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 工匠与文明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主题《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中如是指出:“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东西方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1]很显然,工匠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川流不息人群中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抑或说,“丝绸之路中华工匠”(以下简称“丝路中华工匠”,即古代丝路上流动的中华手工艺人)已然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对此,拟提出三大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提出“丝路中华工匠”命题,这一学术命题的应有学术之题和学术之命有哪些?二是作为学者如何剖视或看待这一学术问题,这关涉到作者研究的视界?三是作为学者“善视”命题剖析之益处又在何处?或者说,它能给研究带来何种创新与突破?在回答上述三大学术问题之后,方能获得对丝路中华工匠学术研究的未来建树。接下来的讨论拟聚焦上述三大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以期有利于丝路学术史的拓展,又能裨益于更多学者对这一命题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与建构,进而能在更为广阔的学术史空间开拓丝路史研究的新领域、新理论与新体系,也有助于推进当代“一带一路”倡议。

一、命题的空间展开

从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900年间的“两个千年”里,中国向全球的文化拓展,诞生了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在丝路上,中国给予全球的东西已然远远超过了她从全球其他地方所得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绝大部分是中华工匠生产出来的,它们包括中华工匠的手工产品、技术观念以及工匠精神。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来自中华工匠之手的东西近乎改变了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与美学时尚,并成为丝路国家近代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命题“丝路中华工匠”是应然的学术之题,也应有重要的学术之命。

(一)学术之题

纵观丝路学术史研究,基于考古、贸易、器物、艺术、文学、宗教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然取得了丰盛的学术成果,然而在动态视角下关注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却较为零散。这一学术研究现象显然无补于全球丝路史的书写,也不利于揭示中华工匠的全球身份。从丝路空间看,丝路中华工匠至少包含以下四大应然之题:

第一,丝路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工匠交流研究。在亚洲,诸如涉及丝路中华工匠有刘阿知、戴逵、沈子蕃、刘元、黄成、龚容、杨堃、林呱、梁阿发、潘淳、薄珏等,还有弃宗弄赞(参与布达拉宫营建)、释玄奘(参与营建大雁塔)、释善导和释鉴真(参与寺庙营建)、赤日巴金(建庙请匠)、尉迟恭韬(掠蜀匠至南诏建塔)、元代阿拉伯名匠石抹按只、我国回族名匠阿瓦老丁和亦思马因、去印度的明代名匠唐东杰布(建筑家)等,这些丝路亚洲工匠史料散见各种历史文献。另外,波斯“工匠集团”阶层、印度的犍陀罗工匠群体、奈良三彩工群体、马来亚“砖瓦房”泥水匠和“马来犁”工群体、印尼陶瓷工群体、菲律宾“常来”(Sangleys)[2]10工匠以及马尼拉的华人工群体,等等,这些无名工匠群体常常也被学界忽视。然而,这些工匠群体又是丝路中国与亚洲工匠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们构建了丝路中国和亚洲工匠文化交流体系。

第二,丝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工匠交流研究。在欧洲,航海家、传教士、私人收藏家、学者、艺术家以及一些博物馆、遗址、沉船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与丝路中华工匠文化有直接关系。譬如与丝路中华工匠文化研究最为密切的有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科尔沙利,荷兰航海家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等,传教士有殷弘绪、党智忠、马可·波罗、利玛窦等。航海家的日记和传教士著述记载了大量丝路中国和欧洲工匠交往史料。根据初步掌握,私人收藏中国工匠技术物的有葡萄牙人桑托、美国学者古柏和房龙、罗马尼亚学者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荷兰商馆馆长尼古拉斯·库克巴克尔、法国艺术家让·杜南以及马丁工匠家族等;馆藏主要见欧洲博物馆,如英国大英博物馆、苏格兰博物馆等。私人收藏或馆藏的丝路中国和欧洲工匠交流技术物均要甄别、考辨与研究。另外,著名遗址有里斯本中国瓷器“格尔明”街道、葡萄牙中部城市科英布拉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广彩外销瓷出土遗址、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遗址以及德国的夫林班克墓冢和黑海沿岸墓葬遗址等一百多处;荷兰“海尔德马尔森”号、葡萄牙“圣地亚哥”号、法国船“昂菲德里特”号等沉船有中华工匠名字的器物铭文,其考辨需要系统研究,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尽管欧洲的航海家、传教士、私人收藏家、学者、艺术家等并非工匠,但是他们的贸易、活动、收藏等均能反映出丝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工匠文化交往,并推进了中国和欧洲的工匠文化交流。

第三,丝路中国与美洲国家的工匠交流研究。在美洲,遗存的丝路中华工匠文化史料较多:1786年来中国的美国“大土耳其”号、1815年来广州的“新冒险”号、驶往墨西哥的大帆船“圣·奥格斯汀”号、沉没于瓜纳巴拉湾的“天使皇后”号等船上所载物品都确切有中华工匠铭文标识;另外还有许多丝路中华工匠群体,如墨西哥的华人工匠、墨西哥城“唐人街”的工匠、阿卡普尔科中国市场工匠、墨西哥城的瓷宫华润丰工匠、巴西的贝莱姆·达卡乔埃伊拉修道院碑刻华人工匠、为墨西哥的塞万提斯家族和科尔蒂纳公爵制作成套纹章瓷的中华工匠,以及以契约方式送往巴西和智利的华人工匠、秘鲁华工“拔山拿”(墨西哥人对华人的称谓,即“同乡”的意思)[3]80等。北美博物馆藏有大量丝路中华工匠技术物遗存,主要集中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夏威夷檀香山艺术学院、克利夫兰艺术馆、纳尔逊艺术陈列馆、底特律艺术中心、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以及厄瓜多尔、秘鲁等地的博物馆。珍藏在北美博物馆的丝路中华工匠技术物虽然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由于远藏海外,国内学者无法方便查阅。上述帆船物品记载、华工人物志、文物遗存、博物馆等含有的丝路中华工匠文化史料亟待发掘与研究。

第四,丝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工匠交流研究。在非洲大陆,今藏丝路中华工匠文化文献最丰之处首推北非、东非、南非,尤以北非埃及开罗福斯塔特、开罗市东端阿斯巴尔清真寺、丹埃得哈布港、摩洛哥等地数量最多;东非出水或出土瓷器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为多;中南部非洲以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地为多。其中记载了许多工匠群体,如非洲的伊斯兰工匠、航海家汪大渊“游历团”工匠、郑和船队工匠以及伊本·白图泰描写的工匠、英国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4]记录下的中国工匠,还有葡萄牙沉船“Espadarte号”和商船“哥德马尔森号”等出水瓷器上有姓名标识的工匠、南非华工等。非洲的许多博物馆也收藏了大量中国陶瓷。非洲大陆的丝路中华工匠文化史料丰富,由于文化差异、路途遥远等原因,这里的丝路中华工匠文化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总而言之,上述四大丝路空间中的中华工匠文化已然是一个未被完全开垦的学术热土,亟待学者去探索与研究。形成此现状之原因较多,诸如丝路工匠史料零散、工匠文化不被史学家重视、丝路工匠身份复杂、丝路工匠的研究文献较少,等等,以至于丝路中华工匠成为丝路学界被忽视的“冷门”研究。

(二)学术之命

丝路上的中外工匠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尤其是丝路中华工匠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此相反,在过去的大约“两个千年”里,西方人在向全球肆意扩张的时候,悍然催生了臭名昭著的“殖民之路”[5]121。与此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出了大量的工匠及精美的手工产品。对此,有必要提出“丝路中华工匠”的学术研究之命,它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学术使命:

第一,丝路文献与史料整理研究。对中国古籍、中外藏有工匠记名的丝路遗存以及海外丝路工匠文化研究文献的源流、工匠故事跨文本传播、记载内容的先后、遗存的获得关系与确切来源等,需要在文献考据、文物鉴定的基础上展开,以辨识其真伪,获得“保真”文献资料,然后才能对其展开史料整理与文物考释。各种文献史料出现的前后、版本、变迁以及传播等需要考察、辩证其真伪,对经过考据后的文献史料要展开史料摘录、编目、归类与整理,并研究其在丝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功能与影响。在文献考据基础上,对有效文献史料展开整理。另外,还要采集有确切工匠记名的遗存,采集重点集中于敦煌区域、丝路海港遗迹、海外出土器物及其馆藏图像;对环中国海的日本、菲律宾、印尼孤岛等器物遗存,涉及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域,包括东南亚半岛陆缘地带、日本海域、菲律宾海域、印尼海域等,也是器物采集重点。对确切有记名的工匠文物鉴定真伪,要考释年代、产地、工匠类别,并聚焦研究工匠的活动轨迹、交流互鉴以及全球影响等。实际上,没有系统的丝路文献与史料整理,也就没有深入的丝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研究。

第二,丝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研究。在史料整理、考据、鉴定的基础上,阐释丝路中外工匠文化的交流缘起、交流契机、交流途径、交流机制和交流内容,并展开丝路中外工匠文化交往以及全球影响研究。其中,交流缘起主要研究丝路驿站、港口互通、海外开拓、工匠器物与美学张力;交流契机主要研究通商海运、国际航线开通、气象学与航海技术进步、地理大发现、欧洲文化拓展;交流途径主要研究传教士与僧侣、海外贸易、朝贡恩赐、遣使游历、海外移民、战争掠夺;交流机制主要研究直线机制、螺旋机制和中转机制等;交流内容是研究重点,即将丝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内容研究贯穿始终;交流影响主要探究中华工匠文化给全球国家或各国民众在生活系统、技术系统、思想系统、制度系统和精神系统的深远影响。

第三,丝路中外工匠文明互鉴研究。丝路工匠文明互鉴是研究丝路中华工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为探索丝路中国文明提供直接证据的关键内容。根据搜集已有的丝路工匠史料以及文化研究,深度探讨丝路工匠文明互鉴的全球脉络与全球经验,聚焦生活文明互鉴(包括民俗民风、生活习惯、审美方式等)、物质文明互鉴(包括技术学习、艺术模仿、材料加工、美学思想等)、制度文明互鉴(包括典章制度、农业制度、工业制度、军事制度等)、精神文明互鉴(包括工匠精神、思想观念、哲学理念以及宗教文明等)展开研究,突出丝路中华工匠文明的全球互鉴功能、经验、价值与影响,这是丝路中华工匠研究的重要学术使命。

概言之,“丝路中华工匠”有其自己的应然学术主题空间和学术使命。系统搜集整理丝路中外工匠交流史料,深入挖掘丝路中外工匠交往与文明互鉴史实,能揭示丝路中外工匠全球交往机制与文明互鉴体系,进而能阐明丝路中华工匠的全球身份与历史价值,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展开以及“中国制造”品牌的全球推广提供历史智慧与经验策略。

二、“三视”境界

提出“丝路中华工匠”这一学术命题,它仅仅还是一种学术假设阶段。对这一命题深度而持续地剖视,并最终考察它的学术之题的正当性(真的问题)和学术之命的重要性(善的问题)以及该命题的影响性(价值的问题)。显然,学者的视界影响了对“丝路中华工匠”这一命题的研究深度、厚度与广度。

(一)他视:从他者看中华工匠

就他者而言,命题“丝路中华工匠”内涵的语义系从他者看中华工匠,即所谓从“他者”视界下剖视中华工匠。譬如,从欧洲“文艺复兴”(14—16世纪)时期的来华传教士马可·波罗和门多萨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1299年)和《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以及“启蒙运动”(17—18世纪)时期的利玛窦、曾德昭、安文思、杜赫德分别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中华帝国》(1642年)、《中国新志》(1688年)、《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为案例,这些作品部分地阐释了欧洲近代两大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华物及工匠的叙事,并阐释了它们对欧洲造成的广泛影响。作为他者的传教士确证了中华诸物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出场提供了基础性物质认知与理性思想准备的事实,并进一步阐释影响了全球的中华文明。

除了传教士之外,全球学者对丝路工匠的考察与描述,也是一类重要的他者群体。诸如法国学者布罗斯以及佩雷菲特,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贝格·玛克辛、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L.W.哈克尼、G.F.赫德逊、吉尔伯特,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吉尔伯特,美国学者詹姆斯·希尔顿,荷兰学者L.包乐史和C．J·A·约尔格等人,他们的著述有部分涉猎丝路中华工匠,特别是英、法学者研究丝路中华工匠的文献最多。这些学者对墨西哥华人工匠、唐人街工匠、阿卡普尔科中国市场工匠、瓷宫华润丰工匠、巴西的贝莱姆·达卡乔埃伊拉修道院碑刻华人工匠、为墨西哥的塞万提斯家族和科尔蒂纳公爵制作纹章瓷的中华工匠、通过契约方式送往巴西和智利的华人工匠、墨西哥华工“拔山拿”等研究,是直接涉猎丝路中华工匠最为典型的内容。另外,亚洲有很多学者著作中描述了波斯工匠集团、印度的犍陀罗工匠、奈良三彩工匠、马来亚“砖瓦房”工匠和“马来犁”工匠、印尼陶瓷工匠以及马尼拉华人工匠等,这些同样是从他者的立场观察丝路中华工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跨文化视角看,他者对中华工匠的描述是一种带有本民族文化“过滤”的描述,或多有裹挟自己的文化立场去看待他者文化与文明。但通过诠释学循环视角,从他者那里也许更能获得自己,这正如瑞士学者伊夫·博萨尔特(Yves Bossart)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只在阅读文本时会遇到诠释学循环,而是在所有形式的理解上都会……所谓了解他者,其实是在他者中看到自己,同时也在自己身上看到他者。为此我们必须拓宽思考的视野,以使自己与他者的视野互相交融。”[6]232-233因此,在研究中,要区分他者的文化语境与思想立场,谨慎判断他们对丝路中华工匠的描述与阐释,并参考他者的视野。

(二)互视:从周边看中华工匠

工匠绝非丝路上的孤立群体,他们和丝路上的商人、士人、传教士、遣使、船员、旅客、诗人、农民等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共同体。因此,从周边共同体去看丝路中华工匠,即所谓“互视”的学术世界。譬如就匠人与商人而言,华商是丝路上显赫的群体,其本身可能就是中华匠人。譬如这类研究以张秋生先生主持国家重大项目《世界华商通史》成果为代表,涉及不少华商工匠。此外,19世纪后期,在海外创业群体中,不乏华侨企业家。譬如姜抮亚《东亚华侨资本和近代朝鲜:广帮居商同顺泰号研究》(2018年)论及清乾隆年间制墨工匠胡开文,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2008年)论及早期移居海外的中国移民工匠,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2017年)分析了明清时期的海外移民华匠等。换言之,华商或华侨中部分人的身份是很特殊的,他们既是商人或侨居在异地的华侨,又是地道的工匠。王垂芳等《世界著名华侨华人企业家列传》(1996年)列举了“世界船王”包玉刚、新马纺织工业先锋李乃炜、建筑大师贝聿铭等,他们大部分人早年有工匠生活经历。另外,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2019年)、高伟浓《在海之隅:委内瑞拉与荷属加勒比地区的华侨》(2019年)等,叙述了华侨企业家早期曾以工匠身份参与全球经济建设。大部分华工主要为丝路沿线国家从事机场、农场、工厂以及手工劳动。许永璋《古代中非关系史稿》[7]272(2019年)记载了英国在中国招募工匠前往圣赫勒拿岛,书中记载有中国20名木匠、10名石匠、10名泥水匠和6名铁匠。明清以来,华侨企业家和华工是活跃在丝路上的重要群体,他们在丝路上发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与作用。

在丝路工匠研究方面,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2008年)论及流光溢彩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中国丝绸与地中海服饰文化和中国四大发明传入非洲等。作者在书中指出:“在文化诸层次中,最先相遇、最容易引起彼此兴趣与喜爱的,乃是文化的物质(器物)层面。”[8]20但大部分内容还停留于经济、科技等方面,仅部分论及华工对拉丁美洲的开发贡献。这些研究都是丝路中外工匠交流研究的重要成果,也都是从互视的视角展开丝路工匠研究的典范。

(三)我视:从自我看中华工匠

作为中国学者,“我视”是最为常见的研究视角,是对“丝路中华工匠”研究的重要群体。实际上,我视也是一种他视,并意味着再阐释。在理论上,“再阐释就意味着文化他者的视野在本土文化中的应用”[9]10。因此,从自我看中华工匠,也是另一种他视。

在国内,学者有杜环、汪大渊、魏源、王鸿绪、严从简、徐光启、胡宗宪、郑若曾、方观承、翟均廉、张荫桓、沙丁等。在当代,有关丝路工匠的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是敦煌研究院的马德先生,他的《敦煌工匠史料》(1997年)为丝路工匠研究提供了绝佳史料文献,《敦煌古代工匠研究》聚焦敦煌工匠研究,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待敦煌工匠文明,这是史无前例的。除了上述研究之外,有关丝路“我视”研究,李砚祖、胡玉康、江晓原、杨巨平、程金城、石云涛、乜小红、段渝、林文勋、刘义杰、沙武田、车效梅、宋建忠、刘锋焘等著名学者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工匠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彭南生、陈建立等先生也取得了较多成果。

概言之,他视、互视与我视构成了对丝路中华工匠这一学术命题剖视的整体“三视”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在三视之外,也要关注“忌视”,即分析的几种偏见,如狎视、无视、傲视等。或者说,从他者的视角看丝路中华工匠,要摒弃狎视的立场;从互视的视角看丝路中华工匠,要摒弃无视的立场;从我视的立场看丝路中华工匠,要摒弃傲视的立场。进一步地说,在剖析丝路中华工匠的学术立场上,等视与省视是最为常见的善视。

三、善视之益

对丝路中华工匠的“三视”,即为有益的善视。学术“善视”决定了学者研究的基本理念以及学术观点的突破,也就决定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创新与否。那么,在丝路中华工匠的整体善视里,又有哪些问题识别的推进、基本理念的拓展和学术观点的突破呢?

(一)问题识别的推进

以往学界更多关注丝路上的器物、遗存、图像,即便是丝路人文、丝路交往等研究,也多以静态的物质为重心。“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则主要针对动态的丝路工匠,除官匠、民匠外,兼及军匠、商旅工匠、僧匠、移民工匠等。随着丝路考古以及敦煌文书的不断发现,以及当代全球文明理论与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丝路中外工匠交流研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该研究通过在丝路上、博物馆、图书馆里做田野调查,为全球历史、中国历史和丝路历史建设补齐最重要的一块短板,也为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领域与新方案。

(二)基本理念的拓展

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所追求的基本理念是,沿丝路沿线的广义空间范畴,工匠文化的视野,工匠文明研究的学术理念,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弘扬与传承丝路中华工匠文化的学术理念。具体地说,在空间范畴上,突破工匠文化研究以敦煌为中心以及狭义欧亚古丝路的空间,基于广义丝路空间超越至北方丝路、南方丝路、东海丝路、南海丝路、美洲丝路以及其他广阔区域,基于工匠行走在丝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史实,确立调查与研究全域丝路的空间范畴;在文化视野上,克服传统丝路文化史研究中从器物看交流、从华人华侨看华人工匠的价值偏颇,树立丝路工匠本位的立场,彰显丝路工匠自身的价值;在学术理念上,超越传统丝路研究重物质轻非物质、重文物轻工匠的不足,从文化交流上升到文明互鉴的研究,从文明互鉴中发掘丝路工匠文化丰富系统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丝路中华工匠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是新时期我国丝路人文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程,内容广泛、工作量大、学科跨度大,需要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协作与整合;在学术宗旨上,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工匠精神的当代,发掘丝路工匠文化新内涵,树立丝路工匠文明新理念,通过田野调查、史料整理与研究,认识、挖掘、传承丝路中华工匠文化,弘扬中华工匠文化的优秀传统,展示中华工匠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当代价值。

(三)学术观点的突破

与以往观点不同,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认为,丝绸之路是一条工匠之路。丝路工匠交往是中国与世界交往模式的一种形态,丝路工匠交往衍生出来的社会功能是文明互鉴,其核心社会功能是促进全球文明的发展。

第一,提出“丝绸之路是工匠之路”的新观点。就工匠文化的构成看,工匠一定是工匠文化的主体,工匠所生产或制作的器物是工匠文化的载体,匠人劳动所表现出来的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的灵魂。换言之,工匠文化的核心构成是:工匠、器物和精神。也就是说,丝路中华工匠研究所要关注的丝路工匠文化是丝路工匠(人)、丝路遗存(器物)与丝路精神(文明)。这样的研究对象之内涵与外延的考虑有两个学术思考:一是传统丝路史研究或聚焦丝路遗存,而忽视丝路工匠和丝路精神,或只是关注丝路遗存本身的研究。如此容易将丝路遗存与丝路工匠割裂开来,也容易忽略丝路精神;二是丝路遗存包括丝路工匠精神的遗存,并非完全是丝路贸易之物。因此,将丝路工匠、丝路遗存和丝路精神结合起来研究,统称之为“丝路中华工匠研究”。毋庸置疑,丝路中华工匠又是一个不易挖掘的研究对象。因此,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是在丝路遗存和丝路精神中找到“大写的丝路工匠群体”,即一个“统称”。譬如大量前往东南亚的商人团体里有中国工匠,在遣使去日本的队伍里有中国工匠,在前往南美洲的非洲黑奴队伍里有中国工匠,在前往美国修建太平洋铁路的队伍中有中国工匠,在非洲东海岸的岛屿上有中国工匠……这些工匠的丝路流动或作为华侨留居海外是不能不关注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是确实存在的。另外,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传教士、僧侣、遣使、商人等有名有姓的群体,他们并非工匠,但他们热衷于传播工匠文化或对工匠文化感兴趣,也自然可以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一类互视或比较群体。因此,丝绸之路,就是工匠之路,或是工匠交往之路。这种学术观点的突破或能够改变以往“见器不见人”或“见人不见迹”的研究偏颇。

第二,提出“丝路工匠交往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一种模式”的新观点。如何研究“丝路工匠”?这是一直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侧重丝路中外工匠交流,所谓“工匠交流”,即把丝路上流动的工匠文化在中外交往的体系下展开动态的研究。根据丝路工匠的内涵,中外工匠交流则指向工匠群体的交流、工匠之物的交流、工匠精神的交流。因此,丝路中华工匠核心研究内容是交往、互鉴与创生。所谓“交往”,即中外丝路工匠群体的人际交往;所谓“互鉴”,即中外丝路工匠文明的互鉴,其互鉴的文明载体就是丝路工匠之物;所谓“创生”,即中外工匠艺术、精神和思想互鉴后的文明再创造,即中外工匠文化交往的影响,也是丝路工匠文明在丝路沿线的影响与发展。简言之,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是以丝路工匠为本体,以丝路工匠交流为核心,以丝路工匠文明互鉴与创生为旨归的学术构想。

第三,提出“丝路工匠文明”的新观点。就学术价值或学术目标而言,“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丝路工匠文明。或者说,在丝路上,沿线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了一种文明模式——丝路工匠文明。从人类文明史看,丝路中华工匠在人类文明的初创、建构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繁荣经济和稳定政治[10]及其文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工匠为人类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理应得到重视与敬畏。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工匠在文献典籍、社会身份以及文明价值体系中都没有足够的彰显。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之所以提出一个新概念——丝路工匠文明,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丝路贸易流通和交往中,探寻走在丝路上的工匠群体给沿线国家文明发展的贡献,这既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又是在研究丝路工匠群体的文明贡献,尤其是中国丝路工匠给沿线国家文明的贡献;二是在中外丝路工匠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探寻丝路发展的一种文明模式——丝路工匠文明模式,为当代丝路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尤其是为当代“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新时代丝路工匠及其新产品走出去的启示与战略;三是在丝路工匠文化交流中,探寻丝路中华工匠文明在全球交往中的影响,为更多的学者研究中华工匠提供一种新视野与方法论。总之,丝路工匠文明既是丝路中华工匠研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新观点,又是一个价值目标,同时还为弘扬中华工匠文化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路径。

四、学术展望

在研究价值层面,丝路中华工匠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和应用前景,并有望在丝路中外工匠交流的新史料、新体系、新理论上收获更多成果。

(一)学术价值

在学术价值层面,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能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史料与新内涵。发掘丝路中国新史料,增益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内涵;丝路工匠是中华民族认识全球文化最直接、最真实的历史记忆,发掘与研究丰富多彩的丝路工匠文化,重建中华工匠文明史的新视野;丝路工匠或许能够成为一种崭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对于丝路学研究提供新对象、新理念与新领域,尤其能打破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融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以丝路中华工匠为立场的“丝路工匠”书写,能推动当代新世界秩序中的中国话语建设。

(二)社会意义

在社会意义层面,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能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探究丝路工匠文化是发掘、繁荣和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对丝路中外工匠文化的交流、展示与弘扬,有助于推进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丝路工匠问题的展开,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对于“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对中华文明认同以及为国家“厚植工匠文化、弘扬工匠精神”倡议落地等都具有实际意义;丝路工匠的文物、文献、档案流落海外,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作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流失的历史背景、整体面貌,将是另一种中外关系史。回顾整理这些历史,是爱国教育的生动教材。

(三)应用前景

在应用空间层面,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是多学科交叉领域的重要议题,它的成果产出必将对丝路学、历史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学科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有望通过平台的建设和数据库运营,让课题史料整理成果数字化、网络化和共享化,以便真正嘉惠学林,造福社会;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丝路工匠是宝贵的题材库,对于影视制作、动漫和连环画创作、产品开发、国际传播、历史剧改编、故事集等,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丝路工匠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展开研究,必将对认识欧洲文明观、全球文明史、中华文明的全球地位等问题,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言之,丝路中华工匠这一学术命题的提出,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学者能站在整体的剖视立场上,全视角地运用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宗教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善视丝路中外工匠交往,或能深刻揭示丝路工匠文明互鉴背后所蕴含的工匠文化传播与文明兴衰之间的潜在联系,以获取全球文化交往、文明互鉴的整体与辩证认知;同时,还能捕获丝路工匠交流和工匠文明互鉴的历史脉络以及全球经验,全面动态地把握丝路工匠文明互鉴理论体系与价值功能,系统建构丝路文明互鉴的全球历史(“早期全球化的历史”[11])、全球经验、全球理论和全球价值,从而开掘丝路工匠文明互鉴的核心内涵与要义,展示中华工匠文明的全球贡献,以裨益于丝路中华工匠文明的当代赓续。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丝路中华工匠”这一命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利于探究丝路工匠交流机制,有益于深化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有利于明确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工匠之路,丝路工匠是全球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有助于体认丝路工匠在接通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的价值,也能展示中华工匠在全球文明发展中的身份与价值。研究丝路中华工匠文明是当代学者的学术使命,丝路中华工匠的研究也能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并为当代国家文明治理提供独特的丝路方案,这对于全球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启示,尤其对树立文明交往、互鉴和发展的全球发展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