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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较视野下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焦点与学术发展

2023-05-30闫静刘洋洋赵婧羽

档案管理 2023年1期
关键词:身份认同档案

闫静 刘洋洋 赵婧羽

摘  要: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是档案学领域近十年的热点议题之一。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国内相关成果聚焦档案、身份认同、集体/社会记忆的综合研究,关于社群档案与身份认同的主题研究,关于档案或档案工作/职业的身份认同研究,关于档案管理或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身份认同的研究等;国外则聚焦于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研究,档案工作者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能动作用等。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或将朝着更加多元、开放的方向发展:转向社群、聚焦个体的同时,深挖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关注共同体,探索档案叙事的无限可能性;更加关注档案实践的深化与延展,消解与应对后现代档案观的虚无倾向。

关键词:档案;身份认同;后现代思潮;中西比较

Abstract: Archives and identity research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archives in the past decade.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relevant domestic achievements focus on archives, identity, collective and social memory, thematic research on community archives and identity, research on archives or archival work and occupation identity, research on archives management or 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The foreign achievement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ves and identity, the research on the role mechanism of archives in identity,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function of archives in identity and the active role of archivis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archives and identity research may develop in a more diversified and open direction: turning to community, focusing on individuals and digging deep into the identity value of archiv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exploring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archival narrative; focusing much more on archival practice, so as to encounter nothingness tendency

of postmodernism.

Keywords: Archives; Identity; Postmodernism;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黨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的内涵进行阐释:“即是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解决安全感和获得感的问题”。由此,身份认同问题深刻地融入了国家战略,成为党和国家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第十七届国际档案大会将“身份认同与档案”作为三大议题之一,随后,国际顶级档案期刊《档案科学》(Archival Science)专门以“记忆、认同与档案范式”为主题进行组稿,引发全球档案界的广泛关注。档案与身份认同开始成为档案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管窥现有研究不足和尚待突破空间,以期为未来这一议题的深化提供指引。

1 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概况

1.1 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问题的提出。档案作为一种原始性记录,是历史存在面貌的过程呈现,更是人类社会留存记忆的外化显现。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记忆,历史,遗忘》(La Mémoire,l'Histoire,l'Oubli)一书中写道的那样:“记忆的外化结果就是历史”“我们可以说记忆被档案化、被文件化”。[1]

“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概念,[2]在不同学科领域其内涵与外延亦有所偏重。在中国语境下,“身份认同”作为一个舶来词汇,系identity的译义。Identity对应中文有“同一性”“身份”“认同”多重含义。当作为“同一性”时,其与sameness/oneness含义相当,而该含义的词源可追溯至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é,取词根idem“同一”的意涵。[3]当作为“身份”时,其表征了个体或群体在某种划分标准/尺度之下的地位与特征。当作为“认同”时,其描述了个体或群体寻求或承认某种身份的行为。查尔斯·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就将“认同”界定为“主体间关系中确立自我意识,并在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和特殊认同意识的张力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过程”。[4]

在社会学中,对身份认同的追溯往往来源于对“我是谁”“什么对我有意义”的溯源,[5]并常常借助于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被构建出来。[6]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所界定的:“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7]这种框架和视界可以依据外在的诸如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加以勾勒,也可以依据内在的自我感知、道德责任或精神信仰来定义。可以说,档案为身份认同搭建了一个确定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视野,以标定自我的方位——确证身份,消除不安,走向认同。

1.2 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成果扫描。根据现有文献分析,档案与身份认同涉及的话题新、概念多、内容广。

国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较为聚焦,研究热度明显提升。一是档案工作者的职业/专业认同。国内部分学者通过实证调研归纳了档案职业/专业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并不乐观。冯惠玲[8]提炼了档案工作者身份认同的实现策略。赵春庄对我国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状况及职业认同度进行了分析。[9]二是综合档案、身份认同、集体/社会记忆等主题,聚焦相关社群档案现象或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研究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徐拥军、冯惠玲、张全海、蒋国勇、加小双等以家谱/家庭/家族档案、乡村档案、高校档案、农民工档案、侨批档案等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认同价值及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冯惠玲[10]从档案、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联进一步探讨了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特殊作用与机理、档案支持身份认同的条件。同时,陆阳、蔡之玲、刘志森、耿志杰[11]等研究者将情感因素纳入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的考量,沿着情感线索深入到档案与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与机理的研究中去。

对比国内,国外对档案与身份认同议题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档案职业认同、认同范式与档案学、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等。

档案职业认同研究方面,1973年,Birdsall W. Forest首次提出档案职业认同概念。认同范式与档案学研究方面,特里·库克(Terry Cook)指出“档案不仅涉及政府职责,还关乎普通公民根源感、身份感和地方感”。2013年,库克将Identity视为与Evidence、Memory和Community前后并进的范式之一[12]。档案/档案机构在身份认同中的独特作用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具体分析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机制,探索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同时注意到记忆、权力、情感等相关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2 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焦点

2.1 国内研究焦点

2.1.1 关于档案、身份认同、集体/社会记忆的综合研究。在这一主题下的相关文献中,时间最早的文献是冯惠玲于2015年发表的《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认为集体记忆是连接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档案通过参与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13]此外,王静深入研究了权力选择和身份认同在档案建构社会记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4]而罗琳娜、陆阳借鉴社会学中自我认同建构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档案在个体建构自我认同中的作用过程。[15]

徐拥军在《档案、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中认为,“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天然相连,集体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力量源泉;档案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形态,可以促进身份认同”[16]。隨后,加小双、徐拥军在《档案与身份认同:背景、内容与影响》研究中,从档案记忆观理论背景与社群建档实践背景出发,通过构建“档案—记忆—认同”模型来明确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并总结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17]陆阳、蔡之玲用文献计量法梳理和回顾了国内外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研究现状和问题。[18]刘志森、耿志杰基于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互动仪式链理论”,提出并阐释了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四个作用机理:情感唤醒、情感互动、情感标记、情感内聚;立足情感的社会建构性特征,提出了档案与身份认同的提升路径。[19]。

综观这一主题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对档案、身份认同、集体/社会记忆的综合研究渐趋成熟,集中研究三者的关系以及档案对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功用和价值,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关系网络与理论体系。

2.1.2 关于社群档案与身份认同的主题研究。关于社群档案与身份认同的主题研究是档案与身份认同这一主题研究中成果最多(约占30%左右)、流行最持久(2014年至今)的一种类型。除此之外,少数文献的研究对象集中在了社群口述档案。

在内容上,相关文献的研究题目多以某种社群档案的“功用”“功能”“作用”“价值”等字眼命名。陈玉杰认为“档案凭借其凭证属性、记忆属性和文化属性,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谢丽、冯惠玲和马林青以查尔斯·詹金斯( Charles Jenkins)和詹姆士·马西厄斯(James Marcia)关于身份的观点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从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两个维度评估农民工群体当前的身份认同状态。[21]

在逻辑框架上,横观相关文献,并分别通读全文可知,相关文献的论述框架基本遵循了“背景引入—概念解析—关系论述—路径探究”这一逻辑架构。如岳濛薇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背景入手,引出社群档案与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的主题[22];加小双以社会与日俱增的家族档案利用需求为背景,分析家族档案认同机制。[23]但以上相关文献更多地关注档案对身份认同的正向价值或功用,鲜少提及档案对身份认同的负面影响,较少辩证地看待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双向价值,这为后续研究留有一定的余地。

2.1.3 关于档案或档案工作/职业的身份认同研究。档案领域对身份认同的研究逐渐兴起的同时便包括对档案职业领域的身份认同探讨。[24]学界对档案本身或档案工作/职业认同的关注流行于2013年至2018年,相关研究基本按照“分析现状—探究原因—提出对策”逻辑框架展开。其中,施蕊所作《关于档案身份认同的探讨》便是这一研究逻辑框架的典型。

目前可检索到相关主题的国内最早文献是刘娜于2013年发表的《社会档案意识视野下的档案身份认同策略研究》,作者从社会档案意识的角度对身份认同内涵、社会档案意识与档案职业认同两者的关系进行剖析。[25]在此类主题相关文献中,有2篇同名硕士学位论文——《档案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先后由张洁和徐丹丹写作。 [26,27]该主题的研究逻辑较为固化,研究视野较为单一,因此基于该主题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延展空间。

2.1.4 关于档案管理或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身份认同的研究。这类主题的研究常与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相结合。张坤媛针对身份认同背景下的档案馆各项工作转型提出解决思路。[28]朱莉则以档案、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相互关联为研究基础,探讨身份认同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影响。[29]此外,也有研究人员以高校档案信息资源建设[30]或高校档案服务思政教育[31]为依托,根据高校档案工作的现实困境及身份认同对其提出的相关诉求,探究应对策略,提出相关意见。

综上所述,其一,我国学界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研究一定程度受国外身份认同的理论与实践影响,研究焦点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二,档案、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三者的相互关联是大部分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记忆(集体记忆)是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不可跨越的研究背景,同时,情感因素开始被关注和纳入研究范畴;其三,现有研究多为档案对身份认同的功用、价值及实现路径的分析与探索,但少有研究辩证地看待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特别是档案与身份认同之间的负向作用;其四,国内现有研究多为从理论到理论,缺少从实践的角度看待与研究档案与身份认同这一议题,从而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实践内涵。

2.2 国外研究焦点

2010年底,英国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召开了名为“记忆、身份认同与档案范式:基于跨学科路径”的会议,与会学者探讨了档案与档案工作者在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中的角色。[32]2012年国际档案理事大会上,“档案与身份认同”成为大会三大主题之一,对于增进档案工作者的认知起到了重要影响。[33]

2.2.1 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档案视为简单的工具,强调其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凭证价值和工具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能动作用,认为档案可以呈现个体在集体中的价值感和归属感,为个体提供身份意义,促进身份认同。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档案作为过去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记录和凭证,可以成为身份认同的建构性资源。关于这一问题,较早展开论述的是Schwartz和Cook,他们明确指出档案作为工具和证据在构建身份认同中发挥的作用。相似的,[34]Brothman也强调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凭证作用。[35]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档案不是简单地为身份认同提供证据或者资料,而是通过建构与生成意义,在身份认同中发挥作用。Daniel J. Caron和Andreas Kellerhals探索了记忆机构在创造身份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鉴于当前野蛮生长的“信息洪流”,他们询问档案工作者在建立和维护群体身份方面的责任是什么,最终得出结论。[36]Ketelaar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四种关系互构的过程:主体、客体、社会伙伴和世界。这其中,档案常常作为客体因素出现。[37]Bastian认为档案中记载着广泛的社会起源,通过以“事”为轴心的叙事和以“叙”为中心的反叙事之间定位溯源记录,实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交融汇合,从而建构起身份认同。[38]Khalifa认为档案更多的是隐喻而非字面意义。[39]

综上主题研究,第一类学者的观点较为统一,但第二类观点更加聚焦档案工具价值外的能动作用,关注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主动性建构,无论是认知客体说还是叙事者说等观点,都表明了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不断走向深入。

2.2.2 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在确认了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密切关系后,学者对档案如何在身份认同中发挥作用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证。

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档案在身份认同中发挥作用的总体机制分析,主要的观点是强调档案—记忆—身份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档案通过呈现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间接地实现身份认同,即记忆是档案实现身份认同的媒介;第二类为档案在身份认同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分析,相关研究往往借助具体案例,阐明档案在社区身份认同、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等具体的身份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第一类档案实现身份认同的总体机制分析需以身份认同的内涵剖析为基点。对于身份认同的内涵,从学者的不同表述中可以总结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从主体角色出发,追问“我是谁”;二是从类别归属出发,确认“我属于哪个群体”。[40]Taylor是第一个明确说明档案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学者,[41]此后,诸多学者开始对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以及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展开论述。Caron和Kellerhal在文章中指出:“档案与身份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身份主要是由集体记忆来塑造或重建的”。[42]Ketelaar指出:“集体身份的凝聚力必须通过时间,通过集体记忆,通过生活和共享的传统,通过共同的过去和遗产感来维持”。[43]Jeannette Bastian也认为:“我们的文化通过档案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无缝编织,在叙事和反叙事之间不断定位,并在地方和国家创作者中进行调解。它支持集体记忆和社区认同,因为它包含了一种包容性的社会价值观,考虑了对整个社会记录至关重要的所有要素。”[44]以上几位学者均认为档案与集体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集体记忆对身份认同有著相当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国外的有关研究中,档案通过反映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间接建构身份认同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性认同,但是对于档案在这样一个链条当中承担的是载体角色、主导角色或是组成部分尚且存在分歧,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在论述中也各有侧重,相对含糊。关于第二类档案在身份认同中作用发挥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档案与族群认同、社区认同和家族认同三个方面。

其一,档案与族群认同。Anthea Josias在研究南非种族隔离的案例时发现,档案能够重建被压抑或丢失的记忆。[45]Kaplan在对美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研究中指出,档案作为身份认同建构工具,对重塑美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46]Caswell聚焦红色高棉(Khmaey Krahom)事件的受害者,展示了档案如何以法庭没有的方式成功地创造了关于红色高棉的公众记忆,建构起身份认同。[47]Platt利用其关于档案的社会功能及基于网络的交付性研究来探索尼日利亚的社区档案项目如何提供集体创伤治疗的场所并为现有的社区发展计划作出贡献;他展示了Ken Saro-Wiwa数字档案项目是如何为社区提供难得的历史类数字化材料。[48]Sonn提出档案馆将提供一个基础,供人们探索如何在新的背景下结合历史、社会和文化资源,以重塑身份并通过话语和日常实践再现种族意识形态。[49]除了对少数族裔的关注,相关研究还关注了弱势群体。Sadler调查了女权主义活动家参与档案和记忆收集活动的情况,参与者将他们的活动视为女权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希望在档案记录中增加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存在。[50]

其二,档案与社区认同。Caswell研究边缘化社区成员如何构想代表其自身的社区档案馆物理空间并从中获取身份认同。[51]Merwe关注了弱势群体社区在身份认同上的努力和鼓励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记录和获取他们特定群体的历史的项目。在传统社区之外,Cover关注到了线上社区,他发现以社区为单位的纪念实践唤起了对“过去”的深刻感受和情感依恋,这些依恋对身份、归属感和能动性都有直接的影响。[52]

其三,档案与家族认同。Ketelaar认为家族的后人往往通过家谱档案建构个人对于家族的观念和态度,并提出档案是欧洲文化遗产建构的介质。[53]Gloyn强调家庭、身份和道德之间似乎存在一致的交叉点,而家庭档案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可以创造一种跨越代际的家庭认同感。[54]Woodham认为许多家庭都拥有“家庭档案”,通过保留和保存这些物质财产,这些物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了一种家庭认同感。[55]

以上研究成果依托具体案例,对于档案在确认少数群体权益与地位、帮助构建社区认同与家族认同等方面的作用分析深入、体系完善。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对档案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做实例研究时,学者们倾向于针对一个特定社群或族群展开,但对于更宏观的国家层面和更微观的个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则相对匮乏。

2.2.3 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研究。国外学者对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主要从档案的收集利用环节进行探讨。

在档案收集环节,学者多从档案内容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强调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例如,Kertesz、Humphreys和Carnovale提出了生活故事金字塔模型,要求从基本身份和记录、历史与记忆保持以及治疗和意义三个层次建构群体档案。[56]Kaplan认为,应扩大档案的收集范围,延长档案保管寿命,以克服对身份记录的忽视,加强身份认同。[57]Caron和Kellerhals要求档案馆在档案的收集鉴定过程中,注重收集、保留那些能实现身份认同的档案,并期待一些离散团体能够在电子网络时代长期保存记录了它们自身活动的档案,使其内部实现身份认同。[58]

在档案利用环节,民众的参与性被格外强调,档案管理环节的参与式方式成为学界共识。Terry Cook基于社群/社区范式提出了档案参与式模式。[59]此外,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被与人权联系起来,档案知情权作为一种文化权利被要求得到充分保障。Livia Iacovino就认识到遗忘权与文化记忆和认同权的冲突,提出参与式的方法能够缓解这一矛盾。[60]Swain和Musgrove认为,档案工作者应当建立网页资源路径,在共享权限的概念上,为群体成员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以帮助他们识别、获取和理解记录了他们生活的档案。[61]Stepniak认为应当通过策展、开展教育活动和开设档案网站等手段,为用户接触档案提供更多契机,从而实现不同范畴的身份认同。[62]

2.2.4 档案工作者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能动作用。Terry Cook指出,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已经从詹金逊式的被动管理者变成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他们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介,是形成者、记录者和研究员的中介。[63]Elisabeth Kaplan则直接指出档案工作者应当意识到他们是身份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身份的确认依赖于档案。[64]

如上表明,檔案一般通过记忆的构建来建构身份认同。档案作为历史的记录,恰恰能够在个体记忆的构建中呈现出生动、真实的生命力。另外,口述档案的收集过程也是帮助口述者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例如,Steve Estes在研究中展示了其在档案工作中对退伍同性恋士兵进行的口述史访谈,访谈打破了“不问不说”的政策,建立起身份认同。[65]

由上述成果可见,目前国外相关主题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档案工作者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能动作用四个方面。国外学者多从实际案例出发对档案、记忆、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索,对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不同视角的解读,确定了档案通过参与构建和强化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来间接实现身份认同,从而认为档案是身份认同的权威性建构资源。在确定档案对身份认同价值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展开了对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实现路径探索,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档案收集和开发利用两个方面。

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总体上,国内外在本领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一是开辟了档案职业研究的新视角;二是较深刻认识到档案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社会意义,并引入记忆环节为档案参与身份认同提供思路;三是对家族、乡村、少数群体档案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进行关注。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

但综合观之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宏观性与系统性不足。多数研究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零散且缺乏延续性,实证分析多针对档案职业认同研究或个别社群建档研究,对于档案与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身份认同理论与档案理论及档案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较为宏观性和系统性理论阐释。其次,深入性与融合度不足。多数学者对该主题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或“从文献到文献”,或“从数据到数据”,对身份认同理论及其与档案的关联性理解尚不透彻、对身份认同话语融入档案实践与政策的设想尚不成熟,相应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落地”。最后,开放性与延展性不足。现有研究多从档案学视野出发,探讨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对于档案的需求,虽认识到其跨学科性,但对其他学科关于身份认同的概念及理论研究缺乏系统认知,不能为“我”所用。在这一点上,国外研究的实践性更强,并引入“多元论”和跨学科方法值得借鉴。因此,档案与身份认同这一议题仍具有充分的实践诉求、理论需求和研究空间。

针对上述研究局限,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启示,本文认为未来研究或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突破:第一,清晰界定身份认同概念。第二,开展多层次系统性身份认同研究。第三,更加关照实践问题。第四,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发掘档案多维价值。

3 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增长点展望

3.1 “社群机制”转向:后现代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范式的深化。自特里·库克提出四个范式以来,档案与认同的相关研究逐渐扩展到以族群为经典研究对象的群体认同及其与档案关系的研究。[66]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下的“社群”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族群”。按照乔纳森·弗里德曼的界定,族群更像是一种生物单位,是基于某种与遗传有关的实践活动界定的成员关系,尽管成员会随着地理的迁徙而对族群的吸纳力逐渐式微,但这种以遗传或血缘为根基的身份认同是铭刻在身体上的,不会轻易改变;而社群更像是一种聚集的产物,是成员基于某种外在于人的特征,在一个新的环境下被自觉地吸纳进某一个群体,或接受了这一群体的价值观乃至信仰,这种基于外在社会实践或外部象征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外化的,较容易发生变动。[67]如果将传统基于司法证据和官方记忆的档案研究比作“行政机制”下的档案话语阐释,那么基于认同和社会/社区的档案研究则更多地带有“社群机制”的意味,这是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在后现代背景下的转向之一。这一转向具体表现为,一是档案整理方式中的社群因素;二是档案机构的去殖民化;三是档案学研究对流散档案[68]的关注。

3.2 刻板印象消弭:后全球化背景下档案身份认同价值的探索。在后全球化时代,“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宣誓了“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69]的强烈意愿开始成为与全球化相对立的趋势而存在。身份认同成为了后全球化时代下个人与集体诉求的新焦点,而在捍卫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档案在消除传统对个体或集体的固有刻板印象中日益表现出其独特的价值,成为捍卫身份认同的一件利器。以后全球化下日益繁盛的“乡愁话语”为例,“乡愁话语”中的“怀旧情愫”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发声渠道,数字化时代的档案就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记录和发声的渠道,加之数字传播技术的辅助,档案日益成为承载“乡愁话语”的“记忆之场”。

3.3 共同体叙事:后现代档案与东方主义身份的表征。在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不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承载。爱德华·沃第尔·赛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学》中就秉承这样一种观点,即“东方”和“西方”的身份是在相互参照“他者”的过程中被建构和生产出来的[70]。

在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凸显了档案在后全球化背景下身份认同建构价值更深层面的引申与延展,给档案与身份认同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机遇。

3.4 实践延展与深化:后现代档案观虚无倾向的消解与应对。档案与身份认同作为后现代档案学的当代焦点,档案与身份认同这一议题似乎处于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位置。但问题随之而来,档案与身份认同作为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组成也不免陷入了此种思维陷阱,既有相关研究鲜少从实践生发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概念与观点的衍生,这就与档案学本身的实践性产生了冲突。

随着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的深化,档案实践的需求和发展理应回归到这一议题的核心。正如西方国家在探讨这一主题时往往聚焦于档案收集策略、存储方式、价值鉴定中的文化因素、档案利用的公众参与性等更加具体的档案实践问题那般,更加成熟的档案与身份認同研究需本着实践延展与深化的理念,从档案实践出发破除后现代档案观的虚无倾向,挖掘更具指导性、更关照档案实践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理论内涵,深化与延展档案的实践疆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批准号:19CTQ03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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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闫静,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洋洋,2021级档案學硕士研究生;赵婧羽 ,2020级档案学本科生  来稿日期: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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