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

从1934年10月转移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走出了反“围剿”失败的阴影，保存和锻炼了革命骨干力量，长征路上播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红军在长征中广泛开展强有力的、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注重实效的战地鼓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饥寒交加、艰难险恶的万里征途上，文艺宣传在激励官兵斗志、发动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影响、感化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

长征路上，红军有多个专职演艺团体，称“剧社”，人员統称“宣传员”。如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剧社、战斗剧社、工农剧社，红三、红五军团的火线剧社、猛进剧社以及红七十一、红七十五、红七十八师的火光剧社、火花剧社、火焰剧社等。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将工农剧社改名前进剧社，宣传员队伍从不足20人扩大到50多人，经常到战地、街头演出，深受官兵和广大群众欢迎。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所属战斗剧社只有30多人。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个军的剧社合并重组，从部队抽调了40多名有文艺专长的干部、战士充实剧社，并设戏剧、音乐、舞蹈3个分社，文艺宣传团队迅速壮大。

部队中的各剧社虽有专职宣传员，但演出大型剧目经常会人手不足，需到部队邀请战士、干部来客串角色。如排演大型话剧《杀上庐山》，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饰宋子文、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钱壮飞饰蒋介石、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饰宋美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饰德国顾问塞克特等。杨尚昆、罗瑞卿、罗荣桓、刘亚楼等红军将领都曾应邀到剧社登台演出。

长征路上的宣传员个个才华出众、乐于奉献，为革命事业倾心竭力、尽职尽责。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的李伯钊是军中有名的女艺术家，擅长歌舞，精于戏剧、音乐创作，担任多个剧社的创编、导演。为做好文艺宣传，她跟随红二、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一路创作出戏剧《无论如何要胜利》《一起抗日去》，歌曲《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舞蹈《红军舞》《雅西雅舞》等40多个（部）展示红军英雄气概、宣传北上抗日、表现民族团结的优秀作品。

危拱之是文艺天赋、能力俱佳的女红军。演出时，她能歌善舞；鼓动宣传中，她能言善讲。不论是在朔风呼啸的雪山，还是人迹罕至的草地，都能听到她宣讲的嗓音；凄风苦雨的行军途中、月明星稀的露天营地里，都留下了她动人的歌声。时任战士剧社分队长的高励，晚年仍熟记危拱之在长征途中唱的《凤阳花鼓》：“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宣传员除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等文艺工作之外，对其他工作也积极肯干、勇于吃苦。当时红军中有这样的顺口溜：“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腿杆不得闲。”

清晨，宣传员要提前起床，到部队即将行进的路上贴标语、写口号，同时收集木棒、柴草等材料搭建“鼓动棚”，在说唱时遮阳挡风；同时还要在“鼓动棚”里给战士们烧开水，为伤病员煮稀饭；待部队通过后，又帮助后卫团做好收容工作。

红军每进入一个村寨，宣传员更加忙碌：除了演出，还为群众宣讲党的政策、红军的主张、教唱红色歌曲；布置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清查、登记没收的土豪财物；征集、购买军粮；动员进步青年参加红军等。高励回忆说：“行军路上，剧社宣传员一边走路一边做‘扩红（扩充红军队伍）工作。部队进入贵州山区，当地群众常常围拢在宣传员身边听演讲，听了《送郎当红军》的歌儿，有些青年马上就跟着队伍走了。”

到一个新地方演出，宣传员要先走访一番，了解当地知名的人和事，然后把剧中的地点、人物改成当地的名字。百姓看了演出都说：“红军真神，刚刚到来，就把我们的事情编进了戏里。”

宿营村寨，宣传员要组织群众召开座谈会，鼓励贫苦百姓讲述自己受剥削、被压榨的经历，在大家述说苦难的同时，调查工作也自然进行：哪家土豪有枪，哪个劣绅罪大恶极，附近有多少土匪，藏在哪里……宣传队把收集得来的情况连夜向上级汇报。第二天，红军根据掌握的线索，组织部队清缴土匪，带领群众镇压反动土豪劣绅，为穷苦百姓分粮、分浮财等。

时任红军俱乐部主任的罗瑞卿曾回忆说：“剧社不单单唱歌、跳舞、演戏，更重要的是做部队的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是军中的宣传队、工作队、战斗队。”

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创作、演出

长征路上，宣传队创作、演出的文艺节目几乎全部取材于部队生活、战地实际，他们在枪林弹雨、艰难困苦中汲取灵感，利用行军打仗间歇、休整宿营的空闲时间构思、创作。

1935年5月初，红军抵达金沙江畔，两岸危崖高耸，江面水深流急，对岸守敌不时打来冷枪，背后的追兵步步逼近。为激励红军战士英勇渡江，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战地写出一首歌词《过金沙江》，配以当地民歌曲调：“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要渡江！我们要渡江！”红一师政治宣传科长彭加伦也创作出《渡金沙江胜利歌》：“铁的红军勇难挡，要胜利渡过金沙江。帝国主义吓得大恐慌，蒋介石弄得无主张，我们真欢畅。革命的运动，发展了个新局面，有把握解放川陕甘！”

红军休整时，宣传员刚唱起这两首歌，便在军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官兵熟悉其曲调，都来找宣传员抄写歌词。很快，每个连队都响起振奋人心的歌声，“常胜的红军来渡江”“要胜利渡过金沙江”。

1935年夏，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黄镇，发现路边有许多丢弃的破草鞋，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决定写一部展示红军睿智威猛、敌兵愚蠢无能的话剧。他和剧社同志在行军中商议剧情、策划场次，宿营时讨论人物、创作台词……没几天，《破草鞋》创作完成，全剧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讥笑嘲讽的手法，鞭笞了国民党军队的软弱怯懦、狼狈不堪，颂扬了红军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在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会上，猛进剧社首演话剧《破草鞋》，受到官兵的一致好评，毛泽东连连赞赞：“好戏、好戏！”朱德竖起大拇指说：“这出戏看得才过瘾喽！”《破草鞋》从此扬名，各剧社纷纷排练，在长征路上久演不衰。

为体验战斗生活、获得创作素材，宣传员还经常亲临战场。一次，李伯钊参加一场伏击战，归来后她根据战地见闻，创作出一首铿锵有力的《反攻歌》：“战士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奋勇的前进，配合那全国的红军，要实现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齐努力！大家齐努力！”

当时，宣传队创作、演唱的歌曲有激发斗志的《杀敌歌》《上前线去》《再战遵义歌》等，宣传政策的《十问十答》《红军歌》《新战士歌》等，瓦解敌人的《唱给白军听》《瓦解敌军歌》《白军妻儿歌》等；展现斗争生活、红军英勇、民族团结的话剧有《打土豪》《为谁牺牲》《阶级决战的胜利》等，这些作品情感真挚、通俗易懂，备受官兵和群众的好评。

长征途中，剧社的各种条件十分艰苦、简陋。演出时，找一片坡地架起木杆，铺几块门板，挂上幕布就是舞台。伴奏乐器极为匮乏，大多只有一锣一鼓、一把二胡和几支笛子，如还有一支唢呐、一把三弦、一个口琴就算是“最先进”的了。演出道具多依据需要自制：竹条做镜框，染上墨水就是眼镜；将棉絮染黑，粘在脸上就是胡子。演员戴一顶破草帽，可扮放羊娃；拿一杆红缨枪，能演儿童团；把打土豪没收的服装收集起来，演资本家就穿西服、打领带，填个大肚子；演地主就穿长袍、套马褂，端个水烟袋，观众看了一眼，就知道人物的身份。

晚间演出需要照明，宣传员就把带油脂的松树皮剁成小块，用铁丝捆成篮球大小，挂在横竿上点燃。一个松皮球可燃烧近两个小时，大一些的露天舞台要点五六个松皮球，亮如白昼，散场后每个演员的鼻孔、眼角、眉毛都沾满黑漆漆的烟灰。

鼓动、激励官兵征服危境，战胜险阻

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战士们常常昼夜连续行军，许多人疲惫得边走边打瞌睡，有时前一个人摔跟头，后面会绊倒一串。每遇这种情况，宣传员就站在路旁，特别是狭道、山隘等险要的地方表演快板、说唱：“同志哥，快快走，把敌人甩在大后头；同志哥，勇向前，红军就是不怕难……”节奏明快、通俗简要的鼓动，让官兵们精神抖擞、困顿舒缓，加快了脚步。

行军中，宣传员常给每个战士的背包挂个识字牌，大家在一个跟着一个的队伍中望着前面人背包上的字，脑子记忆，手指学写；途中休息，宣传员就组织大家比赛认字、合唱战歌，消除焦虑，缓解疲劳。

时任中革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的邓发，在回忆长征的文章《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写道：“翻雪山时的鼓动工作是不能少的，所以唱歌、说笑话的热闹空气从整个阵容里爆发出来。有人唱起‘哎呀，红军哥哥打胜仗，缴获枪炮千万千！的江西兴国山歌和红军进行曲等，大家唱和不已。专门担任行军中娱乐工作的宣传员也尽其所有气力而大唱特唱起来，一切沉闷疲劳都被歌声驱散了。”

翻越雪山时，宣传员与大部队紧紧相随，用歌声、口号、锣鼓为官兵鼓劲加油。老红军高励晚年时回忆说：“一鼓作气爬到雪山半腰，忽听前面传来‘吧哒吧哒的竹板声，是宣传员刘乾益在说快板：‘翻雪峰、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看谁最先到山顶……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急促了，大家又饿又累，很想歇一会儿。这时，宣传员们又鼓励大家：‘同志们，山顶不能停留！不活动会冻僵，加油啊……”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开始横穿草地，师长刘亚楼召集宣传员开会说：“要过草地了，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鼓励大家走出草地。草地是沼泽，陷下去很难活，绝不能在草地丧失信心！”草地行军时，宣传员的鼓动方式机动灵活，战士们疲劳了，宣传员就说唱鼓励：“同志们，别泄气，你帮我，我帮你，齐心协力过草地。咬紧牙，鼓足力，穿过草地是胜利……”看到某同志力气足、走得快，就编几句顺口溜表扬他：“这个同志走得急，把敌人甩下几百里，这个同志两腿快，走出草地拿奖牌……”走得慢的会加快脚步赶上来。当时，宣传员创作的《过草地》歌，战士们人人会唱：“六月里来天气热，黑水芦花青稞麦，穿过草地为哪个？为了苏维埃新中国！”

在生死搏杀的战场上，文艺宣传还能起到指导战术、示范战法的作用。1935年6月，红一军团途经四川马尔康地区，遭马步芳匪帮骑兵大队袭击，红军虽身经百战，却没有对战骑兵队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损失惨重。过后，上级要求部队认真汲取失败的教訓，归纳出战胜骑兵的办法。陆定一刚好存有一本教科书《骑兵战训》，内有“打骑兵要集中火力，用‘排子枪密集射击”等内容，他与李伯钊商量后创作出一首《打骑兵歌》：“敌人骑兵不可怕，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齐射杀，送它人马回老家！”《打骑兵歌》在部队传唱开之后，发挥出实际效用，红军遇到骑兵不再惊慌失措，人马刚刚露头，红军就一阵阵“排子枪”射去，骑兵未到近前就被打得人仰马翻。后来，红军在甘肃青石嘴、陕北吴起镇等地都用“排子枪”击溃敌人的骑兵，赢得了胜利。

1935年10月，红军组建起第一支骑兵连，李伯钊根据《骑兵战训》上的图谱，创编出《打骑兵舞》，在操练马刀格斗“大刺”“小刺”的基础上，重点展示劈、挡、砍、杀等动作，为红军骑兵做出实战示范。

架起沟通群众、民族团结的连心桥

长征期间，国民党匪帮、反动豪绅在红军将要经过的地方，在百姓中散布谣言，污蔑红军“杀人放火、抢男霸女”“青面獠牙、专吃人脑”等，被欺骗的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甚至抱有敌意。许多地方的居民闻听红军要来，便封埋水井、掩藏粮食，拖家带口地远远躲避。

为消除百姓戒备，做好群众工作，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各部队除用宣讲、标语、墙报、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表明红军的主张，还要通过戏剧、歌曲等文艺表演进行宣传。

1935年3月，红军进入黔北桐梓地区，许多百姓被谣言吓得四散躲藏，但留守老人们偷偷观望，见红军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就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宣传员王泉媛、洪水等人立刻向他们宣讲“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为穷人翻身打仗……”见女红军说得有理，讲得感人，老人们消除了恐惧，四下一招呼，躲出去的百姓也都陆续回来，宣传队借机演出小话剧《苛捐杂税多如毛》，揭露军阀欺压百姓、拉丁派款、强行收税。戏演到高潮时，群情激愤，在宣传员带领下齐声高呼“支援红军！”“打倒国民党！”“消灭反动派！”话剧演完，群众兴致未尽，宣传员又唱起《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歌》等，许多青年深受感动，当即要求参军。几天后红军开拔，桐梓县有千余名青壮年入伍。

1935年初，红军过遵义时，宣传员在街头为群众演出，有一个叫李小侠的女青年，看了红军演出的表现妇女解放、自立自强的话剧，几天后，带领十几个女中学生要求参加剧社。李伯钊见她们年纪太小，就去请示军委负责人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支持，说：“人小可以慢慢培养，但一定要征得她们家长同意，在生活上要照顾好她们。”这些小宣传员入伍后，很快成长为剧社的主力。

1935年4月，红军攻克黔西北重镇瓢儿井，许多百姓都躲进山沟。为了与群众联络、沟通，宣传队把没收土豪盐庄的食盐全都搬到街上，男宣传员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召唤贫困百姓来领盐，女宣传员则在如小山般的盐堆旁，为群众分发。当时黔西北地区“盐贵如金”，听说红军要分盐，没躲出去的人将信将疑地去领，果真分到几斤，立即将好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久，躲出去的百姓纷纷归来，领盐的人排成长龙，宣传员趁机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红军英雄汉》等。时任中革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晚年回忆说：“瓢儿井街上，如山如海的穷人争着领盐，逃出去的苗人也回来领盐，他们许多人背着盐袋子听唱歌、看跳舞，好不快活。”

长征途中，红军途经地区大多是苗、瑶、彝、藏等少数民族集聚区。少数民族群众居住的地方大多或空旷偏远、或山深林密，对外界情况所知甚少，加之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很难消除他们对红军的戒备和敌意，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红军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民族政策和执行细则。宣传队也把联系、争取少数民族同胞作为重要任务，他们把红军的民族政策与细则的主要内容编进文艺节目，如话剧《打倒国民党》《我当红军去》，歌曲《苗家救星》《一举一动为穷人》，快板《气得蒋介石掉眼泪》《红军铁腿走千里》等，沿途为各族群众宣传演出。

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抵达黔西北苗族聚居地，为消除群众戒备，十几名宣传员在当地向导（翻译）的带领下来到苗寨。寨里的头人见红军有男有女，也没带武器，就打消了戒心。宣传员进到寨里，通过翻译向群众讲述“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等革命道理，演唱《红军歌》《送郎当红军》等，跳起苗族舞蹈，学唱苗族山歌。苗寨群众深受感动，也即兴填词，唱起山歌：“苗山的树林根连根，苗家和红军心连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孜地区，当地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敌视红军。李伯钊带领宣传员，见到藏族妇女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扎西德勒！”，故作笨拙地跳起当地民间舞蹈“锅庄舞”，有的藏民见她们跳得不对，就上前纠正、示范。宣传员通过学习舞蹈，拉近了彼此感情距离，误解的坚冰渐渐融化，最后红军与藏胞的关系情同鱼水。

1936年5月，红军抵达甘肃静宁回族集聚地，宣传员分成小组，召集回族群众开座谈会，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尊重回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规定，还为回族同胞扫院劈柴、担水洗衣、表演节目、教唱红色歌曲等，见到宣传员的所做所为，回族群众感动地说：“常有各种各样的队伍经过，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仁义之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感化、瓦解敌人迷途知返

长征路上，面临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红军除了英勇阻击、战略迂回等，还采取政治攻心、文艺宣传等方式感化、瓦解敌人，并对此提出明确要求：“传单、标语必须文字简短，能顷刻看懂看完”“战地喊话要口齿清晰、内容精炼，联系实际，入脑入心”“对待俘虏要讲清政策，启发阶级觉悟，加强警省、忏悔、改过教育”等。

1935年，红军编写、印制出宣传小册子《痛苦士兵》，以五言口号诗形式揭露日军入侵、蒋介石不抵抗的事实，鞭笞军阀的腐败堕落、欺诈盘剥，诉说国民党军的压抑愤恨、迷茫痛苦等。宣传员每到阵前喊话，都首选《痛苦士兵》的内容，让敌人了解红军“打仗为穷人”“北上去抗日”的主张，认识到“当兵当红军”“弃暗来投明”才是正确出路。

1935年10月20日，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战斗接近尾声，有一股敌军守在一个坚固寨子里，久攻不下。红军剧社就组织20多名宣传员，登上与寨子对峙的山头，拿着硬纸板做的话筒，朗读《痛苦士兵》，然后用当地方言合唱《当白兵苦得很》：“白兵弟兄们哪，大家都来听，唱一唱白兵苦得很哪，听我说分明，三顿吃不饱，裤带要勒紧哪，几月不见油星星，瘦成一根藤……”歌声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宣传员以战场做舞台，把敌人当观众，喊话、歌声持续近1个小时，守敌的精神防线完全崩溃，打出白旗，放下枪炮，全部投降。

这次战役中，红十五军的一个连在葫芦河区域，与东北军一〇九师的一个营遭遇，面对强敌，宣传员唱起《松花江上》《流亡曲》等，东北军也不开枪了，静静听着如泣如诉的歌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時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要我亡？来、来、来，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走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东北军官兵被情真意切的歌声打动，悄悄撤离阵地。第二天，许多东北军士兵带着武器前来投诚，要求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打回老家去。

长征途中，宣传队还担负争取、教育俘虏的工作。时任红一方面军宣传干事的李兆炳创作出一部歌剧《血汗为谁流》，表现国民党军士兵平日受欺诈盘剥，挨打受骂的悲惨经历。

1935年2月，红军发起遵义战役，活捉千余敌兵，为教育、感化这些俘虏，宣传员为他们演出《血汗为谁流》。刚开始，有些俘虏不屑一顾；当演到一半，有些人被感动，掩面落泪；又看了一会儿，俘虏对蛮横凶暴的“军官”义愤填膺，振臂高呼：“不给国民党卖命！”“我们要参加红军！”

埃德加·斯诺对红军用文艺宣传感化、瓦解敌人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需要……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长征途中的文艺宣传，战胜了行军打仗的危境，克服了自然环境的险恶、物质匮乏、条件简陋等一系列艰难，红军宣传员以初心使命熔铸信念，用责任担当忘我付出，给长征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生动体现出长征精神的文化内涵，令艰苦卓绝的征途增添乐趣，让浴血奋战的岁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迢迢长征路上，谱写出一部永远铭记史册的壮丽华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