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贽,裴圣愚,金炳镐

(1.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00;2.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3.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特别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基本概念研究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理论研究难题[1]。由“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基础性概念构成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特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概念[2]。回顾梳理并系统考察学界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研究,全面深入解读并阐释其内容、特点、内核等理论要义,结合历史背景、时代现状、奋斗目标与实现途径等维度,深入阐述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异同、内在联系与具体语境运用中的区别,对我们深刻领悟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的自觉性、自信心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基本特征

梳理“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学术思想史,阐明这两个概念的主体指向、内涵实质和本质特征等重要内容,能够为我们把握这两个概念内涵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提供依据和参照。

(一)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争论

从思想史角度看,近代以来,至少有过四次规模较大的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探讨。首次发生于20世纪初期,梁启超结合西方民族理论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探讨五族共和。最终形成的共识是“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3]2,包括汉、满、蒙、回、藏五族及西南诸族。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费孝通等学者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探讨焦点是中华民族之内部能否再析出其他“民族”。由于这种牵涉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不利,费孝通也“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1)1993年,费孝通回顾该次争论指出:“历史发展本身已经答复了我们当时辩论的问题。答案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不是能一不能多,能多不能一。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民族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而可聚可散,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参见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年第11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后,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研究热潮。该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4]9。此后,研究“中华民族”的学术成果不断面世,逐步打破了以往民族研究着重于少数民族的局面(2)以该理论作为学理支撑相继形成了潘龙海、陈连开、金炳镐《中华民族学初探》(1992年),萧君和《中华学初论》(1997年),张磊、孔庆榕《中华民族凝聚力学》(1999年)等一批研究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规律的学术成果。费孝通认为,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的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出来,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从严格理论上来说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次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基本方略的探讨。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四个与共”理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出现了一批正确反映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认知探索中,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5]14,也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而构成的包括“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6]76。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概念比较模糊,建议用“中国人民”替代,这实则忽略了两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含义上的界限及差别。还有些学者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形态及发育程度等方面,提出中华民族是民族整体、民族复合体、民族实体、民族有机体等不同观点,都是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生发性、延伸性和扩展性认知(3)何叔涛认为,中华民族是复合民族,单一民族、复合民族以及民族支系三者的相互关系,完全可以用花园、花朵、花瓣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参见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周星认为,单一民族是基本民族单位,复合民族或民族集团则是超越了基本民族单位的宏观民族单位,而民族内部的支系则是组成基本民族单位当中的微观的民族单位。参见周星:《论民族范畴的多义性》,《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贺国安则认为,中华民族是人们习惯上在“转义”或者喻义上作为“民族”,本质上是“多民族共同体”。参见贺国安:《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共同体——兼与何叔涛同志商榷》,《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探讨

从学术史视角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1962年考古学者夏鼐提出的(4)根据中国知网,1962年夏鼐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较早提出“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参见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有学者指出,夏鼐把“中国人”当成其基本涵义。但在20世纪80年代黎澍和周维衍讨论战争与和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其含义“对应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7]。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蕴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意”[8]。牟钟鉴认为,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复合型民族”的依据(5)牟钟鉴认为,“复合型民族”概念的根据和来源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复合型民族的单元民族,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参见牟钟鉴:《“复合型”的中华民族及其功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还有欧潮泉直接把中华民族看成是“典型的多民族共同体”[9]。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肯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法[10]。以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为标志,基本完成该概念的大众化、规范化和政治化过程[11]。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理论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总结和全新表达。

(三)“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异同

“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两个概念,主体对象都指向全体中国人民。就民族概念自身具有的共同体涵义而言,“中华民族”是指以“中华”为名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人民”所指代的对象基本一致,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以人民主权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形式。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差异性主要是其各自所强调的重点和面向不同。

“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更趋向于历史面向,强调超强的稳定性与独特的包容性。在其内涵中,最关键是从历史根基上把握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自在发展与百余年自觉抗争形成的多元一体之间有机联系、和谐共生关系的根本特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中,国家主权与国际主体的唯一性、国内民族构成的多元性与平等性,既有着自身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根基,也有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坚实支撑,是奠定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主权合理性、合法性的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与发展进步的历史特性及本质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更趋向于未来面向,强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超强的生命力与独特的凝聚力。在其内涵中,最关键是强调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现代性与历史进步性本质。一般而言,民族现代性是国家现代化结果的理论表达,体现为:追求无限进步的观念;以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推进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以法治形式保障公民权利并推进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现代观念[12]。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现代性本质上是国家民族形式的时代化表现,是中华民族在集体价值与个体价值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追求团结进步的共同体形式[13]。“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从现代性视角来把握“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与“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强调,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交融共生及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相承,也强调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同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精神的继承与创新,更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成果。该成果是在人民主权和民族平等基础上实现的各族人民共同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繁荣的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生存及发展状态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基础上向“富起来”“强起来”迈进的民族共同体形态,是中华民族建设“自由人联合体”这个“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起点和实体基础[14]。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传承路向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之间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能够显示其概念内涵背后所具有的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团结与发展进步的奋斗轨迹,为我们树立自强不息的民族自信心奠定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一词衍生演化而来,故而两者在基本内涵上有相互重叠之处,体现为前者对后者基本内涵的历史性延续与提升。

(一)在国家民族主体性上的继承发展指向更加明确

中华民族,是从国家层次上对孕育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母体的统称,是对共同孕育、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统称。今天的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大陆各民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华侨,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民族名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内部构成成分的不可分离性及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1939年经毛泽东等人审定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瑶、番、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15]808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国家、疆域、民族构成进行全面概括和深刻把握。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自觉发展的必然结果。千百年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交融共生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和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命运轨迹,为中华民族凝结成历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底蕴。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抗击外侮的斗争,为中华民族形成整体自觉和国家民族认同奠定了民心基础和时空场景。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带领各族人民实现自觉独立和走向富强的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凝聚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发展诉求、经济社会交往、精神文化家园等方面形成了有机统一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不离不弃、命运与共、生死相与、祸福相依,是各族人民在新中国凝结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主体意识的本质特征,其体现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归属感、利益关切感和未来使命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

(二)在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功效上的继承发展愈加突出

在概念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凝聚和激励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内部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内在统一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到了近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晚清王朝昏庸腐败、国家治理体系崩溃,西方列强对中国鲸吞蚕食、步步紧逼,中国面临“亡国”“亡天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危机而探索的成果。“中华民族”不是人类学意义上原生形态的民族概念,而是中国现代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的唯一的国际法主体(6)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主体唯一性,参见1912年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发布的《大总统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参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16]277这是“中华民族”能够最终摆脱生死存亡危机,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民族上升为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根本的政治和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7]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奋斗,推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救亡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达到高峰。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建立起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铸就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奠定团结自强的精神基石。

(三)在追求现代化价值取向上的继承发展时代内涵更加充实

在概念价值取向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延续了“中华民族”概念。晚清以来,爱国知识分子把“中华民族”放在世界历史中探索国家民族整合的重要意义。本质上,就是要效仿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西方民族国家政治建设原则,对中国主权国家政权体系与国内民族民主政治进行现代化改造与建构。其核心要求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适应国家主权的民族认同建构,保持各民族对国家主权统一的认同,造就各族人民对国家的最高归属感与忠诚感。二是适应民族关系民主化建设的政治要求,处理好人口数量占绝对多数的汉族与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造就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治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帝制后建立的民国,在形式上以宪法条文宣告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内部民族平等,但实际上依然没有跳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没有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没有找到能够实现国内民族平等团结的现实道路,没有找到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国家民族的正确道路[18]。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突出了中国各族人民在实现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社会发展形态和命运共同体发展形式的时代表达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与安全。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党和国家致力于推进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同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和国家通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索,促进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通过引导和教育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过不懈努力,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核心内容能够吸收“中华民族”内涵中追求团结进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传统。弘扬中国各族人民交融共生、互动融合的历史文化特征,巩固和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运相依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格局,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四)在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成果上的继承发展目标途径愈益清晰

在概念目标设定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史,必然是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为历史前提和叙事基础,同时涵盖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觉)醒起来”“站起来、富起来”基础上迈向“强起来”的共同体自觉自为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理论视角来看,“四个起来”的奋斗历程甚至可以看成是判断和衡量“中华民族”能否摆脱非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民族共同体,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虚假共同体”的纠缠,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走向共同繁荣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自为发展的决定性过程、环节与标准。

在近代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革命中,以民族复兴为指引的共同体建设目标具体化为外争国家独立自主、内求民族平等团结的政治纲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华民族”概念最终完成了现代构建任务,并以之为基础开始了向共同体建设的探索与飞跃(7)周平认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最终完成,并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国家形式,因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参见周平:《我们是谁:对中华民族的再认识》,《探索》,2021年第3期。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中华民国就不能担负起这样的国家民族构建使命的问题。我们认为,新中国与中华民国在完成中华民族现代构建方面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国家体制能否体现马克思主义“真实的共同体”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及共同发展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体制保障和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完成和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加深了各族人民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增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圆中国梦的自信心、自觉性与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体现了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的心声和向往,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共同体建设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上述说明,近现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在共同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形态与概念内涵。人们与时俱进地认识和总结这种近现代以来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内涵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体现了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成果。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日俱增的共同性。这是对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本质上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全面继承,其说明了两者并不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因语境可相互替代。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时代运用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最容易忽视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之间不同的概念内涵和词义内容[19]。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后加“共同体”一词,从存量内涵意义上凸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和一体性特征,更以丰富的内涵意义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华民族”在“共同体建设”,特别是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质的飞跃。在把握这两个概念的实际运用上,要结合具体语境中其各自所强调的内涵重点的差异性来分析两个概念各自的适用范围和终极目标。唯此,才能让这两个重要概念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发挥好各自的概念功效,很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运用语境

新时代党中央在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历史性文件的表述中,更倾向于用“中华民族”概念来表达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实体的历史总结和事实阐述。这样的用法显然更着眼于“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整体叙事对象与国家民族实体范畴,更加突出强调无论是在民族“自在”状态,抑或是在民族“自觉”“自为”状态,“中华民族”概念都能够明确表达出其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体涵盖范围和现实内涵指示对象所具有的确定性、延续性与稳定性特征。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这个方面的词义用法的考虑,201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宪法主体性地位,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了宪法序言。这实质上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法律地位,使“中华民族”在宪法法理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摄性总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同样可以看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和国家民族实体范畴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倚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20]13在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百年党史四个阶段伟大成就的立论基点都定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21]1,已成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其中中华民族的复兴目标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齐论并行,成为团结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号角。

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涉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和国家民族实体范畴上着重选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显然在词义内涵的理论意义和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上具有深远的考虑。一是在词义内涵上能够阐明国家民族历史主体独特鲜明的民族特性。作为中国的本土词汇“中华”与近代舶来的西方词汇“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历经各族人民共同的血火熔铸,已经成为表达中国人民对自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知与对古老灿烂的中华文化达到文明自觉的历史遗产。“中华民族”这个名词延续了中华儿女一家亲的家国情怀,彰显了中华民族追求团结进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国家政治传统,表明了中国各族人民交融共生、互动融合的历史文化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运相依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格局。二是在工作实践上能够发挥维护国家统一与巩固民族团结的政治功效。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2。这样的话语立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团结全体中华儿女,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石。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运用语境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具体运用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的过程密不可分,其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深邃思考,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坚定担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并强调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治疆方略。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综上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主要是适用于民族工作领域范畴中,强调通过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牢牢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时代,党中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语境中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显然是从中华民族作为尚在建设发展中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把握该概念的发展内涵,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主体建设上的自为意识。从发展的角度把握和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一是要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价值指向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的以社会主义类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依托,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时代进步形式。这样崇高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民族平等为基础,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道路。二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迈向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和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形成的共生共存、携手共进、荣辱与共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三是要明确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把中华民族建设成为牢不可破的现代国家民族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在实践中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同”要求的是“大同”,是在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方面的要求,是在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方面的共同性要求,“大同”不排斥“小异”,不强求在其他各方面都完全相同,把尊重差异性作为实现共同性的基础和前提,强调要对各族人民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民族特色的保护和传承。

四、结语

“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两个概念,都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能够起到增强民族共同性的主体特征的时代表达形式,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服务的民族主体概念。前者更着重于在宏观叙事上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全局的历史脉络,体现中华民族概念本身中所积淀的历史延续性和主体稳定性内涵,能够在实践中起到团结中华儿女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功效。后者着眼于把中华民族建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强调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推进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重要组成的现代国家民族建设任务。在学理研究上,既要分清两者在表述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历程上不同的时代差异性,又要把握两者在基本内涵方面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性。在实践工作上,要深刻认识对这两个概念在不同政治语境中的灵活运用,体现了新时代党中央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战略探索,为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与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