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天安门城楼上，举世瞩目之中，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语气铿锵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以公函的形式将《公告》迅速送达各国政府。新中国的成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大国都极为关注新中国的外交动向，思考与新中国未来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天，美国合众社的电文指出：“毛泽东于星期六下午3时15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英国《卫报》称：“10月1日是亚洲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法新社在电文中指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宣言已由新共和国外长周恩来送达外国政府。”电文还节选了周总理的附信：“我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毛泽东主席强调建交原则

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宣告承认新中国。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这样，苏联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同日，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向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发表声明，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并召回其外交代表。

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苏建交的报告；研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则立场，决定同意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决定任命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

任命王稼祥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显示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对王稼祥的高度信任。王稼祥，安徽省泾县人，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留苏派”和“毛泽东思想”首次提出者。1925年11月，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选派的学员，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卜士奇、周达文、沈泽民等同一批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很快就掌握并熟练运用俄文。回国后，王稼祥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10月3日，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这篇新闻稿说：苏联政府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当天，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中苏建交问题的报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的任命。周恩来当日电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欢迎中苏两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对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感到无限欢欣。在两国外交部互换照会、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苏联政府外交部任命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中国政府外交部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

塔斯社播发了新中国外交部致苏领事公函，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均报道苏联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0月3日下午4时会见了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齐赫文斯基。

对于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新中国政府采取“等一等、看一看”的策略。毛泽东主席认为，尽管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不是中国人民朋友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是绝不可能很快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的，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地位。毛泽东主席认为，如果人民政权用损害国家主权、牺牲民族独立来换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那么宁愿搁置承认问题。毛泽东主席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切外国与中国建交时必须承认并遵守的基本原则。

中苏建交事宜顺利进行国民党台湾当局有所行动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值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成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顺理成章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49年9月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审查报告提出的关于否认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代表资格的专项内容。这一条内容虽然当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但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以主席团审查报告决议的方式，请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战败逃窜于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已经不具备代表中国人民意愿和意志的合法性。

实际上，接管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在1949年7月就开始进行。7月底，王稼祥随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留在苏联治病。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领导戈宝权、徐介藩和几位机要通讯人员着手接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的工作。因国民党的大使蒋廷黻及使馆人员当时已离开苏联到欧洲，他们走时没有留下什么文件，只留下各种资料、书籍等，戈宝权、徐介藩等人进行了认真的清理。这些工作都是在苏联的大力支持、默契的合作之下顺利进行的。随着之后王稼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的任命公布，戈宝权、徐介藩受命担任大使馆的参赞，其他机要通讯人员都留在大使馆工作。

10月5日，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中苏任命首任大使，刊登了王稼祥在延安时期的半身照片和罗申的半身木刻像。

10日，周恩来总理与董必武、聂荣臻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与3000多名首都群众一起迎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周恩来总理在致祝词时说，中苏两国的邦交，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后经过罗申大使的努力，将会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13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参赞齐赫文斯基和王稼祥陪同之下，拜会周恩来总理，商谈有关呈递国书事宜。

自10月2日至10月14日的两周中，苏联承认新中国带来国际社会的巨震，国际社会聚焦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同新中国建交，英法美等国家则谨慎研究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尖锐”问题是，“未来究竟该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代表还是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华盛顿关注承认的问题”，但是“不急于行动”。英国方面表示，由于“苏联与中共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使得英国有必要重新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英国不想草率行事”。

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力量气急败坏，抢先在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违约”承认新中国。联合国大会就此展开讨论。1949年9月，国民党台湾当局的代表奉命向第四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苏案”，要求各会员国“不承认苏联扶植的中共政权”。由于当时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举棋不定，正在试图弃蒋介石集团接近中共，这个所谓的“控苏案”未能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

中、苏大使分别赴任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友好建交

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

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设宴欢迎罗申大使，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出席作陪。

当晚宴会结束后，王稼祥率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等乘专车离京赴苏上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和彭真、李立三、蔡畅、刘宁一、邵力子、李德全、钱俊瑞等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北京市工人、妇女、青年学生、教职员代表百余人到前门火车站送行。送行之际，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国外交工作的发展。

王稼祥这次赴任携有毛泽东主席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信中说，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予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的成就。

10月31日清晨，王稼祥一行11人经过10天的长途火车旅程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车站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驻苏使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戈宝权等人的欢迎。

王稼祥在站臺发表演讲，他说，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我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立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感谢，将尽最大努力来巩固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欢迎仪式结束后，在戈宝权及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的陪同下，王稼祥乘车前往位于克鲁泡特金巷13号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11月3日中午12时半，苏联外交部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汽车前来迎接，王稼祥率领大使馆参赞曾涌泉、戈宝权、徐介藩和武官边章五、一等秘书张观前往克里姆林宫。下午1时，呈递国书典礼正式开始。苏方在场的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弗伦捷夫、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库尔久科夫、苏联外交部交际司代理司长布舒耶夫等。经布舒耶夫将王稼祥介绍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后，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宣读祝词，递交国书。

至1949年底，包括苏联在内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就达10个，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彻底粉碎了当时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和蒋介石试图依靠美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与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也与暂时没有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商贸关系，有利于服务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毛泽东主席访苏 中苏共同抗议国民党集团窃据联合国席位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访苏联。 1950年1月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陪同下，来到姐妹河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维辛斯基外长与毛泽东主席交流3件事，一是苏联方面可以满足我国购买飞机的要求，二是苏联方面可以满足我国提出的派苏联水电站工作专家前往中国帮助兴修小丰满水电发电站堤坝的要求，三是建议我国外交部给联合国安理会发去一个声明，否认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代表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席位。维辛斯基表示，待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将采取坚决行动表示支持，即如果国民党集团代表还继续作为中国代表占据联合国席位，则苏联将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发表声明一事，毛泽东主席当即表示同意。

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维辛斯基就与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交换过意见，他虽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当时国际形势的趋向和外交斗争中的某些经验，但谈到苏联在国际活动外交斗争中的几点重要经验教训时，极其激动地讲到他们长期在国际斗争中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孤军作战的苦衷，表达了将来要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合作、协同行动、共同发挥力量的迫切愿望。

1月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给周恩来发去电报：“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周恩来动身来莫斯科前发出此声明的电文，除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毛泽东主席感觉这份电报的措词需要非常严谨，为了防止国内来回电文的请示修改耽搁时间，莫斯科当地时间1月7日晚上12时（中国时间是1月8日早上5时），他亲自起草好致联合国的声明文件，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文，请照此发去为盼。”

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苏联提出的关于“驱逐国民党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结果是苏联、印度、南斯拉夫3国表示赞成，美国、法国、古巴、埃及、厄瓜多尔、国民党集团表示反对，英国、挪威弃权，在美国的操纵下，苏联的提案被否决。苏联认为，既然安全理事会本身存在不合法的、苏联不再外交承认的国民党政权的代表，那么它所通过的任何决定，苏联将不承认其为合法，也不参与其工作，苏联代表团随即宣布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日常工作。

1月16日，苏联联手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又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程序委员会、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和无国籍者及有关问题特别委员会等3个机构中退出，以示对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抗议。

苏联向联合国摆明立场王稼祥在莫斯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

苏联反对国民党集团参与联合国组织及所属机构，这样的行动无疑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力支持，联合国内外更加关注中国代表权问题。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出于多方因素考虑，开始就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而有所行动。

1950年3月8日，赖伊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向安理会各会员国印发一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备忘录》，并向媒体公布。这个备忘录的基本观点是，依据《联合国宪章》，当一个革命政府对抗现有政府而自称代表某一国家时，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应该是，究竟这两个政府中哪一个在事实上具有使用国家资源去指导人民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需要判别的主要是新政府是否能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有效权利，并为本国人民所服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联合国各机构就应该通过集体行动给该政府予联合国代表本国的权利，即使某些会员国有理由根据其国家政策拒绝承认，并坚持否认其为合法的政府。

通过文字可以看出，赖伊显然倾向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联合国代表，他所想表明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控制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并有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就应该占有其席位，不论别的国家是否对他表示外交承认。显然，这是赖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积极表示。

4月22日至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进一步就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进行积极斡旋。显然，这一行动有积极意义。

5月1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来访的赖伊，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参加会见。与此同时，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拜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想了解赖伊是否能够采取断然措施以摆脱联合国停摆僵局。苏联方面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赖伊面对美国的强横，勇气和能耐都不够。葛罗米柯也明确表示，苏联现在在联合国及各种机构中的原则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即凡是由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的机构，苏联代表都缺席不参与其工作。

5月16日中午12时，应赖伊之约，王稼祥与他会谈半个小时。双方会谈时，赖伊表示，他一向尽力使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各种会议，目前虽然尚未达到成功，但希望今夏能解决此问题。赖伊对王稼祥大使说，他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电报，正竭尽全力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针对当时国民党已放弃派代表参加红十字会一事，赖伊建议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完成与英国的谈判，如果中英谈判拖延，对那些迟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国家的立场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反之，一旦完成与英国的建交谈判，则会对解决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产生有利影响。赖伊的建议，明显有为新中国减少进入联合国阻力的意图。

赖伊此次的外交斡旋在巴黎和伦敦均受到热情欢迎，缓和了苏联与联合国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关系，苏联也表示将回到联合国来，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阻力大大减小。尽管后来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新中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但一直从未放弃对自身国力的建设和外交努力，坚持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國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直到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回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建交往事，不得不感慨，随着新中国在驻苏联大使馆首次升起五星红旗，就向世界表明，新中国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此，中国外交不断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形成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实现了从巩固独立、融入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转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