出现的范围南可到重庆酉阳邹家坝遗址⑥，西至綦江下游的江津荔枝下坝遗址⑦、嘉陵江中游的合川张家湾遗址⑧，北进至汉水南侧支流的重庆任河流域旦坪遗址⑨，应该是部分盐模随盐品以商品形式交易到上述地区的结果，且具有距盐业中心遗址越远数量越少的特点。

盐在以物易物的时代，往往被当做交换的媒介。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它进一步被货币化。在拉丁语和英语中，薪水一词（Salary）就是由盐（Salt）派生出来的。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地居民中，历史时期可见到许多以盐为币的情况。例如，马可波罗记云南建都州：“至其所用之货币，则有金条，按量计值，而无铸造之货币。其小货币则用盐。……每八十块值精金一萨觉（Saggio），则萨觉是盐之一定分量。其通行之小货币如此。”①《云南图经志书》记武定府风俗：“同人交易用盐，土人懋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② 中坝遗址的盐在商品化发展过程中，不能排除也曾兼有货币功能的可能。前文提到过尖底杯有从角杯发展为大口短身杯的趋势，而吴小红、傅罗文等列出了三种不同层位的花边圜底罐，总体上呈现由大变小的趋势③。这种同一器物随时间逐步变小的现象，正是商品标准化、等值化过程中，因为信任而不计重，商人们为谋取更多利润或降低成本而逐渐使商品减重的历史通用规律，这在后来半两钱、五铢钱等计重货币的发行中广泛存在。

二、巴盐与区域文明

盐既是古代社会的必需品，也是古代国家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源，是各级政府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盐催化了早期社会的分化，在许多方面，人们通过盐把相关社会成员和群体按照新的秩序组织起来，对早期社会进行整合，与其它新的生产内容一道，共同促进了文明和国家的产生。刘莉、陈星灿④ 和方辉⑤ 分别指出，在公元前2千纪末和公元前1千纪初中原和华东诸侯国的形成时期，海盐和内陆的湖盐为新兴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事实上，巴盐在巴蜀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区域“国际关系”。

三峡盐业是巴文明出现的重要催化剂，是巴国繁荣发展的主要财富源。盐业的兴盛必然涉及到社会组织、社会分工、产业配套、资源控制、交通运输、分配贡纳、交换贸易等诸多促使远古社会复杂化的内容，有利于文明的诞生。在三峡地区的巫溪，因有宁厂白鹿泉盐卤，五帝时代已产生巫咸、巫臷两个早期原始国家，其中“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⑥ 学者们多以为巫臷是因盐致富故能不绩不经、不稼不穑。巴人廪君蛮所处时代有盐水神女，其地“盐阳”乃“鱼盐所出”，后廪君“射杀之（盐水神女）”，因盐而就近“君乎夷城”⑦。商周时期，巴文化政治中心位于汉水上游，春秋晚期南迁四川盆地东部后，面对这一区域山水相间、地形破碎、农业落后以及各种小规模人群分割的现实，能够迅速立足并将其整合成一个整体，成为“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⑧的区域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控制了三峡地区丰富的盐产，具有支撑区域大国的雄厚财富。

三峡盐业还造就了长江上游的早期“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逻辑充分展开的结果，当今国际事务、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都是这一逻辑的外在表现①。世界体系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扩大和升华，与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都是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生产社会化理论运用到跨文化、跨国家关系的结果。盐作为各国的必需品，可以说是国之命脉，虽然与现代商品主动寻求市场扩张有所不同，但销区网络的展开和对财富的控制欲望，使其具有了上古社会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已有学者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讨论过以盐为核心的巴楚关系②，某种程度上说，还可以进一步认为，巴盐就是构建巴、蜀、楚、秦“世界体系”发展逻辑的深层结构。

首先，我们探索一下蜀文化与巴盐的关系是如何展开的。距今约4600年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和三峡地区史前制盐业几乎同时突然兴起，使我们很难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俞伟超指出成都平原古城与江汉平原古城的砌筑方式相似，应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舜）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有关③。考古发现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有部分文化因素经过三峡地区到达了成都平原（图6），或许这一过程促进了中坝盐业资源的工业化开采，并支撑了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繁荣④。鉴于宝墩文化和中坝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亲缘文化，我们推测当时两地间是通过平等贸易方式交换盐产品的。到三星堆文化时期，该文化一统三峡地区，三星堆文化上层阶层很可能直接控制了中坝盐业资源，双方之间存在不对等的“殖民”输送关系，中坝遗址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存堆积薄，至今尚难明确这一时期的制盐陶器，或许与自发的市场规则遭到破坏，从而引发遗址的生产萧条有关。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三峡地区的考古文化摆脱了成都平原的控制，先后形成了石地壩文化、瓦渣地文化，但缺少可以抗衡的国家政治实体，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可能是一种贡纳贸易关系，某些时候可能还比较紧张。笔者曾提出，正是由于三峡地区尖底器人群的西进，造成了三星堆文化的崩溃，使其上层阶层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今成都市区西北，并对十二桥文化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影响⑤。我们知道，这一时期三峡地区的制盐陶器有羊角形尖底杯和炮弹形尖底杯（前者多后者少），而同时期成都平原地区主要是精美的炮弹形尖底杯，体现了古代通常使用精美艺术品、宗教用品、奇珍异宝、特产和精美包装输送贡纳的一般特征。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巴文化政治中心从汉水上游南迁至四川盆地东部，巴国强化了对三峡盐业的控制，使蜀国对巴盐的需求受到较大抑制，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双方日益紧张，故“巴、蜀世战争”⑥。秦灭巴蜀后，蜀守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⑦。蜀地才开始大规模产盐，逐渐摆脱了对巴盐的依赖。

其次，我们看一下楚是如何围绕盐与巴文化发生关系的。西周中期至春秋早中期之交，今瞿塘峡以东的三峡地区分布着瓦渣地文化双堰塘类型，该类型既有同时期典型的巴文化因素，也有一些楚式风格的器物，应为楚熊绎玄孙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的夔国遗存。夔国西部一带正是宁厂盐的产地。公元前634年，楚以“夔国不祀祝融与鬻熊”为由灭夔，并“以夔子归”①，楚国直接控制了巫盐。历史上，楚国主食海盐，佐以巫盐。楚国需要借助吴、越而食海盐，耗费大量社会财富，因此大约在楚威王大败越国之年，“尽取故吴地”②后（公元前377年），楚国才开始设置专门机构直接“煮盐于海”③。春秋中期楚取巫盐后，还进一步直接控制了鄂西南长阳清江温泉的巴盐，此后这些地方的考古发现均为较单纯的楚文化分布。楚国在吞并这一地区后建立了巫郡，巫郡的西部边界后来长期成为巴、楚的分界线。战国时，“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④。这些攻伐很可能与楚欲西进夺取当时三峡最大的盐产地—— 井盐泉（忠县中坝遗址）有一定关系。考古上发现的战国中期至晚期偏早阶段的楚文化大规模西渐，虽然有多种多样的解释⑤，但成规模的楚文化墓葬群（崖脚墓地）仅止步于 井河口（图7）⑥，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 井盐业也是楚国的战略目标之一⑦。

秦国对巴盐财富进行掠夺，但又进一步开发了巴蜀盐业。秦国长期食今宁夏境内的池盐，陇东南亦产崖盐。秦与巴蜀之盐产生关系较晚。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⑧。巴国辖境物产虽饶，但能称富者，无外乎盐、丹。秦灭巴后，楚仍据有三峡 井、云安白兔井以及乌江的郁山等巴盐产地。秦、楚在这一带持续进行了近40年的反复鏖战，最后才被秦国长期占领。秦国充分认识到巴蜀盐业的重要性，在三峡产盐地区置县，并设立盐官专门管理盐业生产，另在成都等消费地设“盐、铁、市官”⑨，管理盐品贸易，形成一套盐业管理制度，直到西汉时仍得以沿袭。秦国蜀守李冰出生于山西池盐产地解池附近，他利用自己的盐业知识，在川西地区穿广都盐井，在巴蜀地区大力发展井盐生产，巴蜀地区的盐业产地因而迅速从三峡地区扩展到巴蜀全境。《华阳国志》描述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林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① 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境界、新阶段。

三、结语

盐天生并不具有社会性，它在参与人类发展过程中影响了人。早期盐业生产的社会化，就是人的社会性不断扩大的过程，是早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三峡地区是中国古代早期井盐生产的杰出范例，其工业化制盐具有启动时间早、规模大、生产复杂、产业链条长等特点，是先秦时期少有的、影响巨大的工场手工业门类，深刻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远古社会。傅罗文、罗泰等指出：“在中国南部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中，来自中坝的盐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②巴盐不但促进了巴文明的形成，而且具有跨文化的整合作用，特别是对成都平原先秦文明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秦、楚等国也先后加入了对巴盐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巴盐最终完成了社会化的最高形式——早期的中华西南部世界体系。秦汉时期，巴盐与新发展起来的蜀盐的交换网络为巴蜀地区融入统一的中华帝国，开启了新的社会整合：通过由中央主导的盐业等经济领域的生产管理、贸易和税收制度的推行，使巴蜀地区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华夏化。

（責任编辑：王放兰）

The Socialized Production of Ba Salt

and Its Creation and Influence on Regional Civilization

BAI Jiujiang

Abstract： The Three Gorges area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reas in east Asia wher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salt production discovered. It is also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riod of pottery salt production in the Sichuan Bas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 salt are early developed， large-scaled and well-developed. The Ba salt production has entered handicraft workshop production stage early and has a larg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It is associated with extensive social cooperation and formed a complex social network centered on the salt industry. The socialized production of salt industry in the early period formed important economic support of Ba cultureand promoted the complexity of prehistoric society in the Sichuan Basin. It deeply influence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states of Ba， Shu， Qin and Chu in the Pre-Qin period.

Keywords： Ba salt;socialized production; salt archaeology; world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