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對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

关键词： 治学理念；文化视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笔者在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其形成和运用、提升与笔者研治史学的道路相伴随。回顾40余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诸多甘苦，体会良多，而举其荦荦大者，则可用历经三个层次来概括，这就是：始则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继而提升到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再继而，提升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本文对此做简要的回顾，意在陈述笔者40余年来研治史学的若干体会，向读者说明形成“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这一演进轨迹的因缘际会，以及笔者的主观抉择。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理念的形成及其运用

笔者在大学时代就发愿学习和研究史学史，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到了1978年笔者才实现了这一志愿，有幸考取了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其时，正值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举国上下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潮流奔腾激荡，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努力在研究工作中创新，就成为笔者前进的强大动力。加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对笔者有很大启发，因而逐步形成“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学术理念。笔者的导师白寿彝先生治学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使命意识。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一再强调：研究史学史要摆脱以往“要籍解题式”的路子，要将史学与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一书中，专门设立一节，讲“史学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精当地从根本原理上分析，提出应当“把史学发展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发挥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帮助群众推动社会前进。他又说：“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一要研究历代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要研究史学在实践中具体的社会效果。这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42-43页。）笔者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在先生身边工作达20年之久，耳提面命，受到先生的教育、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关于“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这一治学理念的内涵和价值，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叙篇》中有如下表述：

以记载过去的人类活动为对象的历史学，它跟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着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尤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就是历史学内涵丰富的综合性的特点。可是，以往长时期内我们对历史学的看法，却是基本上局限于单科性的狭隘范围之内，未能重视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密切联系。造成这种状况，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代以来过分强调学科门类的划分，不注重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贯通。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是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促使了各门科学趋于精密和系统化。毋庸讳言，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便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历史学来说，忽视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与当时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更会严重障碍我们揭示出这部优秀史著的灵魂，捉住书中跳动的时代的脉搏。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史研究，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相互间的关系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这种重视“整体性考察”的思路，正好弥补我们以往研究史学的不足。从以往局限于本学科范围的研究，到注重从文化视角作整体性研究，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开阔思路，推进我们的认识。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等于向丰富的史学遗产投射去新的光束。能使我们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令对一些早已熟知的名著，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结合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来考察，也能发现以往尚被掩盖的真价值。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还会使我们在“史学应贴近社会生活”这一方向性问题上得到深刻启示。历史包含着刚刚成为过去的社会生活，而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所以，历史与现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历史问题的正确阐发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转折时代产生的优秀历史著作，往往是历史家在长期现实生活中痛切感受到存在矛盾或问题，以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并且通过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办法，时代精神的灌注才使这些著作历经漫长年代而仍然闪射出光彩。从文化走向、社会思潮进行考察，就能深化我们的认识。（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6页。）

简要言之，“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如何反思历史和做出新的总结，在历史编纂上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通过这些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又产生了什么作用。如此作“双向考察”，十分有利于开阔视野，增进灵感，探索到深层次问题，有效地推进学术创新。

以上认识，是笔者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研究工作形成的理念和方法的总结，并且在以后多年的学术实践中加以贯彻和提升。如80年代初，笔者撰写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史书体裁应有创新》《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扬弃》《魏源与鸦片战争史》《〈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自马至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等文章，力图揭示出司马迁、章学诚、魏源、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在既反映他们生活时代要求的同时，又产生了推动社会和学术前进的作用；尽管有关司马迁等史学名家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甚多，笔者在上述文章中仍能提出新见。正因如此，其中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的论文被收录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论文专集》之中。其后约十年间笔者撰写的二三十篇文章，既有关于先秦、两汉史学的，又有涉及清代、近代史家的，其缘由，除了研究兴趣外，还因为笔者参加了白先生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导论”，并承担了部分工作，同时白先生在史学所提倡并主持读书会，笔者也承担相应任务，这也促使笔者将读书所得写成论文发表。有的文章因视角较新、发掘较深入，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如《〈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被《新华文摘》转载，《朴学家的理性探求——论王鸣盛史学》《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趋势》《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司马迁与儒学》分别刊发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孔子研究》。对笔者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是，有的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因自感颇有创获，后来继续认真探讨，而扩充为笔者长期关注的学術领域。如笔者在《春秋经传——先秦史学的中坚》一文中，将有关《春秋公羊传》的独特历史哲学的演变这一问题，一直讨论到清代思想家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夏曾佑等学者。论文中这一部分内容占了很大篇幅，文章投给《史学史研究》后，主编白先生非但没有觉得不妥，相反地予以鼓励。由于有了这个开头，此后在1992—1994年，笔者又继续用了三年时间进行了系统研究，其成果即是《清代公羊学》一书，于1997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一文，则为笔者此后十余年撰写有关章学诚学术成就的多篇论文奠定了基础。有关王鸣盛的文章，又引起笔者深入探讨乾嘉朴学的极大兴趣，此后相继撰成论述钱大昕、赵翼、崔述等学者的多篇论文，并撰有《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这篇通论性文章。《〈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过秦”和“宣汉”：两汉时代精神之体现》等文，则促使笔者此后将两汉史学作为多年从事研究的重要领域。《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初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所印3000册很快全部售罄，对此笔者也感到有些意外。到1999年，承学苑出版社的雅意，为此书出了增订本，同时该社又出版了本书的姊妹篇《史学与民族精神》，这两本书还曾被风入松书店在书讯上列为畅销书。1998年夏，笔者应邀到台湾台中市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一位台湾学者拿了一本书赠送给笔者，说：“这是台湾书商盗版印行的书，送给您作为留念。”笔者接过来一看，书名写着《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封面的字体、图案、颜色也完全与原版相同，只是开本较原版大些，字号也较原书大。十分感谢这位台湾学者的雅意，让笔者知道此书在台湾有这样的反响。书商盗版印书是违法行为，但此书在祖国宝岛印行，也说明台湾学人和普通读者有阅读的需求。

二、“传统学术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研究框架体系的形成

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贯通”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它的促成，看似缘于当时的机遇，而实际上是笔者长期思考的理论问题借此得以展开和提升。

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直接导因，是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教育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笔者作为中心成员，承担了中心成立后首批两个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这一课题。作为项目负责人，笔者在课题组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制定的课题撰写提纲，将“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列为第一章“绪论”中的一节。当时有两种考量：第一种考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作为重点项目，无疑应对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各个主要领域的成就加以探讨和总结，认真规划好、论述好。譬如，对于“唯物史观迅速传播的社会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及成就”“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史学发展和历史编撰”“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等项，通过课题组共同努力，将这些属于发展道路和具体领域的理论成就探讨好、撰写好。

第二种考量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只限于此，而应当扩大视野，从实质看问题，向前追溯，要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做出透辟的分析，推进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这一需要追溯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学说为何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只有深入探索这一产生于欧洲大工业时代的革命学说与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相契合相贯通之处，架起一座由彼达此的桥梁，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能够迅猛传播，并产生强大的力量，成为中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撰写的史著，却能使读者感到是地道中国式的，并广受欢迎。这件事情不但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这样才能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的整座大厦，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不避艰难把这个问题阐述好，才能述其流，明其源。努力把中国本土文化资源这一源头活水充分揭示出来，这样才能把中国实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何以能相贯通的内在逻辑讲明白，对此拿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成果，丰富史学理论宝库，这是当代中国学人应当做出的贡献。前人尚未做出现成答案，正需要我们奋发努力，将之补上。于是放弃前一种思路，而采取后一种研究思路撰写。

在研究实践中笔者体会最深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涵甚广，精警的论述十分丰富，而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卷帙浩巨，有价值的材料更如繁星布天。若要从这两大领域中片段地找出一些说法，加以比照，解释一番，这样做并不困难，但必然流于散漫、肤浅，显然是行不通的。笔者经过摸索体会到，关键在下功夫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要点，同时通过下功夫认真梳理，把传统文化中思想价值尤高的闪光点发掘出来。只有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提升到系统性的层次，互相呼应，才能对二者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度阐发。研究工作做到这一步时，前述“拿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成果”，即构建起论述的体系的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由此，笔者确定了本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是：

我们不应当过分地夸大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性，绝对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文明发展互相脱节或偏离，恰恰相反，二者互相联系，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互相呼应、互相发明的。……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作为人类优秀遗产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就当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相贯通，容易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它又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舶来品”。

“五四”时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迅速传播。一方面，是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近代以来曾经提出过的种种救国方案统统失败，采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成为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中国扎根，由此而形成与中国文化特点相结合、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发展，成功地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纲领、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此與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形成的价值观的内涵深深地相契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与时俱进地发展，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于是，笔者在“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的总题目之下，制定了研究框架，列出以下六个子目：（一）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贯通；（二）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三）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四）反抗压迫的精神和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五）大同思想；（六）对于推进理论认识的意义。由于准备充分，框架体系考虑成熟，因此撰写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用了一年多时间，撰成两万多字的长文，引用各类典籍文献共计102种（处），这也说明梳理范围之广、发掘之用力、研究态度之严肃认真。当时确实为自己完成了一项相当艰巨而很有意义的工作而感到欣喜，而且在过了14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论证纲目是能抓住要领的，论述的内容也是能够站住脚的。这并非执笔者有多么高明，而是由于当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分析，理出了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契合的内在逻辑，这是笔者思路比较明晰、合理的缘故。文章撰成之后，笔者觉得为整个课题完成了一项工作，当时未曾考虑把文章投到哪家影响大的刊物，只是就近送给北京的一家普通杂志发表。至于文章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所知道的只有两位从事史学理论的同行，分别讲到“这篇文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和“以前未见有人论述过”。由于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视，这篇文章近期也受到关注，笔者所听到的评论有：文章对发掘和阐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很有价值；这篇文章在总结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方面做了开路的工作，以后的研究是接着做下去。诚然，称这篇文章有开路的价值是过誉之词，但若认为这一项学术探索工作是笔者治史理念的继续和提升，则无疑是正确的。

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论纲的构思和时代意蕴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涨。党和国家的重视产生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版。）这使广大学术文化工作者倍受鼓舞，并着力在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发挥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作用方面做出佳绩。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阶段，由此更加彰显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做出了最新的具有高度科学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2022年2月26日。）“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革命事业，将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第一次新飞跃；继之以将基本原理与创造性解决社会主义道路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又一次新飞跃。如今，党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向我们发出了新时代征程的号召，明确强调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已由以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升到同时必须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2022年2月26日。）这就要求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入总结中华文化的政治遗产，发掘古代治国施政中的宝贵经验，以推进当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另一方面又必须大力发掘、总结古代文化中具有民主性、革命性、科学性的精华，弘扬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激发全体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创造精神。笔者作为长期关注“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的一名研究者，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时代主题的提出，确实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具有丰富而宝贵的学术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服无数艰难曲折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其中一个法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项运用中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源相结合，从而带着必不可少的中国特性、中国风格，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今天在新时代条件下向前大力推进，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历史悠久，典籍浩瀚，名家辈出，今天要把其中蕴藏的丰富智慧发掘出来，以科学的眼光进行总结，发挥其推进治国理政和发展学术的作用，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显身手、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今天做好创造性阐释、创造性发展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理论宝库做出重大贡献。

正是在这种时代脉搏的感应下，近期笔者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作为研究的课题，对笔者个人而言，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进一步的践行和提升。

在诸多有重要价值的课题中选择了这一项进行探讨，理由何在呢？笔者的基本认识是：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千年奋斗前行的中华民族躯体内流淌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伟大史诗，文化基因浓缩了她的传承力、生命力、影响力，因此又与当代社会进程密切相连。中国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保存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而且中华民族活动的舞台、历史演进的地理范围始终未曾迁移，文字、语言的体系也前后相承。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成就灿烂辉煌，中间虽经历过严峻考验，却能穿越曲折、衰而复振、蹶而复起。在近代西方列强嚣张的侵略气焰面前，中国作为统一的东方大国，坚持反抗斗争，给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走上奋发图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古老的东方民族能够创造出人类史上如此非凡的奇迹，历经漫长岁月考验具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并且在现当代再度激发出伟大创造力，展现出大国的尊严和风采，为人类进步做出了更大贡献，其文化基因和历史根源是什么？今天如何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发挥其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对此深入探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这是当前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的重要课题。

这一课题理论性强，涉及范围广，更圆满的结果有待学界朋友们共同努力解决。笔者的初步创获可归结为以下三项：

（一）提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新看法。它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产生、壮大，又在严峻考验中得到淬厉而升华。大体而言，从黄帝时代至夏、商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萌发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产生和光彩展露阶段，其标志是《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及其他战国诸子中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些特征、智慧做了极其简要的概括，并成为著名的古训，这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渊源，也是后代卓荦人物认识中华文明特质并加以阐释的纲领；秦汉以后至明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壮大和芳华盛放阶段，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有为之士结合所处时代特点，吸收新的智慧，对民族文化基因做了出色的丰富、提升，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和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提供了创造的基础和睿思卓识，在此漫长时期中也有过严峻的考验、磨难，但依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良和坚韧，中华民族得以衰而复振。自清初至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走向近代、救亡图强思潮涌起的新环境中得到淬厉、升华，凤凰涅槃，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历经五千多年进程，漫长而壮阔，丰富而深刻，历久而弥坚！

（二）论述亟须重视史学经典对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非凡贡献。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意义重大又任务繁重，其思想内涵堪称精深奥妙，而这些珍宝却散存于浩瀚的典籍之中，对此要做全面梳理论证，工作量是很大的。据此，需要俯察众流，抓住关键，采用恰当的方法，首先应致力于对具有特殊价值文化经典的深入考察。从内容博大厚重，记载系统、议论深刻，凝聚着古代先贤的哲理思考和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而又影响深远的经典名作，认真进行发掘、总结。产生于西汉强盛时代的不朽巨著《史记》，就是这样兼具丰富性、思想性、创造性，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锻造与提升过程中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杰作，亟须我们站在今天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做出具有理论价值的创造性阐释，并从中获得宝贵的启示。

（三）论证《史记》记载了中国以往全部历史，保存了中华民族集体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五个方面的突出体现，因而锻造、提升了中华民族五大文化基因。

笔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一是认真梳理、体会先秦古训，将其中对中华民族发展影响尤大、最有意义者列为重点，凸显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源头和纲领；二是发掘、阐释《史记》记载五帝、三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记载中华民族走向强盛时代的西汉历史之篇章中，如何以酣畅的笔墨发挥前述文化基因之源头和纲领，因而对其有力地锻造和提升，使之启示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锻造史上放一异彩！三是论述五大文化基因综合发挥作用，具有优良性、坚韧性和融通性的特质，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力极其强大，举世罕有其匹。

以下举出例证加以说明。笔者总结了“加强统一，凝聚团结”是中华民族五大文化基因之一，首先是梳理文献记载和先贤嘉言谠论，得出这一文化基因之源头，彰显《尚书·尧典》所载“协和万邦”。《论语》所记孔子要求实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在列国兼并争夺的时代预见天下“将定于一”，表达的正是国家要求统一和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客观趋势，是中华文明加强统一、多元一体这一强大文化基因之源头。而《史记》正是以实录式记载和丰富内容对此有力地提升。从著史宗旨和全书体系结构而言，“通古今之变”是要载明从黄帝肇始直至司马迁当世中华文明之长期连续发展，中华民族之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以“本纪”为记载“天子行事”的纲领，其余“书”“世家”“列传”的众多篇章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这正是现实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史书编纂上的投影。再从具体内容而言，司马迁更殚精竭虑、旗帜鲜明地记载了大量有关国家统一不断加强的史实，如：夏、商、周三代虽经历了政权更迭，但中华文明却一脉相承地接续、发展；《秦本纪》《六国年表》《秦始皇本纪》载明秦的逐步强大、最终兼并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线，秦的历代君主奋发有为，“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对统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之功必须肯定，纠正了汉初有人因秦朝实行暴政而完全做负面评价的偏颇看法；对于西汉建国，《史记》更高度肯定其“得天统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赞》，第394页。）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史记》又详细记载从高祖、吕后至文帝、景帝，连续有效地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恢复民力、重视生产，因而人给家足，创造了巨额财富；对于汉武帝，《史记》明确赞扬他雄才大略、兴造功业、多所设施，称：“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史记》卷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1027頁。）“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 3303页。）对于国家统一局面下全国各民族联系、交融空前发展的重大意义，司马迁更具卓识，他以宏大气魄撰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详述各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源流沿革、各族与中原汉族联系的加强等。由于司马迁卓越的史识和才华，《史记》全书成功地展开了在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不断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加强，气势恢宏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因而成为世代中华儿女极其珍爱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促进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深入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和提升这一课题，深感华夏祖先对我们的馈赠十分丰厚，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发展源远流长，穿越几千年历史风雨而熠熠生辉。除了“加强统一，凝聚团结”之外，根据笔者的认识还有四项，这五项又是相辅相成，综合发挥滋养中华民族壮大发展的作用。由此创造了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在经受困厄危难之后又能衰而复振、浴火重生，而今重新焕发青春。这五大文化基因中，“弘扬传统，疏通知远”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壮大的根脉；“革新创造，穷变通久”是中华文化演进的动力；“加强统一，凝聚团结”是中华文化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共辉，和谐有序”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五大文化基因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到了西汉盛世，经过司马迁以其全部智慧和生命加以继承、总结、淬厉，而大大提升。《史记》的杰出成就为世代中华儿女提供思想营养，后代具有创造魄力的卓荦之士又吸收时代智慧再加丰富、发挥，并且在当今建设现代化伟业中仍然产生潜在的巨大推进作用。这就是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为中国历史创造奇勋的奥秘所在。

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与提升，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很有难度的崭新课题，亟盼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对此尽早能得到较圆满的解决。这是一次治史心路回眸，是笔者对40余年来治学理念如何践行和提升的回顾和审视，写在这里是为了求教于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

责任编辑：孙久龙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Exploring  the Forging of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 Review of  the Authors Mentality of Engaging in Historical Research

CHEN Qi-tai

（School of History，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ideas for pursuing studies is summed up by the researcher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ubjective choices of the subject. After its formation， it should be seriously practiced in the research work， and be improved and developed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novation of academic work and requires serious reflection and summary. “Researching histor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s a concept of historical study summed up from academic practice， which mainly places the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in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and cultural trend of an era， and examines the histori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amines how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what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ms are displayed， and what effects they have o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through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Using this two-way investigation concept and method， this paper creatively interpret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and discovers their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nd precious value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examines how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academics leads to Marxism，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points of Marxism” and “the shining points in traditional thought”. Finally，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o forge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also a further practi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ncept of “two-way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Key words：  ideas for pursuing studies; cultural perspectiv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m; cultural gen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收稿日期：2022－07－08

作者簡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