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莉

一、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

在18 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法国重农学派虽不像耶稣会士一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文化传递者角色，也不及伏尔泰那样，因其在作品中对中华文化的赞美以及中国元素的运用而为人津津乐道，但不论在重农学派学者的著述中，还是在学派官方宣传刊物中，中国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难以为人忽视。

重农学派领军人物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 —1774）早 在18 世 纪50 年 代末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所撰写的词条《人口论》（“Hommes”）①因狄德罗（Diderot）与达郎贝（D’Alembert）主编的《百科全书》被查禁，出版资格被吊销，故魁奈此文并未交付《百科全书》发表，仅以手稿形式存在，于1908 年首次刊发于《经济与社会理论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第一期，后于2005 年被收录于魁奈的《经济著作全集及其他论文》（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хtes）。该词条的写作始于1757 年，最晚于1758 年初截稿。François Quesnay, 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хtes, Éd.Christine Théré, Loïc Charles et Jean-Claude Perrot.Paris: L’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2005, t.I, p.258.中谈及中国：“这个国家国泰民安，从未爆发过战争，从未侵略过他国，中华民族人口增长飞快，以至这样一个农业繁荣、作物富足的国家所能提供的物资不足以喂养这样多的人口。”②Quesnay, op. cit., t.I, p.316.这段文字描绘的中国形象是宽泛的，同时也是经过部分美化而略有失真的。魁奈脑海中的中国远离战乱与侵略，“统治得很好”（“biengouverné”）、“耕种得很好”（“bien cultivé”），点出了帝国政体与经济方面的特点：政治清明、农业繁荣。魁奈这些关于中国的印象在其十年后撰写的另一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e）中变得更为具体、翔实，且充满辩护意识。

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首次提出了“合法专制”（“despotisme légal”）的概念，并将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这一制度的典范予以详细介绍，还就帝国的性质问题——中华帝国是否为专制政府——驳斥了孟德斯鸠的观点①关于“中华帝国是否为专制政府”这个问题，魁奈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接受了“专制政府”这一命名，只是给出了一个新的阐释。魁奈重新定义了“专制”这个词，并将专制君主划分为两类，即“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专断且不合法的专制君主”。详见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1767, t.III, pp.7 – 8.，力证中华帝国内部的种种弊端不应归咎于帝国的专制政体，而是行政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一种“合法专制”。魁奈撰写此文的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中华帝国的政体进行辩护，但因为除《引言》与第八章外，其他章节几乎涉及中华帝国的方方面面，该文又可视作魁奈笔下的中华帝国概览。魁奈此文中的绝大多数内容虽非原创，但完整地用一部百余页的著作专论遥远的中华帝国这一行为，在18 世纪的启蒙作家、思想家中极为罕见。此外，不少中外学者都曾注意到重农学派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②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1880—?）在《中国与1640 —1740 年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1898 —1944）在《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China und Europa, Geistiga und Kunstlerisch Ziehungen in 18 Jahrhundert）中都曾指出这一联系。学者谈敏也曾在专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逐一考察了重农学派学说的几个基本论点，试图论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于法国重农学派这一重要的现代经济学派所产生的影响。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30 页。重农学派经济体系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思想、《经济表》、自由放任思想、重农主义理论等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不论是将中华帝国的政府形式作为“合法专制”的典型范例加以描述，还是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养料以丰富学派的基本理论与思想，重农学派领军人物魁奈在其著述中都给予了中国文化以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华帝国的关注以及中国文化的推崇并非魁奈的个人行为，而是存在于整个重农学派团体中，因为“法国重农学派以魁奈作为其理论宗师和公认领袖，其成员不过是吸收和接受他的思想，并以通俗形式加以注释和宣传，使之广泛流行”④同上，第55 页。。

该学派于1767 年1 月创办刊物《公民报》（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专 事 发 表、传 播 该学派主流思想并撰写相关书籍的书评。而且此刊物自发刊起初，主编博多（Nicolas Baudeau，1730 —1792）在《告 读 者》（“Avertissement de l’auteur”）一文中便盛赞中华帝国政治清明，其政治基础是建立在最符合自然法则的自然与社会秩序之上，是道德与政治科学的完美体现。⑤Nicolas Baudeau, “Avertissement de l’auteur,”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I (1767), p.13.此后数年，《公民报》共刊发与中国相关的文章22篇，其中4 篇为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的连载⑥该文于1767 年在《公民报》第三至第六期连载刊出。，剩余18 篇为《大禹和孔子：中国故事》（Yu Le Grand et Confucius:histoire chinoise，简称《大禹和孔子》）、《盛京赋》（É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尚 书》（Chou-king,un des livres sacrés des Chinois）、《亚非欧三大洲普遍史：中国史部分》（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sie,de l’Afrique et de l’Amérique.Par Mr.L.A.R.article de la Chine，简称《普遍史》）、《中国兵法》（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五部作品的书评。

在18 世纪法语期刊中，重农学派所创办的《公民报》给予中国文化以特别关注。与同时代的其他刊物相较，《公民报》为中国相关书籍所撰写的书评总数虽不及《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文学年鉴》（Année littéraire）与《百科全书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但它自1767年创刊至1772 年止，五年时间内为五部中国相关图书撰写书评共18 篇，平均每年一部图书，3.6 篇书评，在平均值上依然领先其他刊物。

在重农派学者重点关注并予以撰写书评的图书中，中国文化典籍占多数，在这些典籍中又以《尚书》为主要评论对象。从《公民报》编者为《尚书》撰写书评的篇数与篇幅来看（见表1），重农学派对儒家四书五经的关注远胜对其他书籍的关注。

表1 书评篇数与书评页数

二、法国重农学派对四书五经的认识及信息来源

重农学者虽没有在其刊物中为每一部儒家经典撰写书评，但他们对四书五经的认识与解读却穿插于其著述或书评中，主要分布于两处：其一，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二章《帝国的基本法》中专门谈到中国的两类经书；其二，《公民报》为《尚书》撰写的八篇书评中，前三篇为《书经的理性分析》（“Analyse raisonnée du Chouking”），作者为博多（Nicolas Baudeau，1730 —1792）。他在书评中质疑《尚书》法译本编者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 —1800）在《序言》中的几个观点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及《尚书》法译名以及书籍性质时，博多还详细写下了自己对四书五经的认识，尤其是对《易经》的理解。这两个文本为我们分析、阐释重农学者眼中的儒家经典提供了可能。

魁奈将中国的四书五经划分为两类（deux classes）：第一类为“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第二类为“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孔子所著的《孝经》和朱熹所作的《小学》。①魁奈对四书五经的划分直接来源于苏尔吉（Rousselot de Surgy，1737 —1791）的刊物《益趣杂文》（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х），而苏尔吉的作品又大量参考了《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vise），毕诺仅将其作品视作“杜赫德作品另一种形式的汇编”。经本人查证，苏尔吉在撰写中国经书部分时，典籍划分、介绍顺序以及大部分观点都继承自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 —1743）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二部，甚至部分语句也完全一样。而博多仅对第一类经书进行了介绍，且对魁奈的介绍顺序加以调整，将《易经》置于四经之后加以详细说明。

魁奈指出《尚书》是讲述上古时期的典籍，包括尧舜禹三代的历史，《诗经》是一部颂诗、雅歌以及各种圣诗的合集，《春秋》不及《易经》《尚书》《诗经》古老，是一部纯粹的史书，似乎是《书经》的续集，《礼记》囊括孔子多位弟子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内容涉及子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礼节和义务，还有葬礼和一切与社会有关事件的记载。②François Quesnay, “Despotisme de la Chine,”in Œ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 Quesnay, fondateur du système physiocratique.Paris: Peelman, 1888, pp.590 –591.

魁奈对四书五经的以上认识与《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第一至第七章的绝大多数内容一样，均摘录自苏尔吉的《益趣杂文》③François Quesnay, 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хtes, op. cit., t.II, p.1008。毕诺早在20 世纪初便注意到魁奈 对 该 素 材 的 大 量 摘 录，详 见Virgile Pinot, “Les physiocrates et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899 –1914), Vol.8, No.3 (1906/1907), pp.200 –214。。苏尔吉的这部作品于1763 年至1765 年在巴黎出版，共10 册，是距离魁奈撰写《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最近的关于中国各方面简介的法语出版物。

相比魁奈，博多在《尚书》书评中对五经的介绍在文字上更加简练，用词更贴近刊物的道德与政治主题。在博多看来，五经中的每一部书各具特色：《尚书》是史书，其中包含最负盛名的帝王、臣子与哲学家们的逸事、箴言、格言或俏皮话，他们生活在夏、商、周时期；《诗经》是诗集，是一部颂诗与哲学、历史及道德小诗的集子；《春秋》是政治与道德之书，作品崇高的写作计划令人赞叹；《礼记》是中国的礼仪书，包含人对至高无上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易经》则是基本原则的“教义之书”。④Nicolas Baudeau, “Analyse raisonnée du Chou-king,”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VII (1770), pp.145 –148.

仅凭博多对四书五经的介绍文字，我们较难判断其信息来源，但他的介绍与魁奈的介绍并无冲突，甚至可算是对于魁奈介绍文字的高度概括。从书评中的引文可以看出，博多对五经的认识并非完全依赖德金在《尚书·序言》中的判断，而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依据的。虽然他对《易经》的部分介绍文字出自《尚书》法译本附录中的“《易经》简介”，但同时也引用了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 —1693）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的语句。①相关论述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展开。

虽然关于魁奈及其弟子阅读过哪些与中国相关的文字记载，从哪些著作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文化养料，学界目前并无确切的统计，但从《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素材与《尚书》书评来看，重农学派的依据多为当时最新出版物，时效性较强，所引文字内容较新，有时也会引用一些经典汉学著作中的文字，如《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但重农学派对所使用的参考文献并非完全信赖，在大量摘录素材原文的同时，他们也会对素材进行增删或改动，甚至会提出批判性看法。

三、重农学派对儒家经典“别有用心”的解读

不论是重农学派领军人物魁奈还是学派刊物撰稿人博多，他们眼中的儒家经典都具备古老、智慧、真实以及非宗教性四大特点。

博多在质疑德金与宋君荣《尚书》法译本题目时，曾写道：“他们（中国人）拥有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正典或经典书籍；这些书因其古老，撰写者的智慧以及完整保存下来的真实性而被珍视。”②Baudeau, op. cit., p.142.这一总括性质的话语虽于1770 年出自博多的笔下，但其中的观点早在魁奈编写《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时已被接受，并表现在文本变动中。

魁奈关于四书五经的介绍文字大多取自《益趣杂文》，但他对素材作了精心的筛选。我们将苏尔吉与魁奈对五经的介绍文字列一表格，通过表2 可以直观地看出苏尔吉对于五经的介绍文字比魁奈文中的文字稍多。除个别拼写上的差异之外，魁奈对苏尔吉原文所作删减与变动均用粗体标出。

表2 魁奈与苏尔吉文本对照

通过对照，我们发现魁奈在采用苏尔吉对五经介绍的基础上，删除了涉及儒家经典文本不确定性的信息。比如，介绍《春秋》时，苏尔吉文中有一句：“人们将此书归于孔夫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孔子是此书作者这一观点。”①Rousselot de Surgy, 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х.Paris: Panckoucke, 1764, t.V, p.59.魁奈取用时作了删除处理。又如，介绍《诗经》时，魁奈删除的那一句话意为“诗集中也有一些大逆不道或越轨的诗篇，据说那是孔子之后被人添加进去的”②Ibid., pp.58 –59.。魁奈此举用意极为明显，是为了避免给读者留下质疑中国古籍真实性的口实。若明确指出《春秋》作者不详，《诗经》中部分篇章疑为后人添加，无异于否认重农学派对中华典籍“真实、完整”的印象。因此，魁奈将有关信息删除，进行模糊化处理，刻意避免在文中提及相关文字。

重农派学者对四书五经真实性的信赖伴随着他们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上古史的信赖。这一点体现在对五经中的《书经》的介绍上。该段介绍取自苏尔吉的《益趣杂文》，原句为：“它包括尧、舜、禹三位帝王的历史，他们被视作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与第一批英雄人物。这一历史虽然其真实性并未得到所有学者的承认，但其中囊括对公共事务有益的箴言与法规。”③Ibid., p.58.但魁奈在1767 年的印刷本中将第二句话改动如下：“这一历史，其真实性得到自孔夫子以来所有中国学者的认可，而且其中囊括绝妙的箴言以及对公共事务有益的法规。”④E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III (1767), p.85.魁奈的改动抹掉了苏尔吉文本中所表露出的对中国历史真实性的怀疑，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肯定了中国历史的古老与真实性。

此外，魁奈还在介绍四书五经的文字中夹入与重农学派政治经济学思想相关的词汇，意欲建立其与儒家典籍及思想之间的联系。

苏尔吉在介绍《易经》时写道：“他（孔夫子）从中辨识出国家统治的至高奥义，他从中总结出绝妙的知识。”⑤Surgy, 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х, tome V, p.57.魁奈取用这句话后在句末添加了如下文字：“政治和道德的（绝妙知识），这些知识自孔夫子始，便是中国学问的基石。”⑥Quesnay, “Despotisme de la Chine,”p.590.此句中的“政治”（politique）和“道德”（morale）还以斜体标注以示强调。

《公民报》主编在1767 年第一期刊物的《告读者》开篇便提出一系列有关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道 德 秩 序（ordre moral）、社 会 秩 序（ordre social）、政治秩序（ordre politique）与民族秩序（ordre national）的问题，并坦言：“展开讨论并解决这些伟大而崇高的问题，就是道德与政治科学，它是哲学知识中最有用、最令人敬畏的科学。”⑦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I (1767), p.6.而后，《公民报》自1767 年第六期始，正式更名为《公民报或道德与政治科学的理性丛书》。魁奈在此刻意强调孔子从伏羲八卦中总结出的知识是关于道德与政治科学的知识，有意识地拉近了儒家思想与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之间的距离。

博多于1770 年为《尚书》撰写书评时沿用了魁奈的方式来说明中国经书的性质。在他看来，四书五经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类书籍，而是关于自然科学之书，其学问由良知证明。①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VII (1770), p.143.重农学派对于五经之首——《易经》的介绍重点突出了他们眼中儒家经典所具备的非宗教性特点。

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一类圣书或正典”标题下介绍的第一部中华文化典籍为《易经》，主要内容虽取自苏尔吉的《益趣杂文》，但魁奈作了大量的删减处理，他最后所保留的文本尚不足苏尔吉原文的二分之一。

魁奈所作的第一处重要改动是不动声色地质疑或否定《易经》的神秘色彩。苏尔吉写道：“神秘的《易经》长久以来考验着中国人的才智，尤其是致力于通过注解来阐释《易经》的两位帝王的才智。”②Surgy, op. cit., p.56.魁奈在取用该素材时并未将整句话移植到《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而是将苏尔吉对《易经》的判断——“神秘的《易经》”——转变为客观的转述，他将原形容语改为“这部被视作神秘之作的古籍”（“ce livre antique et regardé comme mystérieux”），既表达出时人对于《易经》的判断，又彰显了自己客观、中立的立场，也传递出魁奈对该观点的怀疑与否认。

魁奈为改变《易经》的神秘形象，还对苏尔吉的文字进行了另一处改动。苏尔吉在谈及中国文人对于《易经》的高度推崇前说道：“尽管有孔子的注解与评论，《易经》中仍然充斥着难以理解的隐晦文字，这些不解引发了无尽的错误与迷信；因此，它也被称作愚人之书。”③Ibid., p.57.这句“诋毁”《易经》的话并未被魁奈保留在自己的作品中。

博多详谈《易经》的直接目的是反驳德金对于《尚书》典籍性质的定义——“教义之书”（“livre doctrinal”）。在书评作者看来，《易经》才是真正的“教义之书”。为论证这一观点，博多引用了德金以及数位熟识中国文化典籍的耶稣会士的观点。博多首先为《易经》的典籍性质定下基调：“但《易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根据我们从法语或拉丁语的文本当中读到的内容，它是最基本的教义之书，这些书籍在这一点上保持一致。”④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VII (1770), p.148.随后，博多罗列了柏应理、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 —1737）以及德金的观点。

柏应理在谈及中国哲学的源头时说过：“整个教义只有唯一一个根源，以及唯一一个基础，这就是《易经》。”⑤Ibid.,刊物中的法语引文译自《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拉丁文版）《导言》第一部分第六章，作者为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 —1696），但章节标题为柏应理所加，见柏应理等著，汪聂才、齐飞智等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前言》第一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 年，第15、53 页。此外，德金校订的1770 年《尚书》版本，后附一篇《〈易经〉说明》，作者为刘应。虽然文中对《易经》的看法与重农学派多有出入，但博多依然成功地从文中抽取了只言片语来印证自己的观点。首先，刘应并未使用sacré（神圣的）一词来修饰中国的典籍，而是用了canonique（符合规则的；正典的），博多在书评中格外强调这一用词，并引用刘应对于《易经》的内容概括：“《易经》包罗万象，是中国人的百科全书，但我们可以将这些主题归为三类，即形而上学、物理学与道德……”。⑥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VII (1770), p.149.

博多的言论来源以柏应理与刘应对中国典籍，尤其是《易经》的论述为主，但他进行了极为重要的筛选工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删除刘应《〈易经〉说明》中的神启与宗教元素。刘应在简要介绍《易经》作者及成书过程后写道：“不过，我忘了讲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天降奇迹，将此书的形式告知了伏羲。这位王子当时正在黄河边上，一条龙突然从水中跳了出来，它的背上画着这部书的形式。伏羲将其誊抄下来，并以此为基础绘制了八卦图。”①Claude de Visdelou, “Notice du livre chinois nommé Y-king,”in Joseph de Guignes, Le Chou-king, un des livres sacrés des Chinois, traduit par Antoine Gaubil, Revu et corrigé par J. De Guignes.Paris：Libraire Tillard, 1770, pp.408 –409.然而，博多在介绍《易经》时，只谈伏羲、文王、孔子等几位著者，却绝口不提刘应笔下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成书经过。

博多还有意歪曲了刘应对《易经》的理解。刘应认为，孔子不仅支持占卜命运，而且在《易传》中用明确的语言讲授如何推断吉凶。中国所有的哲人直到今日仍在使用这些占卜方法。②Claude, op. cit., p.411.而博多在行文中却刻意强调：“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相信占卜，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占卜体系是后来被添加到儒家典籍中的。”③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VII (1770), p.152.为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博多又一次搬出了柏应理和《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作为论据，他强调柏应理在这部书的《序言》第18、46 页都是这样说的。④经查阅《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译本，原文第18、46 页并未体现出与博多类似的观点，这完全是重农学者的牵强附会。殷铎泽只是在《序言》第18 页提到“书中其他部分又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添上的”，但并未点明这个“其他部分”是否就是占卜体系；作者在第46 页也只是说“孔子自己并不理会预言和占卜”，却没有断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是否相信占卜。

重农派学者魁奈与博多以苏尔吉的《益趣杂文》、刘应的《〈易经〉说明》和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为基础，筛选、增删后向法国读者呈现了他们眼中的儒家经典：它们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智慧的结晶，值得所有人敬重、信任；儒学几乎没有神秘色彩，是关于道德与政治的科学。然而，重农学者不过是依照学派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即“伦理政治观”⑤这种“伦理政治观”的源头究竟在西方本土还是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对四书五经进行介绍和解读，向读者呈现他们心目中的儒家经典。

四、结 论

18 世纪下半叶，“中国热”在法国渐趋降温，而此时重农学派给予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别关注。学派成员选取新近出版物作为素材，塑造了他们笔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形象。而对于这一政体的思想基础，即儒家典籍，他们也通过对四书五经的介绍以及《尚书》的评论，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不管是魁奈与博多在介绍儒家典籍时表现出的赞美，还是在行文中刻意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都表现出重农学派对儒家的推崇。

这种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8 世纪中国风尚的影响。然而，重农学派将中华帝国的专制体制推崇到极致，归根结底是这种体制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以及政府形式等各方面与重农学派的主要思想契合。⑥关于重农学派笔下的中国形象与学派政治思想的契合，参见马莉：《试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之创作动机》，《法国研究》2017 年第4 期，第10 —19 页。博多认为，中华帝国四千年来人口稠密，处于一个专制、公正、强大且人道的政府统治之下，百姓幸福和乐，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道德与政治科学。⑦Baudeau, “Avertissement de l’auteur,”pp.13 –14.

学者谈敏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若干思想，包括学说的哲学基础以及其他经济思想，都能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找到痕迹。这些思想极有可能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渊源。不论真相如何，“重农学派既然对于他们的理论观点，不论是得自非西方的外来思想，还是沿袭欧洲本来的传统，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独立见解，在这些不同的思想层次上，都要贴上中国式标签，那就更加证明了他们是多么如饥似渴地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吸取经济思想的养料”⑧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308 页。。

重农学派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以及立足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加以阐释的做法，也证明了他们需要为学派的思想体系寻找一个典型的范例。不论近代经济思想家魁奈及其弟子们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的契合是否说明他们的学说来源于中国，他们引中华帝国为例便从侧面证明了儒家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