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睦，张 舸

在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内容框架中，“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现代史部分占据重要篇幅，而且伴随近年来“四史”概念的提出，其“资政育人”的功能也日益凸显[1]。所谓“四史”是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由于“四史”的出发点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这就使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在处理相关内容时，面临着如何保持学科立场和体现学科特色的挑战。而另一方面，自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中学历史教学界曾在教学设计中陆续尝试引入了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等“新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学历史教学与史学最新发展动态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然而由于既往的“新史观”普遍与当前核心素养的内在要求难以对应，甚至某些“新史观”的观点和视角与唯物史观产生冲突，近年来历史教学界基于“新史观”的教学设计尝试逐渐偃旗息鼓。不过笔者认为，在不悖于作为基本史观的唯物史观前提下，援借某种“新史观”或者说“新视角”进入历史教学的融合性教学思路，既是让学生感受历史魅力，培育学科素养的重要途径，也为历史教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展现其独特的价值。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尝试引入史学界近年兴起的日常生活史作为破题之法，以衣食住行中“衣”的变迁，探索改革开放史教学设计的新路径，并兼论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于历史教学的特点和价值，为当前历史教学与历史学科前沿范式的紧密结合开拓新的思路。

一、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服饰变迁与改革开放

何谓日常生活史？作为20 世纪新史学的一部分，日常生活史的一些方法和思想可追溯到二战前年鉴学派的一些史学实践。二战以后，在西方史学界对传统宏大叙事反思的背景下，于20 世纪70 年代前后出现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动向。随后，联邦德国（西德）史学界又在微观史学的基础上拓展出“日常生活史”这一研究领域，旨在通过众多“小人物”的具体经历与感受，“发现历史上的人们如何经历现代化进程，以及对这一进程是如何评价的”[2]501。作为来自“底层与内部的日常史学”[2]502，日常生活史于20 世纪80 年代被西方史学界普遍接受并成为独立的史学研究方向。目前，由于在主旨、理念、方法等方面存在近似性，日常生活史往往又与微观史、新文化史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西方史学界重要的研究大类。

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史“复兴”的背景下，日常生活史作为一个特定的新兴史学方向也开始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并在新世纪以后逐渐从社会史中独立出来，出现了若干严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实践。同时，学界关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的核心概念、史学意义、实践方向等方面的理论性探讨也在持续进行。虽然目前对诸如“日常”与“非日常”的区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分工、日常生活史本身的研究初衷等问题仍处在各述其理的阶段，但较为一致的共识是，中国日常生活史不应停留于西方史学实践对基层生活进行微观观察的层面，还可以以小见大的方式返回历史发展的主线。即日常生活史既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向，又是一种方法论。如李长莉教授所言，由于近代以来“生活在大中城市里的市民，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已越来越多地融入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3]，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探讨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为一种对城市“公共领域”的揭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是一个相互交流和达成共识的空间，而史学研究往往反向将之作为观察社会思想流变的对象。在这一思路下，衣着服饰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亦应成为一条支撑历史诠释的脉络。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心在沿海城市，服饰的剧烈变革同样最初发生于沿海城市之中，并经由城市中“社会交往”的绵密网络，生成为改革开放后社会最初的“公共领域”。因此服饰无时无刻不在凝结并映射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物质、思想、观念的变化，具有格外显明的社会史意义。

以服饰史的专门视角而言，通过衣着流变认识改革开放进程的适切性，则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服饰的变化不仅有其自然演进路径，还曾经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标示改革开放的风向。譬如，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在接待外宾时率先穿着西装，以示对外开放之意。此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又从女性角度进一步具体提出，要“提倡穿西装、两用衫、裙子、旗袍”[4]。也就是说，男女服饰的变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表征之一，从一开始就与改革开放的大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次，就服饰史本身来说，改革开放后的40 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服装样式最为丰富，且更迭最为频密的时期，尤其是女装几乎一直处于快速流变的状态，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其与改革开放的大历史间找到对应的结合点。再次，从史料运用的角度来说，服饰变迁更加适宜以图像史料、口述史料等形式进行呈现。而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影音设备、存储技术及平台媒介，大大提高了我们获取这类新型史料的便利性，并进一步提升了将日常服饰作为改革开放历史切入视点的可行性。

总之，日常服饰变迁与改革开放史高度同调。对于改革开放史的教学来说，服饰演变不仅是在微观视角下对历史细节的呈现，也可独立成为一种历史解释途径，即常建华教授所指出的：“生活史与大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可以上升至总体史。”[5]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史学范式应用于中学历史教学时并不是以服饰发展史替代改革开放的教学主线，而是力图在宏观脉络下增添对照性的辅线，目的是构建出具有纵深感和立体感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提出在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过程中日常生活史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口述史访谈、图文影视材料等，这些均可作为提升核心素养的手段，应用于课程设计中[6]。这也从方法论的角度，再次确认了二者结合的可行性。笔者将围绕如何建立服饰变迁与改革开放史主线的结合点，并以其丰富课堂教学之情态，试作探究及举隅。

二、服饰变迁与改革开放史教学情境的建构

（一）时尚初现与思想解放

一般认为，从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末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中国社会上下，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莫过于“思想解放”。诸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拨乱反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事件和政策调整的背后，实质上都是社会意识重大变化的反映。而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最能反映这种主观意识变化的便是人们衣着风尚的剧变。在此前的时期，服饰被赋予了“革命”属性，人们仍长期生活于以“老三装”，即中山装、列宁装和军便装的刻板款式以及“青蓝灰”颜色环境之中，任何带有个性化元素的服装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对于天性尚美的青年来说，着装的同一性无疑构成了一种社会压抑。因此当各种外界资讯点燃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冲动时，首当其冲的变化便反映在青年的着装上。20世纪80 年代初，喇叭裤、印花裙、皮夹克、牛仔裤等流行服装元素，已经成为当时大城市青年时尚的风向标。随后，经济特区还出现了第一批职业套装搭配高跟鞋的白领女性群体，并成为特区的一道独特标识。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史料对改革开放前后日常服饰的反差进行直观呈现，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进入历史情境，感知社会意识发生的重大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教学资源时，应当是生活场景中的人的着装而不是单纯对服装的展示，惟此才能使学生意识到服饰变迁的社会性，体现日常生活史的题中之意。譬如，以一组20 世纪70 年代身穿军便装与80 年代初穿喇叭裤的女青年作为对照，一方面服装本身在颜色和款式上的强烈反差，可使学生直观了解生活资料的变化；另一方面透过着衣者的表情，又能使学生感受到80年代初人们心态上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

此外，图像史料还存在于多种大众媒体中，如影视、杂志、画册乃至挂历等都能成为可资利用的教学资源。其中，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由于不但记录了服饰的变迁，实际也推动了服饰进程的发展，因此体现出双重史料价值。譬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日本电影《望乡》《追捕》、国产影片《庐山恋》等上映后，都在社会上带动了模仿剧中人物服饰的风潮，将喇叭裤、风衣、牛仔裤等穿戴植入中国社会，从而开启了第一波服装时尚的启蒙。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除了出示相关影像外，还可以配合口述史料，让学生更加立体地感知当时的历史情境。如笔者在讲授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伟大的历史转折”一课时，在课前以活动教学的形式，安排学生对有相关时代经历的家庭成员进行历史访谈调研，采集了如下素材。

受访者徐××：刚改革开放那几年，我感受到的（服装）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色彩，各种鲜明艳丽的颜色流行起来。在款式上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喇叭裤，我当时还紧跟潮流买了一件，穿上以后感觉自己特别洋气。

受访者常××：年轻人都想穿得不一样些，会从电影、杂志里面借鉴。比如《血疑》里的“幸子杉”就很流行，但商店不好买，我母亲就用她的“的确良”衬衫给我改了一件“幸子杉”穿，我表姐结婚时候还梳了《排球女将》里小鹿纯子的发型。还有《大众电影》的杂志封面、挂历上的明星图片，那时候就有人拿着杂志封面，或者撕下来的挂历去裁缝店照着定做，做成“明星同款”。

在上述访谈中，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青年“洋气”“时髦”的服装审美倾向和对新颖款式的追逐，都与当时社会对现代化的热切心情相映成趣。教师可以抓住受访人叙述中诸如“明星同款”这样积极的情绪表达，让学习者深度感受20 世纪80 年代冰雪消融、充满希望的社会气氛。

（二）服饰的多元化与“港式穿搭”

20 世纪90 年代是改革开放承上启下的关键过渡时期，在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背景下，民营、私营服装企业的活力被激发，许多日后知名的国产服装品牌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使市场上的成衣选择日渐丰富。供给侧的提升，把服装风尚带入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既有回归本土的民族风服饰，又有展现身材曲线的潮流服饰”[7]。“90 年代中期，大家就穿的更时髦了，敢露腿、露胳膊，女性穿的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大胆自信地显示自己的线条美了。”[8]这种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和生活文化上的体现。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考虑将上述历史图像和个体叙述，与国家方针路线对照体现，突出大小历史线索的策应联系，使学生深刻体会日常生活的改变与改革开放总体进程间的因果逻辑。

20 世纪90 年代的另一个重点事件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受到香港时装影视剧的影响，蝙蝠衫、健美裤等为代表的港风服饰便成为一些女性着装的参照依据。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伴随陆港两地交流的深入，港式简约套装，即毛衣、针织衫搭配牛仔裤的都市女性休闲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教学设计时，例举香港对内地服装观念产生的影响，可以帮助学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理解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历史关系，从而形成对“回归”这一主线的拓展认识。譬如下列这组材料。

上世纪80 年代初，《血疑》带动起一股日本服装时尚潮，幸子的蝙蝠式样衬衫当道，但作为流行先锋的蝙蝠衫款式，开始的时候却没落个好名声。起初那些穿蝙蝠衫的人，被视为“女流氓”和“不良少年”，甚至还牵扯上道德问题。

……

出生于上世纪60 年代的服装设计师邓兆萍回忆：

现在想起来，蝙蝠衫的流行跟那时候香港流行文化联系非常紧密。改革开放以后，祖国大陆生活各方面受香港那边冲击很大，我记得那时有一本香港杂志《姊妹》，巴掌大的书，上面都是美容、服装等内容，我们的流行生活常识基本是从那上面吸取的，包括蝙蝠衫的穿法等。那时我们已经可以接触到明星挂历、香港流行音乐的录音卡带……受到这些东西影响，蝙蝠衫才会那么流行，最初是少数人穿，后来变时髦了是一群人穿。

——摘编自《重返80 年代蝙蝠衫踩脚裤回归》，《南方都市报》2009 年09 月28 日

以蝙蝠衫在内地被接受的过程，展现了回归前香港文化取代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影视文化影响的过程，体现了贯穿于回归进程背后的内地与香港之间文化的密切联系，巧妙地达成了对学生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素养的全方位涵育。

（三）传统服饰的兴起与文化自信的提升

2001 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融入全球化的新阶段。随后，大量国际服装品牌进入国内市场，覆盖了各个消费层次，使普通国人可以直接接触到国际服装的流行趋势。从教学角度来说，与国际时尚同步化的过程，可以成为学生理解全球化的生动例子。目前中青年教师对这一时期的变化大多留有较为深刻的印象，因此课堂教学中除展示客观性史料外，也可采取主观叙述的形式，向学生分享自身相关的生活体验。譬如，笔者在讲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一课时曾设计插入个人回忆：“20世纪90年代末，父亲利用随单位出国考察的机会带回一件H＆M 西装，当时国内还没流行休闲西装，刚上大学的我穿上后立刻成了同学中‘最靓的仔’。因为这个经验，2009 年自己出国时本来打算大肆采购一番，不过出去后发现这时候国外的品牌和款式与国内相差无几，也就省掉了这笔开销。当时第一次感受到了全球化的便利。”这样的教师个人史叙述不但同样具有史料性，且相对来说更易引发学生的历史感知，收获了良好的课堂效果。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近年来，旗袍、汉服等中国传统服装款式整体性回归国人的日常生活，正是这一社会情绪的最好反映。其中，旗袍在很多公开场合已经成为成年女性的标准礼服，具有与西式礼裙同等的地位。而汉服则在青年学生中流行，并逐步经历了从最初的文化周、cosplay 等活动服装，到成为日常生活服饰的过程。由于后者已经与当前中学生自身的生活经验重合，作为认知新知识的“同化点”[9]，可以尝试让学生回忆或讲述自身的相关经历和心情，以“具身认知”的形式体会民族文化自信的建立过程。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城乡服装差距的消弭

从改革开放的全局来讲，新世纪以来更大意义的变化，应属城乡服装差距的消弭，这一社会现象所对应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由于我国城乡间曾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衣着穿戴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区分“农村人”和“城市人”最明显的标识。这种差异在2003 年国家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虽然逐渐消失，但消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历史学科的特色恰恰在于细节呈现，论从史出。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以侧重从“变迁”的视角，对农村服装环境的渐进进行历时性地呈现。如下列这组材料。

材料一：

农村居民人均购买各种服装数量由1983 年人均0.7 件，增加到2007 年的2.4 件……20 世纪初城市刚流行羽绒服，很快在农村也得到普及。随消费观念的逐渐成熟，品牌意识也开始在农村中逐渐觉醒，美特斯·邦威、班尼路、佐丹奴、真维斯等一些国内知名的休闲品牌，均被农村青年所穿用。

——摘编自倪要武：《“打工潮”影响农村服饰变革的意义探析》

材料二：

2017 年农村人均衣着消费金额达到612 元，已经接近2003 年城镇人均衣着消费水平638 元。农村的服装消费能力已经达到了电商起步期的水平，在信息化程度提高后，电商消费将进入爆发期，而服装品类或将成为率先受益的板块。

——沈浩卿：《中国农村消费力》

通过对中长时段的历史数据和史实整理，使学生能够体会到城乡服饰差距的消弭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发展的结果，由此理解小康社会并非平地而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不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贯穿新世纪前20 年的历史过程，从而可以避免对这一历史成就的符号化和简单化理解，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最终达到全面提升核心素养的教学目的。

三、日常生活史的历史教育价值

对于当前全面深化课程改革实践中方兴未艾的单元整合教学、大单元教学等整体性教学组织思路来说，系统化的服饰变迁脉络显然可以服务于改革开放史课程内容的有效整合。当然，仅从服饰的角度不可能覆盖改革开放的所有细节，我们还可以视情况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譬如饮食、起居等方面进行补充，甚至建立多重辅线。而从教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日常生活的视角赋予了学生具象化的历史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基于新史学范式的情境教学。

首先，日常生活史不但符合唯物史观的传统内涵，而且符合后者的理论发展方向。实际上日常生活史的出现，正是二战后西方左翼史学界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寻求突破的产物，因此日常生活史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有着天然契合性。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回应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细节上的挑战，国内理论界关于唯物史观的论域正在由形而上的理论场向日常生活的实践场转移，“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是一个基本趋势”[10]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由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植于日常生活世界，如果没有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处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抽象化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唯物史观的发挥与研究，必须面对并深入切合日常生活实践内蕴着的历史主体性活动”[11]。而日常生活史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关注“人”和“人的感受”，正如我们以日常服饰变迁为线，通过对普通的、具体的民众生活的观察来展现改革开放不同阶段中基层社会的变化，不仅能够充分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唯物史观具体实践的出发点上，实现了向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回归，这也是提升教学设计的“历史味”的根本所在。

其次，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串联整合学习内容，有利于更为立体地为学习者建立时空观念和培养历史解释能力。日常生活史是一种系统性的史学范式，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发掘与重大史事的结合点，将之与宏观的历史脉络对应统一，从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建立时序感，并以宏观与微观并行复合的历史时空观为基础，使学习者的学科素养进一步向深层次拓展。此外，这种结合也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进一步促进了二者的相互补证，即通过日常生活史将具体的历史现象置于学习者面前，推动学生主动建立重大历史事件与微观社会体验的关联意识，以便深入理解历史上变动与延续、内因与外因、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达到课程标准“揭示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因果关系”的要求[12]。

再次，日常生活史更倾向于引导对图像史料、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的系统性使用，这是对史料运用的突破。日常生活史对上述新史料的“偏爱”，是由其微观具象的呈现视角和“深度描述”的方法特征所决定的。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的文本型史料，近年来国际史学界越来越关注图像史料的价值。对此，彼得·伯克曾提醒“操作计算机和观看影视的一代人从一出世就一直生活在充满图像的世界里……如何用可视证据去研究过去，是一件有趣的事情。”[13]目前，在我们的常规历史教学中，图像史料虽然逐渐成为重要补充，但大多数情况下仍居于辅助性和补充性材料的地位。而在日常生活史的范式下，则有望进一步强化图像史料在教学设计中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口述史料不仅同样具有一手史料的价值，而且藉“时人”对“时事”的主观表达，可以呈现其他类型史料难以呈现的微观社会心态。同时，采集口述史料的过程也可以作为历史活动课程的形式之一，拉近学生与史料的距离。最重要的是，相对于抽象的文字史料，新史料作为历史记忆的具象，更能说服人、打动人，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越过历史解释，直指家国情怀素养的提升。

四、余论

总之，日常生活史用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理解历史进程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可为当前历史教学核心素养的达成提供一条新的支撑路径。不过，在获得更大教学设计空间的同时，作为一种新视角的应用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教师必须比以往更加关注相关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拓展学术视野，提高学术嗅觉，方能发现具备教学设计价值的日常生活史素材。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吃透教材，发掘日常生活史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这样才能使日常生活史料成为有意义且系统性的设计线索。而在此之上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必须明确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下，器物的演进、礼俗的变化等，主体都在于“人”。这也是日常生活史对当前历史教学在应用微观史料时极易陷入的误区，即溺于“物”的列举而缺乏“人”的“生活”和痕迹的解蔽。因此，教师在基于日常生活史进行教学设计时，须坚持“以人为本”，通过突出“人”，唤醒历史教学的人本主义原则，这恐怕也是日常生活史对历史教学更深层次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