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赛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此为引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9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绵延至今,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出光彩夺目的思想文化,它们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展开研究,他深刻批判了清末国民劣根性,在借鉴西方进步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思想。正如曹聚仁所言:“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梁启超的影响。”[2]350-351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提出,深刻震撼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鼓舞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投入救国救民的战斗之中,为唤醒国人的民族救亡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从变法到新民:梁启超救亡策略的演进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在明清时期却逐渐落后于西方。自18世纪60年代起,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跨越,资产阶级的实力日益雄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3]277自新航路开辟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为了消化过剩的生产力、掠夺廉价的原材料,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和殖民地。而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逆世界历史潮流施行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沦为海外列强的原材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

落后必定要挨打。1840年,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政府惨败告终,中国由此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鸦片战争的惨败,反映了清末国力衰弱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帝国主义趁机加紧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晚清时期仅涉及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给俄国;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时至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蹄不断加快,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意识日益增强。尤其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举国为之震惊,民族危亡意识空前高涨。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香港偿二百兆以后始也。”[4]249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康有为、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签合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然而公车上书未能阻止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国力之衰弱令梁启超的报国理想受到强烈刺激。1896年,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并担任总主笔。《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极力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在此报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明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5]28。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梁启超完全寄希望于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实现救国理想。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还具体提出了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在教育方面,梁启超以“开民智”为宗旨,着重强调“国者民之积也,未有其民不新,而其国能立者”[5]70,并将“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5]47作为行动指南,提出了“兴学会”“废科举”“倡女学”“办幼学”等一系列改革方案,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可谓是梁启超新民思想肇始期的具体体现。但应注意的是,梁启超这一阶段的新民策略,仍然是寄希望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制度改革来实现的,正如他所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30-31。归根结底,还是将期望寄予变法。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大力宣传下,维新变法思潮逐渐在全国兴起,各地广开学会,创办报刊,社会舆论倡言变法。恰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严重的民族危机再度刺激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新变法运动因此迅速高涨。在国家危亡面前,一些清朝上层统治阶级的神经也被深深刺痛。1898年,受翁同龢举荐,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得到认可,至此维新变法运动由宣传阶段进入筹措实施阶段。然而由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加之维新变法运动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6]122,这一企图实现自上而下变法的主张终遭失败。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继续从事救亡工作。

从梁启超救亡策略的演进来看,1898年应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自1月24日,光绪帝“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4]250,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开始受到光绪帝重视。至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训政诏书,光绪帝遭到囚禁,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失败。实践证明在当时整体的社会环境中,依靠自上而下变法的改良方案是行不通的,由此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革命之路。但梁启超在逃亡东京之初,仍对变法方案寄予厚望。在恳请日本政府设法使光绪帝复位的文章中,梁启超称:“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6]165由此推演,流亡日本早期受保皇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的救亡策略仍是改良的。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并担任主编。在《清议报叙例》一文中,梁启超明确提出办刊宗旨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6]172。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梁启超意识到光绪帝复位已成奢望,变法运动实难开展,而政治制度改革也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由此他的救亡策略开始由变法向新民转变。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广泛接触世界各国学说与译著,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以至“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6]188。其中,西方思想家伯伦知理与卢梭对梁启超的影响颇深。

1899年,梁启超连续6个月在《清议报》刊登伯伦知理《国家论》的译文,详细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理论。其后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提出“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之言,则民约论者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7]833。可见在当时列强环伺、民心涣散的时代境遇下,梁启超仍然倾向于通过变法等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来维护国家统一与秩序,由此他认为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相比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更适于中国当时的国情。但梁启超并未否定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其后反而积极吸收了社会契约思想中的民权观念。

通过阅读各国书籍,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不断加深。逃亡期间,梁启超还先后到访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深入考察了当地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制度,他的维新派视野也在不断突破。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自由书·答客难》中坦言:“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8]91由此观之,彼时梁启超已经突破传统天下观念的束缚,开始展露出对国家主义的信仰。通过对西方民族国家的考察,梁启超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本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而非皇室血统,这也触发了他对救亡策略的重新思考,即依靠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依靠广泛的国民?由此促成了新民思想核心内涵的转变。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卢梭学案》一文,指出“譬如甲乙同立一约,甲则有无限之权,乙则受无限之屈,如此者可谓之真约者乎?如霍氏等说,则君主向于臣庶,无一不可命令,是君主无一责任也。凡契约云者,彼此各有应尽责任”[7]812。梁启超以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反击霍布斯的君主专政思想,可见这一时期梁启超已经认同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思想,这即是他的救亡策略由自上而下式变法彻底转向自下而上式新民的重要标志。其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9]4这标志着新民思想核心内涵的转变,即由《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以新民,转向了《新民丛报》时期的新民以变法。《新民丛报》在4年间陆续发表了20余篇政论文章,《新民说》就是由这些文章整理而成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标志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成熟,它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系统体现。

二、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三重内涵意蕴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提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8]460可见梁启超认为改造国民是改造国家的前提与基础。以《新民说》为研究样本,梁启超新民思想意在实现两个层面的国民改造:其一是个体情境中的国民改造,主要包括培育国民自尊自爱的人格、顽强进取的精神、健康刚强的体魄;其二是社会情境中的国民改造,聚焦于培养国民道德和提升国民政治参与能力,主要包括培育国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集体主义观念。以实现两个层面的国民改造为阶段性目标,梁启超新民思想深刻阐发了民族国家观与集体主义观,并系统阐述了国民教育观,将办好国民教育作为实现新民理想的实践路径。

(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势力的冲突日益扩大,尼德兰革命就是矛盾激化的产物。尼德兰革命的成功使荷兰成为西欧第一个民族国家,在革命中高昂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使革命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此后,荷兰在金融、国际贸易、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上更为迅猛,这吸引着其他西方国家也走上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在考察近代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后,梁启超发出“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惟参政问题与民族建国问题”的感叹[9]10,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新民思想的终极目标。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的民族国家观,蕴含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观念与国家主义观念,深刻阐发了启迪国民政治观念、培养国民政治参与能力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所用“民族”概念实指“国族”。如“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也”[9]57,将民族自由与国家自由等同,该“民族”事实上具有国族的内涵意蕴。在清末国家危亡的历史境遇下,梁启超将民族主义作为团结国民抵御外侮的重要思想武器。其一,“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9]6,由此中国谋进步须学西方发扬民族主义;其二,“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9]8,中国务必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激发国民的爱国意识以保卫国家。国家主义也是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宣扬的重要方面,“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9]3,梁启超通过阐释民与国的关系,着意于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但梁启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欲使“利益永不穷”,则人人必知“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在”[9]27,此“大而要者”即国家。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故“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亦“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9]29,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宣扬的国家主义是对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次,解决国民参政问题亦是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阐释的重要方面,梁启超高度重视对国民政治观念的培养。在新民思想中,权利观念与义务观念构成了国民政治观念的主体。梁启超从三个维度强调了培育国民权利观念的必要性。其一,“国权”是“私人之权利所团成”,国民权利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合法性相互依存,培养国民权利观念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二,具备权利观念,还是对国民道德层面的要求,如“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因而塑造国民权利观念有助于国民道德建设;其三,国民权利的保障需要依靠法律,故“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由此强化国民权利观念也会使国家法律体系日臻完善[9]。新民思想强调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即“断无无权利之义务,亦断无无义务之权利”[9]138,二者兼具方能形成国民政治观念。梁启超以“纳租税”与“服兵役”两项国民义务为例,批评国民以“免之为大幸”,以减之为“仁政”,实则是“志行薄弱之征”[9]141,由此强化国民义务观念已成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新民思想所宣扬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观念,蕴含着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有助于启迪国民的现代公民意识,这对于当前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最后,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着意于提升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梁启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不利于国民政治能力培养的因素。其一,国家“久困专制政体”,导致国民“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由此改革君主专制政体是国民政治能力建设的必要条件;其二,中国“家族制度”中的排资论辈,尚“年资”而不“尚贤”,压抑了国民政治参与意识;其三,“生计问题”未解决,则国民无心“政治之业”,可见国民经济建设是国民政治能力培养的基石;其四,国家“丧乱频仍”,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导致国民财富难以持续积累,极容易陷入贫困状态,民心离散则政治参与无从谈起[9]。由此,梁启超认为有资格培养国民政治能力者在“有思想之中等社会”,即“吾辈苟有能力”,则“国民有能力”[9]206-207,这要求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肩负起国民教育的重任。同时,在培养国民政治能力时,还要求先进知识分子“分业”有序,各司其职,以“互相协助”[9]210,而不能相互倾轧。总体而言,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宣扬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民政治观念,厘清了国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石、价值意义与主体内容,分析了阻碍国民政治能力建设的不利因素,提出了培养国民政治能力的行动主体。

(二)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集体主义观

在宣扬民族国家观的同时,梁启超意识到国民“不群”问题根深蒂固,它已然成为限制民众团结抵御外侮的国民劣根性。由此,梁启超新民思想深刻阐发了集体主义观,即“优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与不能群,实为其总原”[9]103,将“能群”视为种群得以长期繁衍的关键因素,足见新民思想对集体主义的推崇。有研究者亦提出:“集体主义是梁启超国民思想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10]162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的对立面,即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束身寡过主义”。从对“不群”的批判,到对“善群”的推崇,梁启超新民思想将国民道德建设作为“建群”的核心策略。集体主义主张一切从集体出发,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明确提出“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9]64,即突出强调了群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并指出惟有群体成员少计较个人私利,多谋求群体公利,群体才能日益发达进步。

梁启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导致国民“不能合群”的原因。其一,国民缺乏“公共观念”,知“私利”而不知“公害”,由此个人主义远胜于集体主义;其二,“志士”不明群体边界,即“舍公敌大敌于不问”,而“用对外之手段以对内”,梁启超实际上批判了各政治团体在抵御外侮的时局下仍相互倾轧,未能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其三,群体“规则”意识不强,有人治而无法治,群体决策依靠“一二人之意见”,而无“少数服从多数之律”,由此国民的“合群”意愿自然不强;其四,国民性中有嫉贤妒能的“恶质”,以致国民难以“勠力同心”合成一群,集体意识被个人私欲所蒙蔽[9]。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都直指国人集体主义观念匮乏,大局意识不强。总体而言,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有助于塑造国民的现代公民意识,激发国民参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在批判国民“不群”的同时,梁启超也提出了“建群”之策,即“非有完全之道德”不可[9]107,道德建设被视为“建群”之策。道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新民思想中所推崇的“道德”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德或完全西化的道德,而是将“道德之立”能否“利群”,作为区分道德是否适宜于群体的标准[9]24。由此梁启超强调要考察中国的国情,进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9]25,这反映出新民思想的集体主义观是立足于时代和中华大地的。梁启超认为“公德”是“相善其群”之德,而“私德”是“独善其身”之德[9]21,国民无公德则不能成群,由此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主要强调道德建设中的公德建设。梁启超提出国民公德观念缺失的源头在于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即“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倡导的行为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9]23,民众的公德观念由此难以形成。梁启超认为,彻底改变这种不良社会风气,必须依靠“道德革命”[9]26,而发动“道德革命”的主体便是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不言自明,作为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之执牛耳者,梁启超再次自觉肩负起国民教育的重担。

(三)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国民教育观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加深,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5]30-31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深入了解西方的教育制度,这直接影响了其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的形成。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宣告“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8]460,其后更是提出“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9]10,可见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是以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为基底。在教育体系的设计上,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提出“可以强民使就义务教育”,并认为应当按照学生年龄划分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四个教育阶段,依次开展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由此当务之急是兴建各类学校,大力开展中小学教育[11]。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学校教育体系的建设思路,为我国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针对女子教育,梁启超痛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昧思想,从性别分工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强调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认为“凡人当尽其才,妇人之能力虽有劣于男子之点,亦有优于男子之点……观西国之学校教师,商店会计,用妇女者强半,可以知其故矣”[9]117。梁启超以西方社会男女分工为例抨击了传统的男权思想,论证了女子之才干并不天生弱于男子,这为女子教育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梁启超还从提升国力的角度,提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5]76,可见“女学”的发展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此女子教育应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体育教育,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的着眼点在于培育国民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弱肉强食,中国无强大国防便无法自立,而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在于只看到了尚武的形式,忽略了本质上民众的尚武精神[9]153。梁启超进而批评“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9]148-149,由此培育国民尚武精神便极具紧迫性,乃至发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9]144的感慨。而欲养成国民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需从“心力”“胆力”“体力”三方面培养。“心力”,即精神念力,这种精神力以个人信念为支撑,依托于个人顽强斗志;“胆力”,即“置之死地而能生”的勇气,人若无胆力,则未遇敌而己先败;“体力”,即“健康强固之体魄”,身体强健是报效国家的基础[9]153-155。总体而言,梁启超从国民体质和国民精神双重角度出发,抨击了传统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强调了体育教育对提升民力的重要作用,为发展国家体育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三、梁启超新民思想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二中全会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好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具体利益。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国家观、集体主义观与国民教育观,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性是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的重要特征,这源于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对梁启超的深刻影响。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深刻阐释了解决国民参政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为提升国民政治参与能力提出了行动方案,这反映了梁启超对民权的高度重视。在阐释民与国的关系时,梁启超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9]1气血紊乱、筋络不通是久病之症,惟有气血通达、经络通畅方能身体康健,由此国家发展应当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此“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13]。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显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鲜明品格。

理论指导着实践,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特征。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4]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以各民族群众深度互信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国各省、自治区出台的一系列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为保障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综上所述,正是基于共有的人民性特征,梁启超新民思想方能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借鉴对象。从以人民为中心出发,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启示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应当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首先,法律意识凸显了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时代进步性。“权利竞争之不已,而确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9]53,法律保障公民权利,但“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箝束我自由者也”[9]63,可见法律既规范自由又保障自由,公民享有自由须遵守法律底线。法制建设还应回应时代需求,“强于权利思想之国民,其法律必屡屡变更,而日进于善”[9]54,法律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启示当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当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新时代的立法工作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切实保障人民利益,不断满足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求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准则,切实保障各族公民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履行公民的法律义务。

其次,重视民权是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的重要特征。“其民有权者谓之有权国……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9]55-56,由此民权强则国权强,惟有人人都保卫自己的权利,国家才能日益强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突出“人人”,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种共同体的出现是对传统“上位治理”“下位执行”模式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主体作用。第一,政府应该鼓励多元化的参与方式,包括网络问卷、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等形式,以获取不同群体的意见建议;第二,人民群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应当通过意见箱、议事会、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社会治理;第三,企业应当发挥自身的社会责任,通过促进公益事业等方式为社会治理作出贡献;第四,社会组织作为特定群体的利益代表,应通过开展文化、环保、教育等活动,引导和带动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二)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

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将道德建设作为“建群”的核心策略,将“利群”作为“发明新道德”的标准,提出了要进行“道德革命”的时代呐喊。究其本源,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对梁启超的影响颇深。在《论私德》一文中,梁启超将斯宾塞的观点引述为“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9]157,群体是个人的集合,所以群体的道德决定于个人的道德。由此观之,国民道德建设便成为“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9]25的策略。反观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核心内容就是通过不断增加各民族共同性,进而持续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由此可见,梁启超新民思想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实上都具有“建群”的目标,且“建群”的对象都是中华民族。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的国民道德建设方案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借鉴的可能性。

首先,梁启超认为道德具有区域性和时代性,即“德也者,非一成而不变者也,非数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由此选定道德的标准应是“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9]25。这一道德建设理念,启示在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要把握好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6]。由此可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必须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

其次,梁启超积极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如他在《论公德》一文中提出:“《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9]21-25这启示在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中,应当充分挖掘文化典籍、文物古迹、风俗节庆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承载的道德资源,如黄香温席、孟宗哭竹等孝亲敬老故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民族团结故事,戚继光抗倭、土尔扈特部东归等爱国主义故事。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深度阐释仁爱孝悌、精忠报国、勇毅力行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三)全方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体系

开展国民教育是梁启超实现新民理想的实践路径,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中提出的义务教育、女子教育、体育教育等理念,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作出了贡献,也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此外,在流亡海外期间,梁启超在国民教育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被称之为晚清“舆论界之骄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卓越的报刊工作。据学者统计,梁启超一生亲自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有11种,得到他支持和指导的报刊有6种,和他有关系的报刊有近30种之多[17]176。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8]49可见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报刊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巨大作用。当前,教育也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新民思想国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全方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体系刻不容缓。

首先,应重视学校教育,梁启超将办学校视为救国首要之事,认为“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5]49。由此,当前应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分类构建大中小学中华民族观教育。加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材编写,鼓励支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科普读物、故事选编、学术专著出版。深入开展大中小学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活动,高校应全面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融入大中小学课程思政,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优化教育教学方式,融合传统教育与现代新兴技术,建立各类学校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数字资源库。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情景式教学,通过游学、访学、研学等现场体验式教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到各族师生心灵深处。

其次,应重视社会教育,《新民丛报》曾提出“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等多种社会教育主张,对加快民众的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启示当前应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融入社会教育体系,推动各类社会教育力量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效协同。发挥好党史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爱国教育基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的显著作用,让各族人民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中,从思想上自觉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应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布置宣传栏、墙绘、展板、横幅等形式,在社区生活场所、商业活动场所、社会公共场所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让各族人民耳濡目染地在社会生活中感受民族团结氛围。要重视网络宣传,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网络空间。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9]。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融会古今中西文化,以谋求救国方略的进步学说。当然,任何文化成果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例如在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实践路径中,仍寄希望于封建腐朽的清朝上层统治阶级支持改革,这注定了新民之路必定命运多舛。但时代局限性并不能掩盖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历史价值,新民思想阐发的民族国家观、集体主义观、国民教育观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这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的人民性特征,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将“道德革命”作为“建群”的核心策略,启示当前应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以道德引领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将开展国民教育作为新民理想的实践路径,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全方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体系,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