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莹

摘 要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和图书馆思想史研究的崭新成果。首先，作者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理，论证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历史事实。其次，作者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的两大构成板块，即文献之道与馆阁之道。再次，作者以独特视角归纳出了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的特征表现。

关键词 古代图书馆学；中国；成果评论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2.013

Re-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Feeling Inspired by Reading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Liu Xiaoying

Abstract The book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is a new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history and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thought history. First of al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image”，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there were indeed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Secondly， the author creatively constructs two parts of the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ideological system， namely， the way of literature and the way of pavilion. Thirdly， the author sums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wisdom and ideological wisdom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Keywords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China. Outcome comment.

0 引言

近來喜获蒋永福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1]一书，细细品读之余，对其内容架构、论证逻辑、命题阐释深感钦佩。纵观全书，笔者认为其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蒋永福先生“不忘初心”的学者情怀，以及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梁启超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拳拳之心。在架构上，全书内容由引论、本论和尾论三大部分构成；在内容上，全书按照“概念→实践→理论（思想）”之序铺设，由概念阐释、实践描述和思想分析三大部分构成。全书不仅回答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有什么”与“是什么”的问题，还回答了“如何是”与“为何如是”的依据。作者以思想分析为内容论述的侧重点，本着言之有据、释之有理、述之有序的论证逻辑，首先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中国古代图书馆以什么形态存在”“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是否有用”等问题，做出了全面的史实分析与回答。其中，有两个命题值得学界重视，一是作者提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是以藏书楼或馆阁形态存在的图书馆”的命题，二是作者提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由文献之道和馆阁之道构成的思想体系”的命题。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论证，就足以显现作者自许的要“发前人所未发之言”的学术旨趣。

1 概念阐释：中国古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这仍然是目前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为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首先对有关概念和称谓问题进行了辨析。

1.1 关于藏书楼与图书馆称谓的演变

受“图书馆乃西学东渐产物”的固有观念影响，许多国人至今仍不认为中国古代有图书馆。事实上，据已有文献记载，最早使用“藏书楼”一词的是南宋文人曹勋，其所著《松隐文集》中载有一首名为《观月藏书楼》的七言绝句，曹勋逝世于1174年，说明“藏书楼”一词至迟在1174年之前就已存在[2]。而后，南宋刘学箕、陈贻范、张德明等人的文章中出现有“藏书楼”一词。因此，尽管宋朝时期“藏书楼”的称谓并没有流行起来，但使用“藏书楼”一词指代藏书处所已有其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藏书楼”的称谓开始被广泛使用，且国外的藏书处所（图书馆）也被译为“藏书楼”，如1898年蔡尔康把美国国会图书馆译为“藏书楼”、1904年康有为把自己旅欧时见到的图书馆称为“藏书楼”、1901年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创办等。这一时期，恰逢清末新政颁布，先是1904年清政府决定把“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更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同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建，后又出现了“藏书楼”和“图书馆”交替使用的情况，即刘光汉1906年发表《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同时使用了“藏书楼”和“图书馆”二词指称藏书处所。自此，“藏书楼”的称谓逐渐转变为“图书馆”，使得近代指代藏书处所的“图书馆”的称谓流行起来。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将藏书楼定义为“中国古代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1]24，实际上是指明了“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这一内在属性是古代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的共同机制，也是藏书楼亦可称为图书馆的历史依据。由此，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就是图书馆。第一，无论是古代藏书楼还是近代图书馆，都是在中国社会这一“母体”中产生的。第二，近代图书馆没有否定或消灭藏书楼“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根本属性，只是进一步改善了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的方式方法。第三，中国古代的藏书楼虽未名之“图书馆”，但实际上就是以“藏书楼”形态存在的图书馆。第四，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是具有中华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古代图书馆形态，同西方一样都可以叫做“图书馆”。

1.2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存在及其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得以成立的历史基础和物质基础，因而也证明，古代中国人将以藏书楼或馆阁形态存在的图书馆的实践经验进行的长时间积累、总结，即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这同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相一致。有些学者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误解：第一，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校雠学或目录学而没有图书馆学，这是一种“以偏概全”[1]32的错误认识，因为它只看到了中国古代有校雠学、目录学等文献整理方法的存在，而未看到还有馆阁（图书馆）管理思想的存在。第二，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藏书管理的经验总结而没有形成关于图书馆的理论体系，这是一种“以今勒古”[1]33的错误认识，因为这是按照现代的“学科”定义去衡量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学的认识，没有看到中国古人是按照“天人合一”或“会通”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事物，而不像现代人们按照学科分野进行“分科”认识的思想方法。第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藏书经验的总结而没有形成系统的藏书思想体系，这是一种“以西框中”[1]33的错误认识，其只以西方的学科名称及其理论体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是否有相对应的学科的思想方法，忽略了“中国的图书馆学”无法按照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逻辑来认识和建构的“特殊性”。凡此种种，都无法规避中国古代早有图书馆学之实。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在明确了中国古代确有图书馆学这一问题后，又厘清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若干问题。第一，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问题。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校雠学即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针对此种观点，作者提出，校雠学的研究范围主要为文献收集和文献整理，基本不涉及文献利用的方式方法问题，因而并不涵盖图书馆活动的所有方面；另外，中国古代不存在“学科”分野意义上的校雠学和图书馆学，因而校雠学与图书馆学的对应也并非“学科”意义上的对应。基于此，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校雠学是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关联最为紧密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一种学问，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就是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藏书楼或馆阁）的学问。第二，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时间界限。作者将此处的“中国古代”界定为先秦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段，认为不能按照社会发展史那样把“中国古代”限定于1840年之前，这是因为1840年至清末的图书馆形态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是与此前的“古代图书馆”渊源相继。第三，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定义与研究任务。作者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实践方法及其思想观念的学问”[1]48，并提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任务应包括：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产生机制和存在形态做出客观的史实描述；对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思想做出梳理和归纳；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特征做出整体性的概括。第四，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意义。基于尊古循今、中西互参的视野，作者提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为：能够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有利于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中国古代优秀的图书馆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有助于改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的图书馆思想史课程的有关建设。以上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若干问题的阐释，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理论与研究体系。

2 思想分析：文献之道与馆阁之道

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概括为文献之道和馆阁之道两大方面，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与众不同的重要特色，也是作者为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2.1 文献观与馆阁观

思想来源于实践，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实践。以皇家图书馆、私家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为主体的藏书及其管理活动，构成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实践与历史基础。皇家图书馆、私家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一系列的文献典藏、文献整理、文献利用活动，以及人员配置、规章制度等管理实践，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得以显现的历史轨迹。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对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之事所思所想而形成的意识或观念，即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文献观”和“馆阁观”两大方面。作者把文献与馆阁的关系比喻为“毛”与“皮”的關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文献（毛）通过图书馆（皮）得以保存和传递。进而阐明，馆阁因有文献之藏而称为馆阁，文献因藏之于馆阁而被保存和广泛传递利用[1]195。具体而言，“文献观”主要包括：文献价值观，包括“文以载道”的整体文献价值观和以经、史、子、集为划分标准的四部文献价值观；文献整理观，即在中国古代图书馆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献收集、文献校勘、文献分编、文献版本等方面的思想与方法；文献藏用观，即“珍藏密守”的以藏为主的文献珍藏观、“藏以致用”的以用为主的文献流通观和“胜地藏书”的既重藏又重用的文献藏用综合观。“馆阁观”主要包括：馆阁功用观，即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重视馆阁建设、将馆阁视为“治国之器”之传统；馆阁任职观，即馆阁职任是“美职”，是古代中国人趋之若鹜的职业价值观。

2.2 文献之道

所谓文献之道，就是古代中国人关于文献之存在意义及其功用的思想观念[1]361。《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将文献之道分为两个层次进行阐述：一是总体意义上的文献之道；二是专门意义上的文献揭示之道。

2.2.1 文以载道的文献之道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文献不仅仅是客体性存在，而是价值性存在。文因载道而获得存在意义，道载于文而获得垂世传递的生命意义。由此，古代中国人对文献赋予了“文以载道”的价值意义。具体来说，古代中国人崇拜圣人之言，形成有根深蒂固的“崇圣”心理，故而形成了崇圣文化；崇圣文化需要通过文献记载和传播，因而又派生了极端崇尚文献传播的崇文文化。作者指出，“崇圣”与“崇文”的结合，就是中国人文文化的主要表现；“崇圣”和“崇文”的实质是“崇道”，即崇圣文化和崇文文化来源于“崇道文化”[1]362。“圣贤之文”就是“道之文”，亦即“文”（古代中国人普遍认为圣贤之道集中记录于《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经”）是记录有圣贤之道的体外载体，这就是“文以载道”命题的根据所在。所谓“文以载道”，其意为“文”是用来记载“道”的，或者说“道”记载在“文”中，这种崇道观（即崇圣观）、文献观和六经观，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路径，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灵魂所在。

2.2.2 揭示文献以明道的文献揭示之道

所谓“文献揭示之道”，实为“文献之道”的探讨范畴，只是鉴于古代中国人关于文献揭示之道的思想极其丰富、方法极其多样，所以作者将此部分独立出来做专门论述。作者指出，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设施，必然承担着文献揭示之任，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对文献的揭示主要通过书目工作来进行，具体包括目录之道、编次之道和提要之道。目录之道，即以目录揭示学术格局与源流：其一，以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来显示学术构成类别，称之为“以分类显学术格局”；其二，以类序揭示学术源流并予评价，称之为“以类序述学术源流”；其三，以时序法、理序法、插入法、联合法、附录法等不同著录方法揭示学术源流，称之为“以著录示学术源流”。编次之道，即在书目编制活动中贯穿“别尊卑，分贵贱”的礼治原则：其一，按照尊者在前、卑者在后的逻辑安排类目之间的前后次序，称之为“类目次第中的前尊后卑法”；其二，特意把某种书或某些书著录于前使其凸显以示其尊，称之为“著录次序中的前置凸显法”。提要之道，即以提要方法揭示书的内容及其价值：其一，以“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为揭示通则；其二，提要中既有关于作者信息的较详揭示，又有关于书籍信息的全面揭示，形成有显著的“人书并提”的内容特点；其三，书目提要中体现有一书之得失与优劣的价值论断，主要包括“卫道护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意义上的价值观”两大方面。

2.3 馆阁之道

所谓馆阁之道，就是古代中国人关于馆阁之存在意义及其功用的思想观念[1]361。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藏书功用，并非直接表现为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读者利用”，而是以藏为用、以藏为传，不同于现代图书馆，却有其藏书传道的独特之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基于两个视角对馆阁之道进行阐述：一是馆阁为传道之器；二是馆阁为社会记忆之器。

2.3.1 传道之器

明成祖朱棣曾有“圣人已往，道在六经”[3]的经典论断，其意所指为圣贤之道载于文献。那么作为载圣人之道的文献皆聚于馆阁，故而“馆阁藏书即藏道，藏书为明道、传道”[1]417。从藏道与传道的关系而言，道之藏是为了道之传，道不藏则无以传，因此“藏书即藏道”和“藏书即传道”可视为同义异称。作者指出，在理解藏书之“藏”义时，不应把它理解为静止不动之义，而应把它理解为“藏—传”一体中的一个环节。实际上，中国古人所理解的图书馆藏书的价值，是在“藏—传”一体意义上理解的，亦即在“藏书以传道”意义上理解图书馆的藏书价值；而且在对藏书之“藏”义的理解上，也是在“藏即用”的意义上理解的，因为“藏书以传道”“无藏便无以传”，传道即为藏书之功用价值所在；从图书馆的角度而言，图书馆是藏道之器，又是传道之器。文献的藏与传之间这种互为条件的动态循环关系，使得古代藏书楼或馆阁不断积淀与传承古代典籍与中华文化，形成了深厚的藏书传道的历史轨迹，而中国古代历代帝王重视馆阁藏书以传道的功用，将馆阁视为国家实行文治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既符合统治合法化的需要，也符合以“道统”支持“治统”的需要。

2.3.2 社会记忆之器

从记忆的角度而言，社会文明信息的承载、复制和传递的过程就是社会记忆过程[1]425。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曾说过：“书籍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这种记忆移植到活着的个人意识中的社会装置。”[4]作为收藏和序化文献以便利用的专门设施，图书馆的活动内容包括文献的存储、文献的编码（分类、编目等整序过程）和文献的提取利用，可被视为人类文明成果信息的社会记忆装置。在中国古代社会，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和实践目标。道即圣人之言，圣人之言须传承，此即传道；道在书中，藏书以传道，所以藏书即等于进行社会记忆；藏书需要馆阁，故馆阁即社会记忆之器。可见，藏书和馆阁都是社会记忆之器，也就是道的社会记忆之器。伴随着馆阁藏书的延续不断，中国古代社会记忆形式不断扩充与运作，逐步形成了道的延续传递，最终凝结成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这便是中华文化之社会记忆的遗传机制。

3 特征概括：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分析

归纳和论述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的独特性，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該书作者欲“发前人所未发之言”的努力之表现。

长久以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实践积蓄经验，并将经验总结形成思想之“道”记录于文献之中，后经馆阁藏道、传道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建构与形塑。1925年，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5]倡议，其依据在于中国古代的文献之道和馆阁之道迥然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献之道与馆阁之道，因而极具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图书馆学、现代图书馆学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特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独特之处：

其一，历史特征表现为自发性与悠久性共存。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的生成和发展路径几乎“未受外部影响”，始终保持着自发、自主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因而无论是中国古代图书馆还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皆为“土生土长”。由此可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自发性”等同于“本土性”。这种本土性特征，即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不同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图书馆、图书馆学思想的原因所在[1]441。历史证明，“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途径”[6]，这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呈现出本土性特征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的悠久性见诸于历史事实，制度基础深厚，毋庸置疑。

其二，思维特征表现为本体性与价值性兼具。从“文以载道”的信念出发来把握文献与馆阁的存在意义，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本体论思维特征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文献的存在是馆阁存在的前提，那么文献和馆阁作为载道、传道之“器”，从“文以载道”的信念出发来把握文献与馆阁的存在意义，就是从“道器合一”“道由器显”的本体论思维理路出发去把握文献与馆阁的存在意义，这是古代中国人始终遵守不渝的本体论思维方法[1]445。而文献、馆阁是保障人的读书人生、明道人生、行道人生之器；由器而道，通过利用文献和馆阁来学道、明道、传道，由此形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生境界，此即人生的本体价值所在，亦为人生价值论。可见，中国古人是从本体论与价值论的角度把握文献和馆阁的存在价值的。

其三，论理特征表现为非论证性与非学理性并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思想成果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研究结论大多是“直接定论而来的”，而非“论证而来的”，此即非论证性特征，这是由中国古人擅长直觉思维的思想特征所决定的；二是论述逻辑大多是“就事论事”，而非学理性论证，此即非学理性特征[1]446，这是由中国古人坚信的“理在事中”“言不离事”的论理传统所决定的。古代中国人并不追求“抽象的形而上学”论理方式而追求的是“具体的形而上学”论理方式，这使得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将“理论”与“应用”会通融合，而其对文献之道与馆阁之道的直觉把握及其直接定论性表达，则充满了“简约而不简单”的达观与智慧之妙[7]。

4 结语

蒋永福先生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中展开的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思想及其特征论述中，无论是文献的聚与散、馆阁对文献的藏与传，还是对以往人们认识的理性重审与解构，亦或研究视域的尊古循今、中西互参，都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体系的独特与厚重。作为“审视过去”从而“面向未来”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建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每一命题及其论证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从而提醒我们敬畏前贤，珍惜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图书馆学遗产，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江向东.“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6）：108-112.

蒋永福.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图书馆学智慧[J].图书情报工作，2020（18）：3-14.

皮尔斯·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M].谢欢，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1.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C]//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44-45.

吴晞.论中国图书馆的产生[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2（2）：22-24.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J].图书馆论坛，2020（2）：26-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