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勋,黄达远

(1.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2.西安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历代民族形成及其消长的见证,承载着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文化。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长城历史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历史、建筑、军事等方面展开,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虽然关于长城的修筑及其意义历来争议不断,方家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对于长城的评价,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出发,多角度地客观分析,而避免落入单纯地肯定或单纯地否定的窠臼”[1]。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长城带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关于长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有多种,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为,对相关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挖掘研究,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等。在国内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留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迹。在互动和融合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取长补短。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中有关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等“一起走过”的历史经验,让各族人民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长城为界线的南北广大地域所构成的长城带,位于“胡焕庸线”的西北侧,是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长城带研究的区域史观,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应建立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长城带研究中所要考察的地域空间、族群交往、混合经济、混合文化、混合社会等,都包含在特定的长城带“区域”之内而不是以农耕和游牧“族群”为边界。因为作为“区域”的长城带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或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与长城带南北的农耕和游牧文化有着广泛接触、经济交流以及多种社会力量碰撞的场域。从这个角度说,区域具有的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长城带研究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谷苞先生提出了一种超越单线民族主义史观的“大中国观”——“区域中国”理论,以更大的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的空间维度来表达“中华民族共同性”[2]。陈连开认为,“长城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人造地理景观,是中华民族这种农牧截然划分既矛盾又互补辩证关系极为深刻而壮观的反映”[3]。罗哲文在谈论长城的历史地位问题时,认为应将其分作两个问题或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谈。一是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二是长城所反映的历史情况,也就是它所传递的历史信息[4]。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长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的方向和路径。董耀会认为,时间、空间和族群是长城的重要特点,三者之间既有独立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同时期,生活在长城沿线不同地方的不同族群,呈现时间、空间和族群三者关系的复杂性,构成了长城历史的深远与厚重[5]。黄达远教授提出,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长城带的各民族经济交往与共生的视角[6]。

二、长城带的各民族经济交往与互动

北方长城分布在年降水量200～400毫米之间的半干旱区向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长城以南以暖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区,农业生产以旱地农业为主,人口众多;长城以北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区,以畜牧业和灌溉农业为主,北方草原地区人口稀少,人们依靠游牧生活。由此可见,长城带包括了整个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畜牧业经济发展带的绝大部分地区,构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经济体系。长城带在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两种经济相互依存、互相补充。这样的区域特性决定了这一过渡地带具有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这一农耕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长期以来形成了别于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地区的产品类型,也有别于畜牧业和农业经济区两种经济形态区。

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碰撞和互补。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正是这种相互的依赖,才有了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畜牧业为农业经济提供农耕、运输用畜力以及战马、各类牲畜、皮毛、珍贵药材等,同时农业经济向畜牧业地区输送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因而,自然形成的两种经济之间的贸易交换沿着长城一线展开。“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束缚,采取了狩猎和游牧的生活方式。也由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使他们缺乏在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农产品和农业附属产品,如谷物、绸布等,使他们在经济上不得不对中原的农业民族依存。”[7]5游牧民族也非一概都是“肉食酪饮”,粮食和乳制品在他们食物构成中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此外,一般中等牧民和贫苦牧民所占有的少量畜群是经不住常年“肉食”的[8]。

至于生产生活资源互换的方式,通常来讲有抢夺和自由贸易两种模式,当抢夺成为一种常态时,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长城的修筑,构建了良好的农耕和游牧秩序。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放牧,农耕民族在长城以南种地,双方通过在长城上修筑的许多关口进行贸易往来,这样,有效促进了农耕和游牧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和长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可见,长城的修筑,封闭只是手段,交流才是目的。“自古以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农业民族之间,经济上是互相依赖的。”[9]462因此,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北方长城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等,一直没有停止过。

秦汉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羌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通过“合市”“和亲”“赏赐”等方式进行交流,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10]641宋朝在与辽(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在长城一线通过“榷场贸易”“走私交易”“官使兼易”等三种主要方式开展经济联系,宋向辽(契丹)输出农产品、丝织品、药材、茶叶、钱币、金银及金银器等,辽(契丹)向宋输出牲畜、畜产品以及土特产,通过这种交换满足了双方的需要[9]。有明一代,政府专门设置茶马司管理中原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茶马互市空前繁荣。通过互市,游牧民获取了他们的生活所需,农耕民也换取了一些皮毛等生活物资。即使一些特殊时期,虽然政府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场所,但民间受客观经济法则的支配,互市依然存在。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所载:“私易无所畏惮”“私贩不能止”[11]。“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人结合在一个帝国禁令不能完全割断的贸易体系中。”[12]明朝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堡有“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的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13]。长城脚下呈现出“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14]的兴旺和繁荣景象。因此,“商业的另一种好处是,它不仅带来富裕,而且带来和平”[15]64。

纵观秦、汉以来,特别是明后期长城沿线农耕与游牧两个区域之间民族贸易市场史,各民族间自相往来、平等互利的民间互市贸易兴起,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带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体现了在农、牧两个区域及社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经济共生关系,客观上为实现农、牧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性条件。

如果说各民族间经济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是消弭民族隔阂与差异的基础,那么,民族间贸易市场的繁荣又是基础中的基础,这正体现了交换的职能。由此可知,经济共生关系是农、牧民族间关系的主流,而民族贸易,尤其是民间平等互利的民族贸易又是这个主流中的主流。这样,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彼此不断增强了互动与交流,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和商业贸易活动取代了各民族之间争夺生存和生产资源的战争。

三、长城带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认同

同经济交流相伴而行的是长城带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长城带在文化上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农、牧两种文化相互渗透,不断汇聚与辐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是在融合多种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史中既有以“耕”为核心的农业文化,也有以“牧”为核心的游牧文化,正是两者的相互交流碰撞、相互借鉴吸收,在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中创造了绚丽多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培育、形塑,代表农耕文明的汉文化贡献突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他南北方无论大小民族,都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动力。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6]。长城地带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出相互渗透、交流融合的趋势。根据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文化之间碰撞融合机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中“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就是其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六个大的文化区之一[17]。两千多年间,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游牧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混合、融汇各民族文化,涵盖了衣、食、住、行和文化艺术、思想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由此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共同的、多元统一的文化面貌。长城沿线各民族在商品互通有无和团结融合过程中,文化和习惯融合发展,形成了长城沿线和谐共生的多民族文化格局,不断强化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大大增强了长城沿线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时,“混合文化”是“过渡地带”产生出的有意义的重要结果,“混合文化”反映出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跨区域交往的深层认同关系,包含有共同认同的文化共性,也保持有各自的文化特性[18]。“过渡地带”的这种“混合文化”具有介乎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之间的特点,从而推动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

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经济体。从修建目的上讲,不可否认,作为防御性设施,长城把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分割开来。在某些特定时期内,围绕着长城这条防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间也曾发生过多次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但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在双方的关系中,和平友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主流,所谓冲突是次要的方面。作为防御体系,长城兼具一定的开放性,连通长城内外的千万座关隘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并维持着古代社会长城带各民族间两千余年持续不断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使之成为长城带民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大量的人口伴随着长城修筑和防守的需要从全国各地迁移到长城周边,随之也带来了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生产和生活方式在长城带交会、碰撞、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这被称之为长城的单边文化融合功能。同时,长城也有双边文化融合功能,即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显性的,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而互补是相对隐性的,为交流和融合预留了空间。在沟通和交流方式相对落后的古代,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在民族自尊心的作用下,矛盾冲突一般会来得更快。当异质文化之间矛盾冲突升级,长城的修筑能起到一种暂时的均势和缓冲作用,使得双方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得以冷静地看待、学习和借鉴对方的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的高端融合,并促进文化的发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异质文化之间的双边融合要比单边融合更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由于长城的单边融合与双边融合功能,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使长城带成为历史上中华大地上文化的隆起带,而历史上长城沿线的关隘重镇多成为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的高地。北京、敦煌、大同、山海关、张家口、凤凰等长城沿线的重镇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发展与传播的中心。”[19]在长城沿线遗留下来的众多名胜古迹,诸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昭君墓、万佛堂石窟壁画、云冈石窟、元代居庸关云台、金代的卢沟桥、金中都、元大都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等,均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也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的特点。在古代,长城及其沿线的关卡还为丝绸之路的商旅往来提供了安全保障。由此可见,长城承担了文化交流促进者与和平守护者的双重使命。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体现着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主导,向四周辐射,各民族文化呈多元不平衡发展,相互吸收的发展轨迹,各民族文化向汉文化汇聚,从而创造了统一的、共同的、绚丽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

四、长城带的各民族社会交融与共生

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互动形成的“过渡地带”,其形成和逐步扩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跨区域交往形成的彼此之间难分你我、和平共处的共居地带。在这里,居住的各民族相互之间已经离不开了,导致人们很难清晰界定出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的族群身份,“到了一定程度时,就很难说这个人是汉人或是少数民族,他到游牧社会去和留在汉族社会中是一样的容易”[20]341。不仅如此,“那里的人们虽然在体态及语言方面与汉族不同,但其经济与社会组织却完全同于汉族”[20]343。

有学者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注意到在“贮存地”成长起来的“边疆人”。“边疆人”具有易于改变固有生活方式去适应复杂多变的边疆地域生活环境的特征。拉铁摩尔在东北考察期间发现,“不止是游牧民族转变为汉人,汉人也转变为游牧民族”[21]。他们的身份认同受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草原人”和“中原人”之间摇摆,在边疆诞生的历史人物当中这种特征也有体现。“有些汉将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或者就是为汉族服务的少数民族。”[20]333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过渡地带”那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的发现,更是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以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22]。

在长城地带,长城不仅是生态地理的分界线,也是南农北牧的社会分界线。它是一个农业和草原两种社会力量接触并会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因此,长城边疆自古便是多元的非均质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具有游牧和农业因素的新的多元社会形态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不经意间经常发生。

有学者指出,“一切民族的融合,是由迁徙、杂居错居以及经营共同生活开始的”[23]149。人口迁徙是长城沿线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也随着人口的迁徙变得更加频繁,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居住模式使得他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风俗人情、乡土文化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促进了民族融合。自秦汉起,匈奴、东胡、乌桓、羌、氐、鲜卑等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共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交往。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诞生,甚至出现了汉族和稽胡人民常在“川内共结香火”[23]162的现象,这正是汉人和稽胡相互融合的重要保证。“到了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以后,初分置于缘边八郡,后来又集中到并州、雍州等所属的六郡,与边郡的汉人杂居,这时由于政权对立比较少了,共同生活比较多了,所以就比较容易融合。”[23]162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居,形成了关中之民“戎狄居半”的局面[24]17。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等地也有大量汉族进入,成为了匈奴、月氏、羌、氐等民族的一部分或与之杂居。长城带各民族之间,例如匈奴与鲜卑、月氏、乌孙、楼烦,鲜卑与乌桓等民族之间也相互吸收、互相转化和共生。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诸朝代的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的积淀,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经济、文化、语言、姓氏、服饰、习俗等方面接近或趋同。“宋元之间,汉族发生了又一次更新,以北方最为明显。先行进入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到了元代统统成了汉人,不可复辨了。其他民族也有类似情况,如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形成为蒙古族……维吾尔族是对回鹘人的更新换代,等等。这种分合聚散,相互贯通,共生并存,是中华民族的特点。”[25]178“有清一代,长城沿边,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至察哈尔地、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汉人屯居甚密,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广大半农半牧区。”[26]219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以汉族为主体的历代各民族由杂处交流到民族融合经久不衰,最终形成了“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交融关系。在古代,河西走廊的绿洲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等均处于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繁盛的城市。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如契丹、女真、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一部分消失或融入当地的绿洲居民,成为今天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人的来源之一。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我们要站得高一点,要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变化,要看这许多民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变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又是由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情况复杂”[27]312。

五、结语

长城带是中国北方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巨大纽带。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历史上各民族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涌入长城带,这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生动体现和历史过程。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不断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越多、交流越广、交融越深,更会加深相互间信任了解,减少隔阂纷争,找到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格局。

历史上长城带南北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可借鉴的素材。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长城带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而且要保护好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重要象征的长城。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要借鉴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事例;要立足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通过互嵌式、大融居等方式,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性、情感联系、心灵共鸣和守望相助;要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法,深入挖掘和宣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事例,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更具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