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 曹 丹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敦煌写本《语对》 是一部私修类语体类书, 书名由王三庆先生参考朱澹远之《语对》 所代拟。①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 研究》,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5 年; 王三庆《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语对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年。 学界已经基本接受了王三庆先生所代拟之书名, 仍然需要不时的提醒大家, 这个《语对》 不是那个《语对》, 但是事已至此,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再纠结于是否要给这些写卷改名, 以免增加更多麻烦与疑惑。目前可知的写卷共六卷, 即P.2524、 P.4636、 P.4870、 S.78、 S.79、S.2588。 前人对《语对》 的研究, 多侧重于其特点、 体例, 并对内容、 编纂年代进行了梳理。①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 研究》, 第33-82 页; [日] 福田俊昭《敦煌出土の〈籯金〉 と〈无名类书〉 》, 《东洋研究》 第77 号, 1986 年, 第31-63 页。此外, 还有学者关注到《语对》 的文学属性与辞典属性。②[日] 成田守《敦煌类书残卷の考察》, 《东洋研究》 第75 号, 1985 年, 第117-131 页; 王祺《敦煌古本类书〈语对〉 词汇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年; 王三庆《敦煌辞典类书研究: 从〈语对〉 到〈文场秀句〉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 年第4 期, 第164-172 页。对于《语对》 与科举的关系, 则少有学者关注。 其实, 类书与科举之关系, 是极其密切的。 《四库全书总目》 载: “宋自神宗罢诗赋, 用策论取士, 以博综古今, 参考典制相尚, 而又苦其浩瀚, 不可猝穷, 于是类事之家, 往往排比联贯, 荟萃成书, 以供场屋采掇之用。”③[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 卷135 《类书类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1151 页。这则材料反映了宋代类书对科举的浸润之深, 虽隐含贬抑的色彩, 但是也展现了科举考试中类书的不可或缺, 士子利用类书以供科场采掇之用就是明证。 其实早在唐代, 科举与类书之间已经有了紧密的联系, 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只知类书有科举之用, 却不知其如何发挥作用, 知识在大量的累积后, 是如何在科举中大显身手的? 本文就以敦煌写本类书《语对》 为例, 考察唐代类书与科举之间深层次的联系。

一、 寻事检文: 《语对》 为科举之备

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之科,④[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 卷14 《选举典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343 页; [宋]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卷44 《选举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1166 页。拉开了此后一千年科举制的序幕。 科举成了读书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 为了在科举中高榜得中, 读书人自然是将毕生之力用在备考上,无奈书山题海, 赚得英雄尽白头。 聪明的读书人发现了类书既博且精的特点, 开始重视和加以利用, 于是各种形式的科举类书被编纂出来。 学子在修习之余, 多抄录文集, 自撰或自抄类书, 挟带韵书, 以供场屋采掇。 韩愈《短灯檠歌》 载: “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 夜书细字缀语言, 两目哆昏头雪白。”⑤[唐] 韩愈《短灯檠歌》, 《韩昌黎集2》,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第61 页。“缀语言” 就是指采摘事例和典故词语, 缀编成章, 为射策做准备。 这种半开卷的考试, 需要的是半记诵的学习方式, 而士子们在朝行公文、 日常交际时, 也就将类书来个半记诵。 张涤华先生亦言:“科举学盛, 人皆欲速其读书, 故多自作类书, 以为作文豫备。”⑥张涤华《类书流别(修订本)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第28 页。《语对》 正是这样一部特点鲜明, 可寻事检文, 为科举做预备的类书。

一者, 《语对》 的体例切中了科举考试的对偶之需, 其体例不同于《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 《长洲玉镜》 《文思博要》 等大型类事类书, 是以类语类书的形式编排,⑦刘全波《论敦煌类书的分类》, 王三庆、 郑阿财主编《2013 敦煌、 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南: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 2014 年, 第547-580 页。书中大多每两个词条为对, 或正对, 或反对, 偶有同类三四条含于同一目下的情况, 条目下多有小注, 并写明引书出处。 这是因为六朝以来, 文学之风大盛, “爰至齐梁, 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 用事采言, 尤关能事。 其甚者, 捃拾细事, 争疏僻典, 以一事不知为耻, 以字有来历为高……浅见者临文而踌躇, 博闻者裕之于平素。 天资不充, 益以强记, 强记不足, 助以钞撮”①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第188 页。[宋] 王溥《唐会要》 卷76 《贡举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年, 第1398 页。。 然而文繁词缛, 类事类书使用者仍需从事典中提炼词藻, “纬以俪语, 取便记诵”②[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 卷135 《类书类一》, 第1151 页。。 王昌龄亦言: “凡作诗之人, 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 以为随身卷子, 以防苦思。 作文兴若不来, 即须看随身卷子, 以发兴也。”③[日] 遍照金刚撰, 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1331 页。《语对》 正是这样的“俪语之书” “随身卷子”, 不仅将前人诗文精妙处汇总, 以“输资于文士, 效用于谀闻”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第188 页。, 更重要的是, 与诗歌一样, 以对句的体例编纂。 士子若是熟读此书, 就能在唱和酬赠、 科举考试等场合, 快速实现典故的对偶, 完成诗文创作。褚亮《奉和禁苑饯别应令》 载: “暂以绿车重, 言承朱邸荣。”⑤[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32,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 第447 页。《语对》 “王部” 就记载了“绿车” 对“朱邸”, 这种以骈体对句的体例捃拾典故的方式, 在诗文创作中起到了具体的示范作用。

二者, 《语对》 辑录的事典多来自正史及《文选》, 这些典籍正是士子应对科考时所要学习的教材, 其中, 摘编与改写自《史记》 的有十五条,⑥摘编、 改写、 辑典自《史记》 的有东苑、 八公、 驱鸡、 佩弦、 乘星、 倾盖、 百金、 千石、 西河、 余光、双穿、 赠言、 颜叔子、 下机、 瀛州。《汉书》 二十条,⑦摘编、 改写、 辑典自《汉书》 的有金玺、 组绶、 芝宫、 丹楹、 佩犊、 卢鹊、 解颐、 截蒲、 下帷、 置驿、五侯、 都门、 雁书、 亢阳、 蒿里、 画眉、 偷枣、 买臣妻、 董贤、 李夫人。《后汉书》 三十六条,⑧摘编、 改写、 辑典自《后汉书》 的有东阁、 骢马、 露冕、 褰帷、 百城、 两歧、 五袴、 四知、 悬鱼、 蒲鞭、伐棘、 三异、 攀辕、 利器、 神明、 虫避境、 虎度河、 鸡黍、 一榻、 狂生、 重席、 一见、 五行、 负笈、 环堵、 揖三公、 侧席、 八龙、 姜诗妻、 许升妻、 齐眉、 四德、 叱狗、 梁冀妻、 宋弘、 荆钗。《晋书》 二十三条,⑨摘编、 改写、 辑典自《晋书》 的有扇风、 饮泉、 千里、 连璧、 披云、 山上、 南金、 一枝、 卖樵、 瓮间、万钱、 兽炭、 一弦、 野人舟、 纵诞、 白龟、 三张、 二陆、 守果、 范宣、 灵菫、 黄雀、 石室。共九十四条。 据《新唐书·选举志》 记载,唐时各级学校开设了《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国语》 《说文》 《字林》《三苍》 《尔雅》 等选修课,○10[宋] 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卷44 《选举志》, 第1159 页; 卷48 《百官志》, 第1265 页。至唐穆宗长庆二年(822), 在谏议大夫殷侑的建言下,礼部还设立了三史科和一史科, “能通一史者, 请同五经、 三传例处分。 其有出身者及前资官应考者, 同学究一经例处分”○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第188 页。[宋] 王溥《唐会要》 卷76 《贡举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年, 第1398 页。, 以达到“旨义详明, 惩恶劝善”○12[清] 董诰等编《全唐文》 卷757 《请试史学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7855 页。的目的。 面对这股读史、 学史的风潮, 士子通过阅读《语对》 等类书, 就可以加强对史书的熟稔程度。 《语对》 辑录自《文选》 的约有二十六条, 其中直接引用的有三条,○13直接引用《文选》 的有雄风、 润石、 南国三条。摘编、 改写的有二十条,①摘编、 改写自《文选》 的有小山、 西园、 南涧、 丘琴、 素交、 势交、 贿交、 谈交、 穷交、 河梁、 胡越、易水、 北上、 陔兰、 丝萝、 东邻、 巫山、 洛浦、 秦楼、 青磎共二十条。只有词条无注文但典出《文选》 的亦有三条。②只有词条无注文但典出《文选》 的有凿坯、 朝露、 瑰姿共三条。唐时科举重诗赋, 故而作为杰出文学总集的《文选》 深受广大士人的重视, 甚至民间流传着“ 《文选》 烂,秀才半” 的谚语, 可见《文选》 对唐代士人以及科举考试的影响之大。 孟二冬先生的《论唐代应试诗的命题倾向之一——以李善注本〈文选〉 为重心》 进一步指出, 唐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诗题以李善注本《文选》 为重心。③孟二冬《孟二冬文存》,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第261-291 页。《文选》 主要收录赋和骈文, 自隋末开始, 成为科举教育的重要教材。 唐时选学大盛, 初唐时“ (曹) 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 授诸生, 而同郡魏模、 公孙罗、 江夏李善相继传授, 于是其学大兴”④[宋] 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卷123 《曹宪传》, 第5640 页。。 杜甫教其子杜宗武作诗时, 亦道要“熟精《文选》 理”⑤[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231, 第2535 页。。 因此清人李重华评论此事道: “子美家学相传, 自谓‘熟精《文选》 理’, 由唐以诗赋取士, 得力《文选》, 便典雅宏丽; 犹今之习八股业, 先须熟五经耳。 昭明虽词章之学, 识力不甚高, 所选却自一律,无俗文字。 子美天才既雄, 学力又破万卷, 所得岂直《文选》? 持以教儿子, 自是应举捷径也。”⑥[清]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清诗话》 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第936 页。可见, 习得《文选》, 首先可以使诗赋典雅宏丽, 更为重要的是, 这是应举捷径。 《语对》 对《文选》 中的诗文进行筛选, 将书中经典、 可用的诗句加以凝练, 以对语的形式呈现, 对语后附上原文, 这样更利于读书人记忆、 征引, 相对于《文选》,《语对》 的卷帙更小, 作为“随身册子” 携带更加便捷。

三者, 《语对》 每一个类目就构成了一个意象群, 这为士人处理各类题材提供了丰富的辞藻与典故, 有助于士人在科考时借鉴运用。 事实上, 类书是唐诗生成的助推器之一, 闻一多先生是近代以来最早指出类书与诗之间关系的学者, 他说“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 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 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 了”⑦闻一多《类书与诗》, 收入闻一多《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第8-9 页。。 南北朝时期的类书编纂与文学发展之间就已有紧密联系, 相较之下, 初唐的诗还处于新的摸索发展阶段, 若诗歌只有事典和文辞的堆砌, 勉强成文, 难免流于俗套。 反之, 若考生能将类书中的事典灵活运用, 构成意象的生成, 自然能在科场脱颖而出。 以中唐张聿的试律诗《圆灵水镜》 为例: “凤池开月镜, 清莹写寥天。 影散微波上, 光含片玉悬。 菱花凝泛滟, 桂树映清鲜。 乐广披云日, 山涛卷雾年。 濯缨何处去, 鉴物自堪妍。 回首看云液, 蟾蜍势正圆。”⑧[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319, 第3592 页。“圆灵水镜” 是题目, 所要考察的核心是出典, 如果不知道其典出《文选》, 难免会题不答意, 而若知此典出《文选》, 则事半功倍。 谢庄《月赋》载: “柔祇雪凝, 圆灵水镜。”①[南朝梁] 萧统编, [唐] 李善注《文选》 卷13 《月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第197 页。李善注: “柔祇, 地也。 圆灵, 天也。”②[南朝梁] 萧统编, [唐] 李善注《文选》 卷13 《月赋》, 第197 页。可见, 圆灵水镜即咏月之光彩如镜。

张聿诗文中三次用典, 在《语对》 中皆有详细记载:

凤池。 中书名也, 又曰鸡树。③王三庆《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语对卷》, 第24 页。

披云。 《晋书》 曰: “乐广为尚书令, 何晏异之, 就谈。 晏曰: ‘此人水镜也,吾一见之, 若披云雾而睹青天。’ ”④王三庆《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语对卷》, 第44 页。

一枝。 《晋书》 曰: “武帝问郄诜: ‘卿自以为何如?’ 对曰: ‘臣举贤良对[策], 为天下第一, 犹桂林之一枝, 昆山之片玉。’ ”⑤王三庆《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语对卷》, 第60 页。

后人常以“乐广披云” 形容人气质不凡, 亦用于咏镜、 咏青天、 咏天。 张聿此诗看似咏水镜, 实则暗咏人才。 “凤池” 指中书省, “片玉” 指科举登第, 这些语汇看似写月, 实则表达了作者对科举登第的美好期冀。 这种用法已成定式, 在多处诗歌中皆可看到。 如钱起《送虞说擢第东游》 载: “片玉登科后, 孤舟任兴行。”⑥[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237, 第2633 页。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 载: “已献甘泉赋, 仍登片玉科。”⑦[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316, 第3556 页。辛宏《白圭无玷》 载: “片玉表坚贞,逢时宝自呈。”⑧[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780, 第8824 页。可见《语对》 等类书, 为唐人的文学创作, 提供了表达某一特定题材所需的意象群, 为典故意义的生成, 创造了潜在语境, 使得书中的语汇有了较为固定的使用场合。

总之, 《语对》 的体例和内容契合了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共同需求。 唐代士人之间宴饮酬唱活动繁多, 为便于速成诗赋文章, 需要有这样一部小型私修类书随时翻阅。 经史浩瀚, 子集汗牛, 科举考官出题时亦需多参考内容广博的官修类书, 士子为了准备科考, 又模仿官修类书编纂小类书, 如此以来, 类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密。 当然,可以用作科举考试材料的典籍绝对不仅仅只有类书一脉, 但类书却是其中最常用、 最好用的一种。 读书人“须灯窗之暇, 将可出之题, 件件编类, 如《初学记》 《六帖》 ……广收博览, 多为之备”⑨[宋] 王应麟撰《玉海(合璧本) 》 卷203 《辞学指南》, 京都: 中文出版社, 1977 年, 第3838 页。。 《语对》 作为一部便于寻事检文的私纂类语体类书, 其骈体对句的行文体裁、 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 精于事典的文本内容, 使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好帮手, 更在科举考试中被广泛应用, 成为名副其实的作文活套。

二、 作文活套: 《语对》 在科举中的应用

经由上文分析可知, 《语对》 在文学功能之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 即科举功能, 书中收录了大量的科举试题, 保持着与科举考试内容的高度统一。 《语对》 人才类载: “冰壶。 古诗曰: ‘直如朱丝绳, 清如玉壶冰。’ ” 开元十八年(730) 进士试,即试《冰壶赋》。 徐松《登科记考》 卷七注: “是年试《冰壶赋》, 以‘清如玉壶冰,何忏宿昔意’ 为韵。”①[清] 徐松撰, 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255 页。《语对》 丧孝类“寒泉” 条《毛诗》 曰: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题目与限韵出自南朝鲍照的《白头吟》: “直如朱丝绳, 清如玉壶冰。 何惭宿昔意, 猜恨坐相仍。” 贞元十一年(795) 宏词科, 再次考察此典, 试《朱丝绳赋》。②翟杭伦《唐代科举与诗赋》,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197-198 页。两题看似指盛冰的玉壶, 与琴瑟上的丝弦, 实指人心地光明, 品行高洁, 故而《语对》 将其归入人才类。 士子若熟读《语对》, 科考之时见到这样的题目,自然是下笔如有神。

《语对》 之典, 亦可用于士子科场答卷之中。 我们从现存科举试策卷中也可以看到士子作答时, 对《语对》 中事典的引用、 化用。 譬如,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 丙午科郝连梵的《对刑狱用舍策》 答卷。 “剖符寄刘宽之辈, 蒲鞭之教可追; 分陕趋邵爽之俦, 棠阴之听斯在。 加以五词咸备, 两造兼持运静躁于韦弦, 听迟速于宽猛。”③杨寄林主编《中华状元卷》 1 《大唐状元卷》,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第12 页。《语对》 中就辑录了“剖符”④《语对》 “剖符” 条下无注文。“蒲鞭”⑤《语对》 “蒲鞭” 条: 刘宽字饶, 为南阳太守, 蒲鞭示耻, 言思宽也。“留棠”⑥《语对》 “留棠” 条: 召公理陕, 巡行, 坐于棠树下理政, 不欲烦百姓, 后陕人思其德, 不伐其棠树。“佩弦”⑦《语对》 “佩弦” 条《史记》 曰: 西门豹为邺令, 性急, 常佩弦以自缓。 穿渠十二, 溉灌人田, 皆得水利。董安于为晋阳令, 性缓, 常佩弦以自急。的典故。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 丙午科, 王昌龄有《对高洁之士策》 答卷。 “则天分命, 箕山多长往之宾; 浚亩劬劳, 沧州有肥遁之客……脱荷裳而袭朱绂, 解薜萝而绾青绶……犹谓寒泉独善, 未臻授手之仁? 薪槽兼济, 有助兴王之道! 谨对。”⑧杨寄林主编《中华状元卷》 1 《大唐状元卷》, 第7 页。“箕山”⑨《语对》 高尚类“箕山” 条: 许由字武仲, 尧时逸人。 尧闻之, 聘为九州岛牧, 由以为污, 遂洗其耳, 退耕箕山之下, 颖水之阳。“青绶”○10《语对》 公卿类“赤车” 条《齐职仪》 曰: 太常卿银章青绶, 冠绛朝服, 佩水仓玉。 王朗云: 西京太常行陵, 赤车千乘。“寒泉”○1[清] 徐松撰, 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255 页。《语对》 丧孝类“寒泉” 条《毛诗》 曰: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的事典,在《语对》 中也可寻见。

《语对》 骈体对句的形式, 事典丰富的内容, 也符合试赋的创作需要。 张涤华先生《类书流别》 载: “洎乎西京以降, 词赋炳蔚。 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 总揽人物, 博物洽闻, 信称多识。 故如马、 扬、 班、 张之赋, 不啻为汉世名物制度之专书, 而得之者,即以当类书读。”①张涤华《类书流别(修订本) 》, 第9-10 页。类书与赋都有着辑典博物的特色, 大历十年(775) 上都进士试, 卢士开作《五色土赋》。 “守于尔位, 亦有宠子。 思翦桐而是立, 故分茅以共理。 所以维城, 所以抚封。 爰作稼穑, 锡之附庸。 列五色以相备, 和八音以相从。”②[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25,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年, 第115 页。赋中“分茅”③《语对》 王类“分茅” 条《尚书》 曰: 王者分五色土, 藉以白茅。“维城”④《语对》 王类“维城” 条《毛诗》 曰: 怀德唯宁, 宗子维城。 赋文中“列五色以相备” 一句化用自“分茅” 条的小注。的典故, 在《语对》 中也有辑录。 通过对比可见, 唐代科举试赋中,除了一些对皇帝的溢美之词, 大多数事典在《语对》 中都有摘编, 士子在考前若能熟读《语对》, 定能在科场迅速成文。 当然, 类书也不是只有《语对》 一种, 但诸多类书的同类知识的大量多次重复出现, 且与科举知识保持高度统一, 则是我们必须要考察关注的。

从知识史的进路来看, 类书起到了知识的传播和媒介作用, 《语对》 使简化了的经史子集与科举考试联结了起来, 书中的知识得以外化为诗词歌赋、 各类策文、 官样文章。 具体而言, 《语对》 中知识的被选择、 被传播、 被应用, 又有着纵向的持久性。 萧统曾言: “夫文典则累野, 丽亦伤浮, 能丽而不浮,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⑤[南朝梁] 萧绎著, 陈志平、 熊清元校注《萧绎集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第1322 页。这正是在强调文学中“典” 与“丽” 需要有机结合, 类书辑录事典的性质, 使之成为唐诗与前典沟通的桥梁。 据统计, 在现存的唐代试律诗题中, 典故类的就有181例,⑥朱栋《唐代试律诗用典研究》,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第29 页。其中许多典故都在《语对》 中有所辑录。 如唐末殷文圭的《春草碧色》 言: “细草含愁碧, 芊绵南浦滨。”⑦[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188 《省试九》, 第923 页。诗题典出江淹《别赋》: “春草碧色, 春水渌波, 送君南浦, 伤如之何”。 《语对》 送别类“南浦” 条载: “《楚辞》 曰: ‘悲莫悲兮生别离。’ 又曰: ‘僚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送将归。’ 又曰: ‘超北梁兮永辞, 送美人兮南浦。’ ”

中唐钱可复的《莺出谷》 载: “玉律阳和变, 时禽羽翮新。 载飞初出谷, 一啭已惊人。 拂柳宜烟暖, 冲花觉露春。 抟风翻翰疾, 向日弄吭频。 求友心何切, 迁乔幸有因。华林高玉树, 栖托及芳晨。”⑧[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185 《省试六》, 第907-908 页。《莺出谷》 典出《诗经·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⑨[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 第410 页。, 后指代及第, 诗歌以莺喻己, 以玉树比主司, 以莺栖玉树, 表明渴望及第之情。 “伐木” 之典在《语对》 朋友类中有辑录: “ 《毛诗》 曰: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钱可复诗中, 尾联中的“玉树”, 典出《世说新语·容止》。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 时人谓蒹葭倚玉树。”①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334 页。[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94 《人事五》, 第427 页。《文选·甘泉赋》 又载: “翠玉树之靑葱兮, 璧马犀之磷璃。”②[南朝梁] 萧统编, [唐] 李善注《文选》 卷7 《甘泉赋》, 第113 页。《语对》人才类“玉树” 条, 正记载了此典。

再如唐末张友正的《锦带佩吴钩》 载: “的皪宜骢马, 斓斑映绮裘。”③[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卷727, 第8406 页。“锦带佩吴钩” 典出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 锦带佩吴钩”。 “骢马” 出自《后汉书·桓典传》。 “是时, 宦官秉权, 典执政, 无所回避。 常乘骢马, 京师畏惮, 为之语曰: ‘行行且止, 避骢马御史。’ ”④[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 卷37 《桓典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1258 页。《语对》 御史类“骢马” 条亦有载: “骢马: 桓讳为御史, 常乘骢马。”

通过以上几例可知, 知识的生长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具有稳定性、 传承性。 产生于先秦的“伐木” “南浦” 等典, 经过南朝诗人的再次创作, 知识发生了增长, 成为经典, 以至于在唐代科举试诗中作为题目被考察, 在这个漫长的知识传播过程中, 《艺文类聚》 《初学记》 《语对》 《籯金》 等类书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我们以前也对这样的现象做过总结: “类书为文人作文提供文料, 文人又编纂类书以适应新的作文需要; 类书的大量流传, 文人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固有的逻辑、 辞藻、 用典, 文学创作中即使是天才般的人物, 也难以逃脱类书流传形成的窠臼, 这便是文学对类书的记忆。”⑤刘全波《类书研究通论》,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 年, 第158 页。类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其实, 正是类书与文学关系的升级版本。

类书知识的被选择、 被传播、 被应用, 还有着横向的统一性、 广泛性。 以《语对》中的“披云” 条为例: “ 《晋书》 曰: 乐广为尚书令, 何晏异之, 就谈。 晏曰: 此人水镜也, 吾一见之, 若披云雾而睹青天。” 大历十年(765), 东都试《日观赋》。⑥[清] 徐松撰, 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 第387 页。佚名《日观赋》 载: “披云阙而斜视, 豁天门而俯对。 依檐乍吐, 威生齐鲁之间; 过岭逾明,煦及草茅之内。”⑦[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29 《地类五》, 第131 页。贞元九年(793), 博学宏词科试《太清宫观紫极舞赋》。⑧[清] 徐松撰, 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 卷13 下, 第482 页。张复元《太清宫观紫极舞赋》 载: “轻风飒然, 杳兮俯虹霓而观列仙。 飘飖迁延, 或却或前。清宫肃然, 俨兮若披云雾而睹青天。”⑨[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125 《道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年, 第571 页。除此之外, 使用“披云” 一词的唐人赋作还有很多。 冯宿《星回于天赋》: “每披云而见质, 恒耿汉而流光。”○10[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10 《天象十》, 第50 页。纥干俞《至人用心若镜赋》: “乐广播披云之词, 庄生谐止水之论。 冀因照以元鉴, 岂逢时而在困。”○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334 页。[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94 《人事五》, 第427 页。钱起《图画功臣赋》: “貔武之臣, 忽披云而鹗视; 股肱之佐乃捧日而山立。”○12[宋]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 卷114 《图画》, 第519 页。

《晋书·乐广传》 载: “尚书令卫瓘, 朝之耆旧, 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 见广而奇之, 曰: ‘自昔诸贤既没, 常恐微言将绝, 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 命诸子造焉,曰: ‘此人之水镜, 见之莹然, 若披云雾而睹靑天也。’ ”①[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 卷43 《乐广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 第1243 页。披云雾睹青天, 比喻冲破黑暗, 见到光明, 也比喻冤屈得到申雪。 唐代诸多士子的知识背景和生活地域不同, 但在作赋时都用到了“披云” 一词, “披云雾而睹靑天” 在《初学记》 《蒙求集注》 中也有记载, 但只有《语对》 将之提炼成了“披云”, 这更加加强了“披云” 之典的典型意义, 或许就是经过《语对》 等类书整理凝炼后, 此典才被士人广泛使用。 大量试赋作品对此典的运用, 也从侧面说明了《语对》 等类书在唐代士人间广泛的横向流传, 即一个时代的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的人, 竟然拥有着同样的知识背景与典故自觉。

三、 忠贤隽彦: 类书对人格的塑造与道德的培养

类书编纂不仅与文坛风尚、 政府政令联系密切, 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在增强用书者知识与能力的同时, 还具有人格塑造与道德引导功能。 《册府元龟》 载显庆五年(660) 六月诏: “内外官四科举人: 或孝悌可称、 德行夙著, 通涉经史、 堪居繁剧; 或游咏儒术、 沉研册府, 下帷不倦、 博物驰声; 或藻思清华、 词锋秀逸, 誉标文雅、 材堪远大; 或廉平处事、 强直为心, 洞晓刑书、 兼包文艺。”②[宋]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 卷645 《贡举部·科目》,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 第2135 页。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唐四科取士的分科名目, 但是指出了选官除了有经史、 儒术、 文辞等学识方面的要求外, 还要注重孝悌德行等道德品格, 所以唐时的类书编纂, 也会注重对人品行的塑造, 故而《语对》 《籯金》 及《励忠节钞》 《勤学书钞》 等类书皆有明显的道德训诫功能。

《语对》 的四十部类排布精巧, 多偏重人事知识, 王三庆先生将其大致分为五类,即贵族公卿、 人事社交、 孝悌伦常、 两性姻亲及神仙类, 并认为撰者“汇集有关为人处世、 立身行孝等有关的国民日常生活须知, 以及五伦及社交关系等种种善知识; 甚至将来为官作宰时, 也能够树立这里所标举有关勤政爱民的典范” “编制内容指涉不外传统一再呼吁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妻、 朋友之间五种伦常理念, 用于教导庶民大众应该遵守的行为事迹的小型类书”③王三庆《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语对卷》, 第13-14 页。。 等级秩序鲜明、 重视纲常伦理正是此书类目的核心特色, 在这个秩序里, 王置于最前, 后承公主、 公卿、 御史、 刺史、 县令, 又接朋友、 人才、 文笔、 谈讲、 劝学、 宴乐、 富贵、 酒、 高尚、 贫贱、 送别、 客游、 荐举、 报恩等关于士人日常生活、 交游的内容, 再是兄弟、 父母、 孝养、 丧孝、 孝行、 孝感、 孝妇、 丧葬、 婚姻、 重妾、 弃妻、 弃夫、 美男、 美女、 贞男、 贞妇、 丑男、 丑女、 闺情等关于家庭人伦的事典, 最后以身处缥缈之界的神仙类收尾。 如此, 《语对》 呈现了先君臣后父子, 先公后私, 先人界后仙界的编排秩序, 建构了皇权导向下的个人微观世界。

爱民廉政是《语对》 所强调的理政观, 撰者抱有朴素的“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①李民、 王健《尚书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第93 页。思想, 重视民间疾苦。 职官类汇集了渤海太守龚遂、 颍川太守黄霸、 冀州刺史贾琮、 渔阳太守张堪等良吏典范, 并主要着眼良吏与百姓的互动, 强调勤政爱民、 公正廉洁等美好品德。 书中辑录的“六条” 正是撰者所肯定的为官之道: “一先诚心, 二敦教化, 三举贤良, 四尽地利, 五恤刑狱, 六均赋役。” 诚心、 教化、 贤良甚至先于具体的行政能力, 这是因为一旦这些士人通过科举考试, 一颗爱民廉政之心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只有拥有这样的道德品质, 才能得到民众的肯定和拥戴。 如“攀辕” 条的刘宠“为平陵令, 训民以礼, 上下有序”, 因母病辞官时, “百姓士女攀辕巨轮, 充塞道路”。通过《语对》 的词条, 我们发现不仅“猛虎渡河” “蝗不入界” 是典型的良吏叙述模式,②孙正军认为“良吏—德政—猛虎渡河” 和“良吏—德政—蝗不入界” 是中古史籍中典型的两种良吏叙述模式, 不仅在各史书中多有照搬, 甚至还出现了变体, 可为良吏书写的模板(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 《历史研究》 2014 年第3 期, 第4-21 页)。甘雨、 还珠、 双凫等词也在唐时成为良吏德政的意象投射。 这些意象与良吏形象的绑定, 既便于士人科考试策时成文, 也利于他们为官后形成仁德亲民的处事风格。

孝悌仁爱是《语对》 所主张的家庭观。 唐时为整齐魏晋时混乱的风俗礼法, 重整衣冠文物, 倡导孝悌之风。 科举帖经考《孝经》, 唐高祖号召幼童读《孝经》 并设置童子科。 “凡童子科, 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 《论语》, 卷诵文十, 通者予官。”③[宋] 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卷44 《选举志》, 第1162 页。仪凤三年(678), 更是将《道德经》 《孝经》 并为上经,④[宋] 王溥《唐会要》 卷75 《贡举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年, 第1373 页。还嘉奖民间孝悌之士。 《新唐书·孝友传》 载: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 以孝悌名通朝廷者, 多闾巷刺草之民, 皆得书于史官。”⑤[宋] 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卷195 《孝友传》, 第5575 页。《语对》 中设置了大量关于孝子的类目, 相较于《北堂书钞》 的“孝德” 部, 《艺文类聚》 《初学记》 的“孝” 部, 撰者对孝行进行了细分和规整, 共设“孝养” “丧孝” “孝行” “孝感” “孝妇” 五类, 足以体现对孝的重视, 其中“孝女”类更是首次单独成类, 这也是因为唐代读书人多有因科举求学、 远游仕宦不能侍奉父母的情况, 许多女性承担了孝顺父母、 训育子女等家庭重责, 逐渐获得大众的关注和肯定。 除了孝敬父母, 《语对》 中还强调“同飨” “共被” “推梨” “让枣” 的兄友弟恭,“如宾” “伉俪” “琴瑟” “齐眉” 的夫妇和睦, “断金” “倾盖” “金兰” “连壁” 的朋友情谊, 如此种种, 就是要构建稳定和谐的家庭社会关系。

勤学入仕是《语对》 所倡导的学习观。 因唐代科举制度发展, 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的职官格局, 整个社会读书进取氛围更加浓厚, 《语对》 除了内容、 体例上为科举考试服务, 更直接表达了鼓励士人勤学苦读, 努力入仕的思想。 书中设“劝学” 类, 包括下帷、 截蒲、 悬头、 刺股、 穿壁、 聚萤、 流麦、 带经、 一见、 五行、 负笈、 编柳、 绛帐、 百遍、 忘冠、 折尺、 卖樵共十七条, 记载了如董仲舒、 路温舒、 孙敬、 苏秦、 匡衡、 车胤、 高凤、 常林、 王充等勤学博采的士人典范,这些士人家境贫苦, 但仍然勤学苦读, 终有一番作为。 如带经条: “常林少在田, 带经而锄。 又桓荣带经庸耕, 捃拾之暇, 开卷田头。 后光武诏征贤良, 策为太子博士, 赐以车马衣服。” 穿壁条: “匡衡字稚[圭], 东海人, 家贫, 凿壁引邻舍火光读书, 仕至丞相。” 书中所表达的劝学思想, 与颜真卿《劝学》 所书写的完全一致, 即“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立志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头方悔读书迟”①[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 卷15 《选举典三》, 第358 页。。

《语对》 在敦煌的使用与风靡, 正是敦煌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蓬勃生命力的体现, 虽然敦煌地处边陲, 但书中提倡的为官爱民廉政、 治家孝悌仁爱、 对己勤学修身的品德, 仍然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 对整个唐王朝而言, “政治秩序与道德行为规范包含在文化传统之中, 而文化传统能为新的大一统的国家秩序提供必要的典范, 于是传统累积起来的典籍和历史, 便成了学者们挽救时代、 重建秩序的共同资源和价值基础”②屈直敏《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 的成书背景》, 《敦煌学辑刊》 2005 年第2 期, 第16 页。。

同为举业用书的《策府》 亦与《语对》 有着类似的知识内容。 国家图书馆藏的BD14491 号和BD14650 号《策府》 写卷, 共三十章, 是唐初有关进士科试策的模拟试题。③关于《策府》 的研究, 主要参见: 郑阿财《敦煌本〈明诗论〉 与〈问对〉 残卷初探》, 《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 1999 年, 第303-325 页; 郑阿财、 朱凤玉《开蒙养正: 敦煌的学校教育》,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第123-126 页; 刘波、 林世田《敦煌唐写本〈问对〉 鉴证》, 《文津学志》 第3 辑,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 第115-142 页; 金滢坤《敦煌本“策府” 与唐代社会——国图藏敦煌本“策府” 研究》, 《文献》 2013 年第1 期, 第84-98 页。我们通过对比《语对》 与《策府》, 发现《策府》 全文一共三十篇, 除了部分时政性较强的策文, 与《语对》 有紧密联系的达到十五篇之多, 占到了半数。

《策府》 篇名 《策府》 内容 《语对》 内容兰菀(苑) 梁孝王东菀(苑) 三百里, 甚足李捺(柰) 王类“东苑”断贪浊 擢仁者以安人, 使民谣五袴 刺史类“五袴”贪泉已息涌浪 刺史类“饮泉”世间贪利不惮刑书宁止解官留犊 刺史类“留犊”受物送台, 而无宗子 王类“维城”桓公佐时, 兽投河而去境 县令类“虎度河”善治术至若岑君除其枳(棘) 县令类“伐棘”至如石崇锦障, 五十里以霞生 富贵类“步障”问豪富岂止羊琇娇豪家然(燃) 兽炭,王孙傲岸室累千金而已 富贵类“兽炭”

两书重复的事典共二十六条, 其中十三条歌颂廉洁的官员, 三条刻画孝子孝女, 两条督促士子勤学, 一条赞扬高洁之士, 所强调的还是爱民廉政、 孝悌友爱、 勤学修身、品行高洁的价值取向。 他们之所以对这些典故大量辑录, 正是因为科举所要选拔的就是忠君孝亲、 廉洁正直的官员。 在唐建立之初, 太宗就宣布“天下一家”, 选官不看民族、 地域及门第等, 只按“功效” “忠孝” “学艺” 擢用,①[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 卷65 《高士廉传》, 第2443-2444 页。乡贡州郡荐举时也“以德行贡士”②[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 卷18 《选举典六》, 第446 页。, 如此, 至开元、 天宝年间, “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 咸出于是”③[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 卷15 《选举典三》, 第358 页。。 从小的方面说, 《语对》 与《策府》 等书作为帮助士子科考的举业之书, 是唐代社会重要的文化载体, 其中共有的内核是唐王朝对思想文化的无形管控。 通过这些举业用书, 科举知识逐渐占据了士人的知识世界, 从而建构了传统中国士人的知识内核与价值共识。 从更广阔的历史图景观照, 这些举业用书体现了统治者“树风声, 流显号, 美教化, 移风俗”④[唐] 魏徵等撰《隋书》 卷32 《经籍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 第903 页。的统治需求, 折射出李唐王朝规训思想、 统一意志、 稳固统治的努力。 综此, 揆诸史实, 《语对》 等书在搜集、 整理、 承载、 传播科举所需知识的同时, 也折射、 反映出了当时政治、 思想、 制度、 文化的若干面相。

四、 结语

类书与科举的关系前辈学者虽有涉及, 但显然是不充分的。 随着研究的推进, 类书与科举之交叉研究, 必然是类书学与科举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 究其原因, 其一科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其二类书的研究还不充分, 故我们计划以唐代类书与科举为题开展全面考察, 《语对》 就是最先考察的一个典型。 《语对》 的编纂时间是在唐代,但是类语类书体例在此前已经出现, 南朝齐梁间朱澹远的《语对》 《语丽》 即是代表,隋代杜公瞻的《编珠》 相对稍晚, 但是十分典型, 此书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是隋炀帝的“随身卷子”, 而敦煌本《语对》 除了文学属性之外, 还有科举属性, 既是文学创作的利器, 更是科举考试的必备。 士子在练习科考各种文体的写作时, 多面临着难以快速成文的困境, 也就催生了大量可用于科举考试的类书, 《语对》 骈体对句的体例满足了考试时的对偶需求, 辑录的事典多来自正史、 《文选》 等科举经常要考察的知识, 每类词条构成的类目又是一个个意象群, 使考生作诗赋时免于事文的空泛堆砌, 能快速实现意象的生成。 总之, 科举考试的题目、 答卷中的典故, 很多都可以在《语对》 中找到,他就像一座桥梁, 承载、 维系着知识的传播。 当然, 科举对类书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当科举成为士大夫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时, 科举的引领作用是无以复加的, 科举首先成为类书编纂者的追逐目标, 类书的编纂处处围绕科举展开。 另一方面, 类书是知识的渊薮,像《北堂书钞》 《艺文类聚》 等经典类书, 其中融汇了众多知识, 科举考试的出题人不时也会从中选择题目, 这无形中开启了早期科举与类书的交融互动。 此外, 科举考试对科目、 教材、 文体等都有严格要求, 这必然毫无置疑的约束着全国各地士子的意志和行动, 必然也塑造着士人群体的知识世界。 正如河正洙教授所言: “以礼部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是国家权利和对该时期社会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士人之间相互妥协而逐渐形成并持续运行的‘合作品’。”①[韩] 河元洙《科举制度形成史》, 首尔: 成均馆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第3 页。随着类书的大量流传与使用, 其中的知识又形成窠臼, 士人难以逃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语对》 等类书中所共有的、 常常被科举考试所考察的知识, 是爱民廉政、 孝悌友爱、 勤学修身等为官做人所需的道德品质, 这也正展现了《语对》 等类书对人格的塑造与道德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