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双印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方广锠在《王道士名称考》 一文开篇, 就强调说: “谈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有一个人是回避不了的——王道士。 藏经洞的发现与他有关, 洞内文物的流散与他有关。”①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敦煌研究》 2016 年第4 期, 第111 页。但是, 就是这样一位与藏经洞的发现、 与藏经洞众多文物流散密切相关的核心人物的名字, 在其去世尚不足百年, 距藏经洞发现和洞内文物流散仅仅百余年之时, 就已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写法。 针对这种情况, 方先生不禁感叹: 不仅出现了各有所据的王道士的名称, 更有不知道依据的王道士之名出现, 以致于30 多年来(依据方先生所撰论文时间推算, 作者注), 至今都找不到可靠文献出处的王圆箓这个名字, 越来越定于一尊,甚至在敦煌学的相关论著, 部分研究者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中明明写的是“园禄” 或“园箓”, 也会在他们的录文中变成“圆箓”②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 》, 《敦煌研究》 试刊第2 期,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 第117-118 页。。 因此, 方先生经过对保留有王道士姓名的敦煌研究院所藏五种原始材料的悉心考证, 得出“王道士生前在敦煌的活动, 均用‘王园禄’; 死后徒子徒孙将其名字改为‘园箓’ ”③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6 页。的结论。 同时, 方先生还根据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归义军时期的一份敦煌遗书封面上, 王道士加笔所书的“平(贫) 道王园禄法师福琳” 首题, 以及“西天竺国沙门王园在(再) [末+一] (来) ” 的尾题,结合敦煌研究院收藏五种原始材料中的记载, 得出了“王道士俗名‘王福琳’, 出家为道士后称‘王园禄’, 逝世后按照道教习俗, 被称为‘王园箓’。 至于目前最为流行的‘王圆箓’, 至今未发现确凿的文献依据, 很可能是从‘王园箓’ 一名所化出。 以‘圆’ 改‘园’, 以示‘圆满’ ”①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8 页。的结论。

对于方先生所得出的这一结论, 我们却持不同的意见。 有关方先生“王道士俗名‘王福琳’ ” 的观点, 已有学者撰专文, 指出“ ‘福琳’ 并不是王园禄道士的俗家名讳, 而是与其一同主持法事活动的另一名僧人”②方莉《 “福琳” 似非王道士本名——方广锠先生〈王道士名称考〉 一文献疑》, 《敦煌研究》 2018 年第5期, 第127 页。。 我们赞同这一观点, 并认为王道士的俗名应该叫“园禄”, 在他出家当了道士后, 才将俗名改成了道教意味十分浓厚的“圆箓” 二字。

一、 目前所见王道士生前资料中, 使用最多的是园禄之名

镌刻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镶嵌在莫高窟三层楼下层洞窟, 敦煌研究院编第16窟甬道南壁的木质阴刻《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碑文中虽提到了邑从九戴君奉钰的倡首续修、 左提右挈之功, 但很明显重点在于表彰王道士的所谓乐善之心, 以及不辞劳瘁, 不避星霜, 披沙开洞, 测度藏经佛龛, 缔造三层楼的功劳。 也是目前为止, 最早出现王道士之名的碑记。 碑文中共四见其名, 全部写作“园禄”③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 》, 第117-118 页。; 光绪戊申年(1908) 蕤宾月(农历5 月), 在距离中寺以北一百余米的三层楼东面, 王道士和其弟子创修的莫高窟三清宫落成, 请敦煌文人郭维德题写的“三清宫” 匾额上, 左边竖写小字墨书王道士之名为“园禄” (图1)。

虽然在宣统二年(1910) 二月的《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封面上, 王道士之名写作“圆箓”, 但却在内文“重修鸣沙千佛洞募缘疏” 中, 两次出现的王道士之名, 都写作“园禄”①见王慧慧等《 〈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 〈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录文及相关问题》 一文《重修鸣沙千佛洞募缘疏》 录文, 《敦煌研究》 2014 年第5 期, 第64-70 页。; 宣统二年五月,当得知朝廷下拨用来购买藏经洞经卷的巨额经款, 被敦煌县官府经请示甘肃省府同意后, 挪作维修敦煌县文庙和县城城墙之用时, 愤怒的王道士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拟) 》 (又名《王道士荐疏》 ) 的奏件, 请求将经款返还, 奏件里王道士之名写作“园禄”②陈双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 再考》, 《档案》 2022 年第9 期, 第31-37 页。; 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一封藏经洞遗书的封面上, 有墨笔“平(贫) 道王园禄法师福琳”③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6-117 页。(图2) 的文字, 王道士之名写作“园禄”。

莫高窟三层楼, 是在王道士极力经营下得以修建完成的, 《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无疑就是他的记功碑。 同样, 彰显王道士在莫高窟地位实力的“三清宫” 的匾额, 向佛教信徒展示化缘募捐功德的《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以及向至高无上的慈禧皇太后催要经款的奏件《催募经款草丹》, 还有作为虔诚的宗教徒, 为感念唐代皇帝, 在所立功德牌位上书写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王道士亲自参与, 对其而言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其中所用之名, 无一例外,都是王园禄。

因此, 樊光春早就指出: “王圆箓本名原作园禄, 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三清宫匾额及《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 等三个王圆箓在世时使用的名字”④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 《中国道教》 2008 年第5 期, 第44 页。。 而《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为唐代皇帝所立功德牌位等更多证据证明, 王道士生前最常用的名字, 也可能是他俗世的名字, 就是王园禄。

二、 王道士生前偶有使用“圆箓” “元箓” 之名的情况

收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的《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是宣统二年(1910) 二月, 王道士为创修莫高窟千相塔而制作的募缘簿。 缘簿右下角有“道人王圆箓募化” (图3)的落款, 缘簿上的题字应出自王道士的手笔无疑。

图3

说明王道士生前在敦煌活动之时, 除了惯用的“王园禄” 一名以外, 也曾使用同音异字的“王圆箓” 一名。 而不是范光春所说的在他羽化后, 由徒子徒孙所立《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的“碑文中改为圆箓”①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 第44 页。(樊先生所说碑文, 指的就是《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作者注) 的。

虽然卫聚贤《敦煌石室》 一文中的附录十二“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道人王圆箓请领香赀银三百两并有领状” 的清末敦煌县衙门保存的移文档案录文中, 王道士之名为“圆箓” 二字。 但是, 因为在卫先生同一文章附录七中, 将《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 中, 四次出现的道士之名“王园禄”, 一律转录成了同音异字的“王圆箓”。 将附录九《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中, 王道士之名“王园箓” 也直接转录成了“王圆箓”②录文见卫聚贤《敦煌石室》 附录七《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说文月刊》 1943 年第3 卷第10 期,第35 页。。 而敦煌县政府保存的移文原件不知所踪, 已无法核对。 因此, 移文档案中王道士之名究竟是写作“园禄”, 亦或者是卫先生录文中的“圆箓”③《敦煌县正堂申谕》, 录文见卫聚贤《敦煌石室》 附录十二《档案》 引敦煌县府《宣统二年档案》 第八号, 《说文月刊》 1943 年第3 卷第10 期, 第38 页。, 值得存疑。假设卫先生的录文准确无误, 则所见王道士生前资料中, 也仅有两次使用过“王圆箓”之名。 如果卫先生录文有误, 则王道士生前资料中仅见一次使用过“王圆箓” 之名。

廷栋身为安肃道道台, 是甘肃行省西部品级最高的官员, 敦煌县也在其管辖之下。廷栋于1906 年重访千佛洞时, 写下了《千佛洞怀古》 诗两首①陆廷栋《千佛山怀古》, 吕钟修纂, 敦煌市人民政府文献领导小组整理《重修敦煌县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439 页。, 王道士很可能是在此次廷栋到访时结识的这位道台大人。 宣统二年, 廷栋为王道士修建的千相塔撰写的《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 连同之前所写的两首千佛洞怀古诗, 被王道士请人镌刻在了石碑之上②见王慧慧等《 〈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 〈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录文及相关问题》, 第64-70 页。(图4)。

图4

廷栋最早收藏的数量不菲的敦煌卷子可能就来自王道士之手③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57-60 页。, 据王冀青推测, 总数接近1000 卷的“廷栋旧藏”, 大多来自王道士馈赠④王冀青《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 《学习与探索》 2008 年第3 期, 第213-215 页; 王冀青《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敦煌学辑刊》 2008 年第2 期, 第1-9 页。。 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于1911年12 月23 日在敦煌县城的日记中写道: “千佛洞的道士来, 他为了劝说修复洞窟, 要去肃州。”⑤[日] 吉川小一郎《支那纪行》, [日] 上原芳太郎编《新西域记》 下卷, 东京: 有光社, 1937 年, 第590页。为修复洞窟筹钱求助, 吉川小一郎日记中所记王道士去肃州所见之人, 正是廷栋。 可见, 王道士和这位道台大人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但不知何故, 或许是王道士将自己的名字告诉撰写碑记的廷栋时, 说成了“王元箓”, 亦或是廷栋记错了王道士使用的道名“王圆箓”。 但是, 不论如何, 王道士之名在《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 里出现同音异字的情形, 却不像樊光春所言, “在清末乱世之际, 道士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自己的姓名和字派只知读音而不识其字的很多, 见诸文字时常常依靠书写者(往往不是本人, 例如为三清宫撰写匾额的就是一个叫郭维德的文化人) 从同音字中选择”⑥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 第44 页。,因为在王道士亲自经手过的三层楼碑记、 三清宫匾额、 募缘疏、 功德牌等材料中, 从没有发生过只依靠书写者从同音字中选择其名字的情形。 相反, 倒是廷栋可能在撰写《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 时, 有从同音字中随意选择, 从而使王道士之名变成“王元箓” 的嫌疑。

三、 羽化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王道士之名渐趋于“王圆箓” 一尊

民国二十年(1931), 王道士羽化后百日之际, “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 请命绅耆”, 为师父所立的《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中, 奇怪的是王道士之名竟又被写成了“王园箓”⑦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 》, 第121 页。; 虽然《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 中, 王道士之名写作“王圆箓”, 但因民国二十五年(1936) 所刻原碑在1966 年被毁, 而目前所见碑为2000 年5月敦煌研究院重刻。 方广锠指出敦煌研究院现刻碑繁体字、 简体字用字混杂, 有些行文也有错误, 因此, 原碑中王道士之名, 究竟是“园禄” “园箓”, 还是“圆箓”, 受“目前流行的敦煌学相关论著, 不少研究者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中明明写的是‘园禄’ 或‘园箓’, 但他们的录文却会变成‘圆箓’ ”①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1-118 页。黄征《敦煌文献的发现》, 《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年第1 期, 第5 页; 沙武田《莫高窟“三清宫” 漫谈》, 《敦煌研究》 2000 年第2 期, 第66-73 页; 王冀青《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第1-9 页;王冀青《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 第213-215 页; 王冀青著《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第1-29 页。 细审黄征依据“苏莹辉《敦煌县概要》 附录的照片”, 将《催募经款草丹》 中的王道士之名“园禄” 误录成“圆禄”; 沙武田所依据王道士之名出处“三清宫” 匾额刻书文字和王冀青依据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催募经款草丹》 《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中, 王道士之名除了《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王道士之名写作“王园箓” 外,其余几处都写作“王园禄”。这一趋势的影响, 因而敦煌研究院重刻的《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 被方先生排除在了讨论王道士之名的依据之外。 原碑中,王道士之名是否为“王圆箓”, 确实存有很大疑问。

嗣后所见学者论著中, 要么不称其名, 直呼为王道士, 要么将王园禄之名中的“园禄” 二字, 或写作“圆录”②史岩《敦煌千佛洞现状概述》, 《社会教育季刊》 1943 年第1 卷第2 期; 北京大学《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48 年。, “圆箓”③卫聚贤《敦煌石室》, 《说文月刊》 1943 年第3 卷第10 期, 第38 页; 水天明《敦煌访古报告书》, 《兰州和平日报》 1948 年第11-15 期; 刘尚德《艺术宝库——莫高窟》, 《西北日报》 1949 年3 月14 日; 阎文儒《莫高窟与敦煌》, 载向达等著《敦煌》, 北京: 学习书店, 1951 年; 宿白《莫高窟大事年表》, 《文物参考资料》 1951 年第4 期(下); 夏鼐《敦煌千佛洞的历史和宝藏——敦煌考古漫记的一章》, 《考古通讯》 1956 年第4 期; 苏莹辉《敦煌石室和敦煌千佛洞》, 《中央日报》 1965 年3 月31 日;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概述》, 载《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综述卷》 第2 册,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源禄”④无斋《敦煌石室——西行鳞爪之一》, 《旅行杂志》 1943 年第17 卷第12 期。, “元箓”⑤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 《岭南学报》 1947 年第7 卷第2 期; 谢稚柳《敦煌石室记》, 1949 年, 第20页; 张大千《敦煌莫高窟记序》, 《大成》 1976 年第32 期。, “圆禄”⑥北京大学《敦煌〈经卷〉, 〈照片〉 及〈图书〉 目录》, 收入冯志文、 杨际平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第305 页。, “元禄”⑦寻梦《敦煌壁画的发现》, 《中央日报》 1964 年4 月2 日; 华振之《敦煌石室, 国之瑰宝(下) 》, 《东方杂志》 1976 年第8 期; 常书鸿《莫高窟檐角的铁马响丁当》, 《人民中国》 1976 年6-12 期。, “元录”⑧苏莹辉《敦煌壁画石室发现对中国绘画之影响》, 《二十世纪人文科学》 1966 年。等。 其中的多个王道士之名, 正如方广锠所言, “至今找不到可靠的文献出处”⑨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2 页。。 《敦煌学大辞典》 当中, 由李正宇、 赵和平撰写的“王道士” 的词条,说王道士“湖北麻城人, 本名圆箓, 一作元录, 又作圆禄”○10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 第887 页。, 未提曾被王道士生前使用最多的“王园禄” 之名, 并且词条中“元录”、 “圆禄” 之名的原始文献, 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种碑铭匾额、 募缘簿、 催募经款草丹等原始材料中, 找不到任何的文献出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除少数学者以外○1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1-118 页。黄征《敦煌文献的发现》, 《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 年第1 期, 第5 页; 沙武田《莫高窟“三清宫” 漫谈》, 《敦煌研究》 2000 年第2 期, 第66-73 页; 王冀青《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第1-9 页;王冀青《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 第213-215 页; 王冀青著《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第1-29 页。 细审黄征依据“苏莹辉《敦煌县概要》 附录的照片”, 将《催募经款草丹》 中的王道士之名“园禄” 误录成“圆禄”; 沙武田所依据王道士之名出处“三清宫” 匾额刻书文字和王冀青依据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催募经款草丹》 《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中, 王道士之名除了《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王道士之名写作“王园箓” 外,其余几处都写作“王园禄”。, 几乎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著中, 王道士之名都被写成了“王圆箓”, 正如方先生所论, “30 多年来, 上述诸种名称中, ‘王圆箓’这一称呼似乎有越来越定于一尊的趋势”①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2 页。。 追述其中原由, 可能不出金荣华所论: “王道士法名法真, 本名‘圆箓’。 ‘圆箓’ 原作‘元箓’, 但是‘元箓’ 和‘圆箓’ 似乎都是他出家为道士后使用的名字, 因为都很有道教意味, 不像一般人的本名。 若从‘圆箓’ 原作‘元箓’ 看, 他出家为道士之前的名字可能是‘元箓’, 出家为道士后,先以同音之符箓的箓代福禄之禄, 以后又以同音之‘圆’ 替代‘元’, 使之成为一个道士气息浓厚的名字”②金荣华《王道士》, 《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1986 年; 收入氏著《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 年, 第103 页。。 黄征也认为, “又王道士自称为‘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圆禄’ 在其墓志中又称‘圆箓’, 可能是根据俗名改成的具有道教气息的名字”③黄征《敦煌文献的发现》, 第5 页。, 这可能就是王道士之名最终趋于一尊的最主要原因。

四、 结论

最早四次出现在《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中的王道士之名“王园禄”, 显然是一个不含丝毫道教色彩的世俗名字。 其后, 王园禄的名字, 又出现在其住持的“三清宫” 匾额中, 以及由其本人撰写的“重修鸣沙千佛洞募缘疏”、 《催募经款草丹(拟) 》 (又称《王道士荐疏》 ) 以及书写在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一封藏经洞遗书封面上的功德牌位签名里。 这些由王道士生前亲自经手或亲手撰写的材料当中, 无一例外都使用了王园禄这个名字, 说明王道士出家之前的俗名, 很可能就是和道家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王园禄。

王道士到敦煌莫高窟下寺, “时间大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9) 或稍前一些”④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敦煌研究》 2000 年第2 期, 第24 页。。 而在他来敦煌之前, 就已在肃州(今酒泉) 出家当了道士, 师傅名叫盛道。 据樊光春考证, 虽然盛道是否为清代中期活跃在甘肃一带的太上全真龙门派第11 代刘一明一枝的下传, 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不过, “王圆箓及其下传的谱系是清楚的。 他本人为‘圆’ 字辈, 龙门派第19 代; 其弟子姚明善和赵明裕, 龙门派第20 代; 其徒孙方至福, 龙门派第21 代”⑤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 第44 页。。 王道士为龙门派19 代“圆” 字辈, 弟子为20 代“明” 字辈,徒孙为21 代“至” 字辈, 可见, 王道士及其徒子徒孙的三代谱系是清楚的。

道教字辈的依据无外乎宗谱, 道教宗谱犹如世俗的家谱, 是道士身份和代代相嗣系谱的依据。 如果只是王道士名字中的“圆” 字和龙门派第19 代“圆” 字辈谱系相合,那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王道士及其徒子徒孙三代“圆” “明” “至”字辈都与太上全真龙门派字辈相合。 说明王园禄很可能在出家当道士后, 依照太上全真龙门派的谱系, 就将同音的“园” 字改成了龙门派19 代字辈谱系的“圆”, 将“禄”字改成了道家意味浓郁的“箓” 字, 这样, 充满了道教气息的王圆箓的名字便出现了。

在目前所能见到保留下来的王道士生前的几份材料中, 我们只在《敦煌千佛山皇庆寺缘簿》 封面上, 看到了一处被荣新江形容为“仍然象个道教的法名, 而不是他的本名”①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第23 页。的王圆箓的名字, 因而, 并非如方广锠所断言的, “至于目前最为流行的‘王圆箓’, 至今并未发现确凿的文献依据, 很可能是从‘王园箓’ 一名所化出”②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 第111 页。的结论。 不过, 相比较多个材料中出现的王园禄的名字, 说明在很多十分重要的场合, 王道士似乎更喜欢使用世俗的王园禄这一名字。

王道士羽化后, 其名字出现了多种读音相同, 字体相异的写法。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王圆箓的名称才逐渐趋于一尊, 主要原因, 自然是因为除了王园禄道士的身份以外, 最主要的是王圆箓这个名字具有更加浓厚的道教意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