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讲义类图书对传统出版路径的依赖、“双减”政策对讲义类图书出版的影响、“五育并举”理念对讲义类图书导向的要求，以及教育融媒体对讲义类图书改革的呼唤，阐释通过融合出版促进行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讲义类图书融合出版的优化策略：对优秀内容进行重塑与再造，借助新颖的方式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拓宽出版行业用户范围，从单一的内容生产商向数字生产和数字服务商转变。

【关  键  词】“双减”；讲义类图书；融合出版

【作者单位】王玉凝，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7.9【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09.013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就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及校外培训负担提出意见。“双减”政策实施近两年来，教培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书出版业特别是讲义类图书的出版也受到一定影响。

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教学类图书条目下包含学校教材、社会培训教材、自修教材、参考资料、讲义、学习资料、普及读物、实验实习、试题习题、教学大纲10个小类。本文所称的“讲义类图书”即属于教学类图书范畴。在很长一段时期，从整个社会到学生群体对讲义类图书都有较大需求，因此，“双减”政策对讲义类图书出版的影响，本质上表现为“双减”背景下讲义类图书出版的优化升级需求与传统出版形式之间的矛盾。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带来挑战与机遇，讲义类图书出版如何应对“双减”带来的挑战，抓住“双减”带来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双减”背景下讲义类图书出版面临的挑战

1．讲义类图书的传统出版路径

传统讲义类图书的出版一般包含以下几个阶段：首先，了解大学教授、教研员、一线教师、学生各方面的教育教学实际需要；其次，根据课程标准、高考考纲等指导性文件进行选题策划开发，聘请高水平教师编写书稿；最后，由美编排版设计，进行印刷发行［1］。由此可以看出，傳统讲义类图书出版的核心是课程标准、高考考纲等，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颁布后，教育部考试中心已不再编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这一指导性文件。新课标强调素养导向，将以往知识、技能本位的教学转向素养本位的教学［2］。

除上述原因外，由于传统讲义类图书主要着眼于迎合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的习惯性教育路径，忽略了教育的初衷以及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迭代，因此产生了较多低质量、快餐式的图书。这不仅加深了学生及家长群体对教育的焦虑感，而且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说，“双减”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斩断了讲义类图书的传统出版路径，倒逼其变革出版路径。

2．“双减”政策对讲义类图书出版的影响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全面压少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具体来说，一是建立健全作业管理机制，二是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三是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四是加强作业指导，五是科学利用课余时间［3］。在此背景下，学生对讲义类图书的需求从以往的“追求量”转向“追求质”，从以往重视课后重复性练习转变为重视各个环节的预习、优化与巩固，讲义类图书的数量和种类也随之减少，从而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教育教学评价过程中，适当的作业、练习与检测依旧起着帮助学生复习巩固知识、辅助教师检测学生学业水平、提供教学反馈等重要作用。可以说，讲义类图书仍旧是当今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压减”的应当是那些质量低、效果差的图书，真正优秀的图书仍会被保留，甚至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使用。换言之，“双减”政策的出台倒逼讲义类图书质量的提升，促进包括图书编写人员、出版社、印刷厂甚至经销商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的优胜劣汰。

3．“五育并举”理念对讲义类图书导向的要求

“五育”是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五个组成部分：德育是方向保证，智育是认识基础，体育是机体保证，美育及劳动教育则是将德智体充分展现和运用的主要途径［4］。传统讲义类图书把学生的学习与检测限制在一张纸、一支笔的空间中，对学生的辅助仅限于文字描述和图像呈现的二维空间；“五育并举”理念则要求在美育和劳育中让学生展现技能，检测学生的德智体水平，目前的讲义类图书很难完成辅助“五育”的实施践行与评价任务。

在此情况下，讲义类图书须侧重辅助功能而不是检测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科学知识基础概念的普及及其求证过程、体质提升的规范方法、美育和劳动教育任务的呈现及学习框架的供给等，都需要讲义类图书的辅助，对“五育”模式下学生能力的评判不应有“标准答案”，而应当在具体的情境中展开，这些都是讲义类图书发展的方向。

4．教育融媒体对讲义类图书改革的呼唤

互联网时代，图书出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缺少与用户的直接连接。与此相对应的是，互联网推动了在线教育和自出版的发展，电子化阅读越来越普及。教育融媒体理念的提出，给讲义类图书出版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教育融媒体是借鉴媒体融合理念、技术和实践的创新平台，承载着教育系统思想引领、舆论引导、新闻宣传、信息服务、融合传播等功能，兼具教育属性和媒体属性。在传统教育出版中，编辑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教育市场反馈，确定图书框架及编写方向。在教育融媒体时代，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传播渠道的扩大，图书内容和表现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传播平台也由原来的单一平台转变为多媒体平台，如抖音、微信公众号等［5］。由此，图书编辑从单一的纸媒行业从业者变成融媒体行业从业者，图书出版路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因此，讲义类图书需探索契合融媒体时代的新型出版道路，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二、讲义类图书融合出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出版产业边界的不断扩展，传统报刊纷纷向数字出版转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京报等均建立了自己的电子报刊和图文数据库。出版业也探索开发了许多基于网络的新型内容产品和服务模式，如人民邮电出版社依托先进社区化概念创立了异步社区。作为国内领先的IT专业图书社区，异步社区已经形成一个以成熟社区为内容的大型规模性局域网，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由此可见，基于网络的新型内容产品和服务模式已经成为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传统出版形成融合发展之势。

1．必要性

市场竞争要求出版机构加快转型步伐。出版业“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双减”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教育教学变革，尤其是在教育观念的纠偏方面：一是回归育人初心，明确提到要摒弃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尊重儿童的休息权、健康权，这一点直指部分讲义类图书的“高数量、低质量”弊端；二是明确提出要尊重青少年的成长规律，让教育走出内卷化的“困境”，这一点直指部分讲义类图书的“高难度、低效率”弊端；三是明确提出要拒绝“超前学习”，规范校内外教学的内容，这一点直指部分讲义类图书的“高超前、低效益”弊端。

由此可见，传统讲义类图书不仅无法适应新的教育理念及新的技术特征，也无法贴合读者的需求。新形势下的讲义类图书出版必须以“五育并举”理念为依托，充分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将内容与新技术融合，走融合出版之路。如：利用网络平台，让师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教育均衡发展；在网络平台中开发竞赛、闯关、测试等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興趣，创新讲义类图书的应用场景和方式；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三维演示动画，帮助学生理解材料中的疑难点；借助大数据分析增强讲义类图书的针对性，降低产品开发风险，控制成本。

2．可行性

随着各类移动终端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授课”的广泛开展，无论是知识的接收者、传递者还是生产者，对数字化学习的接受度和应用熟练度都已大大提高。当前讲义类图书的受众即知识接收者大多是00后，他们出生于数字技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早已习惯数字化的生活方式，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的学习方式。与此同时，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也大大提升了教师队伍的信息化教学水平，教师的信息化水平已经从基础的信息技术应用向信息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发展。未来，对出版行业这一知识生产者来说，在线教学平台、各类数字资源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若能将日趋成熟的5G技术、VR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之融合，定能擦出更多的“火花”。

三、讲义类图书融合出版的优化策略

运用融合出版策略对讲义类图书出版进行优化，要求编辑必须深入研读教育政策，领会教育精髓，满足师生的教与学需求，奉献专业智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锚定出版目标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因此，讲义类图书出版要坚持党的方针路线，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目标和追求，坚持用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讲义类图书出版，把好大方向，把“双减”政策的具体要求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就是要明确讲义类图书的出版目标在于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学生的知识迁移和综合运用能力；要从对习题数量和难度的追求，转向对学生获得相应技能和增强相关素养的追求，既要关注学生对相应学科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情况，又要关注学生的学科思维发展，兼顾学生“三观”的树立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2．重塑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在于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在于课外实践。伴随“双减”政策的推进，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自主学习与探究，为此，出版单位应当着力于出版能满足学生“五育并举”要求的核心素养类读物，开发相配套的线上线下课程资源，为学校和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过程中，讲义类图书应当渗透对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激发其强大的内驱力和主观能动性。

以语文学科为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要重视对学生思想情感的熏陶感染作用，重视价值取向，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要求讲义类图书必须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原则，合理规划课堂教学及课前课后自主学习探究活动，引领学生成长。

3．创新讲义类图书的内容与形式

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多样化、便捷化发展，各行各业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互联网+”改革，讲义类图书出版应当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一是提供数字化内容。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推动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随着信息技术与讲义类图书出版的不断融合，出版单位能够提供的数字化内容种类越来越多，除基本的数字图书、有声图书外，还可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AI、AR、VR、MR教学。软件技术和硬件内容的结合把讲义类图书的数字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抽象概念的感知。

二是搭建互动性平台。出版单位可以利用Moodle、网易云、MOOC等开放性平台搭建适合讲义类图书的学习平台，或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平台，并依托这些平台追踪讲义类图书使用情况的后续反馈，提供免费的在线答疑，进行课堂内外的测评与评分，建立社区性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等。出版单位还可使用放置图书内页二维码或标注网址链接的方式，将书籍内的相关知识点与互动平台链接，创新讲义类图书的阅读与使用方式。

三是依托短视频平台进行碎片化教学。除了主流的官方在线课堂平台，出版单位还可以依托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短视频平台扩大讲义类图书的辐射面。如：利用短视频进行讲义类图书的推广；配合书籍内容，通过简短直观的微课讲解部分零碎且难以抽象理解的知识点，实现碎片化教学；利用视频的连贯性帮助学生形成“知识地图”，促进学生对内容的理解与应用。

总而言之，“双减”背景下，出版单位须通过融合出版对讲义类图书的内容进行重塑与再造，让好的产品借助更新颖的方式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扩大用户范围，实现从单一的内容生产商向数字生产和数字服务商转变。与此同时，出版单位要警惕融合出版可能出现的误区，不能将融合出版理念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相加”阶段，还必须在出版的方法手段、业态模式和管理机制上推陈出新，这样才能避免融合出版业务和传统出版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讲义类图书出版须通过融合出版实现“双减”政策的目标，在为学生“减负”的前提下保证学生学习的“增质”。

｜参考文献｜

［1］陈银霞. 教辅图书出版的现状和未来走向预测［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2］张良. 论素养本位的知识教学：从“惰性知识”到“有活力的知识”［J］. 课程·教材·教法，2018（3）：50-55.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2021-07-24）［2023-02-12］.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ivk_sa=1024105d.

［4］李政涛，文娟. “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J］. 中国电化教育，2020（3）：7-16.

［5］孙琛. 新媒体环境下图书出版发展路径分析［J］. 中国报业，2022（5）：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