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杰,李靖宇,孙 辉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9)

1 引 言

世界范围内,大约有80%的儿童行人死亡的事故并非发生在路口[1]。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估计,2007年在停车场和私人车道等交通场所,交通事故造成了50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受伤,205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亡[1]。虽然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公布,但相关学者认为儿童在停车场中的行人安全问题依旧严峻[2]。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对其他交通场所尤其是停车场中的儿童行人安全也应有足够的关注。

综合学者们对儿童在路口和道路中段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至少三个因素共同导致停车场里的儿童行人容易卷入交通事故中。首先,儿童行人能力较差。儿童难以识别环境中的潜在危险,更难以做出正确的应对。例如,儿童可能无法理解汽车倒车灯闪烁的含义。其次,儿童体型较小,驾驶员难以观察到儿童。以中国为例,西昌市8岁儿童平均身高为137 cm[3],蹲下来只有0.75 m,低于小汽车的引擎盖高度。因此,9岁及其以下的儿童,更可能因为被车辆本身遮挡住内而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儿童在停车场中缺乏成年人的看护。停车场儿童行人安全问题并没有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家长掌握的儿童行人安全风险管控方式也有所欠缺。例如,美国的一项观察研究发现,在停车场中的48.1%儿童独自穿过道路,超过50%的儿童先于成人下车[1]。

家长的风险管控行为(即对儿童行人的监督、看护行为)是影响儿童行人安全的重要因素,改善家长的管控行为能有效提高儿童在停车场的行人安全。关于影响家长的管控行为的因素尚不得知,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索影响家长对停车场儿童行人安全风险管控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可以为交通安全教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数据获取

2.1 模型构建

计划行为理论由理性行为理论和多属性态度理论逐步发展、完善而成,包括行为、意向、主观规范、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基本要素。为确保计划行为理论的普适性,计划行为理论可以增加其他相关解释变量,只要新增的相关解释变量有助于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目前,计划行为理论已得到社会行为领域学者的广泛认可。在交通领域中,计划行为理论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对不安全交通行为的判断和决策过程进行解释和预测[4],故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来探索家长管控行为的影响因素。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a:知觉行为控制对看护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1b:知觉行为控制对看护意向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2:主观规范对看护意向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3:态度对看护意向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4:看护意向对看护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态度ABC理论认为,情感(affect)、认知(cognition)和行为倾向(behavior tendency)共同构成了个体的态度,并且这三个维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5]。认知会对个体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可以推测家长的相关认知可能会对家长的管控行为产生影响。研究人员将家长关于停车场儿童行人安全的认知分为管控方式认知和风险因素认知,风险因素认知又细分为对儿童行人能力的认知和对儿童难以被驾驶员观察的认知。综合计划行为理论和态度ABC理论提出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管控行为理论模型,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a:看护方式认知对态度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5b:看护方式认知对看护意向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5c:看护方式认知对看护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6a:儿童行人能力认知对态度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6b:儿童行人能力认知对看护意向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6c:儿童行人能力认知对看护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7a:儿童难以观察认知对态度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7b:儿童难以观察认知对看护意向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H7c:儿童难以观察认知对看护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2.2 问卷设计与调查

(1)主观规范(SN)

(2)态度(ATT)

使用个体对管控行为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性反应来表征态度,包括对喜欢厌恶的感受和利弊得失的看法。例如,“在停车场中,先让儿童上车、再把行李放进后备箱,这种做法很麻烦(ATT4)”等。

(3)知觉行为控制(PBC)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在停车场中对儿童实施管控行为的难易程度的主观感受。例如,“在停车场中,一直与孩子保持肢体接触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碍我这么做(PBC3)”等。

(4)意向(BI)

使用个体在停车场中对管控儿童的具体行为的实施意愿来评估其管控意向。例如,“在停车场中和孩子一起行走时,回复朋友发来的消息(BI2)”。

(5)行为(BE)

总而言之，超声心动图与动态心动图检查在肥厚性心肌患者的检查过程中 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更好的了解患者的心房情况，降低误诊的发生率，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使用个体在停车场中最近一个月的实际经历来评估其管控行为。例如,“在停车场中行走时,我总是先步入车道,或者确定安全后再让孩子步入车道(BI3)”。

(6)管控方式认知(MET)

通过测量个体对在停车场中是否应该实施某种管控行为的判断,来评估个体对管控方式的认知。例如,“在停车场中行走时,家长应该一直牵着孩子的手(MET1)”。

(7)风险因素认知——儿童行人能力(AB)

通过测量个体对6～8岁儿童在停车场的行人行为和感知能力的认识,来评估个体对儿童行人能力的认知水平。例如,“儿童能够理解车辆倒车灯、转向灯等车灯闪烁的含义,并及时避让车辆(AB2)”。

(8)风险因素认知——儿童难以观察(PER)

6～8岁儿童在停车场中行走时是否容易处于驾驶员的视野盲区之内?通过测量个体对该问题的见解,来评估个体对儿童在停车场中难以被察觉到这一现状的认知状况。例如,“轿车里的司机,无法及时发现蹲坐在轿车附近的儿童?(PER1)”。

本次问卷调查以网络调查为主。研究人员先将问卷输入到“问卷星”网站上,再将问卷链接发送到朋友圈、群聊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并运用“滚雪球法”进一步地扩大受访者群体。为了更好的把控答卷质量,研究人员还做了以下的工作:①设置测谎题,如“一般来说,糖尝起来是甜的(本题选同意或非常同意)”;②删除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答卷:a.受访者未满18岁、b.家中没有机动车、c.家中没有9岁以下的儿童;③剔除具有明显缺陷(如规律选择)的无效答卷。研究共获得527份答卷,其中有效答卷为401份,答卷有效率为76%。

3 数据分析

最小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常用于处理、检验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之间的关系。PLS-SEM通过同时对多个潜变量和观测指标进行建模来表达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之间的关系。在使用PLS-SEM对问卷进行分析时,问卷的题项即为观测指标,问卷的维度即为潜变量。PLS-SEM可以建立复杂的多变量结构模型[7],是选用PLS-SEM模型的主要原因。研究使用Smart-PLS V3.0对问卷进行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1)信度

为检测问卷中潜变量与观测指标的内部一致性,使用Cronbach'sα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如表1所示,在研究新编的问卷中,各潜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在0.702～0.814之间,均大于推荐值0.7[8],表明该问卷信度较高、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

表1 问卷信度检验

(2)收敛效度

收敛效度又称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常用平均萃取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和载荷(Loading)这三个值来评估收敛效度[9]。如表1所示,研究中的观测指标(题项)对潜变量(维度)的荷载在0.675～0.869之间,均大于推荐值0.6,说明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表征程度;CR取值在0.816～0.877之间,均大于推荐值0.7,说明新编制的问卷各维度下的题项组合信度较高,各维度内部题项均表征同一事物;AVE取值在0.598～0.655之间,均大于推荐值0.5,说明题项对维度差异性的解释程度较高,各维度的收敛性良好。综上,研究中新编制的问卷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各组题项都能对维度进行表征。

(3)区分效度

为检验问卷的区分效度,对AVE平方根和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9]进行了比较。如表2所示,所有潜变量的AVE平方根都大于其所在行的其他值,表明各个题项与其所属维度相关性较强,与其他维度的相关性较弱。由此可知,研究中新编制的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问卷的区分效度

3.2 结构模型分析

使用Boostrapping检验技术验证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假设。如表3所示,除假设H6b、H6c、H7b和H7c显著性较差,模型中其他的因果关系假设均显著。

表3 假设检验结果

在家长管控行为结构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通过其他潜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为了准确、全面地分析出家长管控行为的心理决策过程,需对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

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存在正向的影响,总影响系数分别为0.270、0.164和0.172,p<0.05;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管控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231和0.116,p<0.05。虽然行为态度影响管控行为的显著性为0.059,略大于0.05,但行为态度对管控行为的影响依旧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研究中主观规范对管控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儿童行人能力认知、儿童难以观察认知和管控方式认知对行为态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40、0.112、0.471,p<0.05。至于认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管控方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大,影响系数为0.266;关于儿童行人风险因素认知(即儿童行人能力认知和儿童难以观察认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较小,总影响系数为0.068。只有对管控方式的认知可以对管控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330,p<0.05),关于儿童行人风险因素认知对管控行为的影响均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4 结 论

通过编制、发放问卷获取数据,使用PLS-SEM对家长管控行为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发现该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表明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管控行为理论模型可以用于预测家长在停车场中对儿童的管控行为。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家长关于儿童行人风险因素认知,与行为态度有正向的影响,与实施正确管控行为的意向和具体的管控行为没有直接关系。这表明,改变家长关于停车场儿童行人安全风险因素的认知,只能使家长关于管控行为的态度更加积极,但不会直接改变家长对实施某一具体管控行为的意愿,也不会对家长的某一具体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家长关于管控方式的认知,对管控态度、管控意向和管控行为都有正向影响。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只有当家长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管控儿童时,家长对儿童行人安全的担忧才能更好地转化为实施正确管控行为的意愿,家长才能表现出更正确的管控行为。在未来针对家长管控行为的干预研究中,不仅需要提高家长对儿童行人在停车场中的安全风险的认识,更要向家长普及正确的管控方法。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在停车场儿童行人安全问题上的研究空白。研究结果可以为交通安全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对预防和减少停车场儿童交通事故、保障儿童行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