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文物，其中有许多是由爱国人士所捐赠，为此博物院曾将景仁宫辟为专门陈列捐献文物的展馆，取景仁宫“景仰仁德”之意设立“景仁榜”，以此来表达对于这些爱国人士的感激之情。景仁榜上列出的捐赠单位和个人共有641个条目，其中有3条记载了4位民革前辈，他们分别是郑洞国、李德全、张伯驹和潘素。为了让国宝有个更好的归宿，4位民革前辈将自己价值连城的珍藏无私地交与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妥善保管，以供后人瞻仰、研究。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民革前辈们的爱国义举，学习他们淡泊名利的崇高风范。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抗日名将。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派驻东北保安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郑洞国在东北期间，目睹被伪满“皇帝”溥仪携带出宫的大量佚目书画作品沦落于长春等地，任由国内外古董商人不择手段竞相搜刮甚至流失境外，感到很痛心。遂于军务之余设法收购，1948年10月率部投诚后将所藏部分书画珍品与作战地图等一起遗留在军营。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始终牵挂这批文物下落，积极向国家反映此事。在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的协助下，最终查明并找到包括唐《万岁通天帖》、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元王蒙《太白山图卷》在内的重要文物，现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9年郑洞国将手中珍藏的赵孟頫、赵雍《上中峰札合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赵孟頫札纸本，纵32厘米，横65厘米。“中峰”指的是中峰和尚，即明本（1263—1323），号中峰，浙江钱塘人，俗姓孙。出家后曾主持天目山中峰狮子院，稱中峰和尚。赵孟頫有着虔诚的佛教信仰，在佛学方面多向中峰和尚请教，乃有此类信札留存于世。

赵孟頫札释文：手书和南上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弟子赵孟頫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上记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孟頫窃禄叨位。日逐尘缘。欲归未能。南望驰企。以中来得所惠书。审道体安稳。深慰下情。远寄沉速香极仞至意。拜领。感激难胜。以中后得报。知吾师颇苦渴疾。欲挽以中过腊。坚不可留。谨发其回。今想已平復。圣旨已得。碑文都已圆备。就有人参一斤。五味一斤拜纳。何时南还。临纸驰情。老妻自有书。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上记。中峰和上吾师侍者。

此札信笔写来，自然流畅，笔意纵横，迅疾灵动，字中虽有遒媚婉约之态，但更多苍劲纵逸之势，足见其晚年书法风貌，可称得上赵孟頫最精彩的行书手札。札上钤“赵孟頫印”朱文印。合卷收录《石渠宝笈》，钤有鉴藏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石渠宝笈”朱文印，“石渠定鉴”朱文印，“宝笈重编”白文印，“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印，“宣统御览之宝”朱文印。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乾隆、嘉庆、宣统三位皇帝都钤印，可见此札珍贵程度。

1964年郑洞国又以“郑佑民”之名将赵孟頫的《浴马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浴马图》是绢本设色，纵28.5cm，横155.5cm。此画作在《江村销夏录》《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续编》均有著录。乾隆皇帝青睐此画，引首有他手书“清溪龙跃”4字，还特为此画题诗一首：“碧波澄澈朗见底，十四飞龙浴其里，奚官无事出上兰，骊黄牝牡凭区观。集贤画马身即马，牖中窥之无真假。”后纸有明王穉登、宋献跋，钤清高士奇、弘历等印28方。卷末有作者题“子昂为和之作”。钤朱文“赵氏子昂”“松雪斋”2印。赵孟頫是爱马之人，嗜好画马，传世作品有《浴马图》《滚尘马图》《画马轴》《牧马图轴》《秋郊饮马图》《调良图》《三世人马图三》《人骑图》等。《浴马图》是奉元武宗皇帝所命而作，画面布局讲究，色彩雅致，画中潺潺溪水、青柳梧桐，10余匹骏马姿态各异，或在树下休憩，或在溪中清洗，马倌共有9人俱形态逼真。这幅传世名画，是赵孟頫模仿唐风的一部典范之作。

李德全（1896—1972），北京通州人，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夫人。1923年毕业于华北女子文理学院。1925年创办北京求知学校。曾随冯玉祥先生一起访问苏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亲自创办了中国妇女联谊会，任主席，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有很大影响。1946年随冯玉祥出访美国，并代表邓颖超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1949年3月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她出任卫生部长，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苏友协副会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李德全曾任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55年，李德全女士将所藏西周“水鼎”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此鼎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代表作，高23厘米，口径59厘米，铭文1字。鼎圆腹，二直耳，三足形状介于柱足与马蹄足之间。腹上均匀地分布四道扉棱，其中两道与二耳和二足相对应；另两道，一道与一足相应，另一道在二耳与二足相对应的两道扉棱之间。颈部饰两组张口卷尾的对夔纹。腹周饰一圈竖直线纹，直线纹下再饰三角形的垂叶纹。三足饰兽面纹和弦纹。器内底铸铭“水”字，为器物所有者的名或家族族徽。水鼎整体造型雅致，腹和足上的出戟增强了造型上的优美。颈、腹上的纹饰，尤其是简洁直线纹的采用，使花纹整体独特而雅致。

此鼎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由军阀党玉琨盗掘。党玉琨是民国时期军界三大“盗宝枭雄”之一。1927年秋冬至1928年春夏之交，他在宝鸡戴家湾盗挖盗掘大量文物。就出土器物而言，有周王室的铜禁、毛伯鼎、冉父癸鼎，以及周公东征方鼎。党玉琨在戴家湾的大规模盗宝活动，一度引起了冯玉祥和主政陕西的宋哲元密切关注。1928年5月，宋哲元亲自率部围攻党玉琨，最后党玉琨被击毙，其所盗宝物落入宋哲元之手。后来，宋哲元将水鼎送给了冯玉祥。

当时与水鼎共出的还有4件同形制的鼎、1件方彝、2件凤鸟纹提梁卣、1件四耳簋，可能还有1件方罍。根据党玉琨盗挖记录与陈梦家先生编著《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商青铜器集录》一书，这5件青铜鼎是从宝鸡戴家湾一座编号M10的墓葬中出土，形状相似，唯大小有别。其中李德全捐赠的这件鼎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鼎最先被美国通运公司姚叔来收藏，高44.5厘米，口径35.5厘米，形状与水鼎略有差异。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收藏了1件直棱纹鼎，其造型与李德全捐献之鼎酷似。令人欣慰的是，李德全先生让五鼎之中的水鼎在故宫博物院安了家，为它找到最好的归宿。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我国著名的古书画收藏鉴赏家、诗词学家。张伯驹先生自30岁起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则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虽变卖家产、借贷，亦不改其志。抗战胜利后，张伯驹先生坚辞政、军界之邀，但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又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并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1956年，张伯驹加入民革。

潘素（1915—1992），张伯驹夫人，民国时期曾任北平美术分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吉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山书画社副社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潘素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与齐白石、何香凝、张大千、胡佩衡等书画名家交往密切。她曾与何香凝共同作画，参加为抗美援朝义卖作画；还和张大千几度合作绘画，传为美谈。潘素与张伯驹结婚后，倾尽全力支持丈夫保护国家文物的义举，甚至不惜变卖自己心爱的细软首饰。

1955年张伯驹先生与夫人潘素从蓄藏近30年的法书、名画中选出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黄庭坚草书等8件法书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

单说这陆机的《平复帖》，被认为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古代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距今已有1700余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平复帖》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卷前有白绢墨笔题笺，笺文为“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另有宋徽宗赵佶用泥金笔书“晋陆机平复帖”书签，下钤宋徽宗双龙小玺，另有“政和”“宣和”小玺，拖尾骑缝处还有“政”“和”连珠印，为宣和内府收藏时所钤。明代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和张丑，清代梁清标、安岐、成亲王永理等鉴藏印记。卷中有“开元”印和唐王涯、太平公主等人藏印，有唐时收藏家殷浩和梁秀的“殷浩”“梁秀收藏古书”印。卷后有明董其昌“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此数行，为希代宝”等名家跋文。《平复帖》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平复帖》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张伯驹夫妇把珍藏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捐给国家消息传出后，在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为此特别举行了捐献仪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颁发给张伯驹、潘素夫妇褒奖状，表彰他们保护文物并无偿捐赠的义举，还奖励3万元人民币。张伯驹坚辞不受奖金，怕有“卖画”之嫌。后经一再劝说，告诉他只是对捐赠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把钱收下。要知道，当年张伯驹只是为购买《平复帖》，就花了4萬块银元。

抗战爆发后，日本疯狂收购中国的书画珍品。1936年，举世闻名的《韩干照夜白》被溥心畬以1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而后日本人又从英国人手中购得。这件事对张伯驹刺激很大。为不使国宝流失海外，了解到当时溥心畬手中还有另外一件顶级国宝——陆机的《平复帖》即将出售，张伯驹就委托琉璃厂阅古斋的老板韩伯文造访溥心畬收购此画。溥心畬开价“二十万大洋”。这明显是狮子大开口，因为《照夜白》出价才1万大洋。溥心畬想以此来吓退张伯驹。得知20万大洋要价后，张伯驹没有放弃。1937年，张伯驹到上海参加由叶恭绰等人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偶遇张大千，遂请张大千斡旋去买画。溥心畬当时与张大千齐名，号称“南张北溥”。这次张伯驹主动开价6万大洋，仍旧遭到拒绝。20万大洋这是笔巨款，一时难以筹得，张伯驹只好作罢。

1938年1月，得知溥心畲母亲去世急需用钱，张伯驹便“借”给溥心畲1万大洋，前提是拿《平复帖》作为抵押，最终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帮助下，《平复帖》以4万大洋的价格成交。此后有人愿以20万大洋的价格收购，遭到张伯驹断然拒绝。

1941年，张伯驹遭人绑架，潘素筹钱将他赎出后，全家搬到西安。为了不让国宝有任何闪失，张伯驹将《平复帖》缝在衣服夹层内，随身携带。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当我们游览故宫博物院，欣赏《浴马图》、西周水鼎、《平复帖》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国之瑰宝时，一定不要忘了郑洞国、李德全、张伯驹和潘素这些民革前辈无私捐献、保护国宝的事迹。民革后人应该继承他们的精神，为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做出自己的努力。

（牟洪建，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社会处副处长/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