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竹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上海等地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以卓有成效的秘密斗争与公开战线交相呼应，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时代壮歌。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

开展隐蔽战线工作

1927年3月21日，中共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至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周恩来上门交涉被国民党部队扣留，经同志营救脱身。

5月，周恩来离沪前往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建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公开的军事工作与秘密的情报保卫工作，一明一暗，都关乎生命安全。特务工作处下属四个股：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打击土匪的匪运股。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特务工作处成立时，驻地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余积里12号（今江岸区黄石路），周恩来对特务工作处的建立、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为特务工作训练班作政治报告，讲解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的技术方法。特务工作处的工作颇有成效，依靠内线情报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发动反革命政变，决定同共产党分裂，特务工作处马上便掌握这一情报，中共组织主要负责人得以迅速隐蔽疏散。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开展情报保卫工作，没有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党组织随时都会遭到敌人的袭击。1927年11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应运而生。周恩来在中央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该机构担负着对内对外两方面任务，一方面派人打入敌营掌握情报，一方面尽量说服敌人扭转阵营为我方服务。在实际对敌工作中，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而隐蔽的斗争，亲自指导相关人员在国民党专业反共机构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网。

秘密筹备南昌起义

1927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在武昌的驻地。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分析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这次见面开始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之情。之后，武汉的形势日趋复杂，作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

开展军事行动，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情报保密工作。作为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周恩来深知严守机密的重要性，为保障起义的顺利进行，他对委派担负情报任务的同志大都亲自谈话，做具体指导。1927年7月19日，周恩来派船护送朱德离开武汉到南昌收集情报。当时在武汉的朱德十分熟悉南昌的情况，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到达南昌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滇军老部下和老关系的掩护下，详细了解敌情，并精心绘制出一张详细的南昌市布防图，将国民党军驻地的碉堡、火力点以及进攻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同时，朱德与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军的几个团长频繁接触，随时掌握敵情，成功掩护了一批起义领导人抵达南昌。

7月24日，张国焘、周恩来等在武汉举行会议，制定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领导，在武汉策划发动南昌起义。在武汉筹备起义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军队，我们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并指定由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临时前敌军事委员会，聂荣臻为书记。同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加伦的提议，会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便获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随后，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联共中央）致电罗明纳兹、加伦：“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这说明南昌起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前往九江。这次起义是极端机密的，严格遵守纪律已是周恩来的习惯，一切行动他对妻子邓颖超都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时，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什么，待多久，什么也没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还是看了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朱德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及驻防情况，并送上南昌市街道图和兵力分布图。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目标，突袭敌军。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些行动与周恩来在武汉的周密部署息息相关，从策略上保证了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南昌起义如平地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作为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开拓国际交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恩来奔波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从事国共谈判和统战工作。11月20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政机关随之一路西迁。

12月1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与王明、博古、邓颖超等迎着凛冽的寒风，从延安再次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5个多月，国民政府一些重要的党政军机关大部分先迁至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周恩来的工作环境复杂，任务繁重，其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保持和加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阻止国民党内的反动和亲日分子重新挑起两党内战的图谋。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转移到武汉，加入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武汉“八办”）。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武汉“八办”内。

在中共代表团没到武汉之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来到武汉后，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以及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武汉“八办”。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具体工作的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先后会见了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来到武汉后，1938年初，居住在武昌珞珈山上的“十八栋”小楼内。在此居住期间，周恩来会见了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热情接待了各界爱国人士，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争取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使这里留下“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美誉。武汉大学珞珈山别墅群“十八栋”修建于1931年，位于珞珈山南麓，是一栋坐北朝南的西式二层楼房，为英式田园别墅风格。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此领导了全国抗战宣传工作。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于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贝特兰1939年出版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

1938年3月至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记录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周恩来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武汉“八办”与他会见，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共的主张。听到白求恩急于上前线的要求后，周恩来立即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做出安排。考虑到当时日军正自华北向南进犯，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本军机轰炸扫射。周恩来建议白求恩先北上延安再前往前线。白求恩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先到延安，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

10月初，周恩来在武汉“八办”会见了来汉口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记者。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击敌人。”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此后，医疗队在各地都坚持为伤员治疗。1939年1月22日，医疗队前往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为抗战集资募捐

周恩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时到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后，在办事处架设了和蒋介石、延安两方面都能通讯的大电台。八路军办事处在各地相继建立后，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前哨阵地。周恩来等人所做的大量的统战工作，基本是通过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的“八办”开展的，武汉“八办”是中共建立在当时国统区和全国抗日中心的重要机构。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武汉“八办”的工作。

在武汉的10个月里，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从而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的10个月内，国民党当局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63万多元，将一批军械物资发放给八路军。中国北方各大城市和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运送抗战物资的中心枢纽，武汉“八办”也承担起八路军的物资收集、转运工作。武汉“八办”按月向国民党政府各有关部门申报、领取军饷和各种军需品，并联系汽车将领取的物资送往前线和延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日渐升高，国民党顽固派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武汉“八办”便积极联络进步人士，通过武汉、湖南、江西等地的组织，购买军需物资送给前线的八路军；还直接接受爱国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捐献的物资和款项。同时，香港“八办”在廖承志等人的领导下，将国外及香港爱国进步人士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钱、物和慰劳品以及“八办”购买的药品等物资运往广州，通过广州“八办”运到武汉，再由武汉“八办”转运前线，有力支援了各地人民的抗战。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为武汉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七七献金”运动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举行的。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为鼓舞军民的抗战斗志，周恩来和“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举行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有声有色的“七七献金”活动。自7月6日起，一连5天，武汉三镇每天举行献金大会，晚上还举行火炬游行，街头人潮如海。7月7日一早，6个固定献金台就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每个献金台登记人员从原有8人迅速增加到30多人，仍应接不暇，不得不增加十几个流动献金台。短短5天的武汉“七七献金”活动掀起的捐款狂潮可谓盛况空前，筹资达百万之巨，参加人数有50万之众，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郭沫若形容为“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

风雨兼程领导“文协”

1937年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汇集在武汉三镇，如胡风、萧军、萧红、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金山、舒绣文、冼星海、崔嵬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各种文艺工作者自发组织的文化社团在武汉相继成立。

1938年2月，周恩来拜访作家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3月27日，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筹备，“文协”成立大会如期在汉口总商会礼堂（现武汉市汉口中山大道949号）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的大幅标语。这是中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为“文协”成立大会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和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全世界骄傲的。”

“文协”成立后，在组成统一战线、创作抗战文艺作品、赴前线慰问抗敌将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辑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团结了文艺界的抗战力量；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繁荣了武汉的抗战文艺，当时活跃在武汉文坛的作家有姚雪垠、舒群、王鲁彦、吴组缃等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著名作品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军民的抗战士气，著名演员金山、王莹表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都起到了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参加“文协”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

10月19日，周恩来在去参加文艺界召集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途中遇到日机轰炸。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九洲回忆，这一天，周恩来从武汉“八办”出发，半路上突然响起空袭警报，江汉关上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争相逃命。眼看一架日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刘九洲连忙拉住周恩来的手，要他赶快躲避。周恩来看见江堤上的人群乱作一团，一下子挣脱刘九洲的手，一个箭步冲上大堤，一边跑一边让慌乱的群众赶快散开。就在這时，一颗炸弹呼啸而至，刘九洲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掩护着周恩来扑倒在地，一起滚下江堤。几乎就在同时，“轰隆”一声，日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霎时地动山摇，弹片、泥土四处飞溅，爆炸掀起的泥土把周恩来和刘九洲盖得严严实实。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把他们从土中拉了出来，幸好安然无恙。之后，周恩来仍坚持来到会场并发表讲话，特别强调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坚持抗战”，号召要发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的民族精神。

“文协”在武汉成立后，还先后在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贵阳、曲江、上海等地成立分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积极与世界各国革命文学界取得联系，努力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与勇气传递给全世界。10月27日，由于武汉沦陷，“文协”迁至重庆，继续开展抗日文艺活动。在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文协”不仅使文艺界人士有了自己的组织，团结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广泛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旗帜鲜明领导办报

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获准注册出版、公开发行。大陆里4至9号（现武汉市汉口民意一路）是新华日报社旧址，1938年，《新华日报》诞生于此。这里是汉口最老的居民区之一，在两排林立的沿街小店之间，这栋二层楼里弄式民房占地约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分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员工宿舍等。如今，小楼的门旁立有两块石碑：一块较旧，用繁体字刻着“新华日报社旧址”字样；另一块是江汉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所立，用中英文记录着一段历史——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华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正式在武汉出版，到1938年10月25日出版最后一期，坚守10个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共出版287期，见证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艰难历程。

《新华日报》的出版过程十分艰难：《新华日报》诞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是国共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经国民政府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被赞誉为“全民抗战的号角”，毛泽东赞之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周恩来直接领导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当时延安已有《新中华报》，所以周恩来把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共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定名为《新华日报》，并亲自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初定潘梓年为社长，章汉夫负责编辑，原计划1937年11月出版，后因日军进攻南京，报馆人员赴武汉继续筹备。

1937年12月31日，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周恩来就出版《新华日报》问题当面作了具体说明。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创刊号封面报眼处的图片是一名军人在振臂高呼“巩固团结，抗战到底”，位于头条位置的发刊词振聋发聩——“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新华日报》创刊第7天，数十名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特务、暴徒就手持铁棍、利斧，来到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临危不惧，一面指挥《新华日报》正常出版，一面组织力量谴责暴徒、向群众揭露真相，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他设法制止此类行径的再次发生。

5月，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托，担任《新华日報》总经理。《新华日报》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工具和沟通外部世界的重要信息渠道。《新华日报》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界的抗战言论，歌颂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迅速成为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桥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2月份就发行了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

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后，兵分5路进逼武汉，武汉会战拉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15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这份《意见》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7日至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

临危不乱最后撤离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危在旦夕。当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各抗日机关正加紧撤离武汉。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了坚守党的宣传阵地，传播党的正确主张，依然坚持在武汉工作。面对武汉的恶劣形势，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撤退工作。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种种应变措施，拟出计划：新华日报社大部分人员分两批疏散，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旦汉口失守，《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马上在重庆接着出报，不使党报中断一天；对留汉坚持工作的人员也作好安排，每人预备一套军装，发八路军徽章，万一武汉失守就突围，徒步奔赴重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当前的紧张局势控制不力，没能制定完善的计划和组织安排，入川的交通工具被抢的抢、占的占，场面一片混乱。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不顾事务纷繁，经常彻夜不眠地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有序地撤退。

10月22日，日机轮番轰炸，武汉硝烟四起。当天下午4时，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武汉“八办”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社最后一批人员乘“新升隆”号江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李克农率领的工作人员有边章伍、张唯一、夏之栩、龙飞虎、王炳南、王安娜、李延禄、钱瑛、简·尤恩等数十人；由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率领的数十名报社工作人员还携带印刷机器、纸张等物资一起撤离。“新升隆”是一艘小轮船，中共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运送100多名撤离人员以及器材。船尚未启航时，当时不少拥挤在码头上的难民纷纷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所作的“西迁的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帮助他们逃离日本鬼子的杀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的指示，撤离的同志宁愿挤一点，也尽力满足难民搭船的要求。

周恩来在码头送别撤离人员后，率副官吴志坚、司机祝华回到武汉“八办”驻地，检查有没有遗失东西，发现国民党兵正在楼内放炸药准备炸楼，于是一行人便搬到鄱阳街1号郭沫若家里暂住。

10月24日夜，汉口秋雨淅沥。日军进逼武汉，当日晚，新华日报社大部分人员都已撤离汉口，周恩来依然战斗在工作最前线，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他一边部署《新华日报》在重庆准备出版的相关事宜，一边和报社部分员工一起坚守武汉。当天深夜，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周恩来送别即将上船的郭沫若、胡愈之等，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口述《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当时已停电，周恩来安排刊印工人用手摇印刷机印报，张贴散发。该篇社论以坚定的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大无畏的发出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武汉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武汉。

江城武汉许多地方留下了周恩来的革命足迹，时至今天人们仍记忆犹新。武汉人民深深怀念周恩来，2019年1月8日，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3周年之际，一场以“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为主题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珍品展”在武汉开幕。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政治部原主任周尔均在开幕式上说：“1937年至1938年，周恩来曾在武汉度过310天，为保卫武汉、组织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武汉大学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武汉大学生众多，希望通过展览鼓励年轻一代努力奋斗，创造美好未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