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茜　谭四岚　曾娟

【摘要】 湖南扶贫文学一方面延续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模式，一方面又在人物形象的文学表征上呈现出全新的动态。湖南扶贫文学作品中塑造出的“新农民”形象、“新青年”形象和“新干部”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结合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汇聚着旧形象的部分特点，同时又闪烁着时代赋予的光辉。这类“新人”形象在文学中承担着弘扬社会道义、传达时代精神的使命，以及发挥着丰富文学内容、构筑社会风气的作用。

【关键词】 扶贫文学；“新人”形象；新农民；新青年；新干部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1-003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1.0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湖南扶贫文学创作现象及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2111527083）及2022年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新世纪乡土文学扶贫书写研究”（课题编号：22A0556）的阶段性成果。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响“脱贫攻坚战”的新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农村乡土题材分支被孕育，即扶贫文学。扶贫文学区别于传统农村题材文学和乡土小说，聚焦当下农村精准扶贫，映射出新时代下新政策、新生产迸发出的灿烂火花。广大湖南作家聚焦脱贫攻坚题材，积极投身扶贫文学创作，走进三湘四水的脱贫攻坚一线，以文学的力量记录脱贫攻坚战，创作出一批贴合湖南省脱贫实际、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筑梦——湘西扶贫纪事》《乡村国是》《三湘网事》《雪峰山的黎明》《家是最小国》《石头开花》等长篇报告文学；《青枫记》《火鸟》《守望》《相思山》等长篇小说；《天总会亮》等中短篇小说集，等等。这些作品大都延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村书写，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湖南乡村正在进行中的、如火如荼的奋斗图景，其中对人物的塑造呈现出崭新风貌。新农民、新青年、新干部等“新人”形象交相辉映，形象上除了对过去特征的部分延续，更闪耀着新时代的独特色彩，展现了脱贫攻坚战中不同“新人”形象的内涵和意义。

一、新农民形象：脱离封建藩篱，具备现代理念

20世纪早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大多数农民身上都带有浓烈的封建思想，且大多是悲剧性人物。比如鲁迅《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七斤等等，鲁迅带着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创作出了一群在封建思想压迫下愚昧无知、逆来顺受、冷漠麻木的农民形象。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引导性，农民形象中出现了有觉悟、会反抗的人物，但这个时期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作家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担当。比如湖南作家叶紫的短篇小说《丰收》就以云普叔父子呈现出新、老式农民的对比。土地改革时期，作家丁玲和周立波积极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讲话精神，创作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真实地描绘出了国家土改政策下鲜活而复杂的农村情况，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极具典型性。现如今，农民形象在扶贫文学中的突出特征也有了时代化的更新，湖南扶贫文学当中就出现了诸多典型的“新农民”形象，这类形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能力突出，具有现代化的发展理念。

这类农民形象的转型与时代的转变密不可分。正如《习近平扶贫故事》中所述：“农民的形象确实变了。他们脱去旧布褂，换上城里流行的时装；谈起商品生产，满口‘信息‘价值‘可行性研究等新名词，如果不细打听，都分不清他们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这些新式农民的共同特点是渴求知识，愿意和科技人员交朋友，解决问题有思路，办事情有眼光。”[1]现代社会的飞速进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巨大发展，使得时代风貌焕然一新，也更新了扶贫的方式，“电商扶贫”的理念应运而生。电商扶贫对于农村和农民而言都是新事物，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更在于重构农村的市场化体系、农民的身份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的现代农业文化。”[2]

《三湘网事》中的管小伟便是此类典型的新农民。出生于“中国黄花菜之乡”祁东县的管小伟16岁时跟随亲戚去了广州打工，但打工的生活让他非常不甘心。出于对电脑的好奇，他主动花钱学习打字，对网络的敏感又引导他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网店上的业务也从卖包、卖衣服和鞋子不断扩展，最终确定为家乡的黄花菜、菱角等农产品。管小伟在淘宝平台上的成功就是农业与电商的一次成功的结合，现代的发展理念对管小伟的积极影响也使他转变成了一名具备“农+商”双重身份的新农民。管小伟不仅具备传统农民身上顽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精神，同时又拥有新农民学习先进的现代思想、追随时代潮流的新特点。

这样鲜明的特点同样体现在《守望》中的“福蛋”身上。福蛋以“疯疯癫癫”的形象出场，书中的扶贫干部张天益第一次见他就予以“干部不像干部，农民不像农民”[3]的评价，可见福蛋从外形特征上已经与旧式农民有所偏离。不仅如此，福蛋在观念和行动上也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他率先发现“休闲旅游度假村”这个商机，以乡村旅游加扶贫的方式“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开辟了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为天井寨脱贫和乡村美丽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4]，带領村民共同富裕。无独有偶，《守望》中的程军翔也具备新时代发展观。他在天井寨野猪赛场的建设和发展中就不断更新旧式养猪模式，从营养学角度改变传统饲养方法，甚至还提出了“快乐养猪，养快乐猪”的新理念，养猪过程中遇到问题也不排斥向专家请教等等，观念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落实都是“新农民”程军翔所具有的新特点和新能力。

“扶贫其实就是通过思想启蒙和现代科技的推广对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从而使其树立科学意识，并由此自觉的走向现代化。”[5]无论是“管小伟”式的“新农民”，还是“福蛋”“贺军翔”等“新农民”他们能够做到自觉地跳脱出旧式农民思维的局限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者，而是转型成为商品售卖与交易者”[6]，他们用现代化的眼光考量农村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能力，能够以全新的身份为产业发展和农民问题做出贡献。

二、新青年：学习新型理念，返乡创业扶贫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青年形象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忽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在文学中的表征也是各具时代意义的。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在中国社会变革期间经常担当“参照物”的角色。作品将老一辈人与新青年进行对比，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就塑造了老干部郭振山和新青年梁生宝的形象。同样在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青年形象还有《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江涛和运涛等革命青年，这群革命青年是与旧社会和旧中国抗争的文学表征。在伤痕文学兴起时，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塑造了受到文革思想残害的青年形象谢慧敏。在先锋文学时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又塑造了一个未经世事、懵懂而热血的青年形象“我”……在如今已经迈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仍然是文学界予以持续关注的对象，在文学作品中又担当起展现时代精神的使命。在湖南扶贫文学中，新时代的新青年一大显著特点就是在外不断学习新型理念，选择返乡创业，支持家乡扶贫事业的发展。

在《霓虹灯光闪烁》中作者曾对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童市镇大糙村进行过描述：“年轻的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病残。”[7]这一表述实际上也正是目前湖南乃至全国乡村难以发展的重要缺憾——人才资源的流失。显然，“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都不断吸引着青年走出大山，离开农村，来到大城市发展。但是如今的新青年们已然不同，他们都自发地承担起家乡脱贫的责任，这群新青年们在时代赋予的使命感上的强大自觉，再加之国家政策的充分支持，都使得“返乡青年”这一身份不再罕见。

《三湘网事》中的《在山之腰》一文就讲述了罗雪刚的故事。罗雪刚少年时期经历高考失利，但他选择了复读。“选专业的时候，他进行了很认真的思考，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到大城市去读书……他读大学专科时选的专业就是电子商务。”[8]对时代发展、国家政策的关注让罗雪刚对电商的未来充满信心，也让他坚定地走上了返乡创业之路，他想到了将电子商务与豪猪养殖业结合。但罗雪刚返乡创业的行为还是遭到了亲戚朋友的冷眼：“父母花了几十万元将我培养成一名大学生，送我出去读书，我又回来干这个，他们都想不通。”[9]但罗雪刚越挫越勇，用行动展现扶贫的决心，用成果抚慰家人的担心。现在的罗雪刚已经在家乡龙潭沟村建立起了豪猪养殖基地，基地不断扩建，销售额也处于稳步增长中。同样返乡创业的还有《惹巴妹》中的谭艳林。16岁的谭艳林外出打工，凭着一颗上进的心，她自学了电脑技术和英语，后来依托电商平台回乡创业，不仅帮助了无数留守老人、妇女和残疾人打开了摆脱贫困的窗子，还使得土家织锦这门民族手艺走出了国门，享誉世界。《鲤鱼“回农门”》的“鲤鱼”夏志敏也依托电子平台，让赛阳村红茶得以焕发生机，带领村民共同奔向小康社会。

《石头开花》中一个个充满智慧之光的扶贫故事里，也有“新青年”的身影。“一个名叫丁世举的年轻人，竖起了张家界乖幺妹土家族织锦公司的大旗。”[10]丁世举出生于贫困大山之中，毅然放弃广州外资企业的工作，回到张家界。他不仅看到了土家织锦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发掘了其文化价值。短短几年内，他就建造了“乖幺妹”生产基地，推出了上百个品种，使产品远销几十个国家与地区，使得土家织锦重新焕发了生机。他怀着对土家织锦的热爱之情，开启创业扶贫，保护一门手艺，造福一方人民。

“返乡青年”们在家乡的气息里流连忘返，被乡村哺育的他们在外学有所成后就选择了返回家乡，反哺乡村。回乡创业之路艰难重重且时常冷眼相伴，面对着家人的不理解，相信他们努力换来的成果也能替他们回答。正如《三十岁，回乡去》中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绿水青山更是回乡青年们的金山银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金山银山。”[11]

三、新干部：坚定初心使命，用心真抓实干

干部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过去文学中塑造的干部形象多以正面人物示人，比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中精明干练有头脑、坚决果断有魄力的杨小四副主任、《三里湾》地做事积极投入、领导认真负责的王金生党支部书记；柳青的《创业史》中的积极聪明、勤劳能干、公道善良的梁生宝组长，等等。作家在塑造干部形象时，多出于对“创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原则的考虑，因此，以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农村优秀党员为原型进行文学再创作，就大多表现为正面人物，甚至有些可能是理想的化身。但负面形象的干部角色也同样存在。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就塑造了一个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自身名利的党委书记杨文秀；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中也对残忍自私、滥用私权的劳改场秦副局长进行了描述，等等。

但新时代的干部形象与过去相比，也有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农村党员要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要做新风尚的示范人，要做和谐的引领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12]这一主张反映到湖南扶贫文学作品中，就体现在其所呈现出来的“新干部”形象是更纯粹和更坚定的，其中包括本村的干部，扶贫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他们坚定初心使命，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用心做事，真抓实干，具有一种顽强的务实精神。

韩生学的《家是最小国》中的《鸟儿回来了》一篇中所写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支书龙书伍就是典型的新型村支书。龙书记对于脱贫攻坚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充分展现着引领新风尚、真抓实干的精神面貌：“扶贫，更重要的是要扶智和扶志，要从人的心上做起……‘心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13]村支两委和工作队也基于如此共识，组织丰富的扶贫活动，让群众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家在扶贫工作中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的问题。《石头开花》中时任武陵源区湖乡鱼泉峪村村支书的周怀富，组织村民讨论脱贫致富的路子，以当地贡米为切入点“成立鱼泉贡米生产合作社”[14]，周怀富还带领村民学习现代农业技术，打造贡米品牌形象，使当地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除此之外，驻村干部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向贫困地区选派干部驻村帮扶，实施干部资源‘注入，是推进精准扶贫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15]严峻的脱贫攻坚形势，催生出了创新性的扶贫举措，其中就包含了一项重要制度，即选派优秀干部到村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以及组建扶贫工作队，合力走进脱贫攻坚一线，为扶贫攻坚注入新的有生力量。

《一个扶贫队长的日记》一书详实地记录了湖南省益阳市桃花江镇大华村扶贫干部朱明星在駐村扶贫期间的所见所感以及所思所做。在第一篇日记中，朱明星就谈到自己意外受命时的感受：“在接近退休之龄，被局长选定为驻村帮扶队长兼第一书记，我既亢奋又忐忑。”[16]在驻村扶贫期间，以朱队长对首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始终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扶贫的终极目标，并始终坚持“驻村驻心，扶贫扶志”式的帮扶[17]，真正做到了用心、用情、用力抓扶贫。《守望》中的张天益放下身段、为民谋利的行动的感化下，他从初次来到天井寨遭受村民示威到后来与村民齐心协力抗击贫困，并且村民对其第一书记的工作和身份也从不理解到最终的支持与配合。朱明星和张天益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新干部”的纯粹坚定和真抓实干，也正验证了“村第一书记只有沉下心来，做足吃苦受累的准备，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下定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决心，直面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并结合村庄实际，力所能及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才能赢得群众的交口称赞。”[18]

《横批：我“脱单”了》中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所说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惩罚一个人，而是教育一个人、挽救一个人”[19]将新干部的用心务实体现得淋漓尽致。《姑娘问：“还是不是单身？”》中也通过村民对干部进村的印象转变侧面体现出扶贫干部的“新”来。村民杨再康在外打工，“听说扶贫工作队进村后，他开初也没多少兴趣，因为他看得多了，工作队一来，大张旗鼓地搞些宣传，然后给几个贫困家庭几百元钱，照照相，就算完事。然后，这一次，让他感觉很不一样，不但通路、通水、通电，为群众整修房子，鼓励大家开‘农家乐，还让群众入股建起了合作社，最为重要的是，还在家门口为村里的光棍汉办起了‘相亲会。”[20]杨再康的感受正是整个十八洞村，甚至整个湖南省、全中国贫困地区百姓真实感受的缩影。

无论是村里的村干部，还是选派而来的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从扶贫的成效、百姓的态度等中都能看出干部群体身上的“新”气象。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扶贫干部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证明，他们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走过场”“面子工程”，他们是真切地关照百姓贫困，真心地为百姓服务的一群新干部，这一类形象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结语

新时代孕育新文学，新文学记录新时代。湖南作为“精准脱贫”的首倡地，各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文学界也不遗余力投入湖南扶贫文学的创作之中。作品中呈现的不仅是脱贫攻坚的艰难场面，更是在讲述时代故事的同时描述了无数投身其中并贡献力量的人们，更体现着不同身份的群体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所闪耀着的特殊光彩。新农民们乘上了电子商务的东风，正在互联网的浪潮里乘风破浪，把乡村的产品、文化推向全国乃至全球；新青年们手中握着中国的未来，正不懈努力，只为了心中的理想——农村不再只是落后贫穷，农业不再只有困苦艰辛；新干部们俯下身、埋下头，心心念念困难群众，求真务实地干好、干细每一件事，为人民谋幸福。湖南扶贫文学通过对新农民、新青年、新干部形象的整体性把握，充实扶贫文学的实质内容，凝聚起农村扶贫生活中的攻坚力量和奋斗精神，增添作品的文学性、现实性以及社会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新人”形象的特征，而且也密切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以文学之力构筑起新时代中国的崭新气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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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茜，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